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学运十五年】英雄母亲颂
05/23/04    芦笛    罕见奇谈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213

过来人大概都忘不了六四之后弥漫在海外华人圈中那悲愤、绝望、椎心泣首的气氛。尽管我早知中共的残暴本质,一直反对学运,和我周围那些革命乐观主义者多次激辩,并预言了镇压在即,但我还是被荧屏上展现的赤裸裸的横暴与残忍惊呆了。那一晚,我们通宵未寐,先是热泪滂沱,继而哽咽失声,不忍看、又不能不看那一幕幕难以置信的血腥画面在眼前不断闪现,后来就是几个人塞进一部老爷车,驱车到所在国首都去游行抗议。那是我一生参加过的唯一一次反共示威。

第二天导师关切地问我:“有什么我们能为中国人民做的事么?”

我犹带哽咽地说:“Nothing!”

他惊愕地扬起了眉毛,疑问地看着我。

我更加愤愤:“Absolutely nothing!  Yes, that's right.  Absolutely nothing!”

说完我便愤然扭头而去,让他大惑不解地站在那儿。

他怎能明白我的心事?即使是中国人,又有几人能明白我的心事?其时有人来约我写反共文章,我断然拒绝了,告诉他把人民煽动起来,只会招致更惨痛的牺牲,哪怕就是把中共推翻了,换上去的政权只会更反动。

“死了这么多人,就这么算了?”他勃然。

“当然只有算了!还能怎么的?你还嫌人死得不够多么?当初北京要是多上几千个芦笛,那也就不会有这场大屠杀了!”

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在他眼中,我大概成了冷血动物吧。其实我又何尝愿意如此?幸或不幸的是,我比别人更有理智,因而也就更痛苦,其中的滋味,大概只有重症肌无力患者才清楚:瘫痪的不是头脑,而是肌肉。唯其深知肌肉瘫痪,头脑才更加痛苦的敏锐。

后来就看到了胡平在《中国之春》(《北京之春》?记不得了)上的文章,他说,对这场大屠杀,人民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记变天账”。

我只觉得眼前一亮:没想到胡话满口的胡主席还能有这点见识。那大概是我见过的他最有水平的主张吧。这话把望不到边的漆黑撕了个口子,眼前顿时敞亮了许多。

犹记70年代初偷读禁书《论法的精神》时,乍见孟德斯鸠“民间羞辱法”的说道时那因恍然大悟而带来的惊喜。毛共使用“民间羞辱”的邪法之出神入化,我早就有了切肤之感,然而只是到了那时才有了“一览众山小”的理性认知。

中共政权之所以是中国历史上最反动、最黑暗、最残暴的独裁政权,根本原因是它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实行“人民民主”(=多数暴政)的“人民政权”(=暴民政权)。维系独裁统治、镇压和震慑政敌或异己分子都是通过人民来进行的,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孟氏揭示的“民间羞辱法”,也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分化、瓦解、打击一小撮敌人”。

具体的操作过程早在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中讲得清清楚楚了:当局发动群众把政权的打击对象彻底孤立起来,连他们的亲友都被威胁利诱拉拢过去,由此造成受害人的极度的孤立无援感和压断脊梁的心理压力,任何残存的抵抗意志都被彻底摧垮,最后不但周围的人把受害人当成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就连受害人本身都深信自己罪孽深重,被巨大的耻辱感彻底压倒。所有的“攻心”手段,诸如隔离审查、写检查、各种规模的批斗会直至戴高帽子游街,都是围绕着这一目的精心设计出来的。

我早在小学六年级时就尝过这种滋味了,在《黑崽子》中,我回忆道:

“另一方面,我的操行却毫无改进,吴老师的耐心也终于走到了尽头。一天
她在班上宣布对我实行‘孤立’,从此谁都不许和我讲话,禁令由中队长负
责监督执行。

这以后的日子真是不堪回首!旦夕之间,我不胜惊骇地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
看不见的幽灵。我坐在教室里,没人跟我说话,我走了出去,没人跟我玩。
周遭是一个喧闹的世界,充满了欢笑、尖叫、哭喊和咒骂声,然而这一切都
与我毫无相干。彷佛在最可怕的噩梦中,我给困在一个透明罩子里,无法走
进眼前的真实世界。孤独、困惑、自伶、恐惧、自卑、自责、懊悔、憎恨、
酸楚、恼怒、挫折感、自我贬低……各种各样复杂的感情汇成了滔滔巨流,
在我心头汹涌泛滥,彻底地冲垮、压倒、淹没了我。在课堂上,我死死地盯
着吴老师,默祷她来骂我,但她根本不理我。就是偶尔向我这个方向望过来,
她的目光也总是笔直地横扫过去,彷佛穿过透明的空气。有一次中队长忘了
禁令又向我挥起老拳,我感激得几乎拥抱了他!

这段人生经验在我幼小而敏感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痊愈的创伤。多年后当我
读到前‘右派’白桦‘难为阳世鬼,羞作阴间人’的诗句时,泪水不禁湿润
了我的眼睛。我知道需要多少血泪才能结晶成那几行简单的诗,尽管我从来
无幸变成‘人民的敌人’。”

中共这有史以来最出类拔萃的整人大师的整人神功,在心理学上说穿了一钱不值,无非是利用人类的社会依赖性和特有的羞耻感,把被整的人变成了遭受群体争相羞辱的对象,从而彻底摧毁他们的自我尊严,不可避免地堕落为精神上“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非但逆来顺受,而且只知道摇尾乞怜,只要主子把自己从地狱的18层提到了17层,就一定会感激涕零,哽咽失声,山呼海蹈,三跪九叩首,感谢浩荡圣恩。

这就是现代中国人劣根性的由来。中共的“人民民主专政”,把全民族的人格降到了史无前例的最低点。我早在20岁刚出头时就下了这结论:“‘旧’社会是否把人变成鬼(按,50年代的官方宣传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咱不知道,咱知道的就是‘新’社会确确实实把人变成了狗”。

当然也有这万能的“民间羞辱法”偶然失灵的地方,我在时评《郎姆费尔德“穿草鞋”?》中回忆过:

“到下乡时,邻近的村子就是个回民村,目睹的一件事更是让我shock and
awe。那村有人犯事给政府抓了。抓走的那天,全村人依依送别一直到村口,
父老乡 亲们拉着衣襟,语重心长地叮嘱了一遍又一遍。末了几个小伙子挤
上来,说道:

‘大哥,你放心地去吧,别牵挂家里。你家两老有我们照料,事无大小我们
全包了。十年后你回来,要是自留地长了一棵草,兄弟我把脑袋割给你!’

他们还真说到做到。临到我走时,那犯人家里的重活一直让那几个小伙子承
包了,对他的父母比亲生儿子还好。至于缝补洗涮那些事,则完全由村里的
大姑娘小媳妇们代劳。

那是什么年月?‘清理阶级队伍’那最恐怖、最黑暗的岁月!我有个哥们是
造反派头头,过去门庭若市,道道地地的‘杯中水常满,座上客不空’。后
来他给政府抓起来了。抓走那天,我刚好在学校里,目击了一切。但他家人
还不知道,于是晚上我便去告诉他父母,只见往昔热闹异常的院子此时门可
罗雀。那强烈对比不能不让人因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而悲从中来。次日我去
找另外一个同学,见他正在忙着烧和那哥们的合影,让我恶心得什么都说不
出来。

另外一个同学的遭遇也是这样。那时我从农村倒流回来,惊闻他父亲给当成
特务抓起来了,母亲也给隔离了,家里只剩下个小弟弟。他父亲素性豪爽,
喜欢做孟尝君,家里也是车如流水马如龙。但‘特务’可是比伤寒、天花的
传染性还高,往昔的客人此时自然云落星散。我本来也不敢去招惹,无奈同
学来信托孤,只好硬着头皮去他家,指导他弟弟的谋生及求职活动。当我踏
进那个寂寞小院时,真是感慨万端,一面心中栗六,生怕这‘烈性传染病’
由我传到家人头上,一面又为自己颇有燕赵慷慨悲歌古士之风而暗自得意,
一面还痛恨那些凉薄小人。

世态如此,自然我就为那回民村发生的一幕由衷地感到shock and awe。我
敢说,在那900多万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决没有哪个汉族聚居的村子
发 生过这种事。咱们不敢!”

说句让汉族同胞切齿衔骨的难听话:当时我真认定汉族是天下最劣等的种族,而回回乃是中国最高等的民族,因为人家的骨气和尊严居然survive 了那种泰山压顶、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民间羞辱大法!

这就是共党为何敢干出以前的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兽行来。三十年代“爱国”愤青被共谍愚弄煽动,云集南京示威抗议,居然冲进政府机关,打伤外交部长王正廷和德高望重的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国府不但没有干出中共那种兽行来,蒋公还接见了几千人次的学生,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散去。

这当然首先是统治者的观念不同所致──和继任的痞子党魁不同,传统道德是国府的精神柱石之一,但它也反映了政权对人民的操纵程度。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个独裁政权能像中共那样把人民随心所欲地玩弄于股掌之上,人民不但以党之是非观为自己的是非观,而且以党之荣辱观为自己的荣辱观,党让辱谁便辱谁,党让恨谁便恨谁。在全民的感情世界都被党随心所欲地塑造和控制起来后,在京城杀几百甚至几千无辜百姓又有什么大不得了的?杀完了还得让你们受全民唾弃,让你们永久钉上历史的耻辱桩!

中共的确有足够的理由如此自信。血染京城,比起执政30年来的无边血海到底又算得了什么?我在旧作中说过,如果把倒在中共政权之下的尸骨连起来,大概可以绕地球一圈不止。可如今又有谁记得那些倒在“清匪反霸”、“镇反”、“土改”、“肃反”和历次残民运动中以及大饥荒之中的几千万人姓甚名谁?那无数冤魂,只有用英文的faceless才能形容。

这也就是历次残民屠民运动后无任何人被惩罚的根本原因。别说是无关的群众,哪怕是受害人的家属,望眼欲穿盼望的,不过就是一封盖了官方大印的“平反通知”而已。只要能正式去除官方打在死者白骨上的耻辱烙印,遗属便只有畏威怀德、感激涕零的份,岂还敢得陇望蜀,要求追查迫害者们的刑事责任?

突破这“政府主导的民间羞辱法”的唯一途径,是“不与圣人同是非”,即人民不再与政府同荣辱,俯首听任统治者任意塑造自己的荣辱观。令人欣慰的是,改革开放已经在客观上实现了这翻天覆地的社会进步。如今中共已经再也没有过去那种绝对的精神权威,让你恨谁就恨谁,让你辱谁就辱谁了。相反,“骂共成名”竟然成了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实在是对中共的最大讽刺。

这也就是本坛有人无奈之极,只好用散布流言蜚语来败坏难属名誉的下作功夫,来实行“曲线民间羞辱法”的根本原因。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中共已经“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再也无法靠舆论工具主导人民的好恶,只好效法当年国府制造李公朴的“桃色新闻”,在私德上下龌龊功夫,以此拙劣办法去涂黑政敌。这事实本身就反映了天翻地覆的社会进步。

但这还不够,还不足以震慑统治者,制止他们在将来任意糟践蹂躏屠杀人民。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让施暴者知道作了恶要受惩罚,哪怕是地老天荒,也终将被人民追查出来,送上法庭,就像以色列人几十年来追遍天涯海角,擒拿当年的纳粹罪犯一样。而这就是“记变天账”的震慑作用。受害人及其家属一定要把自己受的罪孽和施暴者的姓名记得清清楚楚,这本身就会构成一种强大的威慑作用,结束既往那种“杀人如草不闻声”的令人绝望的全民冷漠、麻木与沉寂。

可叹的是,在中国,“人命轻于草芥”从来是咱们的优良传统。鲁迅的小说《药》的结尾,烈士的母亲上坟时见到旁人,顿时因为自己的孩子葬在死于非命的乱葬岗而羞愧难当,欲行又止,最后才鼓足勇气走到坟前。即使如此,她也忘不了大声哭诉给那旁人听:

“瑜儿,我知道他们是冤枉了你。如果你死而有灵,就让那乌鸦飞到你的坟头上来。”

等了半天那乌鸦都不动,母亲说不出的失望,而旁观者心头竟然如释重负!

有谁看了这小说,还会不对中国人那无边无际的愚昧而感到绝望?连烈士的母亲都以自己的孩子的死亡为耻,乞求那乌鸦来颁发“平反证书”,证明自己的孩子是清白的,并非可耻的罪有应得的罪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丁子霖教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挺身而出,突破这种愚贱入骨的民族性的英雄母亲。最令人敬佩的是,她不但不像《药》上描写的那个可怜巴巴的老愚妇,内心深处竟然以自己的孩子被害为耻辱,也不像过去我党整过的无数人一样,梦寐以求的就是一己的平反,而是认定这屠杀惨案本身就是罪行,要求的是全面平反。最难得的是,她不但是共党中国的第一人,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顶着当局施加的巨大压力,不顾无穷无尽的骚扰,采用合法手段,尽全力调查了能查到的死难者的名单,并且想方设法地传到国外,使这些无辜受害者的英名再不会像先烈那样被全民漠视和淡忘。

正是最后这一点,使得丁教授成了开创新的民族传统的第一人。在中国的一切事物中,人命是第一个不可宝贵的东西,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借口,就再杀多少人也不在话下。不但“新”社会如此,就连“旧”社会也好不到哪儿去。小到南京大屠杀,大至整个抗战,究竟有多少人死去,至今是一本糊涂账。交战诸国中,只有中国拿不出死难者的名单来,只有那本事闭着眼睛穷嚷嚷:“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四千万!”与时俱进,蒸蒸日上。因为咱们毫无心肝,才使得本民族有史以来的最大惨剧变成了腾笑万邦的滑稽剧。

就连那些学运领袖、“天安门一代”又何尝不是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沈彤之辈把轻率的政治冒险当成了高风险投资,把民众的鲜血化成了海外终生受用不尽的政治经济资本,在开香槟庆贺自己投资成功之时,又几曾回首凝眸,看过一眼留在他们身后的狼籍死尸?所谓海外“民运”,除了作廉价恶心秀外,又有哪一个组织曾下过点水磨功夫,在周密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个可信的死难者名单来?如果没有丁教授等人十几年茹苦含辛、锲而不舍、坚忍不拔的默默调查,那倒在长街上的无数冤魂,就只能任行人来往践踏,零落成泥碾作尘,消失得无影无踪。

因此,是丁教授代表的天安门英雄母亲们那坚韧卓绝的努力,为未来中国的孩子不被统治者轻易枪杀带来了希望,是她们在天安门广场傲然为自己无辜被害的孩子献上的鲜花,代替了鲁迅无奈地虚构出来的烈士夏瑜坟上的花环。当她们的先知先觉的榜样为神州大地无数母亲们理解、尊崇、推重、效法之日,或许也就是潜在的刽子手们知道临事而惧,从而使“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连台悲剧在祖国最终停止上演之时,而“丁子霖名单”也就会像“辛格勒名单”一样,为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传颂。

向丁教授致敬!向英雄的天安门母亲们致敬!


This article is archived on 05/22/2005 from: http://cdjp.org/gb/article.php/941 It may or may not be still active at its original address. Pictures may not show correctly on the archived p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