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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黑暗---王希哲自传
(一)
作者: 王希哲

共产党说,它是灯塔,它是光明。人类只有在它的指引下才能得救。我下面的故事
是写一个青年(后来他老了)怎样一步一步远离了这灯塔的照耀,走向黑暗的。
 

一、蒙昧的年代

  一九六二年,我十三岁。按那时的说法,
由于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的背信弃
义,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回学校的一路上,都能看到弃婴。
到处是浮肿的人们。
我父亲所在的武汉电影制片厂,从导演到职工只好以吃高梁,吃小球藻和打太极拳来救饥和
救病。
  在此三年之前,是一个狂热的时代,那是大跃进。
我父亲从上海来到武汉,援助建设
武汉电影制片厂。在遍地饥荒之中,现在“下马”了,按照中共“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
父亲又与武影厂的骨干陶金等一起调到了珠江电影制片厂。从此,广州便成
了我的故乡。
  我学俄语。我进了广州第十七中学住读。这间学校在山灵水秀的越秀山麓。学校图书
馆的李老师很喜欢我,要我帮她整理图书,我当然乐意,因为可以读书。我读了《斯巴达
克斯》和《拿破仑传》。我特别喜欢让女孩子知道我在读这些书。
  
  第二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地震:中苏论战开始了。在宿舍里,
我很仔细地听
高年级同学议论邓小平、彭真赴苏的会谈。
我也仔细地阅读了一论和再论《陶里亚蒂同志
同我们的分歧》直至后来的“九评”。甚至为了学好俄语,
我还直接地以中俄文对照的方
式读《关于斯大林问题》,
从此发生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在后来的李一哲驳宣
集文的系列大字报里还能找到此时的“九评”对我的影响。
  这时,我也注意到了国内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围绕李秀成评价问题,
戚本禹派和罗
尔纲派激烈地辩论着。在那时少年的我看来,
戚本禹实际上是在重围中作战,姚文元更是
呼啸着抗争着周谷成、邵荃麟等的围攻。
我把他们的文章都剪了下来,收集起来。我同意
戚本禹对李秀成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评价,
我更叹服姚文元的胆魄和逻辑推理的战无不
胜。在姚的文章面前,
周邵一类文人的立论显然是躲闪的,软弱的。请原谅六十年代初的
这位十四岁少年,
他那时不可能明白,这种软弱和躲闪并不是姚文不可战胜的结果, 而
是面对着姚的后面那不能不低头的压倒一切的官方意志的结果。
  随着姚文元、戚本禹对海瑞的批判,国内政治空气极度紧张起来。
在我高中一年级学
期即将结束的时候,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被揭露了,
我们高一(2)班发生了
一次关于彭德怀问题的辩论。班长,
解放军157医院院长的儿子马克东认为彭是内部矛
盾,是年老了,跟毛主席不上了, 才去“稍息”的。我力争,
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紧
急关头彭德怀既然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并得到了右派那样的赞赏和极力为他翻案,就说明彭
是敌我矛盾。随着,彭真、
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集团被揭露,小道消息传来,更震惊
了我们。 结合苏联变“修”的宣传,那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聂元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广播,
对陆平、彭佩
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的责问,在全国上空轰响。
刚好学生饭堂的墙报轮到我
们高一(2)班编辑,
我便写了个评论“十七中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马克东
说,他是班长,但他不能对这版墙报负责任。 我说,“我是宣委,我负责任。”
  六月五日星期天,下午要开班干会。上午,
珠影演员剧团团长张早的儿子张沙俊告诉
我,他们学校(华师附中)闹起文革来了,大字报已贴满了校园,
直指校党委书记麦某,
揭露他是“小邓拓”。我立即回校。班委会上,
我把华师附中运动的状况告诉了大家, 并
建议班委会的议题改学《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班主任李翠云支持了我的建议并立即
派闫历、郑子华、邓志去华附取经。
同学们也闻讯赶来。那是一个不眠之夜,大字报立即
布满了学校。
我干脆把“十七中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抄成大字报贴在垒起在大
门正中的书桌上。 运动开始了。
    六月七日,教育局工作组进校,一进校便挑动高三的同学来监视我们,
围攻我们。我
后来的战友陈一阳也参加了围攻。气势汹汹的质问大字报贴进了教室,并宣布复课。我们
高一班坚决不复课。
当晚由高一级的团员骨干谢良骥等(大多为干部子弟)主持,开了一
个师生串联会,反驳了对我们的指控,
并提出口号:“教育要革命,我们要革命!”会上,
五位年轻教师表示支持我们。   
  市委工作队也进校了。我们惊讶的是,他们并没有如报纸上鼓动的那样,
来支持我们,
进校第三天工作队便伙同党支部搞了场大规模的“打狐运动”,把六.七会议打成“高一黑
会”,把支持我们的五位年轻教师李翠云、杨爱梅,谭秀琼、丘瑞霓、张壮欣打成了“狐
狸帮”。李翠云面色惨白,张惶失措,
已经与丘瑞霓私下讨论今后怎样好好劳动改造争取
早日脱掉右派帽子的问题。谭秀琼哭哭啼啼,好象末日已经来临。杨爱梅倒从容不迫,谈
笑如常。 她丈夫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江帆。
  高一造反的同学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我自然首当其冲。我很难过,
心情矛盾而苦闷:
“工作队是毛主席派来的,当然要拥护,要相信。
但为什么恰恰这五位支持我们的年轻教
师都是右派呢?真的我们做错了?
”我把心事告诉了同学莫庆梁。意外的是,他听后却悄
悄地告诉我,
原来他是工作队布置他故意接近我来刺探我的思想的。现在却被我感动了。
他愿意与我共同来调查这个事件, 为这五位教师辩护。
  工作队发现了我为抵制他们而进行串连的苗头,便要我去参加博罗县的抗洪。那时,
对领导的安排是不会讲价钱的。我去到博罗,举目是汪洋一片。
农民告诉我们,这下面都
是庄稼。我和抗洪的同学睡在冲毁的一座堤坝上的席棚里,
每天轮流担泥筑坝。就在大坝
合拢的时候,我得到消息,北京开了会了,
否定了工作队压制革命师生的错误。果然第三
批工作队下来了,并迎接我们回校。
  我回到学校连络莫庆梁、廖广生等,
以“刺刀”小组的名义写了一张大字报“揭开打
狐运动的黑幕”,炮轰工作队和党支部。而何志波、周继能、
李小平等同学则以“澄清”
小组的名义,对我们的大字报进行反驳, 这便是我校两派形成和发展的滥觞。
  在一片“文化大革命万岁”的浪潮中,
广州各报登载了市委文教书记薄怀奇接见十中
女学生刘肖芳,支持其“革命行动”的报道。
十中党支部便成了文革中第一个被抛出来的
黑党支部。王继新、栾勃的工作队开大会,
宣布支持我校师生前段的革命行动,号召揪学
校和教育局的“小邓拓”、“小赫鲁晓夫”。
同时,他又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口号下,宣布
“爱揪谁就揪谁,爱斗谁就斗谁”。
  这一下就象炸了锅。学生的乱斗活动立即野火似的蔓延开来,
纸糊的高帽子到处戴,
教师一片恐慌,朝不保夕。有些教师恐怕我会组织学生斗他(她),
不断地私下找我求情。
我虽然从来没有斗过老师,
但也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大错,以为不过是《湖南农民运动考
察报告》所说的“矫枉过正”。
  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十六条下来,工作组形式被否定,并撒出,
斗教师的风潮才渐
渐平息下来。
  八月十八曰,毛主席戴着红卫兵袖章上天安门检阅了数十万红卫兵。
红卫兵运动迅速
兴起。他们冲出校门,斗志昂奋,四处寻找着“革命”的目标。
他们抄了“四类分子”的
家,把他们拖出来殴打。他们剪喇叭裤,剃“飞机头”,
把“封资修”的书扔进火里,又
把“封资修”的遗物砸烂;
他们把大街小巷一切不顺耳的路名,通通改过来,“革命化”
了。这些路名, 十多年后又在否定文革的方针下通通复原。例外的是,
十七中学生黄建
言(我井岗山公社的“兵”)砸烂了“永汉路”的牌子换上了的“北京路”,却奇迹般地
保留到了现在, 给那个时代的过来人留下了一处难得的怀古凭吊之地。
  大串连迅速兴起。工作队留下的校“筹委会”却关紧了铁门,
贴上标语:“要革命的
留下来。”为此召开了辩论会。一位年轻教师激烈地反对外出串连,
认为学生走完了,就
会影响对工作队错误的批判。陈一阳也反对串连。他说,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
口尝一尝梨子”。而这梨子就是本校的运动。
我上台争论说:“在群众尚闹不清什么是正
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的情况下,
发动大家先出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就显得十分必要。
光吃梨子不会知道梨子的滋味,
只有吃了苹果再吃梨子才会更清楚梨子的滋味。”同学们
呼喊着同意我的意见。
筹委会主任苏英也表示赞同了我的意见,愿意开证明给同学们出外。
铁门冲开了,同学们都浩浩荡荡地涌出去了。
  我到了北京,住在北京航空学院。十一月三日是难忘的。
我随200万红卫兵的洪流
在排山倒海的“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中缓缓地淌过了天安门广场。
一大早,队伍已经集
结,当我即将进入广场时,天巳黄昏,
远远只见毛主席在天安门的一角向手持红宝书疯狂
跳跃的千千万万红卫兵挥动着军帽,周恩来、
陶铸轮番地焦急地劝导着同学们快点走。 我
暗暗地在心中向伟大领袖宣誓:“毛主席,我永远忠于您,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
行到底!”
  北航的大字报极多,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是,
《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大字报历
数了彭、罗、陆、杨的罪行和他们“窃据”的地位,
历数了贺龙的“二月兵变”和刘、邓
的错误。说是八届十一中全会是自遵义以来,最紧急,
最关键的一次会议,毛主席又一次
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读了它,
不能不使人感到红色江山危危乎殆矣,文化大革命真是
及时的了!
  那时,东北的哈军工“造反团”和“八八团”好象把整个北京占领了。
到处都是他们
的大标语,互相攻击,闹得很凶。我想,出来无非是取经,
取经就要从典型入手。于是我
决定到哈尔滨去。自十二岁离开武汉之后,好久没见过大雪了,一见东北的冰天雪地好亲
切。
  我住进了林学院。
我索取了造反团和八八团两派的资料并阅读了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
各方面的小报和资料,觉得潘复生和潘复生支持的造反团是正确的。
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
与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相符的。
甚至林副主席都支持造反团,为此还发
表声明与他参加八.八团的女儿林小琳断绝关系(后据说,是叶群所为)。
  在林学院,我还亲眼看到了一种奇观叫“打、砸、抡”。凌晨,
我被激昂的大喇叭广
播声惊醒,窗外,传来部队跑步前进似的一片急促的“咔咔”声。
起身一看,大队的造反
团红卫兵正朝八八团的总部冲去。一会儿,
八八团愤怒抗议的喇叭声里传出什么东西倾倒
的嘈杂和一阵女声的尖叫,便静止下来,
寒冷的夜空中,剩下的只是造反团的喇叭兴奋的
呼喊。别人告诉我,
这是造反团把“老八”的窝给砸了。我被惊呆了:“原来还可以这样!”
又想,
“大概这体现了‘革命是暴动’吧!”以后,便也司空见惯了。              
  从哈尔滨出来去了趟大庆。我是一心“革命”的,
没有别的红卫兵那样一种乘机游山玩
水,全国乱逛的兴趣。串连考察一个月后,我巳是归心似箭了。
  
 
 
 
 
 
 
 
 
 
 

二、 广州的风云

  大串连开拓了我的视野。回到学校,我开始把眼光向社会延伸。
  正当此时,广州发生了一件震撼白云山的大事--《红卫报》,
即原《羊城晚报》被
封了。这一下,运动原还相对平静的广州象丢了炸弹, 全城立即翻滚了起来。
  原来,即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里,
中共中央也没有能够同意工人的造反
活动,特别是不允许他们成立跨单位、跨行业的组织。
直到上海工总司造反,安亭事件发
生,张春桥按毛泽东的意思与工人达成协议,
承认了工人造反组织。在既成事实下, 中
共中央不得不另行发布文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
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
  这样,全国各城市的工人运动才渐次发展起来,
使文化大革命真正进入了高潮。
  1966年12月13日,以武汉红卫兵三司牵头,联络中大831、
华工红旗、珠
影东方红、哈军工造反团等,逼中南局书记金明签字, 一举封掉了《红卫报》。
  这个行动在广州特别引人注目,
是因为它是一群南下学生的联络站发难的。他们的目
的,一是以此为突破口,揪出陶铸;二是为了加快激化广州运动的矛盾,把广州运动推向
高潮,带着勇敢的性质。
  广州市民早已听说他们在北方封了《解放日报》、《长江日报》了,
现在又目睹他们
跑来广州封报。矛盾确是激化了。
  六十年代广州市民的思想尚普遍排外,在此之前,
南下“破四旧”所谓“打狗”的红
卫兵,就已不时遭到成百上千市民的愤恨围攻和殴打。甚至赵紫阳、
金明亲自到场也无法
制止。《羊城晚报》 是他们最喜爱的报纸。虽然文革开始后,“通俗性”、“趣味性”
巳荡然无存,但习惯还在,喝夜茶的工人大佬们,
上茶楼的时候,少有不抓份《羊城晚报》
的。
现在这张报纸却突然被那些来广州包办革命的外省“佬头”封掉了,如何不使他们愤
怒万分!
  丰宁路羊城晚报社一带每天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反封派被骂作是“老保”,要保放
毒的羊城晚报和中南局宣传部; 封派则被斥责为企图封锁毛泽东思想的传播。
  我对这个事件一开始就是反对的。我认为在“十条”刚刚下来,广州运动还没有得到
充分发育,也没有事先对《红卫报》作充分的批判,
使人理解的情况下突然地、冒险地把
它封掉,
势必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工人群众赶到革命的对立面去,何况,某
些人正是企图这样做来显示自己“革命”。
哈军工驻穗代表林云给广州军区的报告信里就
说:“把广州工人革命造反派队伍推上广州政治舞台的是封《红卫报》事件”。
“封与反
封的斗争实际是‘革’与‘保’的矛盾在当时的尖锐反映”。我不赞成。我担心,
这会给
广州今后的运动带来极有害的后果。
我以“十七中红旗公社”的名义在丰宁路报社前贴出
大字报和标语组,主张恢复出版红卫报,然后以新红卫报批判旧红卫报(羊城晚报),

样做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但这些大字报和标语“人微言轻”,
没有得到任
何的响应。
  果然,运动的发展证明,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不到一个月,
上海兴起了“一月风暴”。
毛泽东高度赞赏了《文汇报》的夺权斗争,
二报一刊社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
夺走资派的权”。一月二十二曰,广东夺权开始, 中大红旗闪电般地站了出来。
它是广
东学生企图摆脱北方学生操纵的第一次独立行动的尝试。
显然它也看到了封《红卫报》由
北方学生牵头造成的广东工人发自地方主
义潜意识的反抗。但也正因为如此,又引起了北方钦差大臣学生的不满。
使它一开始就陷
入了宗派利益的争执中。中大红旗、
珠影东方红等组织几乎是孤家寡人地宣布向广东省委
夺权。
  面对夺权,赵紫阳很识时务,立即召开书记处会议,发布“告全省党员书”,没有任
何抵制交出了大印。省革联成立。
  但省革联无法实际运作权力。他们只能向各部门派出形式上的监督小组。
权力的实际
运作,仍由省委、省政府及各职能厅局原班人马执行。
  “唯我独左”的省革联对反封派甚至对异已的造反派的排斥激起了反封派和造反派反
对派形成的联合阵线的更猛烈的反抗。他们把省革联夺权视为阴谋,视为造反派与走资派
相勾结搞的“假让权真复辟”的闹剧。他们要“打倒赵紫阳,绞死省革联”。挤满了中山
五、六路、北京路一带的两派游行队伍和两派的高音喇叭互相复盖,日夜不停地对骂。
  一月二十五日,
公安系统反省革联的多数派在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邹力志领导下,
向省革联驻公安局监督小组发起反夺权,
与省革联派的“公安红旗”发生了冲突。广医红
旗、省直站与其他一些工人组织闻讯赶到,
冲进了公安局以省革联名义逮捕了邹力志,制
止了反夺权。
同时已经掌握在省革联手里的《广州日报》发表社论把1.25反夺权宣布为
反革命夺权,使得支持省革联与反省革联的矛盾更加激化。1.25警察开着成百辆的警车
和消防车上街游行,与原反封派的队伍合流,形成了反省革联的铺天盖地的声浪。红旗工
人、红农友、 广医红旗等大批省革联中坚宣布退出了省革联,
大多外地驻穗学生以“新
北大”为代表也指责省革联。赵紫阳一看不妙,为脱干系,也贴出了“踢开省革联,
彻底
闹革命”的大字报。此时站出来反潮流,
写出“为什么我们要在战火中参加省革联”的,
仅有崔文涛、刘克为代表的省文化局造反派了。
  省革联“黑云压城”岌岌可危。为稳住阵脚,
它决定在中山纪念堂召开一次大型辩论
会。我感到这次辩论会将会直接影响省革联的命运。
我巳决定必须支持省革联。汲取“人
微言轻”的教训,我想寻求支持。我立即赶到省委,
在省委办公大楼找到了进驻在那里的
北师大井岗山联络站的谭某。
北师大井岗山是个有影响的组织。我巳与谭某数次交换过对
广州运动的意见。
他那时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省革联。我对他说,省革联目前的形势巳相
当紧急,
希望他能参加这次辩论并发言。我谈了三点意见供他参考:一,省革联虽有关门
主义的错误,
但它是新生事物,依据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态度,应支持省革联;二,省革
联应该改正错误,立即改组,
把造反派和反封派中的所有造反派(在本单位造走资派反的)
吸收进省革联;三,省革联如果一垮,会立即引发排斥造反派的再夺权,
整个广州运动就
向右转,不可收拾了。
  谭某没有反对我的意见,表示到时一定去。
  辩论会那天,台上台下挤满了人,外面的人流还在不断向纪念堂涌来。
大会主持人立
即决定改到越秀山体育场举行。不多时,能容七、
八万人的体育场已经全部坐满,只见漫
山遍野摇旗呐喊。1.25警察大队人马扛着旗从正门牌楼进场,直逼主席台下扎寨,然后
也是呐喊。开始的发言不甚激动人心。然后谭某上台了,自报北师大井岗山,引起一阵欢
呼。他的发言慷慨激昂,条理鲜明,
出乎我意外的却是历数省革联的罪状。这些罪状并不
新鲜,
无非说省革联不是革命的夺权而是阶级调和,排斥大联合以及把数千造反派警察打
成反革命等等。 这位优秀演说家每数一条罪状的最后,
都要安排一个煽动性的自问自答
句:“这难道是大方向正确吗?不,一千个不正确,一万个不正确!
”每问之后就是山摇
地动般的欢呼和响应:“一千个不正确,一万个不正确!”下面的1.25警察更是激动地
把大旗舞得哗啦啦响。我一见不妙,立即上前站到话筒前面就要发言,
不料一个面圆圆的
小个把我挤开说:“我是中大的,我先说几句,
”他把双手插在一件敞开的旧棉袄里,傲
然地自报家门:“我是中大红旗的张尔纲。”也引起一阵欢呼,
但他似乎意识不到谭某刚
才的犀利发言造成的反省革联派的压倒气势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没有针锋相对地予以反驳,
却仍是自话自说地讲了一通1.22夺权的过程和省革联不怕压迫的空话,引起一阵又一阵
的倒彩。他讲完,我欲再讲时,
主持人宣布散会了。我长叹一声知道,大势巳去了,省革
联完蛋了。果然, 这次大辩论之后,省革联便一蹶不振,
广州的大街小巷除了倒吊着写
着“省革联”的稻草人外,再也听不到拥省革联的强一点的声音了。
  赵紫阳被认作是阴谋家,不停地被两派拉出去,作不同方向的批斗。
  二月底,广东军管。为杀鸡警猴,黄永胜立即取缔了跳得很高的珠影东方红、电台东
方红、八一战斗兵团和红农友等组织。广州运动立即全面萧条。
  四月中,周恩来总理为处理春季交易会事务来到广州。
他批评了广州军区,肯定了1.
22省革联夺权的方向。他老练地看到,省革联的垮台,主要是因为外地学生企图在广州
包打天下而再夺权造成的。为此,他批评了清华井岗山、
新北大等。他为珠影东方红平反,
造反运动再次复苏。
  反省革联的造反派并没有因反省革联而减轻广州军区对他们的猜疑和压迫。省革联垮
台,广州军管,果然使他们尝到了“整个广东运动向右转”的受压滋味。为回头评价三月
的军管,一切受压的造反派自然认为是糟得很,黑风滚滚,
故称黑风派,为首的组织多以
“红旗”命名,便称“旗派”;原反封派则认为好得很:“三月东风浩荡,军管成绩辉煌”,
故称“东风派”。
  四月底,我校以我原“红旗公社”等为主力,
联合其它十几个组织成立井岗山公社,
并加入了以中大红旗为首的红司。             
  “新北大”在“三月黑风”中的表现,特别使得广州造反派们刻骨憎恨。
新北大走访广
州军区后抛出的文章《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不但在广州各报登载,而且由军管
会专印了数十万份在全省散发。广州的造反运动一复苏,
广州各中学造反派头头本身的组
织“革命钢杆”(我也在其中)便立即把批判的火力喷向了它。
  接着,又是“革命钢杆”,发起了烈士陵园5.3绝食斗争。企图从营救省直站头头项
明入手,营救“三月黑风”中所有被捕的造反派知名人士。
  绝食斗争得到了中大8.31、暨大东方红等的支持和参加。这是文革中广州第一次也
是唯一一次大规模的群众绝食斗争。全市许多组织纷纷参加或游行声援,声势浩大。
  项明是军管后被所谓“群众扭送”到公安厅的。
公安厅二办负责人宫本德拒绝释放。
绝食到第三天,谈判毫无进展。“绝食指挥部”发布《向毛主席宣誓书》,宣布750名
绝食代表即刻起“绝食、绝水、绝盐、绝医”。 昏倒学生猛然增多。
  第二天,5月6日,黄永胜在军区接见中大红旗代表,
表示公安厅二办扣留项明理由
是站不住脚的,应立即解决项明问题,同时表示愿意接见绝食代表。
  随之,项明获释。项明来到绝食现场,流着眼泪表示感谢大家。
但绝食队伍仍没有撤,
要求为项明彻底平反并释放所有被捕的造反派人士。        
   正当此时,中央文革来电:

    广州静坐绝食的群众组织:
  1,  希望你们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不要采取绝食行动。 要吃好饭,
    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
  2,  请你们推举代表与军管会负责同志协商解决。 集结的队伍请你们回
    去。
  3,  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学生和有关单位共同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

                    1967年5月6日23时

  蔡登望(中大头头)和革命钢杆头头黄婉(二中)坚持认为不达目的不撤。亲自参加
并指挥绝食的红司司令武传斌想撤,但拿不定主意。
我和陈一阳见情况紧迫找到武对他说:
“不要犹豫了,必须撤。
同学们都巳饿昏了(武这时也饿得说话没力了),中央来电后,
人心巳经浮动。再不撤势必变成抗拒中央文革,
群众也就不好再声援你了。”武得到我们
的支持,终于下决心撤。
 
 反撤派不服,翌日在广医开辩论会,(“革命钢杆”的总部设在那里)黄婉激烈地攻
击了武传斌和我的“右倾”。我起身反驳了她,
我说:“毛主席说:饭要一口一口吃,仗
要一个一个打。革命只能一步一步去达到它的目的。
企图用一次激烈的行动,就把什么目
的都达到,甚至中央文革来电都拒绝执行,
只能使我们脱离群众,变成少数人的冒险,这
就不是我右倾而是你左倾了!
”在场的人们给了我热烈的掌声,包括辩论会的主持人,中
大八.三一头头黄意坚也给了我赞许的微笑。昨天,他还是反对撤的。从此,武传
斌就和我
很熟识了。
 

三、 血染的青春

  一九六七年春夏,在反击所谓“二月逆流”之后,
中央文革坚持着文化大革命的上海
模式,即支持造反派,瓦解“保守派”,最终实现以造反派掌权。
这个模式在五月六日成
都“132厂武斗事件”发生后,又一次在四川获得了“成功”。于是他们着手在解决武
汉问题时也按照这个模式进行。 但这一次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顽强抵制。
  因上海模式并不牵涉军队问题。但“一月革命”引起大混乱后,
实行的各省全面军管,
使各省问题的解决,都必须首先过军队这一关。
军队是少有喜欢造反派的(怀仁堂的“二
月逆流”是它的上层表现)。这样,当毛泽东来到武汉视察,谢富治、王力奉令要求武汉
军区陈再道改变方向支持“三钢、
三新”造反派以瓦解“百万雄师”时,中共军队史上从
未发生过的大规模兵变事件便爆发了。警卫武汉的独立师8201部队造反,绑架了谢、
王,逼迫中央文革。 这便是震惊全国全世界的武汉“七.二0事件”。
  这次兵变虽在武汉空军、东海舰队的急速干予下平定了,但却使毛泽东、
中央文革认
识到了军队问题对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影响。
他们仍然没有放弃上海(四川)模式,他们
决定着手解决军队问题。7月22日,江青号召造反派在“百万雄师”这样的保守派面前
“文攻武卫”,林彪则走上天安门, 号召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在这一形势下,广州军区感到危机,因“三月黑风”后,
广州的造反派以中大8.31
为首早已发布了炮轰黄永胜令,把矛头指向了他们。
  武汉“七.二0”事件及中央文革号召“文攻武卫”之后,广州的武斗气氛急速上升,先
后发生了“七.一九糖厂事件”,“七.二三中山纪念堂事件”,
“八.九中南林武斗事件”
等。
  对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我和我领导的井岗山指挥部是拥护的。
对于武斗这
样一种准军事斗争,在那时的我们看来,
是一种文革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到了白热化
的最后阶段的必然产物,
特别是当斗争的锋芒是指向军内走资派时,更是如此。作为一个
毛主席的红卫兵,
既然誓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么面对武斗又有什么
可怕呢?
  八月十一日,这对井岗山公社来说是黑色的一天。中午,
我乘车去司令部开会,到中
大听说中央文革代表下飞机后便遭到了绑架,很可能会发生广州的“七
.二0事件”。头头
巳到广州兵团组织兵力去了。我马上赶到七中,
见到一车一车全副武装架着机枪的广州兵
团战士已在开出去。“八.三一”的陈子均说被绑架的是金敬迈,头头已走了,暂没有十七
中的任务,要我赶回学校待命。我心急似火,催司机快开,谁知“文革牌”的司机李穗昆
在下东山铁道急转弯时竟翻了车,
好在我伤不重,,吩咐将伤重的人送去中山医学院, 自
己便拦了部车继续往回赶。同学们一听这消息,义愤万分,纷纷请战。虽然这时我们已有
了几支枪,
但仍觉执行任务不够。欧志武提议马上行动抢一次枪,说空军后勤可能有。 事
情紧急,我同意了。
  曹敏松、郭耀昆从6路汽车总站强借了一部“火柴盒”车,争着做司机,
我决定曹敏
松开。(后来回想,才庆幸我这个决定救了一车人。
)大家挤了上去,有数十人,车顶也
坐了人。空军后勤就在我校的对面,
空军与造反派的关系历来较好,因此我们从来也没有
吃过“窝边草”,这次事急,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车绕到环市路电视塔前停下。那时的环市路还是郊区,荒无人迹。
我们攀过铁丝网,
趟过齐腰的矛草,转过山包便见到了一排排营房。
大队人马乱嘈嘈冲了进去。营房却不见
有枪(原来抢枪风潮开始后,
部队已奉命将枪坚壁起来了)一些人只好顺手捞了些军装和
钢盔。
  出得营房,部队已经列队,敲锣打鼓呼喊口号:“向革命小将学习!
向革命小将致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羞愧万分,
不敢让他们看见是“邻居”所为,命令大家
赶紧从原路撤回。
  没有抢到枪,欧志武仍坚持要去白云机场。我不同意,认为情况不明,
司令部并没有
给我们这个任务,还是回学校待命。
  绕大北路经德宣路,车过中山纪念堂,进入省人委地段,突然遭到猛烈伏击。枪声噼
噼叭叭地响。我只觉臀部象猛挨了一棍,麻得很。向外一望,
只见一个家伙正倚着省人委
大门柱举步枪向我瞄准。坐我前面的梁江平钢盔已经穿透,
白色的脑浆直冒。我马上大叫:
“趴下,冲出去!”十六岁的小个子曹敏松一听枪响,机警地蹲在方向盘下,以两侧楼顶
定方向,刹时间冲了出去,
驾驶室的玻璃全是弹洞。他个子这样小,又蹲下,头皮仍被子
弹划破。若是大个子郭耀昆,
那就完了,他必死无疑。司机一死,满满一车人的伤亡就更
是无法数计了。     
  曹敏松冲出火网就大喊:“细佬(我的绰号),车往哪里开?
”我回道:“直开中山
医!”
  车到中山医,竟停不下来,顺坡直冲了下去,原来刹车系统已被打坏。
曹又急问,怎
么办?我命令道:“撞墙!”曹敏松猛一打舵,
车跳上了人行道撞穿了执信路口邮电局的
一堵墙,才停了下来,街对面东山消防队立即过来抢救,
将伤亡人员抬进医院急救室。我
支持着自己走过去。医生为我取出弹头。
我听说罗干英伤势最重,一排子弹扫过肚子,肠
子出来了,极为痛苦。
  晚上,同学们送消息给我,死亡五人,轻重伤十几人。
指挥部人员负伤的便有我、罗
晋江、欧志武。欧志武重伤,子弹击中脑部,幸好车分秒未停,送院抢救及时,不然便没
救了。
  我悲痛极了,陈一阳也悲痛极了,握着我的手疯狂似地喊:“报仇!报仇!”
  “8.11事件”,是广州市区发生的第一起伏击事件。紧随我校之后,又有几辆过路
车被打翻,死伤多人。主要凶手,人民汽车“615”的沈志华、
黎子昂后遭逮捕,下落
不明。
  十四日,武传斌在陈一阳陪同下来看我,告诉我鉴于广州治安已近瘫痪,
红联红警司
已经成立,并着手接管治安工作 。为集中力量,
要我们撤出学校驻进海珠广场陈列馆,
并抽一部份力量参加红警司加强团。
陈一阳执行了武传斌的布置,撤到了陈列馆,并抽调
了林汉为首的一个战斗队参加了红警司。十六日,
武传斌参加了在中山医召开的八.一一烈
士(那时是理所当然的称谓)追悼会后,便踢着拖鞋乘飞机赴京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广东两
派谈判了。
  红司联络员肖妙琼通知我,司令部决定委托我担任红警司副司令。
但公社指挥部研究
后,考虑我住院,改由陈一阳代任。
  由于武斗,市民纷纷筑起街垒、路障自保,恐怖的谣言飞传。
广州十字街头到处吊着
被活活打死的所谓逃亡劳改犯的尸体。
红警司理论上是要担负起已陷于瘫痪的广州社会治
安、保卫、交通等职能,故其司令由公安红旗头头,
原八处干部刘沛良担任。副司令由广
铁温仲其、体院吴之伟、“八.三一”黄意坚等担任,政委则由中南局干部车学藻、空军学
毛著标兵黄祖示先后担任。
武传斌曾在北京邀请黄永胜担任政委,据说黄满口答应,后来
却又不认帐。
  我在医院关心着已撤到陈列馆的同学,也关心着红警司的工作。
  八月十九日晚,发生了围攻省总工会的武斗,
这是红警司成立后部署的第一次作战。
据报告,
鉴于东风派控制的省总工会大楼经常放出冷枪造成人员伤亡,已经成为了威胁长
堤、珠江航道、海珠桥和工人医院安全的据点,
红警司决定拔掉它。具体部署是,从二轻
大楼方向的进攻,由八一兵团王全才负责;
从工人医院方向的进攻,由黄意坚率领大、中
学生负责,从海珠桥长堤方向的进攻,
由三司红旗兵团负责;邱长卿的海员总司则负责出
动红旗轮封锁江面。
  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一开始,正面进攻受阻。
王全才搭软梯从二轻大楼攀过省总大
楼,上下夹攻,造成混战,才把东风派的“守军”逼上了塔楼。
事后,我校参战的邓某告
诉我,他冲上楼的时候,东风派还以为是自己人,招呼他,
他便把手榴弹扔了过去。
  武斗的消息立即传到了北京人大会堂安徽厅,
周恩来正主持着广东两派的谈判,据说
莫超海即找邱学科商议,希望他做工作停止对省总的围攻,
因省总的“守军”正好是他的
部下。周总理闻讯即问:“怎么还在打?
”立即吩咐樊大九打电话回广州命令进攻停止下
来。周的联络员老谢陪樊去打电话。
樊用粤语问江振洪,还有多久拿下来?江说还需二小
时,正准备用火攻。樊说那好,
二小时之后一定要停火,周总理下令了。谢等在旁边听不
懂粤语。
但他大概也能猜到樊某不会那么听话,便另外通知了广州军区。解放军即时赶到,
省总塔楼的“守军”在旗派即将举行火攻的危急关头,终于在部队的保护下撤了出去。
  第二天,旗派便遭到了报复。8月20日,
旗派车队在三元里遭到了猛烈伏击,死亡
数十,伤数百人,被俘数百人。                  
    广州1967年8月的大规模武斗,是广州军区黄永胜、
闫仲川一伙,在武汉“7.
20”事件发生,陈再道垮台,中央文革揪军内一小撮的形势下,为了自保,而一手策划
和操纵的。这在当时,便有了大量的迹象和证据。
1974年,原东风派工交红旗头头张
守云揭露的一个秘密材料,更作了进一步的证明。
  张守云说,1967年7月某日深夜,黄永胜在军区小岛秘密接见了他,
提出:
  “我建议你们总派的五个组织,各抽出一个头头,其中有你,
成立地下指挥部,地点
设在郊区某大队,我们派人保护你们,负责一切”,“你们要什么,
我们全力支持”。
  张说,接见他之后,黄又连续接见了其他几个总派的头头,作了同样的布置。
  张又说,“7.20”事件后某天,闫仲川在小岛又接见了他,“要我谈谈对7.20事
件的看法”。要求张在声援武汉大会上发言,支持广州军区,并派了副参谋长杨芝清与其
联络。如此等等。
  广州武斗形势急剧紧张,客观地说,东风派在军区的支持下,
首先顺利地得到武器,
装备了起来,并竭力防止红旗派也得到武器。
红旗派最初得到的武器,则来自公安部门。
因省革联夺权接管公安局后,较熟悉公安部门的武器装备状况。
  8月20日前,
总派已得到旗派将去北郊石井某海军仓库抢枪的情报(有这种说法,
引诱旗派去石井抢枪,本身就是计谋),于是,立即派遣人汽“615”头头陈庆全、傅
亚恩等率武装会同广铁北站“春雷”、
“郊贫联”等在棠溪一带布伏截击。第二天,旗派
车队果然来到,便发生了震惊广州的“8.20”大屠杀血案。死亡的大多为九中、铁中、
十一中等的中学生,不少为女学生。
  “8.20”血案后,戈枫、黄施民等93名省、市委干部发表声明,抗议这场有军方
背景的屠杀事件。结果,全部被军方打成“黑手”。正如他们所说,
“杀人的无罪,抗议
杀人的倒有罪了”。
  我刚能走动,便来到了陈列馆。我校驻扎在六楼,与广氮工联住在一起。
它的头头是
戴眼镜的青年技术人员梁锦豪。
  回来没多天,又发生了西村水厂武斗。
这是两派为了争取水厂的控制权而发生的。  
  西村水厂原掌握在红旗派手里。东风派以“615”、
“春雷”为主力于8月30日
晚9时开始对它发起了猛烈进攻,红警司决定增援,
以反包围的态势为水厂解围。我校林
汉率的一个加强班已随红警司队伍出发了。
据说负责此次行动指挥的是八一战斗兵团的原
塔山英雄团的复员干部詹某。
  这时已是午夜,我上到陈列馆顶层用望远镜了望水厂方向,
只见一片通红的火光,不
时传来爆炸声。林汉来电话报告我,进展迅速。
当冲击水厂某大门受阻时,谭进林毅然站
出来用冲锋枪暴露射击,吸引对方火力,
掩护了张稼贤用炸药包炸开了大门,自己负伤。
现已占领了水厂一个据点并正向纵深发展。我很高兴,鼓励了几句,放下电话就到司令部
看看。他们正在开会,
议论纷纷说一师范的装甲汽车在彩虹桥被穿甲弹打穿,车中有人竟
打死自己人投降。我有些担心,
马上再打电话叫来林汉,问他我校的战士怎样,他说都很
勇敢。我说:“司令部命令,若再发生投降事件,就地枪决!”
  由于红警司及时的增援并阻断了进攻者水、陆两路的援兵,
“615”-“春雷”被
迫撤退,水厂之围遂解。终文革之局,广州的供水从未中断。
  这期间,红警司调查血案凶手的侦缉人员捕获了一名对“8.11”、“8
.20”血
案都负有重责的人员张金贵。他被关在陈列馆包装参展机器的大木箱里。对他怎样处置,
成了驻陈列馆各单位关心的问题。我公社经过讨论不主张枪毙他,认为可以教育释放以体
现旗派的宽大胸怀,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我把这个意见上报给司令部。吴之伟原拟同意枪
毙张金贵,犹豫未决。梁志泉也劝他谨慎。
正当此时,铁中王一飞、21中张明子等人不
待命令自行将其装入麻袋,拖到21中后山乱枪打死了。
王一飞(后来的中华全国民刊协
会机关刊《责任》的主编)为此坐了多年的牢。
  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毛主席批准的交枪令。“又不文攻武卫了么?
”我们不理
解,但为了执行毛主席的命令,
我们回到了学校立即封存了枪支弹药。这时我闯了个祸。
我想,一个月来养伤没有过过枪瘾,枪交了,
大概就再没有机会玩玩了,便私取了驳壳枪
上越秀山打了一通连发。枪声一响,山下一带的单位、居民以为又发生了武斗,人心惶惶,
同学们也纷纷冲击弹药库要求打枪,
反对交枪的人也乘机嚷嚷不要交枪。只见陈一阳激动
地高喊:“同志们,
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毛主席要我们封枪,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封?
毛主席要我们交枪,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交?”军训团一看事不宜迟,立即要我们把枪枝弹
药装上车, 插上彩旗,写上标语,敲锣打鼓地送到了梅花村军区指定的交枪点。

下接《走向黑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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