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选对大陆的真正挑战与启示是什么?
05/08/04    王军涛    masa推荐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337

台湾大选在大陆公共讨论空间中引起强烈关注是由于两个原因。其一,台湾正在进行的民主化进程对华人世界能否采纳民主政体是一个重要试验;当台湾政局中乱象纷呈、许多大陆公众批评台湾政治失败时,自由主义者认真地对其做另外的解释并捍卫其成果。其二,台独势力进一步突破大陆和平底线并再次赢得总统大选,对大陆宣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严重挑战。我一直追踪台湾民主化进展和台湾海峡安全态势,并在台湾此次大选前后参与组织两次研讨会。据我观察,由于种种原因,绝大多数大陆人没有渠道了解台湾发生的事实真相和台海局势中主要玩家的算计,因此多数讨论是在想象的空间中预测和评价。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比较肯定台湾民主化进展的成就,当然对其结局有担心,但总起来是谨慎乐观。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没有把握做出明确判断。

台湾的民主化基本上是成功的。就各种民主定义看,台湾都是已经完成民主转型的政治共同体。台湾的民主转型基本上已经巩固,因为冲突中的主要力量都在民主政体的规则程序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出路。即使各种势力中有人想以阴谋和暴力突破现有宪政框架谋求自己的利益,至少在目前他们无法得到人民的支持。台湾民主化的成就与台湾威权政体后期朝野各种力量的努力分不开。民进党固然是推动转型的主要动力,国民党从蒋经国执政后期到李登辉和连战原意接受民主化也为这一转型的成功做出贡献;从中国政治传统看,威权时期的执政力量能够这样抉择尤其难能可贵。

有人以民主化中出现经济停滞、族群矛盾、政治腐败、去中国化以及台独等否定台湾民主化,这是误以为民主化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其实,民主转型并不保证某项具体措施或政治经济社会的成就,只是为全社会各种力量通过和平讨论和公开竞争的方式解决问题搭一个平台;至于在这个平台上哪支力量站上风、那种政策方案被社会接受、以及最后的整体政治社会经济后果是什么,都是各种力量在宏观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情势中和微观角逐格局中战略互动的结果,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民主政体不允诺最好的结果出现,甚至不保证不出现坏结果。许多后果是宏观情势决定的,不是当时的力量能够影响其结果。还有些坏结果出现是由于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也许在其他政体例如转型前政体中不会出现,但那也是人民选择的结果。民主政体不保证不犯错误,只是保证避免这种不公正的情形出现:少数人做出错误决定,然后通过欺骗和镇压强迫全社会接受,最后由全社会承担惨烈后果,少数权势者反而继续享受权力和利益。当然,民主政体中也会有欺骗,但在一个有独立媒体监督、有竞争力量揭短、有独立司法机构核查的自由社会中,这种欺骗更可能被揭穿和制止并让欺骗者受到报应和惩处。另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在现实中,人们本来就对某个政治社会现实有不同看法,我们不能替代台湾人民决定什么后果更符合他们的意愿和利益。更多的情形是,各种方案有利有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取舍标准排序会选择不同的方案,民主政体保证的是经由一个事先约定的程序决定其中一种方案或一种妥协折衷方案被接受。

一个大陆人,很容易出于对台湾岛内独立势力借民主平台发展而否定台湾民主化的成就。客观地说,台湾经济上的挫折更是国际大背景的后果。在这方面,台湾岛对外依赖太强,没有选择余地。民进党的去中国化的态度确实妨碍了两岸经济交流来缓解台湾经济的痛苦或推迟经济转机,但两岸经济交流更可能使经营者收益,台湾本岛的经济受益多少是未知数;因为这也许不会导致市场扩张而是造成资金和人才进一步外流。在台湾对大陆的比较经济优势越来越小的情形下,两岸经贸的自由化可能会短期内恶化经济情势。

大陆人最痛恨的台独势力的发展更不是民主化的恶劣后果。从台湾人的角度看,政权乃至文化和教育的发展的本土化取向是好事,不是坏事。即使大陆人认为是坏事,这也是威权政体的后果。了解台独的历史根源的人都知道,台湾人民在二次大战结束时,还欢呼庆幸回归中国。然而,威权政体的失败和镇压使得台湾本土精英开始渴望摆脱外来政权,建立一个由台湾人自己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70年底后期,蒋经国试图以国民党本土化来应对台独,但政体的威权性质使其在岛内外难以扭转反对力量在青年人中的发展势头。如果继续镇压,只能使国民党及其台湾政权在岛内外彻底丧失人心。蒋经国最后启动民主化改革事实上在国际上挽救了台湾。大陆的非民主政体使台湾人心离大陆越来越远。经济和文化的去中国化政治干预显然是背离自由主义原则的,但究其情感根源却是国共两朝的非民主政体造成的。只有大陆民主化,才能化解台湾人民的去中国化的情感根源,为中国的统一创造必要的条件。如果大陆与台湾的政体落差继续维持下去,那么仅仅政体落差就可以成为台独的足够的基础。美国从英国中独立出去就是先例。

当然,即使是从台湾人的角度看,民主化不是没有问题。我认为,这才是大陆人应当关心台湾正在进行的民主化进程的真正应有的视野。毕竟,我们选择或不选择民主化是为我们自己能更安全和更好地生活,而不是为台湾,也不是为西方。民主化确实有其问题和风险;在民主化平台上的公众集体决策也有可能犯错误。首先,即使一个巩固了的民主政体仍然可能会再度被推翻。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民主化浪潮中都出现过国际范围的颠覆民主化的反动回潮。在台湾目前的政局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样的政治领袖,他们在情感上很容易因为自己的政治利益的得失变得厌恶民主政体。采取小动作和阴谋违背民主政体的公正游戏规则。蓝绿两大阵营中都有这样的人。当然,这样的领袖能否有机会成功,还要看台湾公民的政体素质和心态是否支持他们。而这又与台湾的内政外交的大环境有关。持续恶化的内政外交环境容易导致两极化的激进主义、违法的暴力文化以及寻找替罪羊的心态的膨胀,这可能会颠覆已有的民主制度。第二,民主化常常与其他政治价值有冲突;尤其在一个不大的政治共同体中,民粹主义很容易假借民主名义在少数煽动家的蛊惑下挟制所有追求执政的政治势力卷入某种狂热,颠覆相互制衡的宪政结构,大规模将政治反对力量打入敌人范畴加以政治迫害,以公众利益和国家安全为名侵害个人的自由权利。这是面临法国大革命时英国人的主要担心,是美国制宪建国时联邦党人的担心之一,是面临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挑战时的西方世界的担心。这方面,台湾也表现出令人忧虑的一面。我认为,民进党在由反对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节制民粹主义的情绪,建立在国家宪政结构中负责、理性、审慎和明智行为的心态和形像。否则,不仅台湾民主制度难以稳定,而且国际上会对台湾不放心。最近蓝绿冲突中民进党表现出的克制,应当是可喜的进展。第三,即使民主化建立了自由的公共讨论和民主选举的政治平台,仍然不能确保这一程序的后果符合所有参与者认同的好的选择。囚犯困境表明,在某些局势中,每个参与者追求最大利益或避免伤害风险而理性互动时,会导致整体上谁都不喜欢的结局。在另一些格局中,欺骗和小人就象劣币驱逐良币一样能够将诚实和君子置于政治上的死地。阿罗不可能定理则甚至表明,一般的自由主义原则在某些情形中不能产生公共决策。这些抽象的理论模式可以解释自由民主政治中的许多过失和荒唐,包括台湾的现实政治冲突。一些追求民主自由一生、甚至付出极大代价的政治人物,最后会玩弄阴谋;竞争的双方都违背初衷为情势裹胁进对双方伤害都很大的恶性冲突中不能自拔。由此的结论不应当是放弃民主政体,象霍布士、纳粹上台前后德国知识精英以及中国的新保守主义那样认为。也不应当简单地对玩家进行道义谴责、从而试图以舆论压力约束他们,因为玩家是理性追求自己的利益,是民主自由政治允许和鼓励的心态文化。真正的解决方案是合理设计制度和安排游戏规则,使得理性行事者追求自己的利益做出选择时,所有参与者互动的结果符合社会公众利益。这样的思考正是自由主义在经历挫折和磨难后重新复兴的出发点,即新制度主义的出发点。目前比较政治的中心之一,就是通过定量分析,确定各种制度安排的政治效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应当利用这些理论和成果来寻求民主化进程中的实际政治困境的解决方案,而不应简单地比较稳定良好运行的自由民主政体和失败恶劣的专制政体并回避自由民主化进程中的挑战性问题。台湾民主化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实际的案例。

台湾大选中的另一个刺激大陆公众兴趣和情感的话题是台独挑战大陆底线引发的台海局势紧张。我认为,其后果不确定,最后结果取决于大陆台湾的角逐和美国的干预。

在台湾海峡两岸的冲突中,大陆和台湾都不应有对对方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大陆容易认为,台独是少数人煽动欺骗台湾人民的结果,而不是台湾人民在自由讨论的空间中的选择。台湾则容易以为,大陆对台独的打压是共产党威权政体的决策,而不是大陆主流民意。事实上,亨廷顿早就说过,自现代国际关系形成开始,国家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之间的战争,包括意识形态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大陆与台湾对立的真正困境是,台湾人民的主流民意是建立拥有自己的立法、军队和外交主权的独立国家;虽然这个国家是否是中国文化中的仍有争论;蓝营和绿营主要争论是安全和理念哪个更优先。而大陆的主流民意决不容许台湾独立;即使与美国开战并且经济受影响,也要武力制止台独。因此,任何准备台湾独立或中国统一的力量都必须准备两岸人民之间有一场战争。在这场冲突中,看不到最后的胜利者。台湾几乎没有可能摧毁大陆,也很难在国际空间争取到独立国家所有的资格,但大陆也无法通过武力彻底征服台湾人心、从而岛内陷于长期战争的泥淖中,国际上被广泛谴责。海峡两岸在统独问题上暴发战争对两岸的后果都是灾难性的。因此,台独与武统者都不要沉迷在自说自话的思路中,而必须在道义优劣和利害得失的理性衡量分析后再下决心。

美国态度是重要的,但既不确定,也不是关键因素。事实上,美国没有足够坚强的意愿和实力长期维持武力冲突下的台湾海峡的和平格局。没有坚强的意愿,是因为东亚不是美国战略的重点。美国的国家利益不需要根本改变这里的政治现实;美国还需要中国在东亚和世界范围内与其合作解决美国最头疼的问题。而缺乏实力不是说美国没有摆平中国的军事力量,而是在中国台海战争能力迅速膨胀的情形下,美国不会持续投入足够资源去维持一个不是他的致命利益的格局。然而,美国是复杂的;美国有极其现实的强大的工商界,有精心计算美国利益的战略咨询界,有均衡关注美国全球责任和局势的职业外交界,有长期孤立于世外的民意传统,这些会使美国在台海冲突中避免付出代价。但美国也有强大的宗教保守势力,有意识形态强烈的政治保守势力,有维持正义和民主自由价值的民意基础,这些又都使美国不会置身台海冲突的事外。美国介入,不会因为遏制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崛起,因为美国主流并不认为中国会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成为与美国可以争锋强大实力,何况美国战略界占主导地位的经典现实主义和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允许在大的区域实力中心有自己的附属势力范围以为其安全屏障;美国更多的是与这些区域实力中心合作维持全球安全格局。但这些一般的概括性看法并不能完全决定美国在现实中的选择;冲突暴发时美国主要执政者的国内政治境遇、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处境、美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情感,以及台海冲突爆发时的具体情势,都更可能决定美国是否介入和以什么方式介入。今天美国的强力承诺并不表明一定介入,而是试图以威摄方式阻止冲突发生。但显然是错估冲突来源。美国公众心中的一般看法是,只要海峡两岸有破坏现状的冲突,一定是专制大陆以大压小,不可能是民主台湾以小犯大,因为这太不合乎情理;此外,美国公众并不关心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格局需要大陆的配合和支持。这也是美国在野政治家的一般意识。因此,在他们进入决策前,总是强硬地威吓公开大陆。然而,当他们执政后再一场危机中发现台湾可能是突破现状的一方时,往往会淡化强硬的武力介入姿态,改为更为精致的外交游戏。在试图以保全大陆的体面的方式说服大陆避免武力的同时,强力压制台湾接受现状。此时,美国对大陆会更礼貌尊重,但对台湾会更粗鲁无情。克林顿和小布什都是这样过来的。在对美国的估计中,大陆不应当认为美国对台海事务的干预是阻止中国走向强大;这不是说没有美国人这样想,而是说,美国主流民意介入台海事务以及变化原因不是为阻止大陆强大。台湾也不要以美国人对民主自由的价值体认而认定美国一定武力制止大陆对台湾的军事进攻;美国从来没有意愿以武力方式将世界改变为美国决定一切的民主自由的一统天下。美国的现实主义战略思想、地缘政治战略思想以及对自己国家利益的界定,都使得他们在台海冲突中不是任何一方的可靠的靠山。

我个人认为,台海和平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会一直有惊无险地维持下去。因为大陆并没有统一的愿望,只想维持一个可以自说自话地维持一个中国政策的体面。只要国际社会继续事实上承认大陆是包括台湾在内的一个中国的代表,也就是说,在没有大陆同意的情况下,以主权国家作为资格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和活动不吸收台湾参加,只要台湾不明显突破底线,大陆就可以继续维持这样的体面。台湾同样缺乏足够的政治支持去突破大陆底线。台湾到内多数公众期望和平,不希望战争;虽然短期内可以将一些冲突解释为台湾维护自己的尊严从而获得南部选民的支持,但是同时激怒大陆和美国的做法很难持续获得台湾多数中间选民的支持。在一个小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共同体和一个小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开放经济中,任何内部和外部的冲击对于执政者的政治生命都是难以承受的打击。美国在90年代中期以来的历次台海危机中已经逐渐明确冷战后美国在台海冲突中的底线、姿态和操作机制。这就是坚决维持现状,对大陆是保全其体面的同时以实力胁迫制止武力犯台,对台湾则采取各种手段控制和打击美国甚至大陆认定的出格行为。这样的和平并没有可靠的基础,而且是动态平衡。但这是三方都可以接受的现实。从长远看,台海前景恐怕要到新的国际体系形成、其中主权国家没有那么重要了才会有真正的解,或者又发生席卷世界范围的重大国际事件,根本改变国际政治格局和实力对比,或者东亚发生重大事件改变海峡两岸的力量对比格局,此时会给渴盼重新洗牌的各个国家以机会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时,中国大陆也许会有机会武力收复台湾,也许会永远失去台湾。但在正常国际和平可以维持的情形下,海峡两岸人民和政治家可以和平共处,在未来的国际政治框架中找到重建两岸关系的政治架构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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