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学运十五年】八九民运中的赵紫阳
05/21/04    任诠    邮件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297

八九民运发生十五年了,当时支持学生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以后被邓小平软禁也十五年了,现年84岁了,年初患病住院一个多月。赵紫阳在八九民运中的英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对他在这次伟大的民主运动中的作用研究的很不够,下面我主要把他推行的政治改革在八九民运中的作用,以及他反对四二六社论和戒严的真正原因,进行初步分析和读者商榷。

中共封建专制统治实质是复辟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那么它的运行必然带有封建专制的特性。1840年资本主义输入中国以后,引起了社会激烈变化,1861年的北京政变标志着改革派上台,也称洋务派,代表人物有慈禧太后、奕新、崇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他们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开路先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改革派又分为改良派和革命派。改良派以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革命派以孙中山、黄兴、张炳麟等人为代表。中共改革派上台的标志是1976年的北京政变,代表人物是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改革派后来又分为体制内改革派和体制外改革派,体制内改革派是指中共内部的改革派,除了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之外,还有中共内部的许多知识分子,例如:刘冰雁、方励之、严家其等人。体制外改革派也称民主派,代表人物有:魏京生、徐文利、胡平、刘清、王炳章、秦永敏、任畹町等,他们明确主张实行多党制,反对中共一党专政。可以说从中共建立政权后,民主派就产生了,遍布全国,社会民间组党活动就没有间断过,无数仁人志士被中共不经过任何审判,只是所谓党组织的决定,就以反革命罪处死。这些血淋淋的历史,只有在中共倒台后,从中共的档案中,才可以看到令人震惊的史实。邓小平通过宫廷政变上台后,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也进行了政治改革,这种政治改革和民主派所说的政治改革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在政治改革上胡耀邦拨乱反正,取得成果的时候,由于中共保守派的反对而搁浅;邓小平又让赵紫阳召开十三大继续进行政治改革,又由于保守势力的坚决反对而搁浅。八九民运的发生,标志着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片面改革路线,即体制内改革彻底失败。这和清朝时的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转向革命一样,中共体制内改革派一部分转变为民主派,例如:刘冰雁、方励之、严家其、王丹、吾尔开西、王有才等人。

中共1949年复辟封建专制后,通过改革开放,又使资产阶级成长起来后,第一次民主运动就是八九民运。八九民运并不是要推翻中共,而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他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请求中共进行政治改革。中共体制内改革派和民主派都要求尽快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改革开放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他们不同的是体制内改革派主张保存现有的,以中共为代表的国家,指望它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民主派主张通过政治改革,实行民主多党政治,必要时,用推翻中共的民主革命或民主政变来创造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这很像戊戌变法时的保皇派和维新派。当时中共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垄断,从各个方面起到了阻滞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为了反对这种垄断和控制,出现了让私人资本自由创办企业的呼声,八九民运中“反腐败,反官倒!”就是这种呼声的表现。响应这种呼声的主要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化的中共干部们及爱国市民们。八九民运并没有公开提出推翻中共的口号,但个别喊出“打倒共产党!”等口号是有的。参加这次运动,甚至在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中共干部们,无宁说是企图维护中共统治的,他们不愿意看到由于中共统治的覆灭而造成剧烈的社会震荡。参加八九民运的人们就曾陷入这样的矛盾中:他们既要发动可能发生的群众运动,虚张声势,又极力把群众行动限制在合法范围内。客观事实表明,既要反对腐败,就不能不同中共统治者发生尖锐的对立,从爱国民主运动中,不可能不诱导出推翻中共统治的革命行动。民主斗士魏京生说“八九民运是体制内改革派和知识分子主持的,他们眼睛向上看,对政权有依附性,对中共镇压反抗无力。他们和中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主张在体制内改革,在体制内修修补补,这是没希望的,实际证明拖了民运的后腿,许多民运人士及赵紫阳为此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这是中国民运遭受巨大挫折的重大原因。我主张用改革中共制度这一根本性变化来改变中国。”(1995年4月)尽管赵紫阳是中共改革派,他的政治改革是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进行的,执行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思想,但他在民主派的推动下,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主张通过政治改革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富强起来。这即符合广大群众利益,也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并且他对民主加以支持和保护,这一点和胡耀邦一样,是胡耀邦开明专制的继续和发展。赵紫阳在推动中共的政治改革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开展对话,特别在八九民运中,他为了中国的政治改革,为了中国的民主化,不顾自己的权力地位,竭尽全力推进运动发展,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学者何青莲说“我不认为赵紫阳的政治改革早一点,抛开政治因素不说,我认为那时是改革的最佳时期。因为,中国1868年戊戌变法时,提出来的变法内容,7年后被慈禧太后用政府的文件形式颁布出来,但是那时已是时机晚了,因为很多问题都出现了。1905年要改革,但也挽救不了清王朝了。”(1997年8月)

1、中共十三大

在中共历史上,每一次党代会的召开,都标志着每一次高层权力斗争的结束,而新一轮权力斗争又同时开始了。中共1982年9月召开了十二大,政治局常委有: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原来十一大的华国锋、汪东兴下去了,胡耀邦、赵紫阳上来了。胡耀邦任中共总书记,邓小平任中共军委主席和中顾委主任,陈云任中共纪委书记,可见邓小平大权在握。胡耀邦上台主要是他在否定文化大革命,推动政治改革方面取得了成效。1987年1月16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耀邦由于支持自由化运动,同情学生运动,被迫辞职,但还留任政治局委员,赵紫阳接替了他总书记职务,赵紫阳的总理职务由李鹏继任。从这点上看,胡耀邦下的下台是给李鹏让出位置来,中共元老们内定李鹏是“太子”,当然是邓颖超做了工作。1987年1月20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总理时说“最近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一是学生闹事,二是党的总书记更换。这两件事是有联系的,我们已经做了处理。为什么学生闹事呢?根本上反映了我们领导上的软弱。我讲四项基本原则,就需要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民。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利。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所以党中央接受了他提出的辞去总书记的请求。”邓小平在这里讲的是封建专制揽功推过的话,1986年学生运动的实质是要求中共进行政治改革,主要口号是“反对官僚主义!”这也是邓小平上台前后多次向人民许下的诺言。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比较明确的提出了政治改革。但在中共保守派的发难下,邓小平为了保持自己的皇权,让胡耀邦承担了罪过。戴晴认为“很多人批评邓小平,说他只做经济改革,不做政治改革,其实这个批评不是很公正的,就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来看,邓小平很想做政治改革,也确实做了,可是总是摇摇摆摆。他有时想推动一个什么事的时候,又有一个力量把他推了回来。”(1999年6月)

邓小平希望赵紫阳继续推行他的改革开放政策,特别希望他在政治改革方面闯出一条新路,以解决学生运动中提出的问题。赵紫阳与邓小平是一种互补关系,邓小平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之一,长期在中共高层工作,而赵紫阳长期在中共基层农村工作,“对地方工作,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工作有很深的了解。”(1987年《中共十三大文件》)这和当年孙中山闹革命需要黄兴和将介石这样的军事人才一样,邓小平需要赵紫阳这样的改革人才。赵紫阳任中共总书记后,没有辜负邓小平的希望,着手筹备十三大的召开。1987年7月1日,在中共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日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并且重新发表了邓小平1980年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赵紫阳主持下写成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足点,全文共分七个部分,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第五部分“关于政治改革”,这是中共党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报告说“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主要有: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报告说“决不能丢掉这些特点和优势,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努力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和封建主义影响,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这就是所谓的中共体制内改革路线,所以叫政治“体制”改革,而没叫政治“制度”改革,这里有个原则分界线。1986年方励之、刘冰雁、王若望等中共知识分子,发动的学潮是要求中共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而邓小平、赵紫阳等中共改革派要从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但他们也有共同点,就是在反对封建官僚主义上是一致的。

1987年10月,中共召开了十三大,赵紫阳做了《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政治报告。中共党代会的政治报告往往阐明正确路线,批判错误路线,权力斗争的胜利者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赵紫阳作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和以往中共党代会政治报告不同的是没有批判胡耀邦的路线,而着重阐明了政治改革,这个政治改革的路线能否实行,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关系到赵紫阳权力地位问题,他必须全力贯彻执行,不然路线错了,他也必须下台。中共十三大政治局常委是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原来十二大的常委只有赵紫阳一人了。赵紫阳任中共总书记,邓小平任军委主席,陈云任中顾委主任,乔石任中纪委书记。《人民日报》照片排列是:赵紫阳、邓小平、陈云、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从十三大中共高层人事安排上看,中共第一代元老还有很多人健在,他们还掌握着实权,高层权力斗争将更为激烈。邓小平在1989年9月4日,对新上任的中共政治局常委说“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曾多次提出,是真心的。现在看来,要等一个多么适当的时候再退,是等不到的,每次都总有一点因素说退不得。十三大搞了个半退,但我一直认为那时全退最好。”不论邓小平的退休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但十三大时围绕邓小平权力地位,交接班的高层权力斗争以拉开序幕。

中共十三大和八大有很多地方相似。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看,八大时是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反对斯大林路线,十三大时是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继续反对斯大林路线。从国内政治路线上看,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正确的,提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发展生产力,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但八大的正确路线没有贯彻执行,会议结束不久,毛泽东就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重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接着开展反右斗争,全国有五十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十三大的政治报告写的也很好,提出了政治改革,要实行党政分开、协商对话、加强法制等。但十三大的正确路线也没有贯彻执行,会议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在全国开展治理整顿运动,阻碍政治改革的进行。尽管邓小平在1989年5月27日,元老钦定江泽民的会议上说“新的领导班子一定要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是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讲到底,这应该我们对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期望和要求。”(张良著《六四真相》)但中共制造六四惨案后,召开的十四大、十五大,在政治改革上并没有执行十三大方针、政策、路线,而是倒退了,又一次表现了封建专制政权的人亡政息的特性。

中共八大和十三大的正确路线只所以没有贯彻执行,是由于中共封建专制制度,没有一套民主程序来更迭权力,高层权力斗争只能以否定发展生产力的正确路线为代价。中共的政治改革可以说从八大时毛泽东就着手进行了,毛泽东说“依我看来,有件事十七年来一直没有妥善解决。起初,为了国家安全并且鉴于苏联在斯大林的继承人问题上的教训,我们提出了第一线和第二线。我处于第二线,其他同志在第一线。”又说“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想在斯大林没死之前树立他的威信,没想到走向反面。”还说“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的。为什么说我对领导层分一、二线有责任呢?政治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196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收入《毛泽东思想万岁》)设立政治局常委和有更多职权的书记处,都是从八大开始的,都是八大新党章规定的调整组织工作的一部分。毛泽东把常委分成一、二线,同设立书记处联系起来谈,说明二者是有联系的,一个有较大权力的书记处的设立,会使党更好地自立。八大期间毛泽东着手准备退居二线,这就是八大新党章里关于名誉主席的规定,唯一能担任这一职务的只能是毛泽东,这是不言而喻的。退到这个位置上,它会使继承人得以接过中国共产党主席位置,又不至正式彻底的削夺毛泽东在中共最高位置。毛泽东正式退居二线是在1959年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和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继任国家主席,理由是使毛泽东的以集中精力通盘考虑政策和理论问题。毛泽东打算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从党的主席退任名誉主席。结果,按照1956年修改的党章规定,应该于1961年召开九大,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举行。中共理论家陈泊达说“1963年,一线二线的问题提出来,主席退到二线。这是一项组织措施,可是,邓小平以为现在他有了全部权力。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还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然而,刘少奇、邓小平二人利用毛主席休养之机,在下层推行错误路线。”(1967年1月12日《革命工人报》)

1962年初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表现之后,毛泽东对刘少奇作为接班人不那么热情了。1962年秋中共十中全会后,总书记邓小平的事也做不了多少了。1970年12月18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那就早了,1965年《二十二条》的发表…….”(《西行漫>》)在党的体制下,从组织上合法的清除刘少奇,毛泽东没有一定把握,因此就诉诸于群众运动,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可见在封建专制下,毛泽东设一线二线的初衷尽管是为了防止苏联事件发生,但没有摆脱传统的封建专制框框,名誉主席也只不过是“太上皇”而已,不可能真正退下来。中共十三大邓小平也仿八大而设一、二线和书记处,他也搞个半退,不当政治局常委和中顾委主任,只留任军委主席,准备在十四大时全退下来。和毛泽东引退计划一样,邓小平地位下降后,中央高层形成两个权力中心,高层权力斗争日趋激烈。1989年5月18日,中共元老和政治局常委开会时,李先念说“小平同志跟我说,要在北京实行戒严,我是举双手赞成,为什么会出现现在的这样局面?我看问题出在党内,党内有两个司令部。如果党内没有分歧,政治局常委是团结一致的,就不会有现在的混乱局面。李鹏、依林同志和我说过,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与我们不一样,他一直反对四二六社论的定性,一直认为这不是动乱,这样两个司令部就出来了。所以,如果再不在北京戒严,我们都要被管制了。”(张良著《六四真相》)李先念反复强调有两个司令部,这是实话,这说明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是多么旗帜鲜明。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后,邓小平开始对赵紫阳接班问题不那么热心了,这次会议显示出赵紫阳的政治改革路线搁置了。邓小平学习毛泽东当年以上海为政治基地一样,1988年底到上海后,一住就是几个月。赵紫阳在北京会见外宾,邓小平在上海会见外宾,这时《人民日报》也连续刊登上海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的成果,只字不提十三大的政治改革,只是到了2月26日,美国总统布什来华访问时,邓小平才回到北京。赵紫阳像刘少奇当年坚持八大正确路线一样,坚持十三大的正确路线,全力推进政治改革的进行。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分歧是从十三届三中全会开始的,邓小平要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赵紫阳强调经济改革必须以政治改革作为保障。邓小平想从组织上合法清除赵紫阳也不可能,也只有利用群众运动这条路了。正如鲁迅名言“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华盖集续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以被严家其等一批知识分子看得清清楚楚了,他们为了推动政治改革,为了保住赵紫阳的权力地位,开展了和保守派的论战。中共保守派针对1987年赵紫阳提出的政治改革,于1988年至1989年春提出新权威主义,认为“中国根本问题是要有一个稳定的权威政治体制。”邓小平也为这种思潮摇旗呐喊,他说“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的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77页)中共改革派的主要观点有1988年11月21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发表曹思源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安全通道》一文,他说“社会主义议会民主之路,意味着在必要的情况下,公民只能通过议会和平地更换政府,政府也只能通过立法和执法途径约束公民,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暴力对抗,在国内创造一个可以让人们大显身手和平改革,和平建设,和平发展的社会环境。”还有1988年《天津社会科学》发表严家其的《从“非程序政治”走向“程序政治”——论中国政治现代化》一文,他认为“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1989年《新观察》第7期发表谢云的《也谈专制与自由的调情》一文说“放眼世界,我们看到的是一股汹涌澎湃的民主潮流,摈弃了民主和法制的个人权威,不论是建立在刺刀上的,或者功勋上的,或者迷信上的,或者其它什么之上的,正一个个从权力顶峰上跌下来,或者摇摇欲坠。”这次论战是八九民运的前奏,是民主与专制的再一次交锋。

八九民运是一把双刃剑,邓小平放纵运动,然后采取镇压行动,把责任推给赵紫阳,以分裂党的罪名把他打倒,成功的完成一次非程序权力更迭。事实证明了几位民主派理论家预测的邓小平在搞非程序权力更迭。赵紫阳没有坐以待毙,采取了和刘少奇相反的方式,主动出击支持学运,企图像毛泽东一样,利用学生运动搬倒邓小平和保守派们选的接班人李鹏。结果赵紫阳被摆官软禁,比刘少奇被迫害致死体面的多了。这也是专制的一种失败,在民主力量壮大条件下,邓小平不能像斯大林、毛泽东一样从肉体上消灭政敌。1957年春夏的政治风波导致了对中共八大路线的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出现,1989年春夏的政治风波导致对中共十三大路线的否定,以讲政治运动的路线出现。历史的外表形式是那么的相似,但内容已发生了很多质的变化,八九民运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它孕育着新的民主政体的许多要素。

2、《人民日报》的4月26日社论

“中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权力,在事实上,这种权力最后仍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当代中国的政治长期以来是围绕着保持、巩固这一最高权力而展开的。与传统政治不同的是,这一最高权力既不是神授的,也不是世袭的,这一最高权力是建立在掌握这一权力的个人在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的基础上。在当代中国最高权力圈中,一个领导人一但在意识形态上被认为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轨道,那么这个人的权力就随之丧失。”(1988年《天津社会科学》第四期,严家其《论政治现代化》)人民日报是中共的喉舌,是中共最高统治的意识体现,中共的最高权力斗争都要以人民日报社论来表现。在毛泽东时代,不论反对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文化大革命中反对刘少奇党内走资派和林彪反党集团的天才论,以及四五天安门运动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人民日报社论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一但被宣布为假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那么,提倡这种思想的人就会失去政治上的权力。不论邓小平标榜自己多么地不同于毛泽东,是什么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他也没脱离出毛泽东时代,不过是换汤不换药。邓小平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与这一思想相抵触的都被宣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搬倒胡耀邦,八九民运中,4月26日发表人民日报社论《旗帜鲜明反对动乱》,使用的手段还是毛泽东的那一套。王丹说“回顾六四,反四思这场运动必须看清楚,学生当时的一些做法是错误的,但政府用坦克机关枪屠杀人民确是犯罪。过去一直怀疑学生运动是党内保守派利用来打击改革派,刚出版的《六四真相》一书中,关于四二六社论出笼文件记载,证实了这一猜测。”(2001年5月)

(1)、发表四二六社论

从1987年1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赵紫阳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李鹏接替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时候起,赵紫阳的权力危机就开始了。因为总书记是党的职务,而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的权力都不在手中的话,没有任何实权,是个虚职,是个精神领袖,实质是明升暗降,他和胡耀邦都是给李鹏等让位了。其实胡耀邦下台,就是他工作干的太好了,威能振主,有当接班人的可能性,中共元老们才让他让位的,这不过是拉完磨杀驴的手段而已,不然李鹏怎么上来?邓小平往那里摆?这是邓小平和中共元老们在下台前,也可以说在临死前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战略。为什么恰恰是李鹏窃取了国务院总理这个重要职位?他的身世很特殊,他是中共烈士的后代,和国民党有杀父之仇,又是周恩来总理的养子,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还建在,邓小平1973年复出是周恩来亲自选定的总理接班人,他带着重病飞到武汉向毛泽东推荐邓小平,这为邓小平后来掌握中共最高权力奠定了基础。李鹏但任总理也是“走后门”上来的,他在全国没有任何威望,北京市民都称他“李科长”,明显表示出对他的蔑视和对中共的不满,1989年5月19日他在和学生领袖吾尔开西对话时,也叫他“李老师”。李鹏不论从政绩和资历及能力来讲,都不配当总理。李鹏的上台标志着中共元老们在肉体消亡之前选自己放心的言听计从的接班人,李鹏的身份和言行确实也代表着中共元老们的意见。所以,在赵紫阳和李鹏的矛盾中,邓小平选择的还是站在李鹏一边。当时国内外民主人士对于这一点都看的很明白,而且中共党的会议文件、邓小平的讲话也透露出大量消息,显示出邓小平要搞无程序权力更迭。

国内外民主派不顾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做出治理整顿,停止十三大关于政治改革的决定,坚决支持赵紫阳进行政治改革,在理论界发起了和保守派的论战,而且取得了效果。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后,立即在全国掀起了广泛的悼念活动,当时中国政法大学帖出大字报明确的说“现在的任务是保护活着的改革派,保护赵紫阳。”八九民运一个大的政治背景,就是中共党内政治改革与反对政治改革的斗争日益尖锐化。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而且和社会上的动向息息相关。1987年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被保守派利用学潮赶下台之后,赵紫阳就成为他们下一个打击目标。1989年六四以后,赵紫阳说“耀邦同志从总书记的职务上下来后,对我说‘看来这个职务在当前是个是非职务,弄得不好,你也会很难干下去的。在这个岗位上只要注意和老同志关系摆平,让他们没话说,你就能干下去。但是,难呀,太难了。详细情况我就不讲了,以后你也会逐步了解许多情况的。’我们俩人是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人治到法制过渡关键时期上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人,如果说能够给我们党和国家在今后的改革中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那就是我们对党和国家所做的贡献了。”(1999年实语著《天机泄露——中国政坛机密档案》)八九民运时赵紫阳当然站在学生和民众一边,但这并不妨碍老谋深算的保守派,利用学运搬倒赵紫阳,其方法很简单,主要是把学生运动引入到政治决斗场的边缘,使事态恶化,就可以一箭双雕,在打击学运的同时,把赵紫阳也搬倒了。学生们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组织纠察队,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使示威严格控制在和平秩序的范围内,没有越轨行为。这使对手很失望,因为他们无机可乘。既然无机可乘,蓄意恶化事态的对手,只有首先动用封建专制的“文字狱”制造谣言了。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就是造谣者发出的一把毒箭,它起到的扩大事态激化矛盾的作用有目共睹。赵紫阳1996年回忆说“我与邓小平共事八年,分道扬镳是在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开始的。”

1989年4月23日,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赵紫阳按计划出访朝鲜。曾有人建议推迟访问,原因是学生示威没有平息,总书记离开无法防止有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但赵紫阳并不这么看,他认为随意改变国事访问,显然是向外公布,中国政局不稳,进而会酿成国际事件。赵紫阳执意访朝,事后看来在此时访朝是个很大的失策,可以给对手一个空子。李鹏利用赵紫阳不在北京的机会,先发制人,为学生扣上动乱的帽子,激化矛盾,使局势不断恶化,最后演变成流血事件。赵紫阳离开北京时,李鹏送行曾问赵紫阳“你有什么话让我们办?”赵紫阳说“在我回国前不开政治局以上会议,中央不做任何表态。”李鹏又说“小平派人传话,中央的事由你定你,你不在我们仍然与你联络。”后来证明,这是谎言。4月24日,邓小平认为赵紫阳出国访问是搬倒他的好机会,指示李鹏发动政变,晚上由李鹏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认为“当前的种种事态表明,在及少数人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成立了“制止动乱小组。”这改动了赵紫阳出访朝鲜前做出的“我不在国内不召开政治局以上会议”的决定,标志着赵紫阳开始失去地位和权力,邓小平从后台走上前台亲政,暂时改变垂帘听政的局面。4月25日,邓小平听了李鹏的汇报后说“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当晚李鹏又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李鹏首先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扬尚昆说“要把小平的讲话传给赵紫阳同志,征求他的意见。”但李鹏不以为然的说“小平同志已经讲话了,做了定性,这就是中央的意见。何东昌、袁木拟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我看题目就叫《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社论说“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在这次会议上,乔石、胡启立没有表态。李鹏在会后把会议内容电传给正在朝鲜访问的赵紫阳,赵紫阳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远水解不了近渴,只能表示同意小平意见,应付一下,等回国后处理,不然回国后就会受到软禁。他回电说“常委并报小平同志,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所做出的决策。”中共保守派利用赵紫阳出国访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和发表人民日报社论,给八九民运定性为动乱,是极阴险恶毒的一招,如果赵紫阳抗旨,拒不服从邓小平的指示,就直接让他辞职,如果赵紫阳同意邓小平的指示,就达到了逼赵紫阳反对八九民运的目的,大有中共在西安事变中逼蒋抗日的遗风,赵紫阳从朝鲜发电同意小平意见是不得已而为之。1989年5月16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说“我觉得后来之所以这么多广大学生参加进来,根本原因是大学生对学潮的定性从内心接受不了,所以学生一直坚持要党和政府表态,要讨个说法,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考虑这个问题,绕是绕不过去的。事实上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我也有责任。我在平壤,中央将小平同志的讲话和常委会议的决定发给了我,也就是将四二六社论的草稿征求了我的意见,我是表示同意了的。对四二六社论的责任,我不要常委负责,我愿意公开由我承担全部责任。”(张良著《六四真相》)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激起在京大学生和各界人们的愤怒。民怨沸腾,4月27日北京高校几万名学生不顾四二六社论的威胁,奋起反抗,上街游行。游行队伍沿着北京主要街道行进,数以百万计的市民站出来,给予学生英雄般的欢迎。此后,游行示威活动迅速扩大。鲍彤说“什么叫动乱?1989年4月27日,我当时亲眼看见学生在游行的时候,市民对学生表示热情支持。一个手持扩音器的学生说‘中国这一代大学生,将走向一个崭新的社会!追求民主,追求自由,没有你们的理解和支持我们,一无所成,感谢你们的理解和支持,感谢你们来夹道来欢迎我们。’”4月30日,赵紫阳结束访朝回到北京。当晚10点钟在中南海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并且在会上与李鹏发生争执。赵紫阳说“四二六社论对学生示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把知识分子和学生推到对立面去了,根本不利于事情的解决,必须立即修改社论。”李鹏反驳说“这不是让步的问题,如果修改社论,那我们都得下台,紫阳同志也包括你。”赵紫阳回答说“事情不像你们说的那么严重,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没有私利可言。”由于意见不统一,李鹏提议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听了汇报后,批了四个字“更改不好”,这使赵紫阳回国后马上修改四二六社论的计划受挫,就不得不采取其它方式修改四二六社论。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说“最早向紫阳同志反映四二六社论激化学生对立情绪的是我。4月30日紫阳同志从朝鲜回北京,他刚到家我就向他反映:27日,学生上街挡不住,市民围观的很多,机关干部中也有同情的,事态有升级和扩大之势,相当一部分学生和群众对四二六社论有反感。认为是针对他们的,我讲了我对社论的看法,社论的积极意义在于传达了小平同志中国一定要稳定,一定不能搞乱的思想,但社论写的太生硬,没有充分说理,缺乏分析,没有考虑到中间群众的接受程度。紫阳同志当时没有表态,过了两三天他对我说‘看来社论确有缺点’。”(1989年9月)王丹说“八九民运概括起来,就是从对话到对抗的过程。实际当时主要分歧,一个就是和政府对抗还是对话,这是有个分界线的。有几个分界线的,比如四二六社论是个分界线,四二六社论之前,学生是民主速求,四二六社论出来了,不一样了,要求对话是最好的,关键是能不能做到。绝食的手段是要求对话,发展到对抗。”(1999年6月)正是中共四二六社论,激化了矛盾,使对

(2)、亚行和五四讲话

赵紫阳作为中共总书记,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一边,利用新闻媒体的作用,表达人民的意见,变相修改四二六社论,支持八九民运,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这是难得可贵的。这主要表现在5月4日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对国内形势分析是十分客观正确的。他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现在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需要广泛进行协商对话,增进了解。游行队伍中绝大多数是学生,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态度:又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不是反对我们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现在学生最不满意的是贪污腐败现象。这本来是党和政府近几年来一直在解决的问题。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有意见,而且意见这么大?两条原因:一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二是由于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有些传言无限扩大或无中生有。腐败问题一定要解决好的,但这个问题必须也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监督、扩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结合进行。”

赵紫阳的讲话对八九民运的判断是正确的,是对四二六社论把八九民运定性为动乱的错误观点的纠正。5月6日,赵紫阳对扬尚昆说“我觉得这次学潮主流是好的,很多青年学生希望改革步子更大一点,民主化进程更高一点,他们的主观愿望们是好的。他们年轻,有些地方表现的不冷静不理智,所以,我在亚行年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了要冷静、理智、秩序,我相信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扬尚昆说“你在亚行代表的讲话,国内反响很好,乔石、万里、荣老板、许家屯都说讲的不错,学生、社会的反映也很好,北京高校现在已经大部分复课了,这就是效果。”(张良著《六四真相》)把四二六社论和5月4日赵紫阳接见亚行代表讲话对比来看,就会明显看到:中共保守派在运动一开始就采取十分发动的、封建专制不讲道理的态度,急不可耐的一下子把问题扩大化,使对立情绪高涨起来,这是中共常用文字狱乱中夺权的手段。而赵紫阳的讲话,对八九民运采取理解的态度,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这一判断是非常客观的十分正确的,运动的发展也证明了不会发生大的动乱。赵紫阳提出“在民主和法制上解决问题也是十分正确的。在运动发展的两个来月时间里,中共完全有可以召开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会,来研究解决运动中学生和市民提出的问题,而中共保守派是决不希望把八九民运引到民主和法制轨道上来的。事实上人大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积极努力。5月10日,万里委员长主持召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6月20日召开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关于学生示威游行和罢课问题的汇报。1989年5月17日,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访问加拿大时,就对加拿大总督让~索维表示“中国改革十年,国民总产值翻了一翻。但现在看来政治体制改革慢了一些,民主发扬不够,群众监督也不够。现在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要求民主,反对腐败,是促使我们加快改革的爱国行动。在刚刚结束的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代表们已经就这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下个月即将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将要讨论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政府对这次行动采取了克制态度,我们的总方针是要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们要求维护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改革和建设。”同时万里委员长还发表书面讲话“现在学生、知识界、工人要求民主,反对腐败是敦促加快改革的爱国行动。”他又说“学生示威游行要求民主,反对政府某些官员的贪污腐败,记者要求新闻自由,党和政府一直在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新闻变得更加自由开放。”5月18日,人大副委员长朱学范和十二名人大常委发出紧急呼吁,希望党中央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紧急会议。5月19日,中共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四家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要求“召开中共特别代表大会,”“召开人大特别会议,”解决八九民运问题。1989年5月21日,八老开会时彭真说“社会各界要求万里回国的呼声很强,还有人期待万里回来解决问题,我看万里继续在美国访问不妥,对中央对万里本人都有压力,一下子回来也不是很策略。”薄一波说“可以让万里先回国,但不忙于回京,可以到上海吗?”李先念说“这个办法好,一定要让万里了解事件发展的真相,到上海可以由江泽民做工作。”陈云说“小平同志的看法那?”邓小平点头。(张良著《六四真相》)5月23日,邓小平在西山别墅接见从上海来的江泽民,一是告诉其不久将调京任中共总书记的大任,并肯定在上海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与学运的方针。二是将一封亲笔信,让其转交访问美国、加拿大回国途径上海的万里委员长,并将万里留住上海,以切断赵紫阳手下利用万里来紧急召开人大常委会,企图达到罢免李鹏,否定戒严决定的发难。5月25日,万里委员长终止访问,凌晨三时,万里做的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停落,万里在江泽民处获得邓小平信后,在江泽民的严密安排下,住进了上海西郊宾馆。同时,新华社电讯称万里委员长因病暂留上海治疗。这样赵紫阳与部分同情学生者,欲以法律多数形式来否定戒严决定的最后一步棋落空了。这样万里受到邓小平和李鹏的压制,而以身体不适为由,留在上海,被迫放弃回国召开人大紧急会议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初衷。可见中共才是有计划的在搞阴谋,他们决不允许在民主和法制上解决问题,那样的话就搬不倒赵紫阳了。

赵紫阳提出“要广泛进行协商对话,增进了解,”这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很好渠道,也是十三大政治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可是中共保守派一直以学生组织非法,学生代表要求强硬为由,拒绝和学生对话,只是派了一些举无轻重的发言人,避重就轻的和学校官方学生代表应付了是的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做做样子给大家看,有意拖延时间,根本不想解决问题。只是到了5月18日,中共元老决定戒严后,大批军队兵临城下,李鹏见大局以定,才装模做样的接见了八九民运的学生代表。熊炎对李鹏说“为什么政府对四二六社论有个翻案呢?这要看政府是不是和人民站在一起,因为人民已经看得很清楚,学生是爱国的,学生是为了反腐败,学生要求民主是为了国家富强,是应该政府支持他们。”可见,学生对中共抱有真诚的希望,希望他们从民众利益考虑,为人民做些好事。这里关键是邓小平保守派发表四二六社论,给学生定性为动乱,解铃还得系铃人,他们不出来否定,谁也否定不了,他们是朽翁听政,掌握着实权,在中国他们说了算,这一点学生们十分明白,就是5月17日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决不秋后算帐”的书面讲话,人大万里委员长在加拿大发表支持学运的讲话,都否定不了四二六社论。六四后邓小平得意忘形的说“《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我们老同志在,包括军队,也有各个时期参加革命的骨干还在,因此,事情现在爆发,处理起来比较容易。”(1989年6月9日,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但李鹏还是按邓小平的调子讲话,没有否定四二六社论,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使学潮不断升级。王丹说“八九民运概括起来,就是从对话到对抗的过程。实际当时主要分歧,一个就是和政府对抗还是对话,这是有个分界线的。有几个分界线的,比如四二六社论是个分界线,四二六社论之前,学生是民主速求,四二六社论出来了,不一样了,要求对话是最好的,关键是能不能做到。绝食的手段是要求对话,发展到对抗。”(1999年6月)正是中共四二六社论,激化了矛盾,使对话转为对抗,这样也使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公开化了。

赵紫阳还说“他们绝不是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就是有过火行为,也是恨铁不成钢。”这种分析也是正确的,说出了八九民运的主流和普遍性。确实有人喊“打倒共产党!”确实在高校里有人贴出反对中共一党专政的大小字报,这不代表八九民运中的大多数人的思想。八九民运有两大特点:一是学生提出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这些要求和中共是一致的。二是参加游行的人和支持学运的人非常多,各界人士都有。可见八九民运大多数人是拥护中共的,希望中共顺应历史潮流,进行政治改革,并不是要推翻中共,赵紫阳的讲话正是着眼于大多数人,肯定了主流。对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有意见,而且意见这么大?一是法制不健全,二是由于公开化不够。”这一分析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两点都是封建社会的政治特点,所以发生这样的民主运动就不足为奇了。那么解决这样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也只有通过民主和法制和协商对话来解决,没有别的路可走。赵紫阳是采取大禹治水的疏导方法,避免激化矛盾,尽快平息事态。而邓小平、李鹏发表四二六社论,没有肯定多数人的主流思想,而是从一个笼统的模糊的敌我矛盾定性。四二六社论在学生和市民中反响很大,认为给他们戴上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这在中共血腥的历史上,一顶反革命帽子可以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这给刚刚脱离文化大革命恶梦的人民的伤口上又撒上一把盐,许多不堪回首的记忆,使他们情绪变的激动起来,形成中共与人民一个结,赵紫阳试图解开这个结。1989年5月16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说“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揭露了极少数人制造动乱的实质。我认为绝大多数参加学潮的学生来说,尽管他们采取的方式是我们不同意的,但他们的爱国热情及忧国忧民的心是对的,在促进民主深化改革,惩制腐败等方面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即使有过激的言行,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从朝鲜回来就听了各方面对四二六社论的反响很大,以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以缓和学生的情绪,我主张绕开这个难题,对性质问题淡化,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逐步转弯子,但到了5月13日,几百名学生宣布绝食,其中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对四二六社论的定性做出改变。设法缓和学生的对立状态,尽快使事态平息下来。”(张良著《六四真相》)1989年6月23日,在中共罢免赵紫阳总书记职务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赵紫阳坚定的说“我仔细想了,自学潮发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那些地方做的对,那些地方做的不对。首先我会见亚行代表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平熄,同时也想增强外界对中国富强的信心。讲话发表以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当时没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李鹏说话讲的很好,我在会见亚行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调子比较温和,从当时各个方面的反映来看,效果还可以。后来同志们批评我的讲话没有经常委会讨论,这是事实。不过中央领导接见外宾时的谈话,除了正式方案外,都不提常委讨论,一般根据方针自己决定。”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认为“赵紫阳先生在当时提出来,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那是当时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赵紫阳以取得了党内的多数,后来处境是不可抗拒的力量造成的。本来是非常好的,如果真的按他说的,在民主与法制上解决问题,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可以围绕`着反腐败人人关心的问题,初步建立民主制度,包括历史是由皇帝钦定的历史改一下。中共五十年的历史让老百姓去评价。如果我见到赵紫阳第一句话就说‘你当年主张在民主和法制上解决问题,证明是正确的。”(1999年6月)赵紫阳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就是和平解决问题,政府和学生都要和平,都不能采取暴力的方式。他的话是多么的正确。

1989年5月4日,赵紫阳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在建设和改革新时代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的讲话。他说“我们宏伟艰巨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任务,只有在稳定而不是动乱的环境中,才能顺利进行。”他巧妙的把发扬五四精神和建设现代化联系起来,表现出真心诚意地接受学生们的正确意见,肯定了八九民运,为把民运引向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做了积极的努力。讲话搞事先给中央部分领导看过,李鹏提出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赵紫阳没有采纳。1989年9月,鲍彤在秦城监狱写的一份材料说“在中国青年大会讲稿修改意见时,我没有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这个稿是紫阳同志4月30日批到各位领导同志修改的,李鹏、依林等同志都提出要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5月2日向赵紫阳同志汇报说‘已经从正面讲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道理,从反面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似乎讲不出什么新话来,’紫阳听了我的汇报后表示‘可以不加’。”(张良著《六四真相》)

赵紫阳会见亚行代表的讲话和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对八九民运正确的分析,对和平解决八九民运指出了方向,否定了四二六社论的错误观点。北京高校学生和市民欢迎赵紫阳的讲话,希望党和政府切实加强民主和法制,增加透明度。5月5日,北京高校学生陆续复课,游行活动平静下来。后来北京市市长陈希同6月30日《关于制止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说“赵紫阳同志五四讲话是动乱升级的转折点。”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实际上是中共保守派反对赵紫阳的讲话,继续采取强硬立场,没有展开有效的回应行动,引起了学生上和民众的不信任,才有5月9日和13日新闻工作者和学生再次上街游行,以至上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请愿,要求与中共和政府领导人平等对话,宣布八九民运是爱国行动。学生在绝食宣言书中明确指出“这次绝食是为了抗议政府对北京学生罢课采取冷淡态度,抗议政府拖延与北京高校代表团对话。”

5月11日下午,扬尚昆去邓小平家,邓小平问“你怎么看待赵紫阳的亚行上的讲话?”扬尚昆说“紫阳的亚行讲话调子比较温和,但与四二六社论的基调不一致。紫阳讲话后各地情况反映较好,北京罢课的一些学生也开始复课了,但也有一些省市对紫阳讲话提出了一些疑问,例如北京和上海认为紫阳讲话中,没有明确提动乱,只是从正面讲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与四二六社论定性的调子不一样,四二六社论明确肯定有黑手在幕后策化,而赵紫阳讲话中只说当然难免,也让人不好理解。王震对我说,赵紫阳的本事真大,他的一篇讲话就可以把学潮解决了。我认为紫阳讲话对解决学潮有一定好处,但学潮并没有到此为止,只是间隙。”邓小平说“赵紫阳亚行讲话后,先念同志就打电话对我说‘现在中央有两种声音,’陈云同志也捎话来让我看看赵紫阳的这篇讲话。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讲话有说服力,能打动人。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到底那一种处理办法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张良著《六四真相》)四二六社论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而亚行讲话使一些学生开始复课,连扬尚昆、王震都认为亚行讲话对解决学潮有一定好处。一边是改革派的代表赵紫阳,要和平解决学潮,一边是保守派的代表李先念、陈云,要用武力解决学潮。老谋深算的邓小平也左右为难,本想用武力解决学潮的邓小平,面对学生和市民的强大压力,对赵紫阳也难下手了。

1989年5月17日,邓小平家召开常委会,李鹏、姚依林、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亚行讲话进行了猛烈抨击,把学潮的责任都推到赵紫阳身上。李鹏说“我认为学潮的升级,事态发展到现在这难已控制的局面,紫阳同志应该负主要责任的,本来在他访问朝鲜期间,政治局常委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就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对付当前动乱问题做出的决策。4月30日回国后,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还几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四二六社论对动乱的定性,认为前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没过几天,他确在5月4日下午,接见亚行代表时,发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决定、小平同志讲话和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这篇讲话没有征得常委们任何意见。”姚依林接着说“紫阳同志接见亚行代表的讲话,不讲经济问题,只讲国内学潮,要是不看标题,谁也不相信这是对外国人的讲话。我认为紫阳同志的这篇讲话,是有明确意图的,这篇讲话讲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却提出我们有许多腐败现象,是和学生想到一块去了,我们将通过民主法制解决问题。这篇讲话根本没说四二六社论是否正确,绕开这个问题,这是一篇相当重要的讲话,这篇讲话等于把小平同志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的不同看法,统统曝露在学生和群众目前,致使学潮越来越大,几乎达到失控的局面。”赵紫阳反驳说“关于我5月4日会见亚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平息,影响外资对中国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启立、乔石等同志都认为讲的不错,李鹏同志当时还对我说,话讲的好,他在会见亚行代表时,还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的这次讲话从当时各方面反映看,效果还可以。”邓小平下结论说“紫阳同志你5月4日在亚行的那篇讲话,是一个转折,从那以后学生就闹得更凶了。”(张良著《六四真相》)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李鹏、姚依林的言行如出一辙,颠倒黑白的否定赵紫阳亚行讲话,就是要达到罢免他的目的。

赵紫阳还使用新闻自由的民主方式,促使八九民运走向民主与法制的轨道。5月6日,他对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胡启立、芮杏文说“对学潮报导开放一点,游行做了报导,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八九民运发生很重要一点是人民没有言论自由,赵紫阳是在利用这个机会,给人民说话自由,用疏导的方法,让人民释放出不满的情绪,从而推进政治改革进行。赵紫阳还说“面对国内民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他的讲话明显肯定了八九民运的进步作用,这样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对学潮进行了真实客观的报导,使民主思想深入人心,家喻户晓。1989年5月18日,中共元老和常委开会,李先念说“我想指出一点,这次事件闹这么大,跟我们的新闻宣传有点直接关系。这些天来报纸、电视、电台,不仅不做正确的引导,反而连篇累牍的宣传鼓动,推波助澜,好像上街游行的都是爱国者,不上街游行就是不爱国。还有赵紫阳的一篇讲话,比四二六社论效果要大,反映好,真是不可思议。”(张良著《六四真相》)

(3)、修改四二六社论

赵紫阳在通过亚行讲话和五四讲话来修正四二六社论取得进展后,想通过中共高层来进一步修正四二六社论。5月6日,赵紫阳对扬尚昆说“我今天就是要谈一下自己的想法,社论把学潮定性为动乱,提法欠斟酌,社论发表后,发生了大规模群众游行,有人骂小平同志独裁,我们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形象,不能把他的形象搞坏了。”扬尚昆说“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一定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形象,”赵紫阳又说“我觉得现在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请邓小平同志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二是征求常委意见,改变决议,你认为怎样?你和小平同志是老战友,你向小平反映,效果一定会好,常委这边工作我来做。”扬尚昆说“我去同小平同志讲,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听不进去,前功尽弃,我试试吧。”(张良著《六四真相》)

扬尚昆和邓小平是密友,和赵紫阳又很亲近,他起到了邓小平与政治局沟通信息的使者作用。5月11日下午,扬尚昆去邓小平家说“前几天赵紫阳跟我谈了他的一些想法,让我把他的想法向你报告一下。赵紫阳认为四二六社论在对学潮的提法上欠斟酌,定性高了,他还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说有人把小平同志提出来了,有损于小平同志的形象,不能把他的形象给损坏了。赵紫阳主张对这次学潮要疏导分化,争取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赵紫阳希望在适当时机对四二六社论做一些改变。”邓小平问“常委中别的人那?”扬尚昆回答“他的想法只是私下里对我说,还没有在常委和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来,以赵紫阳估计,乔石、胡启立可能会同意,李鹏、姚依林大概不会同意。”邓小平说“我看常委中只要姚依林的观点最鲜明,态度最坚决,并且以一贯之,在重大问题面前,政治局常委一定要果断,要敢于坚持原则。当然,我们要尽力争取以和平手段解决这次学潮。”(张良著《六四真相》)正如扬尚昆估计的,邓小平听不进去,前功尽弃,他明确表态姚依林反对修改四二六社论是对的,否定了赵紫阳的观点。

6月23日,中共四中全会上,赵紫阳谈到5月16日晚上常委会时说“我从朝鲜回来,各方面对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反映很大,已经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当时我考虑可否以适当的方式解开这个结,以缓解学生的情绪。5月4日,我和李鹏谈了对社论的看法,李鹏表示反对。因此,我想要重新考虑是很难很难的。我又同尚昆同志商量,先绕开这个难题,对性质的问题的讨论,逐步转弯子。到5月13日上万学生先后绝食,其中主要要求改变社论的定性,我感到事态十分严重,这个问题无法绕开了。所以,我才在5月16日晚常委会上提了一下这件事。李鹏说‘社论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否定中共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罢在全国各民族一场严重政治斗争。是邓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

5月17日,在邓小平住处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赵紫阳坚持自己对学运的看法,主张和平解决问题,但遭到李鹏姚依林的激烈批评,把学运的升级归于赵紫阳在5月4日接见亚行代表时的讲话。这次常委会再次肯定了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对学运的定性,并做出了调动军队进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决定。赵紫阳说“我不想继续干下去了,在对待学生性质的问题上,我不同意四二六社论的说法,我不能执行戒严决定,以此我请求辞去总书记职务。”薄一波、扬尚昆都说“紫阳同志这时无论如何不能做出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赵紫阳说“我身体不好,这几天一直头疼,难受”(张良著《六四真相》)5月18日,中共八位元老,四位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央军委负责人开会,决定戒严,赵紫阳称病没有出席。在会上,邓小平、李先念、李鹏、姚依林、陈云、扬尚昆都对赵紫阳要求修改四二六社论进行了一致批评。扬尚昆说“赵紫阳同志让我代他请假,他头昏心率不齐,去看病了。我跟紫阳同志多次交换过意见,自学潮以来,他一直在运动的性质这个问题上不能同小平同志的说法保持一致,他几次想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我劝他,也批评过他,我说这个问题大的很,如果把性质变了,我们就都垮了。现在的问题是把党内的两个不同声音,完全曝露在社会上,学生觉得中央有一个人在支持他们,因此,越闹越厉害,目的就是要否定四二六社论,要承任他们的高自联,现在乃至全国的局势都越来越严峻了,所以,要保持全国的稳定,首先从北京做起,我坚决支持在北京地区实行戒严,并坚决执行。”(同上)5月19日上午,邓小平打电话给扬尚昆,让他到家里来一趟,一见到扬尚昆,他就生气的说“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去讲话了,你看了吧,你听他讲了什么?哭丧着脸,一副很委屈的样子,实在太不讲组织原则了,太没有纪律了。”(同上)这次邓小平紧急招见扬尚昆,主要是决心撤换赵紫阳的中共总书记职务,和扬尚昆打一下召呼。

赵紫阳在他多次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提出否定四二六社论失败后,他无法违背自己的正确意识,去执行他坚决反对用军队镇压学运的做法。鲍彤问赵紫阳“中央在北京实行戒严的可能性有多大?”他说“尽可能避免出现这种局面。”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信,要求再考虑一下他的意见,取消戒严,邓小平在信上写上“胡说八道”四个字。扬尚昆将邓小平实行戒严的决定用电话告诉了赵紫阳说“小平有此意思,而且还不怕流血。”赵紫阳说“尽最后努力,说服小平同志,不要采取这种极端手段,国际上说不通,调动军队制服学生。”他又打电话给李鹏和扬尚昆说“你们坚持这样做,我反对不了,也不参加。”

1989年5月21日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扬尚昆、薄一波、王震在邓小平家开会,决定撤消赵紫阳中共总书记的职务,并且酝酿了新的总书记人选。李先念是最积极主张撤换赵紫阳总书记的,他说“我老早就说,问题出在党内,党内有两个司令部,赵紫阳就属于另一个司令部,现在就要揭这个底,挖这个根子,否则党内思想统一不了。从四二六社论一出来,赵紫阳就反对这个定性,一直认为不是动乱,他是一步一步有目的走的,他的亚行讲话,我一听就感到气味不对,从外地赶回来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更是把小平同志出卖了,这不是有意思是什么?为什么早不讲,晚不讲,偏在这个时候讲,让学生和老百姓把矛头对准小平同志,他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的讲话,像不像一个总书记的样子,什么叫我老了,无所谓了。北京戒严这么重要的会议,他作为总书记可以请病假,又不是卧床不起了,他是有意制造党内分裂,他反对在北京戒严,有他的政治目的,就是迫使我们这帮老家伙交权下台,搞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套,有我们这些老家伙在,他束手束脚,搞不了。赵紫阳以不适合担任总书记。”(张良著《六四真相》)赵紫阳支持八九民运的言行,确实让中共保守派抓住了把柄,达到了撤换赵紫阳的目的,从5月22日起,停止了他的工作。同一天,扬尚昆、李鹏等人开会,向党内有关人士通报了赵紫阳的情况。5月27日晚,八老再次聚会邓小平家,邓小平说“比较来比较去,上海的江泽民同志的确是个总书记的人选,我认为他能够胜任这个角色。在总书记的人选上,陈云、李先念同志都倾向于江泽民同志,大家有什么意见?”(同上)结果钦定江泽民为总书记,这场围绕四二六社论争论不休的权力斗争的表面文章写完了。

(4)、反腐败

赵紫阳为了平息学生和民众对四二六社论的不满,在学生和民众反腐败问题上做了几件好事,进一步把八九民运引向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5月6日,赵紫阳和扬尚昆谈话,扬尚昆说“学生要求廉政,反对贪污,反对官倒,反对特权,这都是我们党提出来的,现在群众和学生支持是好势头,我们要通过对话,对群众提出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分。所以,我建议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制止杜绝这些弊端。”赵紫阳说“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如反腐败,特别是高干子女问题,首先从我做起,我准备向中央写一封信,建议调查我的子女,有无腐败问题,如有依法处理,如涉及到我本人也一样。”(张良著《六四真相》)作为中共封建专制高层领导人,能够身先士卒,从我做起,正人先正己,是难得可贵的。

A、5月8日和10日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关于这两次会议的情况,赵紫阳在6月23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说“4月27日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想先绕过这个问题,在廉政问题上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真正在做努力,事态也许会逐渐平息。等到大家都冷静下来时,比较容易取得一致意见。我在这两次会议上向人大提出清理公司的报告,公布高级干部的收入及身世,取消80岁以下老人的特供,由人大常委会组织专门委员会,对高级干部及家属举报案件进行独立调查。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确立游行法和新闻法等等。我的这些意见只是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提一下,并没有做出决定。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正建设作为政治改革的一项大事来抓,并把廉正与民主法制透明度结合起来。5月13日,我和尚昆同志一起到小平家汇报了这些想法,小平赞成,他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解决一下。’”赵紫阳想通过办几件反腐败的事给人民看看,以缓解矛盾,但他没有想到这时等于抱薪救火,在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中,对他权位早就垂涎欲滴的高官们,有了反对他的又一个资本,对他本来就不满的保守派们,更加对他恨之入骨,因为这损坏了他们的利益。吾尔开西说“经济改革非常成功,中共有点政治改革是在胡耀邦时期,但受到阻挡。民众提出一个办法,反腐败等,但影响到当政者的利益。”(1999年6月)八九民运中反腐败唤起民众千百万,但反腐败也使中共上层形成合力来镇压八九民运,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中共反腐败是假的,腐败者都是中共官员们和“太子党”们,这是中共的阶级基础。邓小平多次讲到反腐败,那次他真的反了呢?这次赵紫阳顺乎民意反腐败,尽管只是提一下,并没有做出决定,但这两次政治局会议的反腐败内容,足以让中共高层引起不小的震荡,更加害怕八九民运推动的政治改革会损害他们的利益。5月11日下午,杨尚昆邓小平家,扬尚昆说“这次学潮之所以这么乱,还是不散,原因就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反腐败的行为。”邓小平说“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现在这些别有用心者,提出反腐败,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口号是他们的陪衬,他们的核心是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张良著《六四真相》)邓小平在这里运用了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无限上纲的理论,把反腐败上升到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那等于否定了反腐败。在中共高层只要赵紫阳等说了一下反腐败的话,就受到中共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并且成了一大罪状。姚依林在5月17日常委会上说“我认为赵紫阳同志的这篇讲话,是有明确意图的,这篇讲话讲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是可以理解的,然后确提出我们有许多腐败现象,是和学生想到一块,我们将通过民主法制解决这些问题。”(同上)如果说赵紫阳的亚行讲话提到反腐败有错误的话,那么中共就是恐怖组织黑手党了。正如鲁迅名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徜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要吃苦或杀身之祸。古今中外,其揆一也。”(《而已集》)

人民日报等媒体也对中共反腐败做了相应的宣传,很快影响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力量分化组合,面对愤怒的学生和民众,以及赵紫阳倾向学生和民众的反腐败措施,中共保守派认为是大逆不道,使他们便集中力量来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让赵紫阳下台。5月21日,八老会议上邓小平说“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出来了,明显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是在搞分裂,分裂党支持动乱,好在我们在,才能压住。赵紫阳怂恿动乱,没有不换的道理。”(张良著《六四真相》)可见,从古至今的历代改革者没有好下场,其中重要因素是得罪了利益集团,从春秋战国的吴起,到秦朝的商鞅,从宋朝的王安石到清朝的康有为。邓小平为了保住皇权,他不会亲自去干这危险的事,一涉及政治改革,他就退步不前了,这次赵紫阳向他汇报反腐败措施,他明知万不可行,又不加劝阻,可见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看,赵紫阳到朝鲜访问,给了保守派可乘之机,发表了四二六社论,给八九民运定性为动乱,是一次败笔,这次提出反腐败措施又是一次败笔之作,失去了党内高层许多支持他的人,这更使他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是他必定下台的标志和关节点。他支持八九民运,反腐败,得到了民心,失去了权位。而在这样一个专制的政权下,没有了权位,又怎样实行政治改革那?此事古难全。2002年《明鉴》第四期《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朱总理》一文中的话,最能说明赵紫阳不能和中央腐败行为保持一致是下台的主要原因,而邓小平庇护腐败和反腐败都是维持权力的政治手段。文章说“我从政17年,深知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并不一定是在大多数人手中掌握着。在一个班子里,大多数人腐败,少数人要想在班子里,必需同流合污。这种情况下,腐败是生存在班子中的手段了,如果有谁不和上级保持一致,上级只要随便派纪委或检察院查一下,党内肯定揪出一个腐败分子。反腐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是腐败分子排斥异己的一种手段。”

B、八九民运中无论学生和市民,无论赵紫阳和中共保守派,为什么都对反腐败感兴趣呢?因为,八九民运时,通货膨胀呈明显上升趋势,全国普遍有抢购之风,引起民众严重不安,他们又听信社会流传的官倒、太子党等等,认为这是中共官僚腐败造成的,人民对中共最不满的是腐败问题。所以,学生们“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引起了老百姓的认同,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及全国城市抗议中共腐败问题。鲍彤认为“我认为只有中共权力受到制约的时候,才有可能从制度上来解决腐败。如果中共权力是无限的,绝对的,永久的,我想这种腐败也将是绝对的,永久的,所以,根除腐败,唯一的方法是建立民主制度。”(2002年6月)

政治改革与反腐败是紧密相关的,中共腐败的原因,是共产主义政治制度造成的。1989年5月10日,政治局会议上田纪云的讲话是支持八九民运的,他说“要求反腐败的呼声,好似这个学潮中一个共同的呼声,这说明我们过去在惩治腐败方面的工作做的很不够。当前我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障碍,在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真正开展,权力与经济利益的结合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官倒猖獗,一些党政官员腐败,党和政府的威信严重下降。因此,我们应该在廉政建设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同时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张良著《六四真相》)中共和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一样,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公有制,一切归国家所有,不允许存在私有财产。中共于1957年完成了所谓社会主义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这种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杀鸡取蛋的做法,被历史证明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中共走向灭亡的边沿。毛泽东死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洋务派”为了挽救中共政权灭亡,实行改革开发政策。实质正如毛泽东所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走回头路,回到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的道路上去,把全民公有制逐步改变为私有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C、中共要从清一色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向现代化资本主义所有制社会过渡,要经过原始资本积累阶段。中共的原始资本积累,必然不是美国争夺海外殖民地掠夺资本,也不是英国羊吃人的血与火的圈地运动,也不是日本的输出妓女的经历。中共的原始资本积累,是国有财产私有化的过程,国有财产流失的主要方式是权钱交易,流失的主要渠道是贪污贿赂。所以,中共腐败是从共产主义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原始资本积累的特殊方式,这和1842年清朝开展洋务运动后,官商联办企业的情况差不多。中共改革开放后,官员们看到资本主义世界潮流,中共迟早要结束一党专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得捞一把捞一把,官商勾结,无官不贪。国有资产向资本流失的越快越多,共产主义国家灭亡更快。中共高官们一面想阻止国有资产流失,但落花流水春去也的局面无法挽回,一面都在绞尽脑汁贪污腐败,权钱交易不断深化,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留个退到资本主义的后路。从这点上看,腐败是资本原始积累在社会主义中国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社会一种特殊方式。

但是,《现代化的陷阱》的作者何清莲就反对腐败有利于社会转型的说法,她说“那些认为腐败有利于推动社会转轨,以腐败为手段获利的利益团体会进行努力建立法制社会秩序的人,全然不会想到,在新法规不断出台的今天,腐败所要削解的正是这些新的法律约束。而腐败泛滥的最终结果只会是目前已露初兆(在少数部分地区已型构成现实次序)的‘黑权结合’。腐败推动的‘社会转轨’,其路径指向只会是高度腐败的金钱政治或政府和黑社会共同治理社会的‘意大利模式’。”“一些学者在腐败以成为社会发展走向何方的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时,还在主张‘腐败有利于消解旧体制力量,对推进改革有利,’只能说明社会公共价值已被扭曲到非常可怕的程度。”她的观点脱离了中共的全民所有制的现实,只看到了腐败给社会带来危害的皮毛东西,没有实事求是的认识到腐败是消除中共的必由之路,至于什么模式那只能是后谈,当前谁也顾忌不了的。

D、中共这种一党专政的私有化,使他们必然贪污腐败,摇身一变成为资产阶级,而民众生活依旧没有多大改善。这种由于政治因素在经济利益上分配不公正的矛盾,在八九民运中表现突出。所以,在学生反腐败的口号下,感动了成千上万的人参加运动。民众认识到,经济分配不合理的问题,是政治制度造成的,人们要求民主,要求政治改革,就是要掌握政治权力,改变这种在经济利益上分配不合理的现象,不让中共官僚和“太子党”们,把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独吞了。东欧、苏联共产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私有化过程是迅速进行的,共产党独吞国有财产的现象减小,对社会长治久安起到一劳永逸的作用。俄罗斯改革的初始阶段虽然很困难,但由于其政治体制变化和向市场经济转轨都比中共彻底,将来一定会超过中共。可以预见,中共政治制度的变化引发的危机,会使中国经济大倒退,这一苦果是中共自己种下的。王力雄在《底层的毛泽东和经济文革》一文中说“当局应该明白,当年天安门运动时,群众极端和热烈,并不是出自民主,而恰恰出自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渗透在广大民众血液中,随时都可能暴烈的发作。”(2001年9月)他把八九民运说成是毛泽东影响,而不是出自民主。向中共献策,实行民主,才能避免毛泽东主义的造反,才能保住腐败得来的财产。这一观点不无道理,但对八九民运的看法,不能苟同。八九民运形式上像文革,邓小平及元老们也这样看,但内容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反对中共一党专政,反对马列主义,呐喊着政治要现代化,这是中共历史上前所没有的。八九民运被中共血腥镇压了,但它的发展在苏联、东欧、甚至在印尼也看到了,如果当时的李鹏政府下台,中国会比苏联它们更好,这样的运动在社会转型中有必不可少的重大作用。所以说王力雄本人带有邓小平情结,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就是维护中共“太子党”们的利益不受侵犯,而不顾千百万下岗工人、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这属于改良派主张,也不无道理,但在现实中不免带有纸上谈兵的病症。假若八九民运胜利了,会发生领袖变迁,而后是制度性变迁,在民主和法制社会里,经济私有化在经济规律调动下自由发展,就不会种下不稳定的后患,阵痛带来长治久安。但八九民运被中共镇压了,这种中共独吞国有资产的腐败现象还会继续下去,而且会深入扩大到原本健康的乡镇企业,伴随着的是大批国有企业职工失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政治斗争也因积怨甚多而越演越烈。人民没有民主,就没有政治权利,没有政治权利,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

丁子林教授认为“12年前的那场运动,正是大学生和民众处于爱国的热情,反对腐败,要民主自由,如果当政者当年接受了学生们的呼吁,那推进了中国的政治改革,那今天的中国社会就不会是这个样子,现在已经到处是腐败了。”(2001年6月)八九民运没有打破封建专制社会循环周期律,还会发生新一轮的民主运动,反腐败依然是唤起民众的大旗。

(5)、会见戈尔巴乔夫

1989年5月16日晚,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一上来就说到天安门广场的事“当然学生们把许多时想得很天真,以为他们喊喊口号,党和政府一天之内把他们的要求的问题都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党和政府与青年学生之间,缺乏相互理解,我们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我们。我们属于第二代,学生第四代,邓小平是第一代。”又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还说“一党制能保证民主发展吗?如果不能的话,就要提出多党制的问题。”继续说“要加强公民宪法的权力,要看到民主与法律结合的关系,法律依靠民主,民主依靠法律。中国知识分子对苏联改革很感兴趣,他们要我们学习你们的经验。”戈尔巴乔夫对赵紫阳讲话如此开放,感到惊呀!当时也想到这意味着中共权力斗争白热化了。赵紫阳在这次谈话中,进一步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认为八九民运发生是民主与法制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认识到民主发展的障碍在于一党专政问题。这次讲话比和亚行代表谈话更深刻了,说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要建立多党制,为中国政治改革指出了方向。当然,赵紫阳在谈话中是想利用戈尔巴乔夫访华时机,造成国际影响,使八九民运的发展方向有利于政治改革。后来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上回忆说“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深居最高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的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世界没有共产主义会更美好。2000年以后世界将迎来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但是却有巨大的障碍阻碍着人类走向和平与富强,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巨大的学潮时我在北京,当时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要垮台了。”“要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垮台了,世界在走向和平和正义的道路上会前进得更远。”“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名记者以为我会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然而,阻挠人类在全世界实现自由理想的亚洲共产主义也应当被消灭。”(2001年《党史博览》羊夏《叛徒戈尔巴乔夫的自白》)

戈尔巴乔夫在中国学潮时,完全可以推迟访问,但他为了支持八九民运毅然访问中国,这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言行上,都推动了八九民运的发展,使中共保守派的联手苏联抵制美国西方的计划破产了,这也是邓小平让赵紫阳下台和下令屠杀学生、民众的一个重要原因。1989年5月13日上午,赵紫阳、扬尚昆到邓小平家,邓小平对他们说“天安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戈尔巴乔夫在北京访问,天安门一定要有秩序,要注意我们的国际影响,天安门如果乱噪噪,会成什么体统。”(张良著《六四真相》)5月16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扬尚昆说“像中苏会谈这样历史性的事情,使我们没有办法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欢迎仪式,而临时改在了飞机场,其中今天两次应该在人民大会堂谈的,被迫改在钓鱼台,原先规定了要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也没办法进行,这个在我们对外关系上讲,是非常坏的影响。”(同上)5月17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姚依林说“使我不明白的是昨天和戈尔巴乔夫会谈的时候,要把小平同志推出来,在现在这样的局势下讲这番话,无疑是要把这件事的全部责任推到小平同志头上,把学潮的矛头对准小平同志,这等于给予已经混乱的局势火上加油。”(同上)后来中共保守派又多次对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进行了指责。赵紫阳的讲话没有错,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主要是中共和苏共联合的计划破产后,邓小平恼羞成怒,把责任推给赵紫阳,给他又加上一条下台的罪状而已。

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时候,看到学生们的抗议,他才痛下决心在苏联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沉重的打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加快了共产主义的灭亡。这打破了原来邓小平想联合苏联,让苏联打前阵,对抗欧美的战略,八九民运使邓小平的计划流产,这是中共最脑怒的事。邓小平向来喜欢在幕后筹划,让别人出头,和毛泽东、刘少奇、叶剑英、胡耀邦合作合作就是如此,这样他可以明哲保身。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他又故伎重演,但在高他一筹的戈尔巴乔夫面前只能是班门弄斧了,可以说,影响中苏高级会谈是八九民运中的最精彩最振奋人心的一笔大作,在以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结局中,让人们看到了深远的影响。

1989年7月7日,北京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说“赵紫阳利用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的把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第二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发表了极其猖狂恶毒的《五一七宣言》,他们咒骂说‘清王朝已经死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老昏庸的独裁者。’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在一派呼啸声中,咒骂邓小平同志、攻击李鹏同志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有的要求‘邓小平下台,’有的提出‘李鹏下台,谢国安民。’这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了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对于这一点,赵紫阳在6月23日,中共四中全会上说“关于和戈尔巴乔夫谈话问题,十三大后我多次向外说,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作为党的主要决策地位没有变,目的让全世界知道邓小平的地位,不应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访朝时我也向金日成谈了这个问题,和戈尔巴乔夫谈是正常的,问题在于这次做了公开报道。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会伤害小平同志,我愿意对此承担一切责任。”1996年,赵紫阳谈到这件事时说“我已经讲过在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我们有过这样一个决议,党的重大问题上要请示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有最后拍板权。因为邓小平同志的历史经验比我们所有的领导同志都丰富,党在关键时刻由他把关是可以的,放心的。这样一个决议导致了邓小平似退而不退,后来我认为不给国际上和国内的人们讲清楚这两方面的问题,就说明不了我们党内的许多他们认为很不理解和很不正常的现象。所以,我在1989年5月会见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时公开了我党的这个决定,以引起国际国内的重视,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如果说这话对后来的事件有什么影响的话,我当然是要负责任的,但不能简单说这是一种恶意。全世界的人们都看到了我的讲话,是非并不难分。”(实语著《中国政坛绝密党案》)

(6)、书面讲话

1989年5月16日晚,会见戈尔巴乔夫后,赵紫阳主持政治局常委会,他说“到目前我们还是没有理由不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从中央来说,只能希望学生保持冷静、理智、克制,顾全大局,维护安定。鲍彤同志起草了一份书面讲话,由我代表常委发表书面谈话。”李鹏、姚依林反对,认为不符合邓小平讲话精神,是变相的修改四二六社论。但胡启立、乔石支持赵紫阳的意见。少数服从多数,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赵紫阳代表政治局常委的书面讲话。他说“请同学们放心,党和政府决不会秋后算帐。”还说“学生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党中央国务院是肯定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污蔑“有计划的阴谋,”“动乱”。绝食学生当时归纳为“不是动乱,要求对话。”应该说这个讲话全部满足了学生要求,这也是中央在这个时候做出的最大让步。要知道政治局常委能够产生这样一个谈话多么不容易,因为,常委中李鹏就是四二六社论的策化者。事情如果到此为止,也就和平的解决了,然而,可惜的是学生们没有理会这个至关重要的信息,广场上的学生毫无撤回学校的意思。学生领袖王朝华说“我们把赵紫阳当成了政客。”(1990年6月)当时的游行横幅上写着“邓小平狠心,赵紫阳猾头,李鹏下台,谢国安民。”

最初的绝食要求以被中共接受,他们还要求推翻四二六社论,而赵紫阳的书面讲话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这个书面讲话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表态,按照中共党章和中共政治制度,这是最高权威文件了,和这个文件相比四二六社论又算什么?究竟怎样给学生定性,当然要以中共总书记代表中央常委的书面讲话为准,为什么还要去否定四二六社论呢?5月17日,出现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517宣言》和空前盛大的示威游行,给广场上的学生极大的鼓舞,使他们增强大获全胜的决心,他们没有意思到书面讲话以是中共当局最后的理性,反而把它当作扩大战果的起点,结果没有适可而止,见好就收,这样就超越了当时的历史条件,果然当局在书面讲话没有获得回应之后,也就不在让步了。卡玛和高富贵合著的《天安门》一书中说“这场运动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民主运动,因为,民主运动内部也充满了对立。和平解决的努力,最终被对方强硬派所破坏。”

1989年6月3日夜里,枪声响了,成千上万名民运人士倒在血泊中。6月4日凌晨,坦克冲进天安门广场,碾碎了民主女神。四二六社论说“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的确,不是应验在学生身上,而是应验在四二六社论炮制者自己身上,从四二六社论发表后,解放军已经被调到北京郊区整装待命,那个时候不但没有学生绝食,而且连大规模游行都没有发生,不知调集大军要干什么?当然要对付学生和市民了。军队都准备好了,这不是有计划的阴谋又是什么呢?然后通过搞戒严,平空造谣,把学生推到陷阱的边上,于是用最后一个谎言,发生反革命暴乱为借口,然后把学生和政治对手一网打尽。学生的天真和激情,给了对方设下陷阱的机会,使之能够圆满地完成对八九民运的围歼任务。但这绝不是说,发生屠杀责任在学生身上,学生是中共阴谋的牺牲品。对于中共来说,即使有一千条理由,对天安门广场清场,也完全可以用不流血手段去实现,没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调动几十万大军,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这完全是蓄意的谋杀。6月2日上午,中共元老和留任政治局常委开会,对天安门清场做出决定,王震说“对这些占据天安门广场的讲清道理要清场,听进去要听,听不进去也要听,即使要死人,也是他们自己找的,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能心慈手软,军令如山倒,否则纪律无法执行。”(张良《六四真相》)中共保守派的罪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将来是逃脱不了正义审判的,六四惨案彻底暴露了中共暴政的丑恶。王军涛在1991年2月12日被中共判刑后写信给律师说“那些死难者无法对自己进行任何辩解,无论我在死者活着时,多么不赞成他们的观点行为,但我相信,他们思想为中国和人民,为真理和正义而战斗。”

有目共睹,中共不发表四二六社论,不查封《世界经济导报》,不调动军队进京镇压学运,就不会发生六四惨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说“到6月初,天安门广场其实已平静,流血事件并非不可避免。我在89年6月4日,不在北京的原因,是当时天安门广场并非具有吸引力,到北京的大学生都以回去。大批军队在6月2日入城,鼓动了市民再次上街游行,并不是动乱才有血腥镇压,是政府制造了混乱,然后再以此为借口,进行镇压。”(1999年6月)6月2日上午,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和李鹏、乔石、姚依林开会,对天安门广场清场做出决定。李先念说“戒严进行半个多月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忍耐心人民也看见了,对戒严部队北京广大市民也开始理解了,现在全国的学生也对示威游行不感兴趣了,新鲜劲过去了。但是病灶没有除,还要发作,现在天安门广场是动乱的病灶,要立即清场。”(张良《六四真相》)可见,六四血案,正是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保守派,利用学运制造混乱,然后发动军事政变,对中共高层权力进行无程序更迭。

总之,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在封建专制社会的条件下,起到了镇压八九民运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共保守派的“文字狱”、“紧箍咒”及“护身符”。邓小平说“《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后来的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02页)这段话可见中共保守派的险恶用心。王丹说“天安门文件出版可以澄清许多是非,首先有一种说法,认为当年学生在政府的对峙中,始终不肯让步,才导致矛盾激化,而政府一再让步,最后无奈,才下令清城。天安门的记录中恰恰相反,证明中共当局对事件一干预就决不让步。在1989年5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总书记赵紫阳曾提出重新修改四二六社论,这是绝食学生抗争两条事情之一。可以想象,当局真的改一下,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错误定性,双方的妥协就有了基本条件,但是那次会议上,总理李鹏坚决反对修改四二六社论,并抬出邓小平为护身符,说四二六社论是邓小平的意思是不能改变的。记录表示,他们现在让步,就是投降,不让步就得坚持四二六社论,在整个八九年天安门运动中,四二六社论是个焦点。正因为中共在学运中开始就将其定性为动乱,才激化了矛盾,使抗议的声浪扩大。在四二六出笼的过程中,以李鹏、陈希同为首的党内保守派,做了很多手脚,先是陈希同、李锡铭以北京市的名义,在向邓小平汇报时特意夸大歪曲事实,渲染学生请愿时冲击新华门,然后李鹏乘赵紫阳出访朝鲜的机会,推动邓小平为学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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