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学运十五年】「四二六社论」:专制癌症发作的先兆
04/28/04    茉莉    独立评论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179
】「四二六社论」:专制癌症发作的先兆
又是一年四月天。有朋友来电说:还记得「四二六社论」吗?今天的年轻人,大都还知道有个「六四」,但一些人已经不了解「四二六社论」是怎么回事了。

记得曾有人把「六四」比做中国巨人身上的癌症,说当局不愿做化疗,不肯平反,使得癌细胞继续扩散。癌症的根源,中医认为是由于肝的邪火「魔高一尺」的缘故;西医却认为,癌症起因非常复杂,大都由病菌与毒素引起。中国「六四」之癌,既有千年专制的毒素,也有中共统治几十年的恶劣病菌。

四二六社论即是专制癌症在1989年早期发作的征兆。在这之前,胡耀邦的逝世在全国引起广泛的追悼活动,大学生中出现了要求惩治腐败、打倒官倒等口号,各界自发的游行波及全国。正如王若水先生在《冷静下来的思索》中分析的:「当时的形势很好,一切都显得有希望。」

然而,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就像一枝毒箭,恶毒地刺向猝不及防的人们。这篇社论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下令,胡启立组织,曾建徽执笔起草,其内容得到邓小平的支援,将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定性为「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不分青红皂白扣上强硬帽子,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在当时引起舆论哗然,起到了扩大事态、激化矛盾的作用。本来相信共产党、希望在中共体制内解决问题的学生,由此产生了和当局对立的情绪。在文革后解放了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不再像文革前那样如同愚氓了,当局的强硬调子吓唬不了他们。在四二六社论之后,他们对于活动被定性为「动乱」,学生组织被定性为「非法组织」感到不满。被激怒的学生反而大规模组织起来,展开示威游行。

如果当局明智的话,在不得人心的四二六社论之后,他们本来有机会弥补失误、缓和矛盾。例如赵紫阳四月底从国外回到北京,5月4日在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年会上讲话,肯定游行群众「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说他们的要求也是党和政府的主张,这个调子明显地给四二六社论降了温,令社会各界感到可以接受。那之后学生宣布复课。第二天,大部分学生回到课堂,校园里恢复了平静。

眼看中国学运就要告一段落,但中国政治的黑箱深不可测,善良的人们难以预料其凶险后果。后来的情况是,绝食学生要求当局改变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错误定性,赵紫阳在政治局常委会提出修改四二六社论,被李鹏以「是邓小平的意思」为由拒绝。矛盾由此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血腥的六四。

在六四纪念15年之际回忆这段历史,我们是否可以假设,如果没有四二六社论,就没有六四血案,也没有中国政治改革被延误多年的困境呢?

历史从来不能假设。从表面上看,四二六社论的产生有一些偶然的、人为的因素,例如赵紫阳恰好在胡耀邦追悼会后去北朝鲜访问,使李鹏有机会趁赵紫阳不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李锡铭在报告中唱出杀气腾腾的调子。而后,李鹏向邓小平汇报夸大敌情,使邓小平亲自定下学生运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的性质。

然而,即使排除这些人为因素,四二六社论还是有可能产生,因为它是中共专制者和人民之间有关民主和专制的价值之争。5月17日,邓小平在家中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时,就一语中的:「现在让步是向他们的价值投降,不让步就得坚持四二六社论。」

邓小平的价值观很清楚,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一切与之抵触的都宣布为反马克思主义,他曾经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义搬倒胡耀邦,八九民运中,4月26日发表人民日报社论《旗帜鲜明反对动乱》,使用的手段还是毛泽东的那一套。因此,四二六社论也是中共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一场殊死的决战。

在当时,不管中国朝野多么希望邓小平收回四二六社论的说法,但专制之癌病入膏肓,太上皇式的统治者不愿、也不需要争取人心。于是,从四二六社论发展到血腥的六四屠杀,只有一个多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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