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学运十五年】 年逾七十忆六四
04/25/04    范英著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383
【八九学运十五年】 年逾七十忆六四

一个文学家说:“每倒下一个老年人,都是一座宝库的坍塌。”还有一个哲学家说:“人活到七十岁再重新活起,个个都是圣人。”看来,经历是珍贵的。经历提供对比, 而只能在对比中,才能醒悟是非。我现在七十多岁了, 活过了五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我从五岁到十三岁,生活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下的沦陷区北平。混合面、豆腐渣吃过了;日本宪兵队的残暴听说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教育,更从学校的日本教官那里听熟了。但北平未像南京那样以大屠杀开始,奴化教育尚未像东三省那样严密,再加我年龄较小,总的说来,还算平稳渡过。

第二个时代:日本投降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时间虽只三年半,但烙印极深。我站在宣武门外的学校门前,和市民一起,含著热泪,高呼著口号,欢迎一卡车接一卡车的中央军进驻北平古城。但很快就有国军伤兵嫖娼砸妓院事件,接收大员成为“劫收大员”,法币贬值,物价飞涨。我更当了民夫,在共军围城时到东直门外,拆毁一切民房,为傅作义守军“扫清射界”,目睹百姓流离失所,耳听市民怨声载道, 我对国民党的贪污腐化义愤填膺。后来知道,连国民党的忠诚将领黄维当时也私下说过:国民党不亡,誓无天理。

第三个时代:考入“华北军政大学”,这是解放军“最高学府”,校长叶剑英。进门便是“排级干部”,十七岁的我,感到十分光彩。毕业后到军校教书。由于我的“忠诚老实”,在一系列运动中,均未受大的波及。林彪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我苦读四卷红宝书, 写了一百四十一篇笔记, 受到当之无愧的表彰。

第四个时代:十年“文革”。我没看出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中共领导层的“窝里斗”,还真的认为是“反修、防修”,虽然目睹了种种惊人的罪恶,却认为“以后会变好的”;但是--

第五个时代:彻底失望的时期。什么“缺点是一个手指同九个手指的关系”呀;什么“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呀;“文革”后愈来愈明显的腐败事例说明,这不仅是谎言,而且连遮羞布都不要了。我于一九八四年夏天,毅然要求从领导机关--石家庄市教育局,调到教育学院教书,以便对官场的事“眼不见,心不烦”。但树欲静而风不止, 没想到在我这个教书匠身上, 竟然出现了暴风雨中的振翅一击。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我按课表的排课上课,但教室里空无一人。全体学生都集合在操场上,秩序井然,只是主持大会的不是院领导,而是学生自己选出的代表。大会情绪激昂。他们马上就出发,用行动支持北京天安门前的学生运动。

老师们无课可上,都聚集在办公楼前观看,态度凝重。老北京的天桥艺人,总是向围观的人说:“有钱的请赏钱,没钱的请您站脚助威。”多数教师是同情学生反官倒、反腐败的正义要求的;但他们每个人都有参加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懂得“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滋味,因此顾虑重重,便采取了这“站脚助威”的方式。

此时,学生队伍中突然喊出一句口号:

“欢迎老师参加我们的游行!”

老师们仍然纹丝不动。

这句口号像一声闷雷,把我的思维打乱,但又重新组合,头脑中出现一幅图画:风云突变中,海燕振翅高飞,口中喊著: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而潜水鸟却躲在岩石下,浑身瑟缩地哼著,它们已被暴风雨吓昏了。

我不做潜水鸟,我要做海燕:这是我的决断。

我毅然走进我教的那个班的队伍当中。今天是我的课,我的位置本来就该在这里。

这个学院的学生大多来自郊区、井陉矿区和市属四县,地区闭塞,因而他们政治视野受到限制,活动方式也较拘谨。他们一直保持著整齐的队形,有组织地齐喊口号,临时学到了用双指做 “V”字(“胜利”)手形。虽是中等城市,中山路上也已鼎沸。各高等学校和部份中学的游行队伍出动了;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摄像车穿梭其间,工作人员一边高举录影机工作,又不时用手向游行者做 “V”形示意,自然地把份内的职责和份外的示威活动融合为一。市民在街旁挤得水泄不通,见到学生们持的“支援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捐款箱”,纷纷解囊相助,有的人把手伸进衣袋大把掏出全部携带的钱,看也不看,就抛入捐款箱,令人感动;暑热天气中,随时有街旁的无名人士买来成包的冰糕和成箱的冷饮,送到游行队伍中来。武警在重要路口布防,但未带武器,也未见杀气,他们都是当地人,说不定妻儿也在游行队伍中。

队伍到省委大院门前停下。省委书记岳歧峰手持扩音喇叭, 带著一幅焦急而谦和的面孔,向聚集在门前的上千人的游行队伍讲了自己每月的工资收入,并逐个交代他的妻子和几个孩子的工作和收入情况。此所谓“上行下效”,现在是五月中旬,他也不知道下一步的中央谁在台上、谁在台下。“一个将军一个令,一个喇叭一个调”,他只得步步小心,才好保住乌纱帽,他见北京在“对话”,在“透明”,他也出来对话和透明了。至于他的薪金数额,市民相信那是和会计室的工资单完全一致的,但是工资单以外的,上哪里查?他说孩子是普通干部也不假,但知情人说,他作为省委书记一调来,就把孩子安插到当时最赚钱的外贸部门了,这谁能做到?好在人们对这类官僚也并没有更高的期待。他出来了,见面了,说话了,话中也没见“硬茬儿”,就算不错。

当时的执政者,特别是决策者,沿此和平路径舒缓几步,或可避免后来的惨剧;但毕竟如他们所说, 事情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唐· 韩愈:《山石》)经历过同中共“与生俱来”的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大小“头头儿”们,都懂得在内斗结果未分晓之际,要运用“蝙蝠战术”,而且其运用之纯熟,令人叹为观止。老百姓形容他们:“轴承脖子弹簧腰,头上插著指风标。”又说,他们遇事“一看二站三通过”,都是一语破的!

蝙蝠在鸟类和兽类打得难解难分时从旁观战。若鸟胜,便理直气壮地说:我能飞,是理所当然的鸟类;若兽胜,便毫不羞愧地宣称:我没有羽毛,专家们是一直把我划归兽类的。我在游行中,前后一看,学生处的人都来了,院办室的人都来了,班主任都来了,当然他们大多数是党员。我竟天真地未察觉其中有诈。特别是总务处的几个正副处长,几次开车追来送面包、香肠,还说食堂正包饺子,等你们回去吃。待十几天后,六四定性“反革命暴乱”,对这次上街秋后算帐,“论功行赏”、“按律问斩”时,我成了支持暴乱的人物。

那么,别的参加游行的领导干部和教职员工呢?他们是“由上级派遣,现场保护学生的”!这就是说,他们是派到学生队伍里当特务,进行监视学生言行的,因而是功臣!

可以设想,若是另一种结局,游行定性为爱国的,他们会拍著胸膛说:我早就知道学生的行动是对的,所以当时给予了大力支持!

更可以肯定:若是若干年后的历史教科书上把六四由错平反为对,这些小头头们会对自己儿孙们拈髯而笑:我早就知道对,当时我不仅派人保护学生,还让食堂包饺子招待归来的学生呢!

这班人的无耻一至于此,体现了共产党政治思想工作的丰硕成果。时至今日,我们不是依然可以在胡温新政治中, 看到这样的领导者和御用文人吗?

我居住的地方,虽离北京有三百公里距离,但通过VOA、BBC、法国三家电台的广播,我紧紧把握了那里的脉搏。六月四日清晨,我不仅得知屠杀消息,还听到BBC记者访问杨宪益的录音。我是教英语精读课的, 杨宪益翻译的英译<红楼梦>和汉译<卖花女>是我爱不释手的范本。这位翻译家、著名学者,气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向记者宣称:这支军队已不是什么“解放军”,而是杨尚昆的私人军队,我从现在起,同共产党决裂[笔者按:当时杨家将当红,代表军方公开露面也是杨尚昆]!

接下去几天,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薛飞、杜宪等人,穿上丧服,以悲伤语调播出联播稿件……这些敢在“天子脚下”的北京,面对坦克而不低头的硬骨头,给我极大感染;与此同时, 看风使舵的蝙蝠们个个跳出来,辱骂学生,无耻至极。例如,屠杀前几天,学生们求见徐向前、聂荣臻两位仅存的元帅,希望他们为学生说几句公道话;他们也通过工作人员回答学生代表,说解放军绝不会开枪,希望大家放心,回去上课,云云。但待无数尸体横陈首都街头之后,他们迫不及待地表态,说恨不能亲自上街制止暴乱。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于是,作为一介草民的我,也一连做出三件“出格”的事。

第一件是上课时公然放送反军录音。众所周知,六月四日那一天,中国国际广播电台(Radio Beijing)对世界播出的英语节目一开始,广播员有一段“倒戈”前言:“中国军队向学生和市民开枪,死伤多人,其中包括我台工作人员……”赶巧我听到了,并且录了下来。在上课时,放给学生听,同时还询问了几个来自军人家庭的学生,有关军队的动态。

第二件是对抗院方调查。“六四”后,院方组织了专门人员调查学生在游行前后的言行。我极痛恶这种特务行径。对我们大人, 杀剐存留, 还则罢了, 为什么还要在孩子身上下手? 有一次,某人竟在我讲课中间,公然叫出去一个学生,我很不快。等这个学生回来后,我把她叫到教室外,问她什么事。果然是向她调查校内外的游行组织者名单。按说,教书的和吃政治饭的本应互不干涉,而我却要来个“井水偏犯河水”,要她“什么也不要再说”,她答应了。

第三件是在大屠杀后某次上课时,忘了是哪个话题引起,我向学生朗诵了乌克兰伟大诗人谢甫琴柯的一首诗:

别等待,等待自由--徒劳!自由已睡去,是沙皇迫使它昏倒!如何使沉睡的自由醒来?我们的人民,举起所有的棍棒,还有那乌克兰的宝刀--那时候,自由才能来到!

我的朗诵声冲破四壁,不仅那层楼的其他课堂都听到了,连隔墙石家庄一中的学生,也在课后打听出了什么事。

作为知识份子,不能正面抗争,只在课堂上“炸刺儿”,已够软弱了。但这几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若是追究起来,也够受的。不过事后,居然没有人过问。我相信是学生保护了我,包括那几个来自军人家庭的学生。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表现在我身上的软弱, 至今时时引起自责。但也使我对那些为民主而牺牲的烈士们更加崇敬, 对当前奋战在争民主和反独裁战线上的先锋们倍感钦佩!这成为我至今未泯自强不息精神的动因。

(范英著, 生于1932年, 原籍山东广饶县, 现为北美自由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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