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学运十五年】批判批判者——六四15周年祭
05/26/04    虚舟    新世纪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286

“六四”的悲壮是过来人都清楚的,“六四”对世界的震动也是过来人都知道的。然而,十五年后,在中国大陆,悲壮已成遥远的过去,不仅官方媒体上蓄意扼杀,无一字提及,而且在民间思及念及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以至于几乎被淡忘了。大有鲁迅先生所说,“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驰,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之势。

不过,说国人是庸人是不公正的。想当年,为了反腐败,为了争民主自由,全国的大学和大学生都激愤起来了,全国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激愤起来支援学生,工人也有站出来支援学生的。除了天安门广场上那几十万学生外,全国各大中城市也都在沸腾。世界巨变的前夜,中国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国人是平凡的,但并不庸。 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古老帝国专制势力过于庞大严酷,也是不确切的。面对法轮功大义凛然的婆婆妈妈,凶残的国家机器竟然无能为力,证明武装到牙齿的国家暴力也是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纸老虎,远没有想象的那样强大。说没有领袖人物也是不真实的。不要说广场上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了,连共产党中央的常委中,也有同情学生,反对戒严的,高级干部中站在学生一边的也大有人在,搞政治的,搞军事的,搞经济的,搞文化的,行行都有领头人。 既然如此,那末,为什么“六四”运动不仅当年失败了,而且今天又被大陆人民淡忘了呢?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是在专制制度下生活了几千年,当了几千年奴隶的中国人,习惯于在土里刨食,在权里刨食。只要能刨到食,苟活下去,就满足了,对精神上的更高级的需求,如自由民主等,则没有追求。所以,“六四”中农民基本对运动没有反应,工人的反应也很微弱,农村工厂基本未动。而城里的学生、干部除了喊抽象的民主自由的口号之外,并没有调动工人农民的思想理论和政治纲领。所以,中国的社会基础和“六四”运动脱节,国家机器当时敢于向学生开刀,运动至今让大陆人淡忘,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唤起民众或教育民众这个历史的沟坎不是人为的,国人只有用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血肉,自己的灵魂来填平它,而不能绕过它。

当年,共产党照搬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了,便跑进农村,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偷换成“打土豪,分田地”,哄得农民跟着出生入死,夺得天下,其实是个失败的教训。因为从农村山头走进城市的队伍,既没有搞资本主义,也没有搞社会主义,而是彻头彻尾搞起专制主义,朕即国家,国家即朕,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比袁世凯恢复帝制还要彻底,比蒋介石个人独裁还要顽固。中国人虽形式上在帝国主义面前站起来了,却又从形式到内容彻彻底底在专制主义面前跪了下去。

历史的教训值得吸取。就中国的现状论,即或“6.4”当时能提出掀起工人农民革命激情的纲领,把工人农民调动起来,取得胜利,由于国人积习未改,奴性犹在,民主最多只是个形式,社会仍要受领袖的摆布;自由最多只是句口号,大众仍要受潮流的蛊惑——成功也是失败。因而,八九年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被打死,被驱散,暴露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软弱,学生的幼稚,而是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新生不新,旧死仍旧。如果从而促进先进人物认识自己的局限性,只为服务,不为掌权,更深入更广泛的传播自由民主的理念,更深入更广泛的揭露中国的问题,更深入更广泛的从改变生活的实践中教育民众,倒无异于为中华民族找到了新生之路,失败正是成功。

然而当时的民主派,急于要共产党下台,毕民主之功于一役;后来的民主派,又忙于向共产党算帐,取而代之。这现实吗?中国有东欧那样训练有素的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吗?没有。中国不要说工农群众对自由民主没有多少理解,知识精英也知之甚少-——从他们把目光集中到权力上,以为有了权力就可解决一切的认识上,可以看出来。

民主的精神是限制权力,在对权力的限制中创造多数人统治的新形式。既不是推翻权力,也不是掌握权力。欧洲人以思考思辨为生命,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思,精神追求至上,对自由民主思之已熟,行之有素。中国人是以食为天,我食故我在,我在故我食,除追求形而下的生存物质需求之外,对形而上的精神需求总付阙如,当了几千年奴隶,惯于听人吆喝,下跪磕头,对自由民主昔日未遇,今天难思,因而并不了解。所以,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可以激励欧洲人,却激励不了中国人。法国大革命,人民可以高举自由、民主、博爱的旗帜冲向封建堡垒。中国革命,人民打的旗帜是农民的乞食袋;“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打土豪,分田地”。

所以,即便打着民主自由旗号的“六四”运动胜利,广场诸公上台,也不过重温“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旧梦,不会出现东欧巨变后那样的根本改变,自由民主也难以当家,八成会是四九年革命的再版,高潮过后,领导集团争权夺利,把自由民主当作武器或工具,大打出手,最后由一个铁腕人物收场,再走专制独裁的老路。因为国人的命运,很少深入考虑。海外民运的表演不正是这样吗?奥运会确实有为统治集团脸上贴金之嫌,不办对中国百姓就有好处么?血汗工厂里民工血汗钱确实太少了,然而农民窝在乡里连这一点点钱也挣不到,农民和民工的苦难不是对血汗工厂的声讨或取缔就能解决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曾慨叹,“昔日唯恐其不生者,今日唯恐其不死”。这样的悲剧,国人经历的还少吗?痛定思痛的中国人,看透了这一切,感到灰心,感到无望,是正常的。

这是一。二是中国社会虽在世界潮流的推动下向前挪动了,中国人的思想却还没有相应的变化。如前文所述,不仅作为社会基础的工农群众思想未动,而且知识精英的思想也未动。看看宣扬忠孝节义的古装戏、古装影视充满舞台和荧屏,看看官本位制笼罩的社会现实,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我们还能对从吃奶起就受到这种教育的国人提什么别的要求?鲁迅回答斯诺问阿Q无罪被处死时说,“民国以前,人民是奴隶。民国以后,我们便成了奴隶的奴隶”。鲁迅回答斯诺问国民党二次革命后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时,说“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革命者成功了,革命失败了。因为奴隶治国,把国人都治成了奴隶;庆幸打倒了主子的奴隶,转眼又成了奴隶的奴隶。先不论政治上如何,精神上、思想上恢复了旧貌。现在还不是这样吗?我们在折服先生入木三分的深刻见地的同时,不也为中国人精神的萎缩,思想的堕落而悲愤吗?

从上上个世纪资本主义成熟以后,除了资产阶级的批判在不断推动资本社会发展外,世界上还有两种批判在向资本主义挑战。一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一种是托尔斯泰勿以恶抗恶的不抵抗主义。马克思的革命学说虽然有理,但不敌资产阶级的批判活力,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影响甚微,但在落后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却大行其道,成了民族主义得心应手的武器,直至弄出个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跟资本主义世界分庭抗礼。由于对抗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往往是专制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就常常变成独裁者的御用工具,终于被发展的世界所抛弃。

托尔斯泰的不以恶抗恶,寄希望于人民的理性,重在对权力的改造,闇合民主的精义。在邪恶当道之时,民主太显软弱,开始并不被看好。然而,随着人类的进步,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打败敌视人类的最大邪恶德国纳粹之后,不抵抗运动变得现实起来,民主化成和平演变的道路。前有印度的圣雄甘地,用不抵抗运动赶走英国人,赢得印度独立;中有美国的马丁.路德金用勿以恶抗恶的方式掀开了美国民权的新篇章;后有南非的曼德拉用和平的手段结束了白人统治,实现了南非民族大联合。另外还有韩国的金大中,菲律宾的阿基诺夫人,印尼的梅加瓦蒂,台湾的陈水扁,缅甸的昂山素季等坚持用和平的方式实现权力的转移。证明不抵抗运动是民主行之有效的新形式。二十世纪,在摸索民族前进的道路上,中国人以毒攻毒,用专制结束虚弱落后;当历史发展,国人提出更高的现代化目标后,高举民主不以恶抗恶的旗帜,改造国家政权,实行和平演变,才是合理的,才有希望。然而,不愿在斗争中实践信念,接受考验,教育国人,小步向前,只想有朝一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怀揣的还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雄心,重温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夺权旧梦。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跟民主运动,其实并不相干。

我们需要的是像晏阳初、陶行知那样踏踏实实对人民进行教育的人,像蔡元培、陈寅恪那样深入了解自由民主精髓的人,像苏格拉底、耶稣基督那样为教育人民不避死亡,主动献身的人,像金大中、瓦文萨、哈维尔、昂山素季那样亲身对抗专制制度的表率人物。中国缺少这样的人物,正是中国思想没有变化的证据,也是中国不能进步的重要原因。每当看到历史上的“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科举考试,四书五经,反右斗争,文化革命,歧视农民;每当看到现实中的中小学生会考、统考、高考,大学生作弊,教授抄袭,假文凭泛滥,官本位升温,不由得就感觉到像在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世界人民反对纳粹的暴行,犹太人抵抗纳粹的暴行,短短几年,奥斯威辛解放,纳粹垮台,德国和以色列也都迈进到新时代。而中国人麻木不仁,安于苦难,以苦为乐,以难为荣,中国的奥斯威辛就没有收场的时候,中国人的苦难也就没有结束的时候,中国也就很难像德国和以色列那样获得新生,遑论复兴崛起,再现大汉天威,盛唐雄风。再重复一遍,只有在思想上唤醒国人,在精神上振奋国人,不是以食为天,而是以思为天,思想成了国人的生命,民主成了国人的追求,中国的奥斯威辛才会铲除,中国人的苦难才会过去。中华复兴,汉唐重现,才会有可能。所以,谈“六.四”,不在更广阔的历史和世界背景下思考中国的问题,不批判自己的狭隘和落后,不作更具体的思想和教育工作,不打碎中国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只管跺足叹息失去的机会,幻想有朝一日机会重来,中国问题迎刃而解,只能使中国问题的解决变得遥遥无期。

总之,无论出于历史责任,还是出于理性自觉,我们都应考虑的是,为什么当时人人寄予很大期望,按理——历史规律——也应该发挥重大作用的“六四”运动,当时就夭折了,后来也没有多大影响呢?只有我们认识到“六四”不是主要由专制暴力镇压,而主要是由于运动本身的不足自戕,国人的认识才能走出愤怒彷徨的怪圈,而迈向保证中国稳步向前,不断提高的自由民主之路。缺乏理性解放的国人只相信身体力行,爱摸着石头过河,喜欢就事论事,强调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为了过程而忘记历史,为了时代而忘记永恒,因而难以认识到,夭折的运动,其实是在完成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之业——中山先生在形式上推翻了帝制,结束了专制王朝,我们是在实质上结束专制主义,真正开始建设新时代。这样伟大的历史转变工作,欧洲是用了二三百年时间,磨练了一大批精英人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完成的。中国虽然耽误了更多的时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但没有磨练出精英,没有铸造出思想,没有武装起人民,所以,中国人还一直拖着有形无形的辫子,在世界后面爬行。好在我们有前车之鉴可照,有欧美经验可学,有台湾试验可证,有志士仁人努力,完成历史任务, 已指日可待。中山先生讲:“然余所欲为之事,非一年所能完成,至少需一百年也。”从辛亥年算起,还有七年,从先生辞世之年算起,还有二十一年。在一二十年间实现自由民主大业,于世界而言确实落后,对中国而言,还算不晚。“六四”能够成为国人思想认识的转折点,成为国人争民主自由的新起点,就是“六四”的意义之所在,贡献之所在。

思想和实践应该分开。沉思的人认识世界,行动的人改造世界,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既不是西方的“哲人王”,又不是中国的“内圣外王”。用行动代替思考或用思考代替行动都是不妥的。马克思的批评固然有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孔多塞的警告也很严肃,“任何不为哲学家所启迪的社会,都会被江湖骗子所误导。”最好的办法是,让思想家和政治家各行其是,互相启发,谁都不要垄断一切。在会场上,亚当.斯密向皮尔首相致礼,皮尔却说,“先生,请坐下吧。我们都是你的学生”;以色列开国,犹太人打算让爱因斯坦当第一任总统,爱因斯坦却拒绝不干。这是怎样的社会啊!中国成熟到这样的程度,中国就真正有希望了。

杀人的暴君罪责难逃,但我们清算它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铲除滋生暴君的土壤。民主派的狭隘和肤浅,却可以化为滋生暴君的土壤。在这个中国民主的祭日,批判批判者,也许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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