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学运十五年】“中国大学生万岁!”
05/11/04    邓韫璧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159
“中国大学生万岁!”

中国大学生万岁!

——我的“八九”回忆

韩国   武振荣

    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一个民族在经了一个较长时间的消沉之后,竟然会在一个特殊的时刻上积极起来,其结果是这民族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平时间根本不关心政治或者不过问国事的人们突然地热中于政治和国事。在这个时刻,你如果说平时只关心柴米油盐的人一下子变成为政治上的人物,那么,你便会知道政治是怎么的一回事了。一九八九年的情况就是这样,一个已经被金钱迷了心窍的民族,却一反常态地关心起国家大事来了,几乎所有的男女老少都是这样。面对这样的局面,你若还谈论哪一个民族在政治上不够格,哪一个民族的素质底,哪一个民族的教育或者文化不能够实行民主的制度等等,你不就是无的放矢吗?可是,在今天——在“八九运动”过去了十五周年的今天,某些人还在起劲地谈论它,以为“八九运动”似忽不应当发生,不应当那样的激烈,以至于其结果是把中国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打了下去,从而强化了党内的保守派的势力,使得中国的民主化事业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如此糊涂的思想和看法竟然取得了不少的市场,在国内外广泛地“贩卖”,这实在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不幸和“八九运动”的不幸。如果说持此种看法的人也想搞民主的话,那么,他们对民主的这样的一种看法无疑会导致他们自己对民主的取消。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我个人在“八九运动”十五周年祭时,才想到要写这篇文章。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北京天安们广场的学生绝食活动已经进入了第五天,全国的形势都被他牵连住了,所有的人无不谈论此事,日常生活的所有环节都被它填满了。田间地头,车间班组,办公室,会议室以及教室和课堂,人们都在议论此事。我所在的咸阳市和全国一样,也被同样的关心和同样的情绪所充满。大约在下午三点左右,我在办公室坐不住了,走出陕西省机械研究院的大门,想到街上去溜达溜达。在家养病的妻子放心不下,带着夹板和绷带(她手臂受伤)陪着我去,任务是阻止我这个爱讲话的人在大街上不要讲话。我虽然不喜欢同她一起走,可是,对她出于好意的“管”也不好谢绝。走上乐育路,街道上沸腾的政治气氛我已经感觉到了,只是妻子在场我不便于表示罢了。正行间,碰上了刚刚从西安赶回来的部队上的一位老战友,他是那样的激动,老远看见了我就打招呼,眉飞色舞地说:“老武,你以前所热衷的那个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已经来了,形势好得很,西安市的人民群众都要起来了,你怎么还能沉出气……我都激动得想跳,你还是这样的慢条斯理……”。我这个人本来就好激动,经他这么一煽播,就等于火上交油的了,浑身顿时热了起来。

     走到咸阳市人民广场(现在改名为505广场),气氛已经是十分的火热了,大约有上万人聚集在广场周围,都在议论最近发生的事情,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好象出现了焦虑和激动,都感觉到应当说几句自己的话,但是一时间却又好象什么也说不出来。正在这个时刻,一支由西安专程赶来的“西安二十所大专院校赴咸阳讲演团”的学生们招徕了大批的观众,很快地便形成了广场的中心区。这支二、三十人的队伍在广场的中心搭起讲演台,用手提喇叭向人群发表演讲。这样的场面我肯定不能放过,于是就很快地挤到了最前面,变成为一个热心的听众。如果说象我这样年龄的人(我生于1949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再来观察眼前的这一幕政治景象时,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参照系的话,那么我也可以说是一个别有用心的听众了。同人们想象的不同,在细心地听着学生们的讲演时,我并未为学生们的讲演所打动,而是相反,为正在讲演的学生们暗中的鼓劲。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我先后听了四、五位同学的讲演,但是,恕我直言,没有一个学生的讲演能够打动广场上如此众多的听众。起先,一个戴眼镜的女同学拿着事先写好了的讲演稿,头也不敢抬地念着,也许她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场面,所以,在念稿子时,紧张 得手都在抖。我知道,在公众场合讲演,感染力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东西,它能够成功地把一种自己的情感象瘟疫一样地传染给听众,使那些本身也许不太激动的人,在接受讲演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变得同讲演者一样地激动,甚至在激动的程度上被讲演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眼前这个同学缺乏的就是这个。女同学下去后,出来了一个没拿讲稿的男同学,他虽然没有怯场,但是他那种故意表现大方的姿态却于广场上的庄严气氛不相协调。以后虽然也换了几回人,却没有出现一个能够鼓舞人心的讲演者。讲演持续不到一个小时,广场的气氛便已经松懈下来了,听众中出现了不耐烦的现象,到处都有人走动……就在这个时候,谁也想不到,出现了一位身着工商管理服装的“咸阳市民”,对学生们的行为发出了异议。

     起先,这位“咸阳市民”也曾经打出了“我也是大学生的”的招牌,声言他“毕业于华东师范学院”,他一边说,一边打着手势向讲演台的前面挤去,招呼学生们:“你们下来,我有话要说。”学生们猛一听对方也是大学生,以为是支持他们的,所以有几个男同学立即跳了下来,同他说话,谁知道他竟变了脸,严厉斥责学生们“来到咸阳市搞动乱”。他手指着学生们说:“你们不好好地呆在西安,来到咸阳干什么?你们要学着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的样子,搞串联?文化大革命就是动乱,你们这样做不是动乱又是什么呢?四二六社论就是要人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当时,热血沸腾的大学生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小小的咸阳市竟会出现这样的“鸟”,要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出也有可能,可是,咸阳市并不大啊!于是,站在了讲演台上的那十几位学生纷纷地跳了下来,同这位“咸阳市民”展开了辩论。我这个人本来就好热闹,这样的场面,当然也少不了我。就在我使劲地往前挤时,我那位手缠绷带的妻子已经是耐我不得了,她只好跟着我向前挤……。也正是在这个时刻,我才发现学生们不是他的对手。他到底是成人,再加上他很有口才,学生们一时间驳不倒他,他左一个反对动乱,右一个保持稳定,把一个歪理倒说得头头是道。广场上的秩序顿时大乱,这无形的辩论已经牵动了广场上的人心……。目睹这样的一个场面,我沉不住气了,推开一直拉着我的手的妻子,走到同学们面前,径直地说:“同学们,我也是咸阳的市民,我也来说上几句。”听了我的话,神情沮丧的同学们面面相觑,可能心里在说,这个人是不是又来反对我们……我看出了同学们的心思,便说:“同学们,我支持你们!在我看来,你们的行为不但合理,而且合法……”我说话时的口气坚定而且有几分自信,围观的群众中,竟发出了叫好的声音,在稍稍停顿之后,我膘了那人一眼,然后对着同学们说:“有人说你们的行为违法,请问,你们的行为违反了哪个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款?……”此刻广场上鸦雀无声,那个反对学生们的人也楞了几下,我面向群众,又看了那人一眼:“请说……”。那人没有发言,也许他来不及反映,我面向学生们说:“同时们,我说你们的行为合法,是有根据的,具体地说,你们的行为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三十五条!”待我说到这里时,那大广场上竟一下子安静下来了。借此机会我接着说:“《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把‘言论、集会、示威、游行、结社、出版’的自由以公开的方式赋予了共和国的每一位公民和每一位个人,因此,共和国的所有的人和公民在共和国的土地上所进行集会、示威和游行都是合法的,都受共和国的宪法保护,根本不存在非法的问题,。因此,同学们,你们来咸阳集会和发表讲演的行为是受法律保护的,我为你们的行为感动了这么多的市民和群众向你们——我们心目中敬爱的大学生们——致敬,同时我也声明不允许任何人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为外用私人的观念去评判你们的行为是否合法!”我就说了这么几句话,便在当时的人民广场上成为受人注目的人了,广场上竟以热烈的鼓掌声来回答我。此时,我才发现那个把学生们的行为说成是动乱的人,一声也没有吭地消失在人群之中了。西安来的大学生们纷纷上前同我握手,要求我把刚才讲的那几句话拿到讲演台上去讲。在同学们的要求未能得到我的答复时,我身边的几十位素不相识的人竟七手八脚地把我给抬了起来,不由分说地向讲演台走去……不用说,此时呼喊声和吆喝声连成一片……。

     就在我被众人抬着走的时候我发现广场的西北角上的高处站立着咸阳军分区许多的老熟人(我从军分区转业才一年多时间),他们知道我在部队上经常地讲课,有能力在这个时刻说话,所以,他们老远地向我打手势,示意我“上”,我这个人本来就沉不住气,他们的一个手势我就来劲了。事后思量起来,那时军分区的人若做出一个相反的手势我也许就会蔫了下来,不至于跑上学生们的讲演台上去讲话,可是,眼下的情况是他们给了我一个“上”的信号。就这样,在下午时间四时十五分,我站在人民广场上发表了“中国大学生万岁”的讲演。据事后的情况看,我变成为在咸阳市民中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发表演说的人。

     讲演是正大光明的。讲演前我向听众通报了我的姓名,介绍了我的工作单位和我个人的政治身份,当群众听到我是一位具有十九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时,广场上爆发出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在掌声之中,我开始了讲演。我说,过去我们喊过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可是,他们都没有活到一万岁。毛主席活了八十三岁,刘少奇活了七十一岁,都不久于人世,这一次我们喊中国大学生万岁就喊对了——他们的确可以活一万岁!一万年以后,只要我们中国人民在,就一定有我们的大学生在。讲到这里,广场上响起了“中国大学生万岁!”的口号声。下来我接着讲述了一系列的理由,无非是在政治上大学生们走在了我们的前头云云。讲演一共持续了四十多分钟,完毕之后,大学生们纷纷叫我签名,这是我第一次在人群广众中的签名。就这么短短的四十分钟,我惹祸了,差一点被开除党籍。在“六四”之后的秋后算帐中,揭发我的人说,我的讲演市公安局录了音录了象,意思是说“铁证如山,罪责难逃”。

     事实上是,就在我发表讲演的当天晚上,李鹏、扬尚昆发表了电视讲话,表明了强硬的态度。也正是在这个时刻中,我才发现自己的讲演是多么地不合时宜,但是,这是木已成舟的事情,不能有改变的余地。晚上同几位朋友们一直谈到深夜,倒下头打了个朦胧,第二天大清早,我打59路的头班车赶到西安新城广场去看绝食的学生们。当天夜里下了一场小雨,虽然是五月的天气,但是早晨的空气中还充满了凉意,待到我赶到现场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绝食的现场外面,被警察用很长的绳索隔离开来,拒绝其他的人接近。我站在老远目睹着一片熬过雨夜正倦缩在一起的绝食学生们的狼狈情景心中充满了酸楚,眼中不由自主地流出了泪水……“这就是我昨天喊着要活一万岁的中国大学生吗?……昨天,那么多的人还在为他们鼓掌叫好,今天要接近他们都已经很困难了……”当时我心里在这样地说着。在西安没有停多久,我便原路返回了。在车上,我回想起我所看到的那一幕幕情景,就不住的流眼泪,学生们太冤枉的了,以饿死自己的方式表示抗议,这不是人类最软弱的方式又是什么呢?如果这样的方式也不能够见容于世的话,那么人世间就再没有和平的抗议了!一个口口声声鼓吹“改革开放”的社会中,如果连这一点的和平抗议权也给丧失了,那么社会上还会就什么公道和正义可言的呢?……车上的人看到一个大男人在流泪,可能以为我是死了父亲,其实呢?在我父亲死的那个时间上,我也没有象这么的难过啊!回到家里,我母亲第一句话便问:“学生们这么样?”我没有说一句话,先给呜呜地哭了,母亲见状后,也哭了。我母亲是农村妇女,一字也不识,在我看来没有多少的政治意识,但是一个政治运动发展的通常的标准是哪些平日间远离政治的人,或者说没有多少政治意识的人也随着政治事件的节奏而发生着情绪的变化,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参与。在那些特殊的时间里,母亲同我一起看电视新闻(平时她老人家是不看新闻,只看秦腔戏),并不时的发表“学生多么可怜”的评论。目前她其所以“参与”的这么深原因还在于她在政治上相信自己的儿子的判断,她以为那些惹我掉泪的事情不是一般的普通的事情,所以,我悲她也悲。哪一个母亲不了解自己的儿子呢?她知道我不是一个轻易会掉泪的人。事情已经过去了十五年,我母亲也已经死了十年,现在每当我回忆起母子们当时抱头哭泣的情景,心中总是充满了愤愤不平和无限的遗憾。

      “六四惨案”发生后,咸阳市进行大逮捕,为避此风头,我在一位地处深山沟的农村朋友家里呆了二十多天,回到单位后,虽然没有受到更大的处分,但是,作为我们单位上的一个“动乱分子”我还是难逃被整的一关。情况即使这样,我感到幸运的是在研究院那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我却因此而赢得了人心,许多人对我这位转业不久来研究院工作的“军转干部”的情况有了一个进一步的了解,起码大家不再认为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无条件的服从上面的人。所以,从此之后,愿意同我交往的知识分子就多了起来。也正是在那个特殊的时间里,我才有机会进一步的认识什么是人心、党心、民心这东西了。

     除北京外,就全国范围来讲,“八九运动”是学生运动,这是用不着怀疑的,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学生运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之所以牵动了全民的 心,说明了民主运动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对于民运朋友来说,不了解这一点,那么就很成问题,在任何一次成功或者不成功的民主运动中,一个民主的诉求之最初被某一部分人所提起,而其余的人主要是迎合这诉求,并在诉求扩大时不断地扩大运动面的情形就是我们所说的运动现象,研究这现象,位于诉求中心位置上的人物们固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运动的诉求所激动起来了的那些人。在一个民主的运动中,一个中心性质的诉求造成了运动的中心,围绕这中心而展开的东西才最终地构成了运动的全部内容。在中国这个阶级、阶层分化还不很充分的社会中,民主运动越出某一个阶层、阶级的范围而更多地具有全社会意义的事情,值得我们好好地来研究。

     

                                           2004-5-7于韩国汉城特别市衿川区加山洞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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