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学运十五年】论杀人政治应当结
05/09/04    武振荣、邓韫璧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182
——关于“6、4”断想

去年,我们联席会议韩国分部的一部分成员在驻汉城的中国领事馆前举行的抗议中,提出了一个口号——“结束杀人政治”。一年过去了,在又一个“6、4”到来时,我们重温这个口号,感到有许多的话要说。因此,我们借助于这个口号,进一步地阐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立场,就有了几分的迫切性了。

首先我们应当看到杀人政治是一种原始的野蛮政治的遗留物,是人类政治从古代直到近代的一直维持的那种政治。如果说在这里我们可以运用一个标准对人类的政治史做出一个的划分的话,那么把政治划分为杀人政治与和平政治则是十分可取的。其实,这一个划分法早在十七世纪就有人主张过,他不是别人,而是我们中国的伟大学者唐甄。唐甄生活在崇祯至康熙年间,是明末清初的人,显然他的一生也是在政治上杀人最多的时期中度过的。他的不朽著作《潜夫论》记录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研究结果。作者把秦始皇开始直到他写书的时间内的政治统统地叫杀人政治,认为这是人类最残酷最无道和最野蛮的政治,针对这情况他提出了政治上的“止杀、去杀”主张,成为中国历史上以最明确无误的方式提出了结束杀人政治的学者。三百多年过去了,当我们中华民族在重温我们的“老祖宗”(这是真正的而不是冒牌的)的这一教训时,我们做何感想呢?

目前,中国社会上有人提出了发展政治文明的说法,此前也有人曾经说过政治进步、政治发展等等的话,在这里,我们并不认为这些说法完全地没有价值,只是要强调一点,当政治还停留在“杀人”的水平上,无论你怎么样地搞,怎样的讲(不管是“三讲”还是九讲),政治不会有丝毫的进步、任何地发展,也不可能包含哪怕一点点的文明却是一桩明白无误的事实。为什么呢?因为发展总是意味着从一种状态过度到另一种状态,进步也不过是说,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如果说杀人的政治在这样的时空中并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发展与进步不就是空的了吗?至于说在维持杀人政治不变的情况下,也可以空谈政治文明的话,那岂不是对政治的讽刺。

在人类历史的野蛮时代,解决政治纠纷的方式不得不借助于以暴力为主的杀人方式那是一种我们所常说的历史的必然。在那些阶段上人类自身还带着刚刚从动物界走了出来的特点,其思维方式也是原始的。因此,人类在处理自身事物中的关系重大问题时,杀人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了。随着人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演进,政治生活中的利益也越来越显得重要和宝贵,于是政治被维持在大规模的和大量的杀人水平上,就自不待言的了。与这种情形相适应的是,只有杀人的这样一种方式才似乎可以保持和维持政治的秩序。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如果说在政治的秩序之中,政治权力的转移和变更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那么,杀人和由杀人的方式所引起的恐惧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了。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中,对于政治上的叛乱和造反的处罚都是法律最先要制止的。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在西方社会产生了民主的制度,于是,政治问题的解决最终地脱离杀人的方式才预示着一种政治上的革命。于是政治发展,政治进步的事情就变成了人类政治生活中可以预测和可以把握的东西了,政治文明的实现也就具有生活的基础了。但是在民主的国家之外,政治依然地保持着传统的杀人性质。

可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大凡要发展文明的进步,要推进社会以及政治的现代化进程,就必须无条件地实行民主政治,放弃或者废止专制、专政的制度与体制。只有这样才能够有资格谈论所谓的政治文明。当前,中国的专制社会主义者们不准备放弃专制,不准备实行民主的政治最明显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要坚持十五年前发生的“6、4”杀人屠城的行为是“正确”的,是“迫不得已”的,以至于为在今后的时间中有可能出现的类似情况准备同样的辩护,要不然,他们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力气压制在全世界范围内要求平反“6、4”的呼声呢?就历史的经验来看,1976年4月5日发生了著名的“天安门事件”,只过了2年,就得到了平反;韩国1978年5月18日发生了“光洲惨案”,但是,过了7年,到1992年韩国实行民主选举时,便已经得到了平反。当然谁都知道,上述两桩事件的正确解决,对于上述两国发展民主,特别是推进政治民主进程都是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所以,在今天,当我们的民族在面临比“4、5天安门事件”要大一万倍的“6、4惨案”的压力和压迫时,平反冤案的事情,就不是官方的事情了——在更完全的意义上——它应当是我们全民族的事情,我们全民族应当万众一心地去争取之。只要我们中国人的政治发展已经达到了每一个普通的人能够坚持认为我是人,我在政治上享有这个世界应该和已经以人的权利的名义施行给一切人的那一种权利时,就没有人能够利用任何的借口和任何的理由来屠杀我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人的生命是高于一切的,政治——无论是什么东西,都不应当比人的生命更高。也就是说,政治的东西应该彻底地脱离古代的遗俗,表现出现代文明应当具备的基本的特点和基本特征。

同许多人的看法不同,“6、4事件”不只是杀了人,更为重要的是它明确无误地维持了一个政治上开枪杀人的体制,而恰恰是在那个所谓的改革年代,这种特征遭到了我们中国人民的批评和否决。基于这样的一种看法,我们在分析“6、4”之后的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时,便可以就不会被许多的政治上或者经济上的假象所迷惑,以至于人们认为杀人政治可以维持社会上的“政治稳定”,而这种“政治稳定”又可以带来经济发展的实惠。其实,这完全是一种由误导所引出的误会。暴力是可以败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执政党的,因此,想在暴力的奴役下去寻求经济的繁荣和民族的光明,完全是异想天开。席勒在《论崇高》一文中曾经说过:“没有被忍受暴力更有损于人的尊严,因为暴力取缔人。对于我们施加暴力的人根本就不承认我们的人性,懦弱地忍受暴力的人也就放弃了我们的人性”。把这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说的话同另外的一位德国的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说的“人若丧失权力就等于家畜”的话联系起来思考,“6、4惨案”在中国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不就是一清二楚的了吗?一个由会说话的“家畜”们组成的社会,一个用“取缔人”的方式统治着这样的“家畜”,一个旨在维持“家畜”的生计不至于断绝,不就是中国社会上目前所鼓吹的“政治文明”吗?在我们生活着的21世纪中,如果有人真的承认这是一种“文明”,那么,无疑21世纪将是一个“家畜”的世纪而非人的世纪!

我们两个人,在过去的时代都曾经相信过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中所宣扬的人类社会中“压迫力有多大,反抗力也有多大”的观点,也曾经被我们认为是真理,只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当我们发现马列主义中的那许多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管用时,我们才寻找另外的真理,于是,在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米尔的书中我们找到了相关的答案,在《论自由》一书中,米尔虽然也不否认,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反抗暴力的胜利的情况,但是,他更多地指出了暴力在人类历史上常常取得胜利的那许多的事实。他以基督教的例子为证明说,基督教其所以在遭受迫害之后发展起来了,原因在于对基督教所施加的迫害是“时续时断”的,也是无计划的,如果那种迫害是持续的和有计划的,那么,基督教陷于同历史上那许多的在迫害中灭亡的宗教一样的命运的就不是不能够预料的。在分析“6、4”之后的中国社会的情况,米尔的话是可以凭信的。十五年以来北京的确没有再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了,除了特殊而又勇敢的法轮功信众在中南海外聚众示威外,政治上的“精英”们被一网打尽了,大北京城的确好象是一片太平的景象。如果说在这个时刻,我们民族中的绝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个因杀人而产生的后果,那么“暴力取缔人”是怎么回事,不就是有了个答案的了吗?对暴力的服从,特别是在现在的条件下被暴力屈服所造成的恶果,在理论上其所以很难被阐述清楚,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许多的认为暴力在现代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大大的降低了,所以在某一个方面发生的暴力事件好象是可以忍受的。就现象上看,发生于十五年前的暴力事件仅仅是首都北京的事情,暴力仅仅结束了北京的“暴乱”,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暴力在我们民族的心理上和精神上取得了“胜利”,其真实的后果是我们民族的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水平被一下子降低到“野生动物”(而非“家畜”)的程度之下,在我们的中国野生动物也同全世界的一样进入到了“受法律保护”的阶段,因此,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广袤的土地上,你任意猎杀丹顶鹤、大熊猫,任意捕杀猴子、鸟儿或者蛇类都是要“犯法”的,但是,你杀人,在北京杀人,用军队杀人,你却没有事,你却照样可以当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法律不但不判你有罪,而且会奖励你有功!

2002年11月中旬,正值中共十六大召开期间,许多善良的中国人把平反“6、4”的希望寄托于十六大产生的新班子上,认为这些人可以为“6、4”平反,其情形如同邓小平当年为“4、5”运动平反一样。不错,在共产党专政期间,已经制造出了两个“天安门事件”,前者叫“4、5事件”,后者叫“6、4事件”,但是这两个事件所引出的后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第一个“天安门事件”虽然也被看成是残酷镇压,但是参与镇压的人一律手持木棒却是一个事实,没有打死一个人也是事实,虽然也有部队参与,那不过是出动了卫戍部队的两个营的兵力且又未敢拿枪;第二个“天安门事件”就大不一样的了,主张镇压的人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二十多个师全副武装的正规作战部队进京却是事实,这些部队一反“人民军队爱人民”的“宗旨”,公然用坦克、机关枪向手无寸铁的和平人群开火是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除去上面的问题不谈,第一个“天安门事件”中,人民的诉求还在很大的程度围绕着在党内路线斗争失势的已故的周恩来的问题上,也表露出了人民对右毛派人物(包括邓小平)的同情,所以一个人民自己的诉求的根基毕竟是还未建立稳当。所以,一旦出现了右毛派人物成功了的宫廷政变,他们替事件平反的行为在某些方面也等于是为他们自己平反,这样,他们何乐而不为呢?与此相应的是,他们也非常地容易把政治上的“镇压人民”的罪名一古老的栽在“四人帮”的头上,并以此来证明他们是人民的朋友。第二个“天安门事件”就完全地不同了,虽然就现象上看它也同样地牵连着一个党内的权力斗争的线索,同样表现出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有关的内容,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而已,与这个侧面相对应的是参与运动的学生们的诉求和市民们的要求已经建立起了运动的独立的人民的基础,也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开展的人民运动,已经不是共产党内的内部斗争问题所能够管束得了。人民在政治上的发展和政治上的成熟已经有了一个标志性的东西了。所以,同许多人的看法不同,中共中央只要表个学生运动是革命的,不是动乱的态度,学生们就该收兵回营了。其实问题绝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些简单,运动发展到五月下旬时,已经是牵动了全国人民对民主的诉求,只是这些非学生阶层的诉求在表现为有形的运动时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我们假设那个时候即使学生们回学校上课了,有谁能够保证工人、市民、农民不会学着他们的样子走上大街呢?那个时刻有谁能够保证诸如“工自联”、“农自联”这样的组织不会重新“拉起队伍闹事”呢?要知道,在现代条件下,政治上杀人的后果是极其恶劣的,生命之无辜丧失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来讲都意味着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即使设想共产党中央出现了一个要为“6、4”平反的人,平反后的情形不是也可以想象吗?死亡者的家属们要求审判杀人犯,要求成立国家特别法庭宣判那些人的罪行,情况会怎么样呢?世界上早就有了这样的先例,马科斯、皮诺切特、昂拉克、苏哈托的样子已经立在了前面,又如果,这样的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这些要求正义的人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搞起了再一次的绝食请愿活动,情形又会怎样呢?又如果事情发展到公开要求共产党下台的地步,因为从大杀人犯又牵连到一个杀人犯的班子,而在这个班子中现任的“核心”又是地地道道的接班人,情况又当如何呢?从理解这个问题初入手分析“6、4”问题,我们就不会被一些很不负责的言论所迷惑,把平反“6、4”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中央的身上,于此相应的是,我们在认识“6、4”问题时就会调整自己的思想和思维,完全彻底地站在民主的立场上。

我们所说的站在民主的立场上认识和评价“6、4”的话的意思是指,“6、4”是民主的运动,平反“6、4”的权利真正地握在人民的手里,属于人民权利范围内的事情。所以只要是更多的中国人从内心深处认识到“6、4”是中国民主化运动的伟大环节,那么,共产党中央到底承认与否,就不是那么的重要的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学习“天安门母亲”们的伟大榜样,不管别人是怎样为她们的儿女的死定义的,他们在泰山压头的情况下敢于挺身站就出来证明她们的骨肉死于强暴,不就是天下最大的平反吗?相比之下,把平反“6、4”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当权派身上的做法是与民主的方式极不协调的。正确的做法和想法是寄希望于人民,只要我们能够成功的在中国社会营造一个发达的民主的气氛,那么平反“6、4”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形式的问题。这也是说在经历了失败性质的“6、4”抗争之后,我们的人民没有从此而爬下,而是重新地站立起来了,发扬前仆后继的精神去争取民主,那么就不会拿不到民主!在争取民主的问题上,我们处于“后革命时代”,这个时代不象前革命时代一样地要求人民一定要“付出生命和鲜血”的代价,但是,它绝不是一个无代价和无牺牲的时代,把这个现象同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出现的全世界民主化风暴联系起来分析,已经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中国民主化运动,就不是几个纸上谈兵的人所能议论得了的事了。所以我们的意思是“6、4”过去了,但是“6、4”的精神却永远不能过去。仅仅过去了十五年,当我们在回头观察“6、4”时,若发现它的精神含糊不清,那么,我们就永远对不住那些死去的在天之灵了!(完)

2004-5-8 写于韩国汉城特别市衿川区加山洞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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