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学运十五年】由段琪瑞的侄孙死于六四屠杀而想到的
04/28/04    刘晓波    北京之春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241
六四已经十五年了。

读丁子霖女士的《六四死难者寻访实录》(见《民主中国》2004年3月号、4月号),听蒋彦永大夫爲六四正名的呼喊,我再次被震撼,难以摆脱的羞耻感咬嗜著灵魂。

每年都坚持爲亡灵写点什麽,与其说是展示自己的勇气,不如说是对亡灵的忏悔。每次坐在电脑前,坟墓的倾诉萦绕不去,耳边响起的是这样的警告:活人必须怀著足够的谦卑和敬畏,倾听来自坟墓的诉说,六四亡灵们才能教会幸存者什麽是活著,什麽是死去,什麽是虽死犹生。


一  两个儿子和两位母亲

据我所知,在六四难属群体中,有两个死去儿子的家庭,曾经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名门。一个是人们比较熟悉的丁子霖女士的家庭,其叔父是中国最著名的地质学家、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丁文江;其子蒋捷连,中弹于北京市木樨地地铁站口附近,年仅17岁,正在人大附中读书,丁文江是蒋捷连的舅外公。

另一位死于六四屠杀的年轻人则比较陌生,他是周淑庄女士的儿子段昌隆,乃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军阀、北京临时政府执政段祺瑞的侄孙。段昌隆是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应届毕业生,6月4日□晨遇难于北京民族宫附近,年仅24岁。

据丁子霖女士的难属寻访录《被害者段昌隆和他的母亲》一文介绍:“昌隆不是被乱枪打死的,也不是官方所称的‘误伤’,而是被戒严部队故意杀害的。他就倒在开枪者的跟前。”被害经过是:“昌隆是6月4日□晨遇难的。他左侧心脏大动脉中弹,是由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击致死的。据事后了解,那天晚上他出门去寻找他的妹妹和女友,当他推车至民族宫附近时,正遇上东进的戒严部队与民衆形成对峙局面,群情激愤,情势紧张,一场杀戮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昌隆目睹这种局面,随即跑步前去劝解。他当时也许想,这样僵持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向双方说明道理可能会避免悲剧的发生。可是他没有想到,当他跑向戒严部队前排一位看来是指挥员的军官跟前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彻底粉碎了他的善良愿望。而这颗罪恶的子弹,就是从那个军官的手枪枪口射出的。”(见《民主中国》2004年4月号)

过于年轻的生命,消失于刽子手的屠戮,怎能不刺穿母亲的心!儿子昌隆遇难后,悲愤的母亲周淑庄变成了一位勇敢的母亲。她是最早敢于面对境外媒体说出屠杀真相的母亲之一,也是“天安门母亲”的骨干。她不倦地爲那些无辜死难者及其难属奔走呼号,从不向强权的恐怖威慑低头。早在1993年,周淑庄就与丁子霖一起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披露了儿子段昌隆的被害经过,谴责六四大屠杀。1995年8月,丁子霖和蒋培坤夫妇在江苏无锡遭到非法关押,周淑庄通过海外媒体挺身而出,谴责当局对丁子霖夫妇的诽谤和迫害,用雄辩的事实和充分的道义维护了难属群体的名誉。1998年,北京市安全局命令中国银行无锡分行冻结了一笔来自德国的“六四”人道捐款,周淑庄和难友们向当局发出了强烈抗议,并一起前往国安部进行交涉。在“六四”十年祭的1999年,108位难属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控告刽子手李鹏的起诉状。在这一法律维权行动中,周淑庄不顾体弱多病,多次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控诉刽子手的反人类罪行。不幸的是,她终因不堪重负而突发脑血栓,从此半身不遂,至今未愈。

两位名人之后都倒在共产党的枪口下,两位母亲共同站出来讨还公道。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但在敌视民意的制度下,又是必然:大屠杀的发生是必然,它是独裁强权实施恐怖统治的极端化;正如当年的周作人,在目睹了近现代中国的各类政府的一系列杀戮之后,近乎绝望地写道:“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把杀人当做目的,……尽量地满足……残酷贪淫的本性。”(参见张菊香编:《周作人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P170 )只要独裁制度不灭亡,恐怖统治就不会消失,滥杀无辜的野蛮也不会根绝。

纵观中共的历史,其对内杀人并非始于“六四”,至少从肃AB团开始,中共就在制造大冤案,延安整风也制造了衆多冤魂,掌权之后的阶级灭绝就更肆无忌惮,镇反、三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一路镇压过来,直到用全副武装的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与平民。因爲,暴力性的整肃和镇压是中共得以夺权、掌权、维权的秘诀之一。

与此同时,受难者讨还公正之路的漫长和艰辛也是必然,被□辱遭迫害的国人的自发抗争已经持续了数代人,还将继续下去,直到恐怖政治被终止和人权至上被确立。


二  两大惨案和两个政府

在衆多六四死难者中,我之所以单独挑选段昌隆来爲文,绝非因爲他是名门之后,而是他的受难让我想起中国现代史上的另一著名惨案,并通过类似事件的历史对比来凸现当下中国的现实。

1926年,也就是六四大屠杀的63年前,中国现代史上也发生过一次政府对学生的著名屠杀,史称“三。一八惨案”。死于六四屠杀的段昌隆,他的叔祖父段祺瑞执政的北洋政府,曾在官邸前镇压徒手请愿的学生,打死47人,伤200多人,死难者中有一名女学生叫刘和珍,因鲁迅的沈痛悼文而名垂青史。

一个必须对屠杀负有责任的政权及其执政者,该如何面对这罪恶,不仅检验著政权本身的善恶,也检验著执政者本身的爲政之德和人性之有无,更能突现出历史的进步与倒退。毫无疑问,两次屠杀皆是大罪恶,但两个时代的两个政府──军阀混战时代的北洋政府与和平建设时期的中共政权──对这罪恶的态度却迥然不同──今天的中共政权远不如当年北洋政府。

回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尽管,当年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其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独裁和乱相颇受病垢。然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中国知识份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用同仇敌忾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啓超(刚刚动过手术、正在住院)、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叔华等著名知识份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先生更是激愤不已,爲此而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纪念刘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诸多媒体加入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103篇。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沈默吗?”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爲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沈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啓动了半死的国会和司法,曾被讥爲“花瓶”的国会也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档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爲,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由此可见,当时中国,还多少有些议会政治和司法独立。最后,执政府的国务院总辞职,执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因爲,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爲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爲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所以,在屠杀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于1926年4月倒台。而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军事上获得苏联的大量支援之外,国民党相对于军阀政权在政治道义的优势,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经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

总之,在发生“三。一八惨案”的1926年,中国虽然因军阀混战而乱相丛生,但那毕竟还是个有些许言论自由、议会政治和司法独立的时代,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多少还有主权在民的影子,所以,践踏了最低的爲政底线的政府暴行不可能畅通无阻,杀人者也不可能仍然大权在握且满世界招摇,并用“稳定”之类的理由来炫耀脸上的血污。

(以上史料,请参见:付国涌《三。一八枪响之后》,摘自“文化先锋网www.whxf.net;吴言《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惨案七十三周年祭》,载于《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江长仁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

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掌权之后,中共爲了自我美化,也常拿“三。一八惨案”大做文章。毛泽东在把鲁迅塑造成革命文化的“偶像”的同时,鲁迅的名文《纪念刘和珍君》也被编进了中学课本。正因爲鲁迅爲“三。一八惨案”写就了这篇著名祷文,“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才变成民族记忆的一部分。

然而,丁子霖女士等人收集到的证词和难属群体长达十五年的抗争,蒋彦永大夫前不久给中共高层的公开信(截至3月19日,已经有上百篇赞扬蒋大夫的文章、近五千多个支援蒋大夫的签名),多份在互联网上流传的当年亲历者的回忆……已经见证:在六四惨案中,中共杀人更多、手段更残忍,不仅有枪击刀捅,还有坦克碾压。

而且,惨案发生后,中共政权又是如何对待六四大屠杀的呢?中国社会的自由度又是如何呢?中国的媒体和社会名流又有怎样的表现呢?

在政府方面,没有高官的认错悔罪,没有政府的“抚恤令”、没有国会追究责任者的决议,没有独立司法调查,没有惩罚任何刽子手,更没有内阁总辞职。而且,当大屠杀的罪恶已经昭然于天下之时,面对全国性的悲愤,也面对世界性的谴责和制裁,中共政权非但死不认帐,反而开动一切宣传机器爲大屠杀辩护,大搞全国性的人人过关的审查表态,并封锁还原历史真相的所有资讯,镇压所有谴责大屠杀的良知者,连失去亲人的难属也难逃压制;在官方的压制和封锁下,冤死的亡灵们及其难属,成爲难见天日的黑暗中的词,天安门母亲们从事的“还原历史 寻求公正”的人道救助运动成爲极危险的事业,难属们无法公开祭奠亲人的亡灵,坚持公开爲六四亡灵讨还公正,就要冒巨大的人身风险,甚至好心人给六四难属的人道捐款也被非法冻结和扣留。六四,这一当代中国的关键字,在大陆境内的所有媒体上皆被“遮蔽”,关于六四真相的言说很可能导致言说者被打入黑牢。

虽然,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中共政权对八九运动的定性,经历了由“暴乱”、“动乱”到“政治风波”的转变,但直到十五年后的今天,中共仍然不肯认罪认错,非但从未见过现政权的任何首脑表示过丝毫忏悔,也从未有刽子手受到过应得的追究,如,负有主要罪责的高官李鹏在权力宝座上风光十三年,甚至在下了台的今天仍然逍遥法外,过著高层权贵的安逸生活。恰恰相反,中共的在职高官们一直强词夺理,以“稳定第一”的藉口来爲大屠杀进行辩护。最新的辩护出现在3月14日下午的人大记者会上,总理温家宝在回答美联社记者关于蒋彦永上书的提问时,尽管他含糊其词地绕过官方的六四定性问题,但他的说辞显然是早已准备好的老一套,无非是强调中国需要稳定,十五年的经济发展证明稳定的重要,没有稳定就什麽都没有,作爲总理他最关心稳定……云云。

然而,就在温家宝用稳定论爲六四大屠杀辩护之前,人民大会堂里的2900多位代表,刚刚以2863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前一刻是以根本大法的庄严形式承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后一刻却是爲中共政权的反人权罪行做辩护,岂不是自打耳光!电视直播,使全世界都看到了这种荒谬的悖论,即便修宪了,承诺了,谁会相信中共有诚意落实“宪法”承诺!

段祺瑞政府和中共政权对屠杀的不同态度,虽有两个政权对社会控制力不同的原因,即军阀政权无力对社会实施全面的严格控制,而中共政权则牢牢控制著全社会的主要资源。但是,正常的爲政逻辑应该是:越是能够控制社会全局的政府,就越不应该恐惧到丧失最低理智的疯狂尺度,越不应该采取极端野蛮的暴力手段对待自己的人民;在犯下罪行或错误之后,越有能力和自信面对自己的错误甚至罪恶。所以,六四大屠杀是独裁权力的疯狂之举,中共的死不认账就是罪上加罪,再次凸现了这个制度及邓小平、李鹏等人的邪恶、残忍和人性匮乏。换言之,这种从不知罪认错、从不道歉不忏悔的顽固态度,即便与当年的军阀政府相比,也是巨大的历史倒退。

在社会方面,与“三。一八惨案”之后的媒体和知识界的表现相比,六四大屠杀后的中国,是个自由和良知双重匮乏的社会。没有媒体的公开呐喊,没有知识界的义愤表达,更无法爲亡灵举行社会性公祭,而且是整整十五年的沈默。由此,六四血案,既是中国当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也是最耻辱的一页。这种黑暗和耻辱,不仅是独裁政权的野蛮屠杀和死不认账,更是媒体和知识界的万马齐喑,特别是有地位有影响的社会名流的普遍沈默。强权和懦弱的相互勾结不断地加深著这黑暗这耻辱。

在当时的国情下,即便媒体被官方操控,无法象当年的《京报》等报刊那样发出呐喊,知识界也可以通过境外媒体发出良知的声音,也可以不屈服于人人过关的大清查,用消极抵抗来拒绝与杀人者合作。然而,只有极少数社会名流敢于挺身而出,而绝大多数精英们,包括那些积极参与八九运动的精英们,大都被恐怖压弯的脊梁,要麽逃亡和被捕,要麽靠出卖良知过关,至多是保持沈默。被奉爲中国知识界良心的巴金在哪里?那些曾经反对戒严的名流们在哪里?各大学的校长、教授们在哪里?

面对六四亡灵,这种人性的贫血,不仅是政府的死不认错,更是媒体和知识界的万马齐喑,是有地位有影响的社会名流的普遍沈默。恐怖的大屠杀和人人过关的大清查,拷问出中国精英们的“小”来,他们最缺少的,不是知识积累和社会名誉,也不是对醒目的常识性罪恶的判断混乱,而是在大恐怖面前的坚定的道义立场和良知勇气。

而极少数敢于继续质疑六四定性的著名知识人,象丁子霖、鲍彤、吴祖光、李慎之和蒋彦永等良知者所得到的同情和支援,大多是盗贼般的偷偷摸摸的耳语。而一个只要求虚僞的表态式效忠的政权,根本不在乎私人饭局上的和居家客厅中的骂娘。

六四后,从中国整体精神氛围上看,对民间的自发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伤害之惨烈,无过于在中共的野蛮大屠杀面前,社会的名流们和精英们的自私懦弱;无过于在随之而来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过程中,面对特权阶层对社会财富的肆无忌惮的掠夺,精英群体本身的媚权媚钱的倾向。正是由于精英阶层的整体性懦弱,致使杀人者在垄断权力和犬儒主义的庇护下,不但能够轻易地逃避承担罪责,而且可以继续在权贵私有化中一夜暴富。


三  该怎样安慰六四亡灵

如今,段昌隆的亡灵安葬在京郊的万安公墓,就座落在他叔祖父段祺瑞墓的旁边。祖孙两代人的墓碑,铭刻著中国人所经历的大半个世纪的苦难历程。我想,亲历过两次屠杀的祖孙两代的亡灵,也决不会安眠:叔祖父的亡灵,是否会反思军阀政治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是否至今还在忏悔当年的屠杀?而侄孙的亡灵,在封喉的制度下,已经等待了漫长的十五年之后,一定还在顽强地控诉著暴政的屠杀。在这种来自坟墓中的倾诉面前,刽子手必须知罪并接受法律的审判,六四大屠杀的幸存者理应打破沈默,用顽强的民间记忆来爲亡灵申诉,直到历史真相得以还原、公正得以伸张。

现在,提起周作人,国人大都知道他是“汉奸”,但很少有人知道“三。一八惨案”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的悲愤和良知决不次于其兄鲁迅。惨案发生后的半个月里,周作人就写下过六篇谴责北洋政府的檄文,参加了多项要求惩办刽子手、爲死者讨还公正和补偿的社会性活动。周作人还属于极少数对惨案难以释怀的知识份子,在惨案发生的两个月后,他又接连写下过《闲话四则》(5月24日)、《死法》(5月31日),百日祭文《六月二十八日》。在1928年国民党屠杀革命青年时,他又写下《“三。一八”的死者》;在惨案过去了二十年后的1945年3月18日的日记里,他写下过揪心的回忆文字:“‘三一八’的第二天,下著小雪,铁狮子广场上还躺著好些尸体,身上盖著一层薄雪……。”当历史进入了毛泽东时代,就在另一场屠戮生命及人性的大悲剧──文革──即将开始的1966年3月18日,也就是距“三。一八惨案”的第四十个祭日里,周作人在日记里感叹道:“今日是‘三一八’纪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现在记忆的人,已寥若晨星矣。”

而在当下中国的知识群体中,对已经过去了十五年的六四惨案,又有几人能够坚守类似周作人的记忆。

我们这代人,大都熟悉鲁迅的名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澹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却陌生于鲁迅在评论罪恶时的另一句话:“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十五年了,难道我们这个民族亏欠亡灵的“利息”还不够大吗?难道我们真要让遗忘和冷漠毒化灵魂,让亏欠的“利息”继续成倍成倍地积累吗?

固然,大陆民间的力量还相对弱小,现在还无法改变独裁者的自私和冷血,但是,对政权而言,中共在用刺刀戳穿了年轻的身体的同时,刺刀尖也翻转地刺向政权合法性的心脏。野蛮镇压,仍然是中共政权不能不掩盖而又无法掩盖的致命伤,持续的阵发性抽搐令这个表面稳定的政权充满了“亡党”的恐惧;对民间而言,年轻的血,仍然是自下而上推动政治改革的最大道义资源。民间,特别是自称坚守民间立场的社会名流们,起码可以要求自律,坚守住做人的底线,象珍惜自己的名誉那样,珍惜用诸多年轻的生命换来的道义资源──民间向独裁抗争的仅有的资源。

中国人不会忘记,全世界也不会忘记,在天安门附近的长安街上,一位青年只身挡坦克的画面,它已经是广爲人知的最具象征意义的六四形象。直到今天,这个画面还会不时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上和公益广告中。就在前不久,大陆央视5频道转播北美职业球赛时,画面上赫然出现这一六四形象:一边是碾过长安街的坦克钢铁长龙,激起世界性的人神共愤;一边是手无寸铁的青年拦截坦克的只身血肉,感动过整个世界的抗暴英雄。

以丁子霖女士爲代表的“天安门母亲”,已经顽强抗争了十几年;蒋彦永大夫在不久前也勇敢地站出来,以他的亲历见证历史和呼唤正义。难道这些公开表达自己良知的行爲,对那些珍惜社会声誉的精英们,还构不不成一种道义压力吗?对沈默了十五年的大多数还构不成一种道义感召吗?面对一无所有的、甚至其所得只有负数的受难者,难道就不肯付出一点儿博爱之心、养成一种平等之怀和正义之气,爲他们争取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公道吗?也爲自己争得本应具有的做人尊严吗?!

六四后,说当代国人不知耻辱地苟且偷生,一点也不过分。十五年了,奔小康的热情已经消解掉耻辱感,未泯的良心也在过久的沈默中逐渐失血,还会想到六四亡灵的人,意识到良心亏欠的人,似乎越来越少。特别是精英们,在权力、金钱和知识的一体化结盟中,活得体面而滋润,肚皮的凸起和灵魂的乾瘪,构成当代中国精英的标准形象。

当我们在夜深人静单独面对自己的灵魂时,还有没有来自内心深处的疼痛和道义上的负罪感?有没有发现自己的懦弱、自私、谎言和无耻。要是有,那麽六四大悲剧还留下了点儿什麽;要是没有,那就什麽也没有了。

我承认,提起六四,大多数精英都有不同于官方定性的想法,也可以称之爲良心未泯,然而,当未泯的良心得不到勇气的支援,也就只能以沈默来逃避,并自编出一套理由来爲沈默辩护,以求得内心的安宁。社会名流们爲沈默辩护的通常说辞是:“对中国的改革,不光要有激情,更要有理智。中国的事情急不得,欲速则不达,要等待时机,到时候我一定会说,但不是现在,现在还不是公开打出六四牌的时候,也就不是公开说话的最佳时机。”

悠久的士大夫传统中,那种“杀身成仁”的殉道勇气消失殆尽,而优雅潇洒的明哲保身却一代代发扬光大:遇明主逢盛世则显,而遇昏君遭乱世则隐。多麽机智的计算,亡灵们的血变成了何时出手才最有利的政治王牌。

于是,在中共政权受到世界性强烈谴责时,也是大陆民间发出强大声音的最好时机,他们不说话,要等到最恐怖的逮捕、清查和审判过后,看看邓小平的进一步动作再说,一晃就是两年。等到92年南巡了,他们又说:只要邓在,说了也没用,要等邓小平死后再说,一等又是五年。等邓小平死了,中共第三代接班已成定局了,他们又说还要等等,看看第三代究竟想干什麽再说;第三代接班后有半年小阳春,他们刚想开口呐喊,接下来是镇压民主党和法轮功的肃杀之秋,他们又赶紧收声,私下说第三代没戏,说了也没用,再等等,等到第三代下台再说,一等又是七年;等到第三代下台了,李鹏全退了,与六四毫无瓜葛的胡温上台了,他们又说六四的受益者江泽民还握有枪杆子,胡温仍然受到很大的制肘,胡温究竟想干什麽、能干什麽,目前还不明朗,还要再等等,等到江泽民彻底退休的17大再说……

就这样,在“等等、看看、再说”的延宕中,十五年已经过去了,无所作爲的犬儒化生存,就在对最佳时机的等待中怡然自得。然而,就算至今仍然良心未泯,但如此观望的沈默何时是尽头?莫非要沈默到地老天荒,让良心在压抑中老死!莫非一定要等到搭便车的最好时机,才肯让未泯的良心重见天日!

正是精英们的勇气匮乏,才导致民间压力的匮乏,才成全了独裁政权的野蛮、谎言和稳定。

最后,我想重复自己在《让你的良知被人看到──有感于蒋彦永先生爲六四正名》一文中的想法:放弃私下的窃窃耳语,而公开说出你的六四亲历和你对六四的内心评价。因爲,对于只有经由公开讨论才能辨别是非善恶的重大公共事件来说,私人耳语并不比沈默更有价值,久而久之,还很容易堕入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犬儒人格。如果说,在事关法律正义的司法审判中,看得见的正义才是正义,那麽,在事关重大公益的公共讨论中,看得见的良知才是良知。

对于六四,不能公开的祭奠无法安慰亡灵,偷偷摸摸的同情没有道义力量,因爲刽子手从不怕私人饭局上的诅咒。公开你的良知,让坟墓的诉说通过公开良知公诸于世,亡灵们才能得到些许安慰。公开你的良知,让独裁者感到民间的勇气!让这个反人性制度淹没在民间良知的洪流中。

苦难,固然是荼毒生命和人性的刽子手,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苦难也是一种资源,一个拒绝遗忘和肯于自省的个人或民族,就能够把苦难变成提升灵魂的财富。让我们这个充满苦难的民族,感到耻辱和负罪、感到痛加反省的必要;在反省中、忏悔中得到清明的理性和无畏的勇气,学会去平等地关心具体人和普通人的苦难,学会做一个有尊严有高贵人性的人,爲根绝苦难的重演而愤起抗挣。

2004年3月22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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