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学运十五年】献给为中国自由民主事业奋斗的人们
05/17/04    陈一谘    新世纪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140
—— 纪念“六四”十五周年

一年半来,因为重病,既没参加什么活动,也没写过什么东西。军涛从网上传来子华和子明等人的文章,希望我写一篇序言。拖着病体,看完了他们写的东西,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回首往事,仿佛十年文革的狰狞岁月、十年改革的艰难历程、八九民运的壮阔场面及六四屠杀的血腥结局,历历浮现在眼前。在“六四”十五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写了以下“病中断想”,献给为中国自由民主事业奋斗的人们。

子华的长文《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虽长达八十多页,却读来令人深思。她将以陈子明、王军涛为首的“社经所团队”,从“四五”到“六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如何为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坚持不懈的奋斗历程写得一清二楚。此文以事实为依据,以历史为线索,将“社经所团队”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一一道来,推倒了中共顽固派强加于他们头上的种种诬陷不实之词。文章后半部份讲到八九年为避免流血,陈子明、王军涛的挺身而出,特别是他们与刘刚在狱中的大义凛然和不屈不挠,所表现出的中国新一代士子“士可杀而不可辱”的高贵品格,读来更是感人肺腑。

感谢子华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六四”以后,中共既得利益者肆意篡改历史,几乎将各个领域为改革开放、为自由民主奋斗的人物和事实一律抹黑、一概颠倒,致使无数民众与年轻一代不知历史真相为何。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把遗忘的事实重新展现出来,“还历史本来面目”,是中国一代有志之士的艰巨任务。子华写的“社经所团队”不仅是为他们的团队留下了 “历史见证”,也为当年各个领域的“团队”留下真实的“历史足迹”开了一个先河。这项工作将会为“正本清源”奠定事实与道义的基础,并且可以为再出发总结经验教训。

1984年11月赵紫阳在佛山说,“没有十年文革的悲剧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为什么呢?因为文革中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数不清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真正达到了亘古未见的“亿家墨面没蒿莱”的局面,迫使人们怀疑、思考和追索。其中最重要的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共产党内有良知的领导人和追求民主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一部分则是经历了上山下乡深知民间疾苦的知识青年。他们在各种可能的场合,讨论中国的前途问题。

记得林彪摔死以后,“毛泽东神话”破灭了,人们中、特别是知识青年中出现了各种思想流派;而“四五运动”和“四人帮”倒台以后,“中国向何处去?”就成为各种仁人志士关注的中心议题。以北京为例,各种自发的沙龙与小团体就不下上千家,著名的也有上百家,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律、军事、新闻、艺术、教育等各个领域,而参与者则以上述两部分人、特别是第二部分人为主。看了子明写的《走向宪政民主 —— 一个“四五人”的心路历程》一文,感到他正是一个在“实践 — 读书 — 思考 — 追求”中觉醒并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自由民主主义者的代表,他的文字自然流畅,他的思想前后衔接,他的行为冷静理性。中国正因为有了像他这样一代饱受“文革”、“六四”磨练的人才,中国未来的自由民主事业才充满了希望。

1984年4月我和胡耀邦谈起,北京民间有一个说法:把打天下的叫“第一代”,49年以后历次运动提拔的叫“第二代”,而经过文革历练、特别是上过山下过乡又在改革中崭露头角的叫“第三代”。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进展顺利,特别是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正是因为经历了文革悲剧之后,当年为救国救民打天下的一代领导人中的开明者意识到毛泽东的作法行不通,而与上山下乡一代知识青年中涌现的为国为民的佼佼者直接对话,共同推动的。而经历各次左倾运动飞黄腾达起来的那些“第二代”领导人,则是一批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往往成为改革开放中所谓的“中梗阻”。即,改革是在“第一代”与“第三代”联手冲破“第二代”的阻碍中进行的。对这个看法,胡耀邦连说了两个“有道理!”。

只要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一个事实:自从1978年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进行中的绝大多数开创性意见,几乎都是活跃在各个领域的中青年首先提出的,而中央决策层中的开明者采纳这些意见并实施,改革开放就前进一步;而那些“中梗阻”的代表往往会以“社会主义保卫者”的名义,施展往上爬时“看风使舵,两面三刀,治国无方,整人有术”的故伎,投合“第一代”既得利益者教条的想法,不断给改革先行者及其事业抹黑,阻碍改革的进行。

其实,“六四悲剧”的实质即是:中共既得利益者为维护自己的地位和特权,扼杀追求自由民主进步力量的一场军事政变。如果说。“五四运动”对中国发生了启蒙作用,“六四悲剧”则影响了世界战略格局。1992年在莫斯科“贞女墓”,我遇到一批满戴奖章的苏共老红军,他们愤恨地问我:“中国同志,邓小平为什么要用机枪、坦克杀那些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呢?这么一来,东欧完了!我们苏联也完了!连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完了!”邓小平作为一个“计划经济”的改革者和“一党专政”的维护者,确实扮演了一个悲剧性的角色,而“六四”枪声则毁了他的一世英名。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居功至伟,胡耀邦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赵紫阳失去了他的地位和自由,但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高风亮节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江泽民、李鹏这些在“左倾”路线下窜升的既得利益者和改革开放中的“中梗阻”代表,在“六四悲剧”的政变后攫取了最高权力。江李掌权伊始,便实行了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的方针,对前十年各个领域进行的改革全面清算。特别是从1989年下半年起,他们就大唱“新计划经济”的高调,实行了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实即否定“包产到户”)、压缩乡镇经济、取缔个体经济、加强国营经济和上收下放到企业与地方权利的五大反“和平演变”、反改革的经济对策,迅速造成了经济发展的萎缩。大家都还记得,中国的经济从1990至1991年出现了负增长。至于在政治思想文化上批胡赵路线造成的专政恐怖、全面倒退,更是有目共睹。

江李的这些做法激起了广大干部和民众的强烈反感和抵制。八十八岁高龄的邓小平也意识到,继续批判胡赵会失去人心,最后不仅会否定了改革开放,也会否定了自己。他不得不于1992年来了个“南巡”,公开批评江李的做法,强调坚持农村联产承包、坚持市场经济、坚持对外开放、坚持搞好特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放出“谁不改革谁就下台”的狠话,迫使江李急忙改弦更张以保权位。应当说,邓小平的这次讲话是符合潮流和顺应人心的,这样才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能够继续发展。

但江李为维护特权者的利益所采取的对策,却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极大的问题:首先,经济上为稳定大城市不致出乱子,实行“牺牲农村,保障城市;牺牲平民,收买精英”的倾斜政策,使得制度性的社会不公与机会不均继续扩大,酿成了世界少见的“贫富悬殊”;第二,政治上加强集权,整肃异己,使“投机者扶摇直上,刚直者倍受欺凌”,以至大大小小官员的贪污腐败流毒全国,这种政治腐败导致的全方位腐败,已成为世界政治史上典型的制度性毒瘤;第三,思想文化上,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钳制舆论,“逼迫全国人民说假话”,混黑为白,稍有异见,即加整肃,真可谓出现了举世无二的“网络警察无孔不入,安全密探随处可见”的奇观,真像奥维尔笔下《1984》的重现。但也有“宽松”的领域,只要你不质疑我的权力,干什么肮脏事也没人管,使中国又堕为一个“物欲横流,道德沦落”的奥维尔描述的《动物庄园》。

1980年我听广东顺德的老农说过:“三十年了,共产党一不让我们吃饱,二不让我们讲话”。连保守的姚依林都承认:“我在平谷打游击的地方,农民也是这么说的”。很显然,这是公有经济和阶级斗争造成的结果。我曾和“农村发展组”的朋友们说“千古以来,人们希望的就是:一吃饱穿暖,丰衣足食,二自由自在,自由选择。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推进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等我到苏联东欧考察以后,发现他们虽然搞得比中国好一些,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问题,却与顺德老农说的惊人的相似。

1980年,我们创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前,经过二十个月的反复讨论,核心骨干一致认定:文革以后,百废待兴。但,欲铲除产生“四人帮”的土壤,改变产生“四人帮”的环境,中国必须进行一场深刻、全面的政治社会变革。然而这场变革立即从政治入手尚不具备条件;应从八亿农民吃不饱饭、城里人生活拮据的经济领域入手;经济领域则应从计划控制薄弱、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入手;而农村变革首要则是将八亿农民被束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破除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包产到户”。

当时,我和何维凌、王小强等人还拟定了一个《中华振兴百年设想》,提出了:“二十年改革”,从农村到经济到社会到政治,2000年时有一个市场经济的基础和民主政治的框架;“五十年起飞”,再造经济格局与权力结构的同时,花大力气解决法制环境、社会政策与人文精神问题;“三十年振兴”,二十一世纪八十年代实现中华全面振兴,进入世界现代化先进国家之林。当时我还说过,即使我们生前实现不了这个目标,也要给后人留下一个不可逆转的局面!而八亿农民解放了,计划经济就没有了基础,谁想使中国退回到老路就都成为不可能的事了!

当时参加“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成员有二百多人,大部分是经历过上山下乡的78至80届大学生和研究生,但核心主要是文革前和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受尽折磨的老大学生,他们毕竟更成熟、老练一些。如何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国全局的历史性变革?是我们考虑的中心问题。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一个超大系统不能分解为子系统就不成其为超大系统,一个子系统不能分解成单元就不能成其为系统,而任何一个系统都有可改变的部分才能维持生命力;无论政治、经济、社会、学术的变革,无非三种形式:一是推倒重来,二是另立体系,三是改变系统行为。“推倒重来”方式对社会政治系统的代价太大,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多不采取这种方式。而且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破坏多于建设,人们已厌恶这种激烈的方式;而“另立体系”方式在“四人帮”下台后正有机可为,只要一个个在旧体系旁独立起的新体系能自运行、自扩张、自繁殖,其示范效应早晚会取代旧体系;对旧系统则采用逐步“改变系统行为”的方式,使其目标、方法、规则产生变化,以收“旧瓶装新酒”之效。以后的改革实践证明,农村改革、特区建立、大量民间组织的出现正是“另立体系”的结果,而城市经济改革则大体是通过“改变系统行为”的方式进行的。

“六四”前改革的成绩有目共睹,但进一步改革的难题是绕不过去的。可是“六四悲剧”发生了,谁在“六四”前也没想到中共的既得利益者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六四”后更没想到会那么残酷地整肃。换句话说,这些人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起码的良知和道义。什么“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者追求的公平和正义”通通置诸脑后,唯一的考量是“我和子孙的权力和利益不受损害”,这些民族和历史的罪人早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经济改革不解决产权问题,政治改革不解决民权问题,中国的改革不可能成功”。这是1989年6月3日夜,我写在《辞职和退党声明》上的话。蒋经国1987年宣布开放“党禁”、“报禁”之举,虽为顺应时势的开明之断,但更是基于:1950年“三七五减租”以后的三十多年间,以民营经济为主轴的中产阶级大量产生;在县级选举中又形成了以知识分子为中坚的公民社会,这是两个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条件。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民营经济的发展已大大超过了国营经济,社会亦随之出现了多元化;虽然政治舆论空间尚小,但社会文化舆论空间却在一直扩大;民权仍无保障,追求人权、自由、民主、法制与宪政的呼声正在高涨,被中共禁演的《走向共和》一剧在网上销售长踞第一,便是明证。

1999年“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一批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讨论《国家制度建设》时一致认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好似建造一座摩天大厦,五个基础要件缺一不可,即:比较公平合理的,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政策及文化环境。若缺少其中的一、两个基础要件,大厦或许还可以维持;但若只有一个基础要件,大厦肯定建不起来,强行施工定会坍塌。中国的经济改革若不跟上其他的改革和建设,是不可能走上现代化之途的!

为什么中国贪污腐败、贫富悬殊、道德沦丧愈演愈烈?正像《法国人权宣言》二百多年前就指出的:“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与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1988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我和鲍彤讨论到,“实行市场经济只是使我们回到常识,因为人是要吃饭的,吃饱穿暖就要靠市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多数人可以丰衣足食,少数穷人也可以温饱。”,“只有实行了民主政治,我们才可以说回到了主流,民权得到保障,民众的意愿可以自由表达,权力得到制衡,民众的利益不受损害,中国才有可能长治久安”。

如今,给我们送来“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早已解体,俄国不仅回到了常识,也回到了主流。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从极权政治向威权政治转变,那么,中国离回到主流还有多远呢?

当今世界已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孰优孰劣之争。绝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都已意识到,市场经济必不可少!而民主政治,虽为几千年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却须视各国国情运用不同的形式。1926年全球民主国家只有26个,1943年增加到36个,而1974年“第三波民主化”发生至今,又有82个国家实现了民主,使民主国家达到了118个,还有几十个国家正在走向民主的过程中。目前拒绝民主政治的国家,全球剩了不到20个,其中只有中国是唯一的大国。

对于中国来说,正像经济市场化不可阻挡一样,因为人们希望富裕而不是贫穷;政治民主化同样不可阻挡,因为人们希望自由而不是专制。人们随着经济发展生活状况改善,随着教育水准提高学会维护自己的权益,加上全球民主化的冲击,中国会不可抗拒地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国情”不能成为拒绝民主化的借口,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国情”。 “国情”只能作为汇入民主化主流的“初始条件”,也就是界定自己的起点在哪里。

其实,中国真有一个别国没有的“国情”,就是毛泽东用“斯大林主义”加东方专制主义加军事共产主义祸害了中国近三十年。1979年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理论务虚会”上我就说过“现在大家评价毛泽东过和功三七开,三十年后恐怕倒三七也不止”,会后,胡乔木找我谈话,我辩驳的让他哑口无言。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毛泽东的“两大罪恶” —— 大跃进饿死4300万人,文革的破坏以及两亿人被批判斗争牵连 —— 已经够给他盖棺论定了!更可怕的是他用“不断革命”的方式将中国几千年发展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各种组织及关系破坏殆尽。他所施行的“全面专政”和“以党治国”以及“等级产权”和“等级身份”,至今仍严重束缚着中国的前进。至于他以专制手段推行“党文化”(其实是“帮派专政文化!”)的做法,不仅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优良文化传统和品德,而且把中国的劣质文化和人性中的“假、恶、丑”推向前台,什么“革命文化”、“斗争文化”、“造反文化”、“权力文化”、“造神文化”、“整人文化”、 “痞子文化”等等,至今还残害着中国人的心灵。

毛泽东的一系列封建复辟行为,使中国出现了以野蛮代替文明、以落后批判先进、以无知当作有知、以谎言冒充真理的局面,至少把中国的社会进步推后了五十至一百年。这个特殊“国情”,倒真真实实地大大影响着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江李下台民众都很高兴,客观上人们期盼着出现“胡温新政”。胡温的主观条件也有可能实行“新政”,因为不仅他们从学历、经历、仕途、施政重点与“六四”责任几方面都与江李有很大差异,而且他们与胡赵有着相当的历史渊源。可能因执政时间尚短,人们还未看到“胡温新政”的步伐。其实,胡温若在几年内解决以下五个问题,那么,“新政”就会名副其实了。

第一个: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问题。1984年在胡耀邦家,几个老同志忧心农村出现“两极分化”。胡耀邦说:“首先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有了,再解决公平分配的问题。农民 ‘绑着穷’了三十年,没有东西怎么公平分配?现在农民刚吃饱,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公平问题要关注,要研究,过个七八年再大抓。”可惜,胡耀邦早逝,这个问题、特别是“三农”问题,三、五年前业已突显时,当政者却没把它当回事。严重的社会不公、尤其是“三农”问题若不抓紧解决,将会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第二个:加入世贸与改变政府行为的问题。中国加入WTO毫无疑问可以加快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步伐。但是,中国不可能要求WTO成员国的企业和政府行为向中国靠拢,只能是加快改变中国企业和政府行为与WTO 的要求合拍,特别是政府退出企业行为。还有一个紧迫的问题就是: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承诺,2006年起,外国金融机构将“大举登陆”,而中国国有银行的弊端有目共睹,不加快改革会带来严重问题。

第三个:权力制衡与舆论监督的问题。“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故而权力必须有效制衡;而没有舆论监督的地方,黑暗的东西就难以揭露。目前如果还不可能全面作到,总可以开始起步。如,在各级人大建立“廉政监督委员会”(类似香港的廉政公署),监督行政官员的滥权与腐败;在各省市报纸设“民意版”,由报纸“群众工作部”、政府“信访局”与纪委负责,以达“民怨有处诉、贪官及时惩”之效。“一个有效的市场需要一个有限的政府”,法制建设中应特别注重限制政府行为的法律。

第四个:民主与宪政的问题。能否走上民主与宪政之途仍是中国走上现代化之途关键的一步。亚洲已经实现了民主化的国家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把违法的、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转变为合法的、你活我也活的程序之争,把一纸空文的、摆样子的宪法转变为权威的、名副其实的宪法,是这些国家民主化得以成功的关键。如果现在还迈不出大的步伐,也应开始着手准备一个5年、10年、20年各达到什么目标的计划。孙中山先生当年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以“宪政”为目标逐步过渡的做法,就曾广泛地赢得了国内人心和国际支持。

第五个:“六四”昭雪与恢复赵紫阳名誉的问题。“八九民运”的是非功过民众早有公论,“六四悲剧”则是中共与中国人的耻辱。中共新领导人无人对“六四”负有直接责任,为何还端着这个“屎盆子”使自己不能直起腰杆面对国人和世界呢?!前任总书记赵紫阳只因不同意镇压,即被非法关押近十五年,根据哪条党纪国法?仅因政见不同,即将自己的原上司与同僚如此对待,与当年毛泽东整刘少奇有何区别?这种做法与黑帮组织的作法岂不是太雷同了吗?谁还会相信那些“依法治国”的空洞许诺呢?解决这个问题,将化解民众积怨,缓和社会矛盾,取得道义合法性,获得国际国内广泛支持,并青史留名。

“六四”过去快十五年了,凡有良知的人们都不会忘记这个世界与中国当代史上的悲惨事件。一批批为中国自由民主事业奋斗的志士倒下了,千千万万为中国自由民主事业奋斗的志士涌现了。

民主制度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更需要无数志士的不懈奋斗。“第三波民主化”中向民主转型的国家,有一条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基本经验:转型是否顺利,往往与国内政治活动者如何互动有关。如果,反对运动中的温和派与执政者中的改革派良性互动,则民主化会进展顺利;如果,反对运动中的激进派与执政者中的强硬派对抗,则会导致社会严重冲突或民主化进程受阻。这个经验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六四悲剧”毫无疑问罪在政府,但抗争者不懂得在执政者内部寻找合作力量的那种“政治幼稚病”,引来历史大倒退的血的教训,应当很好记取。

本世纪伊始,鲍彤转告我,“我想来想去,研究各国历史,中国要走向民主化,民众能较少牺牲,过程中少走弯路,最好的办法还是促使执政者往前走。”如果胡温政权能运用中共的组织资源,改组中共,使中国走上宪政民主之途,那么,不仅是中国人之幸,更会创下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

不过,一般说来,执政者总是以平衡既有格局为首务,没有足够的外部压力是不会往前走的。从苏东国家走向民主化的经验看,除了波兰因特殊原因,天主教会支持的“团结工会”取得了政权外,其他国家都是在民众的压力下由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或改组、或推翻旧体制而走向民主化的。如何对执政者施加尽可能大的压力,又能适时适地与愿意改革的执政者妥协合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有了各种经验,也有了血的教训,为中国自由民主事业奋斗的人们一定会更聪明、更持久地推动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前进。

正像子明在他文章结尾充满信心地说,“中国的民主化将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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