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务院2003年度宗教自由报告--中国
05/01/04    中文版    美国参考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313

中国宪法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但中国政府力图使宗教活动限于政府批准的组织和已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以此控制宗教团体的发展和活动范围。中国政府力图对宗教组织进行控制和监管,防止出现可能在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CCP)控制范围之外构成权威来源的组织。尽管政府采取这些控制措施,许多宗教信仰的信徒人数却在迅速增长。

在本报告阶段内,中国政府对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仍然缺乏尊重,对许多非登记在册的宗教团体和法轮功之类的信仰运动尤为如此。非登记在册的宗教团体继续受到官方不同程度的干涉与骚扰。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在内的一些非登记在册的宗教团体成员受到限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受到恐吓、骚扰和拘留;但是,限制程度因地区而差异很大。在有些地区,"地下"宗教领袖报告说,有关方面向他们施加更大压力,要求他们向国家宗教事务局(其前身为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或省、市宗教事务局登记,还要求他们的团体附属于和法律承认的教会有联系的官方党组织并接受其监督,否则其宗教活动场所可能被关闭。而在其他地区,官员同佛教、天主教和新教团体密切合作,为贫困社区修建学校、医疗设施和退休中心。在后一种情况下,地方官员经常鼓励西方宗教团体前往当地社区工作,提供迫切需要的社会服务,条件是这些团体不公开劝人信教。许多宗教信徒说他们能在正式登记的礼拜场所从事宗教活动,并能同世界其他地区的教友保持联系,并不受当局的干涉。据官方消息来源、宗教团体专职人员以及在官方批准的礼拜场所与"地下"礼拜场所参加活动的人士说,全国信教的人数继续增加。

政府高级官员声称,中国对未成年人信仰宗教没有限制。然而,观察人士目睹一些地方官员禁止儿童参加礼拜活动,而且一些礼拜场所明文标志严禁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入内,此类场所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清真寺。政府高级官员拒绝公开说明中国对未成年人与宗教关系的政策。

总体而言,政府继续压制被政府判定为"邪教"的组织,特别是法轮功。法轮功学员继续遭到逮捕、拘留和监禁。那些拒绝放弃信仰的学员有时在监狱和劳教所受到粗暴对待。据可靠消息来源,有学员被折磨和虐待致死。

五大类官方宗教群体──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天主教和新教──和睦并存,没有出现明显摩擦;但在中国某些地方,已登记和非登记在册的基督教会之间的关系紧张。

美国政府以总体对话和促进人权的政策为框架同中国政府讨论宗教自由问题。布什总统于2002年10月与当时在任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晤时讨论了宗教自由问题。美方高级官员呼吁中国尊重宗教自由并停止虐待宗教信徒。由于宗教自由在中国受到十分严重的侵犯,国务卿于2002年10月根据《国际宗教自由法》把中国列为需要特别关注的国家。中国自1999年以来一直被列入这一类别。美国国务院、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以及美国驻成都、广州、上海和沈阳的总领事馆为促进宗教自由做出了协同努力。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在北京,不管在公开或非公开场合,美国官员都一再敦促中国政府尊重公民行使宗教自由的权利,并争取使所有因参与宗教活动而服刑的人士获释。美国官员对无数侵权个案提出抗议并要求中方提供进一步信息。在本报告阶段内,一些因宗教问题入狱的人士获释,其中包括西藏尼姑阿旺桑珠(Ngawang Sangdrol)。2002年12月于北京举行的美中官方人权对话也曾提出宗教自由问题,参加对话的美方代表有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负责国际宗教自由事务的无任所大使。美国代表团部份成员在助理国务卿率领下前往新疆与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及政府官员进行会晤,并对当局以反恐为借口迫害维吾尔族穆斯林表示关注。通过这次双边对话,中方同意邀请联合国负责宗教宽容事务的特别报告人单独访华。在本报告阶段结束时,这项访问计划尚未得到实施。

第一节 宗教人口概况

中国总面积为350万平方英里,人口约13亿。根据2002年4月中国政府白皮书,中国宗教信徒超过2亿,信仰内容及方式种类繁多。该官方出版物中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有10万多个宗教活动场所、30万神职人员、3000多个宗教组织和74个神职人员培训中心。大多数宗教信徒表示信奉东方宗教,但也有数以千万计的人信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人口中约8%为佛教徒,约1.4%为穆斯林,约0.4%隶属于官方天主教教会,约0.4%至0.8%隶属于与梵蒂冈有关联的非官方天主教教会,约0.8%至1.2%为登记的新教教徒,约2.4%在非政府控制的新教家庭教会做礼拜。目前没有对道教信徒人数的估计数字;但根据中国道教协会的统计,目前有3万多名道士和道姑,有1500多座道观。

传统的民间祭祀活动(敬奉土地、神灵和祖先)得以恢复,有数亿人参加这类活动。这些活动与道教、佛教或少数民族文化习俗有着松散的联系,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允许。

在有组织的宗教信徒中,佛教徒人数最多。中国政府估计佛教徒有1亿人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是占人口多数的汉族人。但是,由于佛教徒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而且往往不参加公开仪式,因此难以准确估算佛教徒的人数。中国政府报告说,中国有1万6千座佛教庙宇和寺院,20万多名僧尼。

根据政府公布的数字,全中国有2000万穆斯林、4万多个伊斯兰礼拜场所(至少一半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4万5千多名伊玛目。

据从属于梵蒂冈的不被官方承认的天主教教会称,其信徒人数远远超过在官方承认的天主教教会登记的500万人。虽然准确的数字很难确定,但据梵蒂冈官员估计,在官方和非官方教会中的天主教信徒人数多达1000万。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政府批准的天主教会有69名主教,5000名神父,5600多座教堂和礼拜场所。据说有大约37名主教主持"地下"教会活动,其中一些人可能正在监禁或软禁之中。

中国政府称,中国有多达1500万注册的新教教徒,2万名神职人员,1万2千多个教会和大约2万5千个登记的新教礼拜场所。据海外和中国国内的信息来源,估计大约有3000万人属于非政府控制的新教家庭教会。

对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学员人数的估计出入很大。中国政府称,在1999年开始对法轮功进行严厉镇压之前,国内可能有多达210万法轮功信徒。一些专家估计,镇压之前中国法轮功信徒的实际人数达数千万。据一个可靠来源估计,在本报告阶段内,中国法轮功学员仍有100万人。法轮功将一些道教和佛教的特徵、气功(一种中国传统功法)的静思功法和健身术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中国人,目前生活在美国)的训导揉合在一起。尽管李洪志的一些训导中有某些精神因素,但是法轮功不视自己为一种宗教,而且没有神职人员或礼拜场所。

第二节 宗教自由状况

法律/政策框架

中国宪法规定了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但中国政府试图使宗教活动局限于得到政府许可的组织和已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并控制宗教团体活动的发展和范围,以防止在中国政府控制范围之外出现可能与之抗衡的权威来源。

《刑法》规定,政府官员若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情节严重者,可判处最高二年的有期徒刑;但是,并无已知判例表明任何人曾受过此项法律处罚。

国家保留登记权,从而允许特定的宗教团体和信仰团体开展活动。中国有五种得到官方承认的宗教:天主教、新教、佛教、伊斯兰教和道教。每一种宗教信仰都有一个隶属于政府的协会,负责对有关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直属国务院的国家宗教事务局负责对宗教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并做出判断。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中国共产党统战部对执行政府有关宗教活动的规定进行政策性"指导和监督",其中包括外国人在宗教活动中的作用。这两个机构的官员中几乎没有宗教信徒。

登记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有六项要求:有固定的处所;有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信教公民;有一个管理组织;信徒达到最低规定人数;有管理规章;有合法经济收入。政府官员声称登记要求简单,宗教活动场所不一定要隶属于官方承认的五大宗教信仰所建立的五大"爱国"宗教团体之一。但当一个新成立的新教教会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表示希望登记时,有关部门常常要求它成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或中国基督教协会的附属组织。再加上已登记的新教教会中同全国基督教两会没有联系的教会为数极少,使得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存在新教团体必须附属于两会的不成文规定。此外,教职评定程序也常常要求神职人员从属于两会。(俄罗斯)东正教会是一个例外,它不从属于两会,在哈尔滨能相对不受限制地进行活动。

中国不承认新教教派。很多没有登记的福音会新教团体拒绝加入全国基督教两会,因为他们的神学观点不同于两会认为所有基督教信仰都能相互调和的"不分教派"的主张。在这些没有登记的新教团体中,有些团体表示如果政府允许他们不加入两会,就愿意在政府登记。有些组织自愿登记,有些迫于压力不得不登记,还有一些组织的登记要求被当局拒绝。有些宗教团体不愿遵循有关规定,原因是在原则上反对国家控制宗教,或担心按规定公布教会领袖的姓名和地址可能会产生不良后果。没有登记的团体拒绝登记的常见理由还包括登记将迫使他们在神学原则上让步、失去信奉教义的自由以及登记后政府有关当局将对布道进行更严格的控制。非官方团体声称有关当局经常不加解释地拒绝为他们办理登记。政府则表示,不批准登记主要是因为这些团体缺乏足够的活动设施。

政府取缔了所有被它定为"邪教"的组织,包括法轮功和中功(中功是包含一些神秘学说的气功功法)。《刑法》经过修订于1997年生效后,与参加"邪教"和未经批准的宗教团体有关的不法行为被归为扰乱社会秩序罪。有关专家大都把受理的此类犯罪案例迅速增加归因于这种新的归类方法。

政府对穆斯林聚居区的戒备程度差别很大。在以穆斯林为主并且发生过民族骚乱的地区──特别是在新疆维吾尔族人中间──政府官员继续限制表达和宣讲宗教信仰的活动。警方镇压和取缔了被控支持分离主义的穆斯林宗教活动和礼拜场所。但在本报告阶段内,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对国内穆斯林表示尊重,包括在伊斯兰教重大节日发表贺词。政府允许穆斯林公民前往麦加朝觐,有时还为此提供补助。2002年,约2000人被批准加入政府组织的朝觐团前往麦加,此外还有多达2000人在获得政府批准后自行前去朝觐。还有一些人从第三国前往麦加。根据有关报告,维吾尔族穆斯林比回族穆斯林等其他穆斯林更难获得朝觐批准。

在本报告阶段内,地方官员拆毁了数处没有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但是没有出现教堂广泛遭到破坏的报导。政府还修复或重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或拆毁的教堂、寺庙、清真寺和修道院,并准许部份神学院校复校,但各地修复活动的速度和规模不尽相同。尽管现在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大大提高,宗教信徒的人数也大大增加,但现有的寺庙、教堂和清真寺的数量大大少于35年前,其中很多过于拥挤,而且条件很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2001年12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了一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所有党内高层干部和政府高级官员都出席了会议,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此后,很多省市于2002年和2003年举行了省市宗教工作会议,一些省市发布了管理宗教事务的新规定。一些宗教分析人士认为这些规定将提高中国宗教政策的透明度,而另一些人则担心这些规定只会为迫害被禁宗教的信徒提供法律依据。据一些地区的宗教团体说,现在登记宗教活动场所比上述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容易了。但也有人认为其他地区对未经批准的团体的镇压同新规定有关。自200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以来,许多学者和宗教领袖都说在讨论宗教的社会作用方面有了更大自由度,并出现了允许对反宗教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提出批评的公开辩论。

对宗教自由的限制

在本报告阶段内,中国政府对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仍然缺乏尊重,对一些没有登记的宗教团体和法轮功等信仰团体的成员尤其如此。政府往往把未受监管的宗教集会或团体视为对其权威的潜在挑战,并且力图对各宗教团体进行控制和监督,以防在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控制范围之外出现权威组织或势力。在本报告阶段内,一些地方当局继续有选择地镇压没有登记的教堂、寺庙和清真寺,而中央政府未能制止这类活动。警察查封了地下清真寺、寺庙和神学院校以及一些天主教会和新教的"家庭教会",其中很多教会拥有大批信徒以及大量财产、财务资源和联系网络。没有登记的教会的几名负责人说,在2001年12月举行宗教工作会议以后,地方当局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这些教会登记。尽管官方采取了这些控制措施,但不论是官方消息来源还是神职人员,不论是官方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的信徒还是地下宗教活动场所的信徒,都认为中国宗教信徒的人数继续增长。政府还对已登记的宗教团体的神职人员或领袖提出种种要求,例如要求他们必须公开支持政府的政策或谴责法轮功。政府继续对法轮功信仰活动和"邪教"进行严厉镇压。像过去几年一样,地方当局对其控制之外的家庭教会采取行动,因为这些家庭教会发展规模过大,或其信奉的信仰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总的说来,允许在政府批准的场所内和在政府控制下相对自由地从事宗教活动的基本政策没有改变。

政府对佛教和道教的容忍度超过对基督教的容忍度,佛教和道教受到的限制一般较少。但是,随着这些非西方宗教近年来迅速发展,有迹象表明政府对此加强注意并采取新限制措施,特别是对融合多种宗教信条的混合教派。

1995年,国务院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通报,把一些宗教组织定为非法的"邪教",其中有"呼喊"派(1962年在美国创立)、东方闪电、门徒会、全范围教会、灵灵教、新约教会和观音教(或观音法门)。在以后的几年中还下令取缔主神教、被立王、统一教会、仁爱之家、多美教会及其他组织。

199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刑法》第300条通过决议,取缔所有被政府确定为"邪教"的组织,其中包括法轮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就现行《刑法》适用于法轮功的问题下达法令。在采取这些行动后实行的法律规定,"扰乱公共秩序"或散发印刷品的"邪教"成员应被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根据法律规定,邪教头目和组织者可判处7年或者7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本报告阶段内,政府继续压制法轮功信仰活动。成千上万的人因修炼法轮功、承认自己信仰法轮大法或仅因拒绝谴责法轮功或其创始人而受到刑事惩罚或行政处罚,或未经正当程序受到惩处。据可靠报告,一些被关押在监狱或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因拒绝放弃他们的信仰而遭受酷刑和虐待致死。

有关当局还继续镇压香功、国功、中功等其他被视为"邪教"的气功组织,其中有些团体的信徒人数据说与法轮功相当。

民间宗教被说成是"封建迷信",民间宗教信徒有时受到骚扰和压制。

中国政府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执行1994年国务院有关法规以及随后各省发布的规章,要求所有宗教活动场所必须向政府宗教事务局登记。地方当局对没有登记的宗教团体的处理方法差异很大。在某些地区,政府对宗教活动的监督作用微乎其微,已登记和没有登记的教会公开并存,并受到当局大致相同的对待。在这些地区,很多宗教组织成员在两种教会中参加宗教仪式。在另一些地区,地方发布的执行条例要求政府对宗教进行严格监督,当局对没有登记的教会及其成员进行镇压。例如,浙江省发布了严格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条例规定,涉及下列行为的"非法"财产和所得予以没收:"(1)在未经宗教事务部门认可的场合或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主持、组织宗教活动;(2)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传教;(3)未经县级以上宗教事务部门批准举办宗教培训活动。"有关的执行条例、省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的党政文件继续要求各级官员严格执行政府对没有登记的教会的政策。

在一些地区,尽管信教人口迅速增加,但申请登记新的宗教活动场所仍很困难,即便是得到官方承认的教会和清真寺也是如此。

由于缺乏透明的指导方针,地方官员对于确定"家庭教会"是否违反规定有很大的决定权。家庭教会既指没有登记的教会,也指在家中或工作场所私下举行小型宗教活动的基督教团体。没有登记的教会是非法的,但在家庭教会中举行的祷告会和读经活动是合法的,只要它们规模小而且不引人注目,一般不要求登记。在中国一些地区,有数百名成员的没有登记的家庭教会在地方当局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公开集会,有关当局称这些集会是非正式的祷告、唱诗和读经活动。而在其他地区,主要由一些亲友参加的家庭教会的聚会却受到严厉禁止。家庭教会常常因为人数增加、为经常使用某些设施举行宗教活动做出安排或与其他没有登记的教会团体建立联系而遇到麻烦。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很多已登记的教会的严重超员是家庭教会和地下教会成员迅速增加的原因。

过去,据说一些地方官员拒绝教会的登记申请,以此避免根据有关条例向已登记的教会提供土地。还有报告说,地方官员除了拒绝教会的登记申请以外,还向所辖地区的教会索取非法"捐助"作为增收的来源,或要求从地方教会募集的经费中提成。中国几个地区的基督教和道教领袖说,地方官员一直不愿归还在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后没收的教会财产。

无论是得到官方承认或未获官方承认的基督教会都由于未能培训足够数目的神职人员而无法满足成员人数不断增加的需求。由于1955年至1985年期间宗教受到限制,官方教会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委任过新的神父或其他神职人员;大部份神父和牧师是在1955年以前或1985年以后培养的,40岁到70岁年龄段的受过训练的神职人员严重缺乏。因此,随着老一辈神职人员退休,经验丰富、能够继任的神职人员相对较少。中国政府允许已登记的宗教团体培训神职人员,并同意为数有限的天主教和新教神学院校的学员及穆斯林和佛教神职人员到国外进修宗教课程,但是有些宗教学员申请出国进修很难得到批准。在大多数情况下,外国组织为这类培训项目提供经费。一些天主教神职人员还不满地表示,他们在获准进入神学院学习之前不得不向地方官员行贿。由于受到政府禁止,未经批准的教会或地下教会在培训神职人员方面遇到格外严重的困难,很多神职人员仅仅受过有限的、不充份的培训。

大部份宗教机构依靠自筹资金支付运作费用。教会成员提供捐助的做法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中很普遍。一些宗教机构常常以出售宗教物品为副业,而另一些机构则从事纯粹的商业活动,如经营餐馆。有时,政府出钱修缮具有文化或历史价值的寺院或圣殿;但有些报告说,这些经费只拨给已登记的教会,拨款取决于地方当局对这些教会的合作态度的评价。

法律并未明令禁止宗教信徒担任公职,但政府中几乎所有高级职务都必须由党员担任。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共产党官员在本报告阶段内都重申,信仰宗教与党员身份不符。这种做法对新疆和西藏这样的少数民族居住区影响特别大。据报导,中国共产党自1995年以来发出过两份通知,禁止党员信仰宗教,并下令开除参加宗教组织的党员,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宗教组织。前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家主席江泽民及另一些中共高级官员还说,党员不能信教。据称,有些穆斯林因为在工作时间礼拜而被开除公职。《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明确规定,军人"不得参加宗教、迷信活动"。有些党员和人民解放军军人因信仰法轮功已被开除党籍、军籍。

但根据政府消息来源,在某些地区,参加某些形式的宗教活动的共产党官员多达25%。大部份参加宗教活动的官员信奉佛教或民间宗教。党外宗教人士通常作为文教界代表参加国家和地方政府组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几位宗教界领袖,包括人大常委会的两位副委员长,即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傅铁山大主教和西藏"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也有宗教团体的代表。政协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党外社团进行协商的咨询机制。

1999年,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要求有关当局加强对官方天主教会的控制,地下天主教会如不服从政府的控制应予以取缔。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持续对地下天主教主教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加入官方承认的教会,有关当局还不与教会领袖商量就重新调整了教区。中国政府未与罗马教廷建立外交关系,梵蒂冈在中国大陆没有代表。中国政府不准许官方天主教会承认教皇在信仰和伦理等根本问题上的权威,致使很多天主教徒拒绝加入官方天主教会,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信奉的一个基本信条的否定。政府坚持要求天主教爱国会的官员、神职人员和信徒"爱国"、"守法"。例如,当中国政府的政策在堕胎或计划生育等问题上与教廷观点不一致时,应以政府的政策为准,使神父们对于如何向信徒做解释感到无所适从。

官方天主教会的大部份主教实际上受到梵蒂冈秘密承认。梵蒂冈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了中国官方天主教会内部的权力之争,因为就任时经梵蒂冈秘密册封的一些主教(或者在就任后得到梵蒂冈秘密册封者)与其他一些未得到梵蒂冈册封的主教产生摩擦。尽管中国当局和梵蒂冈当局都表示愿意就关系正常化达成协议,但有关教皇在选择主教中的作用和地下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地位等问题使双方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受挫。

很多地区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但政府对这些穆斯林聚居区的戒备程度有很大的差别。总体而言,很多生活在中国各地汉族居住区的回族穆斯林比集中在中国西部地区的维吾尔族等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享有更大的宗教自由。在发生过民族骚乱的地区,特别是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官员继续限制建造清真寺,禁止向儿童传授伊斯兰教。除了全国各地的党员和政府官员信奉宗教受到限制以外,在新疆,教师、教授及大学生也不准公开信教。除了全国各地的党员和政府官员信奉宗教受到限制以外,在新疆,教师、教授及大学生也不准公开信教。但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在回族聚居的地区,有大量建造和修复清真寺的活动,而且显然有做礼拜的自由。从1997年开始一直到本报告阶段,新疆发生了一系列暴力事件,包括据称是维吾尔族分离主义者制造的爆炸事件,警方查禁了被控在新疆支持分离主义的穆斯林宗教活动和宗教活动场所。由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经常不认真区分通过参加和平活动支持独立者、参加"非法"宗教活动者和从事暴力恐怖活动者,因此很难断定某些突袭搜查、拘留、逮捕或司法惩处是针对希望做礼拜的人、以和平方式追求政治目标的人还是从事暴力活动的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区级党政官员不断要求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坚持政教分离。例如,2002年3月6日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维吾尔族)对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代表团说,"信教公民在享受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要把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 他还说,"我们绝不能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借口,放弃或摆脱国家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据官方的《新疆法制报》于2000年报导,拜城县的一个乡在此前不久发现有"宗教干预"司法、婚姻和计划生育的情况。当局为此开始举办每月一次的宗教人员政治学习班,并从此更严厉地限制对18岁以下青少年的宗教教育。在本报告阶段内,观察人士仍说新疆的清真寺外有禁止18岁以下者入内的标志。

在越来越多的地区,当局对外国人从事宗教活动日见宽容,前提是其宗教活动没有中国人参加。自1995年以来,在北京的外国犹太教徒每周举行的祈祷活动未曾中断过,犹太教赎罪日(High Holy Day)的宗教活动也获准进行,已持续了15年以上。在本报告阶段内,改革派和正统派犹太教每周都举行宗教仪式。上海的犹太教徒获得当局批准在上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犹太教堂内多次举行宗教仪式,这个教堂在1998年修复,成为一座纪念馆。地方当局继续在重大宗教节日时视具体情况允许教徒使用这座教堂。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摩门教会)在一些城市定期聚会,但其成员严格限于外国侨民。

有关当局允许政府批准的宗教组织保持对外联系,但不得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对何谓"支配"则未提供释义。 中国1994年颁布有关的管理规定,2000年又对此等规定做了补充,汇总了很多涉及境内外国人的现行规章,其中包括不得在中国境内发展宗教教徒。然而,当局一般来说允许外国公民向其他外国人讲道,携带自用的宗教用品入境,受已登记的宗教组织之邀在教堂、清真寺和寺庙向中国公民讲经传道。有关规定不允许外国人进行传教活动,但是,目前在中国大专院校教授英语和其他外语的外国基督教徒如果在发展教徒时保持低调,可以几乎不受当局干扰地公开表明自己的信仰。中国各地有很多基督教团体同地方官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有些情况下,还开办学校和老人院。此外,华中地区佛教僧侣办的私立学校和孤儿院还为青少年提供培训。但由于中国政府对宗教团体施加的限制,香港天主教会与大陆官方天主教会中的相应机构间的联系仍处于停滞状态。

随着中国基督教徒人数增多,对《圣经》的需求也相应增加。一家与海外基督教组织合资的印刷公司自1987年开办以来印刷了2500万册《圣经》,其中包括布莱叶盲文及朝鲜族、景颇族、僳僳族、拉祜族、苗族和瑶族等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圣经》。《圣经》虽在一些书店出售,但个人不能直接向出版社订购。不过,在大多数被正式承认的教会可以买到《圣经》,很多家庭教会成员在那里顺利购得《圣经》。在一些地方,地下教会使用的《圣经》由已登记的教会提供。但一些地下基督教徒不愿在官方批准的教会买《圣经》,因为在那里买《圣经》有时需开具注明购买者姓名的发票。外国专家证实,农村地区长期存在《圣经》供应短缺的现象,主要原因是政府批准的唯一一家出版社的发行量有限以及向农村地区运送《圣经》有诸多不便。这种情况今年有所改善,其中包括向家庭教会提供《圣经》的情况。海关人员继续查缉向中国境内"偷运"的《圣经》和其他宗教品。据可靠消息,当局有时在突袭家庭教会时没收《圣经》。

政府在学校里进行无神论教育。高级政府官员声称中国对未成年人信教不施加限制。但观察人士发现一些地方官员──特别是新疆地区官员──阻止儿童参加宗教活动,一些宗教场所还悬挂着"未满18岁严禁入内"的标志。高级政府官员尚无意澄清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在一些穆斯林聚居区,未成年人除在国家设立的学校上学外,还上宗教学校。在某些地区,大批年轻人在已登记和没有登记的宗教场所参加宗教活动。官方宗教组织管理地方圣经学校、54个天主教和新教神学院、9个培养伊玛目和伊斯兰学者的学院以及很多培养佛教僧侣的佛学院。在这些学院受教育的学生必须"政治上可靠",毕业生还必须通过神学和政治知识考试才能成为神职人员。政府声称,在新疆有10所提供伊斯兰高等教育的院校和2所伊斯兰学校在政府的支持下办学。有些穆斯林青年在国外的穆斯林宗教学校学习。

对宗教自由的侵犯

在本报告阶段内,未经批准的宗教和信仰团体仍受到严密监视,在某些情况下还遭到压制。虽然中央政府对宗教自由问题的官方政策并无重大改变,但由于持续打击法轮功和其他"邪教",加之高层领导人经常发表讲话,强调必须"加强宗教工作"(或加强国家对宗教组织的监督),已不可避免地产生间接影响。

据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说,自2000年以来,未经审判关押在劳教所内的法轮功学员超过10万名。2002年8月9日,在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压力下,柬埔寨政府把两名被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公署定为难民的中国法轮功学员遣送回中国。2003年,中国政府判处身为美国公民的法轮功学员李祥春三年有期徒刑。尽管他是因为非法干扰中国电视播放而被关押的,但他在服刑期间被勒令放弃他的信仰,并因拒绝放弃信仰而遭受虐待。其他很多法轮功学员也受到了这种虐待。从2003年4月至6月,中国官方媒体指责法轮功学员"破坏非典防治工作"。因被指控引起社会恐慌并"传播有关非典的谣言"而遭羁押的法轮功学员超过180人。

与参加未经批准的宗教团体有关的违法行为被列为扰乱社会秩序罪。根据《中国法律年鉴》公布的数字,2002年因扰乱社会秩序或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而被逮捕者总计为12826人,比前几年明显减少。1999年至2000年,基于这类指控被羁押的人曾大幅度增加,大多数专家认为其原因是政府从1999年中期开始严厉打击信仰团体,其中包括法轮功、门徒会、福音会基督教团体、观音法门和其他地方性佛教团体以及新教家庭教会和地下罗马天主教会。在一些地区,公安机关对未经批准的宗教团体的领袖和成员进行骚扰,采用的手段包括威胁、拆毁未经登记的房屋、逼供、审讯、拘留、甚至殴打和折磨。至于某些未经登记的宗教团体,由于其宣讲的信条不在政府允许的范围之内(如世界末日或圣战即将来临)或拥有极富感召力的领袖人物,往往会受到特别严重的骚扰。有些观察人士认为,其中有些宗教团体宣讲非正统信条是因为神职人员未受过良好训练。其他观察人士则认为有些人可能借人们重新对宗教发生兴趣之机谋取私利。

很多宗教领袖和信徒被逮捕、关押和判处徒刑。地方当局还利用一种行政程序惩处没有登记的宗教团体的成员。由警察和地方官员组成的非司法性质的委员会可以判处公民接受最长可达三年的劳教。在本报告阶段内,很多被拘押或监禁的宗教人士都被关在劳教所里。根据有关报告,河北省保定市的三名地下天主教神父于2002年7月因参加"邪教"活动而被判处三年劳教。同年同月,福建省东安村的几名儿童因参加一个非法的教理班而被拘押。组办教理课的修女被拘押了15天。2002年12月8日,徐国兴(菲利普·徐)在上海被捕,因未经批准从事传教活动被判处18个月劳教。北京的官方《人民公安报》于2003年1月报导,河南省内乡县公安局突袭了三所教会,并拘捕了至少176名被取缔的全范围教会成员。在2003年复活节前不久,福建省长乐市的一个地下天主教神学院遭到公安局的搜查,郑锐品神父及18名学生被关押了一个月。2003年5月,该市的另一名神父被关押,据说多次遭到殴打。2003年6月,据报导云南省富宁县12名基督教徒在他们试图向地方官员注册其地下教会时被拘留15至20天,理由是扰乱社会秩序。

在本报告阶段内,同没有登记的华南教会创办人龚圣亮和其他几名教会领导人有关的司法程序继续进行。因受到包括强奸罪、纵火罪和伤害罪在内的刑事指控而于2001年12月被判处死刑的龚圣亮、徐福明和胡勇于2002年10月被减刑,并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原来被判处死刑的李英和龚帮坤被改判十五年有期徒刑。华南教会的向凤平、孟喜存、李应萍和刘先枝在从狱中获释几个小时后再次被捕。据这四名女会员的朋友说,她们当时计划控告以酷刑折磨她们并强迫她们在控诉龚圣亮的虚假声明上签字的监狱官员。有关当局为阻止她们告状而关押了她们,并将她们判处三年劳教。

据估计,全国的天主教徒有一半居住在河北省,该省未经批准的天主教会成员与地方当局之间继续发生摩擦。据了解,河北省当局强迫很多地下神父和教徒在参加官方认可的教会和接受各种惩罚之间做出选择,惩罚手段包括罚款、解雇、经常性拘禁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禁止其子女上学。有些天主教徒被迫躲藏起来。据信徒报告于1997年被捕的地下天主教主教苏志民至今仍下落不明,国际社会曾多次查询他的情况。河北地下天主教人士说,他仍然在押,但政府否认对他采取过"任何强制措施"。据可靠消息来源说,辅助苏志民主教的安树新主教以及河北的韩鼎祥神父和河南的李宏业神父仍受到拘押。据报告,浙江温州的一位神父于2003年6月16日在一位天主教徒临终前准备给他主持圣礼时被拘捕。据几个非政府组织说,在本报告阶段内,一些天主教神父和非神职领导人遭受过殴打或其他虐待。

有些地方的新教教会成员不满地表示,中央政府支持地方当局镇压福建的呼喊派和湖北的华南教会,在社区造成了恐惧感。

一些地下天主教和新教领袖说,在2001年12月的中央宗教工作会议之后,要求其教会进行登记的压力增加了。

公安人员在拘留参加和平抗议活动的法轮功学员时经常过度使用暴力。在本报告阶段内,有可靠报告说法轮功学员遭警察和其他保安人员的虐待、折磨乃至在被关押期间遭到杀害。据法轮功提供的情况,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精神病院,并被强迫服药或接受电击治疗。

强迫改变宗教信仰

没有关于强迫改变宗教信仰的报告,也没有关于未成年美国公民被绑架或非法带离美国或拒不允许这些美国公民返回美国的报告。

第三节 社会态度

五种官方承认的宗教群体──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天主教和新教──和睦相处,没有严重摩擦。但在中国部份地区,已登记和未登记的基督教会之间关系紧张。有报告说,在官方承认的基督教会内部和家庭教会内部,都因教义问题存在着派系分歧;在已登记和未登记的基督教会内,都有保守派系和较自由的派系之分。在其他地区,已登记和未登记的教会平安共处。在一些省份,包括河北省在内,地下天主教会和官方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有时紧张。穆斯林和藏传佛教徒过去曾对基督教传教人员进入他们的社区表示不满。总体而言,大多数人口对少数派的宗教事务没有多大兴趣,仅限于在节日期间前往庙宇或在圣诞夜和复活节去教堂。藏族和维吾尔族等少数派宗教或少数民族受到社会的歧视,歧视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宗教信仰,还因为他们是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都不同于通常相对较富有的汉族。汉族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之间偶然也出现过紧张关系。

第四节 美国政府的政策

美国国务院、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以及驻成都、广州、上海和沈阳的总领事馆协同努力,促进中国扩大宗教自由,一方面针对侵权行为从外部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对中国国内出现的积极动向给予支持。在与中国政府及其宗教事务官员的往来中,美国外交人员一贯要求中央和地方当局尊重公民的宗教自由权利。每当得到有关违反国际法和国际标准、进行宗教骚扰和歧视的可靠消息,美国官员都提出强烈抗议;对于一些受虐待的指控,如有关事实不完整或前后不一致,美国方面则要求提供信息。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向中国领导人说明,宗教自由有利于国家强盛,绝无任何损害。2002年10月,布什总统与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晤时曾敦促对宗教更加宽容。

美国大使馆和各领事馆还收集关于侵犯宗教自由的资料,与中国各界宗教领导人保持广泛的接触,其中包括官方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的主教、牧师和神父以及道教、伊斯兰教和佛教领袖。美国官员也同未得到官方承认的基督教会领导人及成员会面。美国国务院在非政府方面接触的对像包括中国宗教事务专家、人权组织和设在美国的宗教团体。

国务院通过国际访问者计划邀请一些中国宗教领袖和学者赴美实地了解宗教在美国社会中发挥的作用。美国大使馆还组织美国的宗教问题专家前往中国,介绍宗教在美国生活和公共政策方面的作用。

2001年7月,中国政府同意恢复1999年后中断的美中正式人权对话,之后于2001年10月举行一轮对话。2002年12月,双方再次举行对话,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陪同下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这次对话。在这次对话中,宗教自由是一个主要议题。美国代表团在参加对话后前往新疆乌鲁木齐同伊斯兰教人士和政府官员会晤,敦促中国有关当局不要把反恐作为迫害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借口。

过去,中国政府官员有时拒绝会见准备提出宗教自由或其他人权问题的美国使馆官员。但在2002年对话后,中国向联合国宗教不容忍问题特别报告员(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Religious Intolerance)发出了访华邀请。不过,在本报告阶段结束时,该项访华计划尚未获得实施。

华盛顿和北京两地的美国官员继续对侵犯宗教自由的个案提出抗议。国务院及驻华使馆都曾屡次抗议中国政府限制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的行动,其中包括逮捕法轮功学员、镇压藏传佛教徒和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及逮捕基督教神职人员和教徒的行动。

由于宗教自由在中国受到十分严重的侵犯,国务卿于2002年10月根据《国际宗教自由法》把中国列为需要特别关注的国家。中国自1999年以来一直被列为这类国家。

(完)

2003年12月18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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