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学运十五年】俺的一九八九
04/18/04    老灯    罕见奇谈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287
──谨以此文献给八九民运十五周年

§§  一、

1989年4月,我从吉林老家探亲回来,坐火车返回黑龙江。

因为经常乘坐这种拥挤不堪的社会主义列车,我总结出了三大乘车法宝:一是提前在候车室买一本杂志,最好是《飞碟探索》,再喝上两口白酒。等你站在车厢里的人群中,甭管他人声鼎沸推来搡去,你只须手捧杂志认真阅读。借着酒劲儿琢磨外星人,那共产主义提前就实现了。二是躲进车厢的厕所,把门锁好,往洗手池上一坐,开始大唱革命歌曲──那才叫有味儿!谁敲门你也别开,他只要是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么!三是窜车厢找美女,找到后站在离她不远不近的地方,多角度的观察品味,欣赏得差不多了,也该到站了。

今天该我走桃花儿运──我发现了一个绝色的美女,长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简直就是美神。

那是一个清纯高雅的长发女孩儿,坐在门口靠窗的座位上。她捧着一本大学英语教材,专心致志的阅读。我站在车厢的连接处,假装吸烟,偷偷端详她。

列车到达一个大站,挤坐在她身边的几个旅客下车了。机不可失,我立即抢过去坐到了她的对面。

她应该感觉到我已经端详她半天了,但她似乎不愿理我,继续看她的医学英语书。

我经验老到,不急于同她搭话。我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本新买的《中外文学名著大辞典》,装模作样的看起来。看了一会儿,我又按既定程序拿出几张稿纸,掏出笔来在纸上写写画画。稿纸上已经写着一本书的提纲,题目是《通俗幽默学》;从第一章“幽默的起源”,到最后一章“幽默的技巧”,洋洋洒洒几大页(其实这本书永远停留在提纲阶段,只是俺的道具而已)。

美人鱼终于上钩了──她放下英文书,笑盈盈的问我:“你在写什么呀?”

我深沉作答:“啊。一本探讨幽默理论的小书,出版社儿急着要稿儿。”

她笑容灿烂,作惊喜状:“你研究幽默?”

“研究不好,瞎研究。”我谦虚道。

她调皮地看着我:“那你可以给我讲个笑话儿吗?”

“呵呵,好吧。”我放下提纲,很绅士的答应她的要求,“我给你讲个美国总统的幽默吧。”

她用手托着脸颊,笑眯眯地倾听。

我说:“美国总统里根,是非常幽默的人。里根每次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会晤,都给他讲笑话;而且告诉他,这些笑话都是苏联人自己编的。他们第一次会晤,里根讲了这个笑话:有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争论谁的祖国讲民主。美国人说:当然是我们美国民主,比如我可以直接走进里根总统的办公室,拍着桌子说我不喜欢你领导美国!苏联人想了想说:我们苏联也讲民主,我也可以直接走进戈尔巴乔夫总统的办公室,拍着桌子说我不喜欢里根领导美国!”

她听了我的第一个笑话,只是微微一笑。可能她听过这则笑话。

我继续讲:“第二次会晤,里根给戈尔巴乔夫讲了这个笑话:一次戈尔巴乔夫上班迟到,他嫌司机不敢开快车,就命令司机坐到后座,自己亲自驾驶。有两个交通警察在街头值勤,看见一辆吉尔高级轿车在马路上飞驰,严重超速。老警察让小警察追上去,看看车里的后座上是哪个大人物。小警察一会儿气喘吁吁地回来向老警察报告:车里的后座上是谁没看清,反正给他开车的是戈尔巴乔夫!”

她笑得花枝乱颤,上气不接下气的说:“后座上的是戈尔巴乔夫的老爸!你可真逗!”

我们的关系一下拉近了--这就是“幽默的作用”(见《通俗幽默学》提纲第十一章)。

我志得意满,靠在椅背上,话锋一转道:“苏联和中国一样,都没有民主,都是专制国家啊。”

她点头赞许:“是啊。我刚丛北京回来,胡耀邦逝世以后,这些天北京的大学生闹得厉害呢。”

我问:“你在北京读大学吗?”

“是啊,我是北医大的。我家在哈尔滨。前天家里给我去电话,说我妈妈病了,让我马上回家,我就先回来了。”

我说:“不会是担心你参与闹事儿,骗你回家吧?”

她坦承:“很有可能。我回去看看,如果我妈没什么事儿,我马上赶回北京去。”

我盯着她问:“那你是要参加运动了?”

她态度坚决地回答:“是啊!这次运动,是中华民族的最后一次机会,我为什么不参加呢?”

这丫头人美心也红,正是我特喜欢的那个类型。我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王嫱。你的名字呢?你是哪儿的?”

“老灯,笔名,嘿嘿。我老家是吉林农村的,学校毕业以后,随我爱人到黑龙江的


县工作,现在辞职下海跑单帮了。”

她感叹说:“你从农村闯出来,不容易啊。”

“也没啥,习惯了。”我说。

列车经过吉林与黑龙江的交界地区,这里铁路两侧生长着茂密的丁香花丛,绵延100多公里。每年的5月中旬,丁香花便开得姹紫嫣红,成为中国铁路线上难得一见的亮丽风景。

现在日历上的节气已经是春天了,可关东大地依然寒意料峭。我想起自己写的一首顺口溜儿,不禁吟道:

  “时令早是春日至  无赖残冬不与春  梦春唤春千百度  芒鞋踏破总追寻”

王嫱频频点头,和我一起沉浸在诗境里。

列车快到哈尔滨了。爱因斯坦曾通俗的解释相对论:你坐在火炉上五分钟,感觉却像两小时;你和美女在一起两小时,感觉却像五分钟--大师高论,今信焉。

我开玩笑说:“真希望这火车一站不停,直达莫斯科。”

她笑道:“那是国际列车。”

我灵机一动,翻开我的那本书,用笔在扉页上写到:

  “赠王嫱同学

  相识有缘友谊长存

  老灯”

我把书用双手捧起,递给她:“请笑纳。”

她也用双手把书接过,放到她面前的桌板上,然后低声问我:“你说,你为什么坐到我对面来?”

我胸有成竹,从容回答:“我读书时的美学老师教导我:面对一个美的事物,如果你没啥反应,那你就是犯罪,那叫对美无动于衷罪。”

她咯咯笑着说:“你这个老灯啊,可真会说话。”

列车驶进哈尔滨站,她起身准备下车。她把自己的英语书收到了背包里,却没动我送她的那本书。

我住的县城在哈市的北边,所以还要继续乘车。我站起身送她到车厢门口,和她道别。

她临走下车门的时候,突然止步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这次回吉林故乡,进村的时候正逢日落。我注视着那轮落日,直到它在荒原的尽头成为一个红点──我的目光恰如王嫱这深情的一瞥。

我的心狂跳着,立即返回座位,抓起小桌上的书和提包,急匆匆跨出车门。

我来到站台上,寻找王嫱的身影,可她不见了!

下车的人流里没她,天桥的走廊上没她,追到出站口还没见她。众里寻她千百度,芳踪楞就觅无处。按说我们下车的时间只相差很短,她绝对不会走远,怎么就不见了呢?

她天生丽质,神出鬼没,可能是幽灵吧?想到这儿,我头皮发麻腿打哆嗦。

回到小城,走进自己家的小院儿。

妻子和儿子小宝宝正在院子里玩儿。宝宝看见我回来了,扑上来抱住我的大腿。

妻子拎过我的提包,全家人一起进屋。

我们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我抱着孩子亲热。妻子一边问我回老家的情况,一边习惯性的倒腾我提包里的东西。

她拿出那本书乱翻,说:“你又买新书了?──哎,你这书怎么还写了赠言了?”

吗的,忘了销毁证据了,又大意了。

她象发现了新大陆似的,阴阳怪气的说:“老灯儿,你还是挺浪漫哪。这个王嫱是谁呀?你为啥要送她礼物啊?”

“就是我在火车上碰见的一个大学生,男的,我们谈得挺投缘。我要送书给他做纪念,他没要。”我解释。

“吃铁丝儿拉笊篱──你就编吧。你看好了,这嫱字是女字边儿,能是男的吗?”她不依不饶。

我狡辩说:“那是我故意写的,好让你吃醋。──唉,你知道了吗,胡耀邦死了,北京的大学生开始闹事儿了,8成这回要闹大,有希望整出点儿结果。”

她把书一摔:“打岔是不?胡耀邦死了跟你勾引女学生有啥关系?北京的大学生闹事儿跟你有啥关系?咋的,你要跟着闹是咋的?”

我也瞪着眼睛说:“跟我有啥关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还真想跟着闹!”

她撇着嘴冷笑:“还跟着闹!你除了会给女孩儿献诗送书,你还会闹啥?”

“我会闹啥?哼哼,你瞅着吧,看我咋闹腾!”

§§ 二、

4月末的一天下午,我来到县政府招待所见一个深圳来的朋友(后来这位朋友帮助我到深圳创业)。

从楼上朋友的房间告辞出来,我下到招待所的接待大厅,瞥了一眼墙角大电视上的画面。电视上正在实况转播北京大学生与官方代表对话的场景。

我站住观看。电视画面显示,出席对话的政府方面有袁木,何东昌等人,学生代表有几十个。这是双方的第一次公开对话。对话气氛平和,学生们提出的问题也不尖锐。后来听说这些学生代表是由官方指定的。

有个旅客坐在大厅沙发上看电视。他有50出头,吸着烟,身边放着旅行包。我挨着他坐下。

袁木老家伙老奸巨滑,死人都能让他说活了,难怪李鹏让他当政府发言人。他与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一唱一和,有软有硬,连拉带打,极尽瓦解学生斗志之能事。袁木在发言中坚持《人民日报》“4.26”社论的观点,把这场民主运动定性为动乱。他认为共产党目前的腐败不堪是由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导致的。对话中途一位同学退席抗议──有种!

对话话题涉及官倒,廉政、教育、新闻自由及学生游行罢课等等。虽然是泛泛而谈,但说明共产党已经不得不顺应民意,展开与民间的对话。看来体制外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强大了。

我心中兴奋,禁不住跟身边的旅客说:“看来天下要大乱啊。”

他把香烟掐灭在烟灰缸里,说话一口的山东腔:“乱不了,有军队哪!”

我再次打量他。这家伙穿着黄军裤,气宇宣昂。我问:“你就是军人吧?”

他语气自豪地回答:“转业了,原来在长岛边防。”

长岛是渤海中心的群岛,厄守京津的咽喉。他边看着电视边说:“中国的主要政治力量是军队,最后解决问题的还是枪杆子。你说──”他使劲拍了一下我的大腿,吓得我一哆嗦,“文化大革命闹的历不厉害?毛主席一声令下,军队出来支左,全国立即安定了。有一些学生到长岛串联,当时就被我们抓起来了!”

他指着屏幕上的学生们说:“这些狗日的!就他娘的你们爱国呀?!这么大个国家没有共产党领导行吗?净他娘的瞎闹腾。”

我十分反感,起身走了。

自胡耀邦去世这10几天来,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收听bbc或美国之音。中国官方的广播,电视,报纸对最近的故事发展报道都是片面之词,不可听信。

当天晚上我打开收音机,放小音量,调到美国之音的固定波段。美国之音正在报道中国新闻。报道说今天在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游行。要求民主自由,铲除腐败专制。

北京各大院校的学生争先而出,10几万人从学院路游行至长安街,游行队伍经过中南新华门即用了几个小时。报道说围观群众有几10万人,北京市民已开始参与这场民主运动。报道不断播放游行现场录音,只听口号声惊天动地,撼人心魄。

报道特别提到游行队伍中学生们打出的横幅,上写:“妈妈我们没有错”。我联想到前几天请愿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长跪不起,禁不住心头发热,泪水涌上眼眶。在以后的一个多月里,我曾多次哭泣,有悲痛,有感动。而以前最后一次掉眼泪差不多是13、4岁时被老爹打哭的。报道最后说这场运动已波及中国各大城市。上海,西安,长沙等各地的学生都举行了游行。其中上海的大学生从中午走出校门,直至深夜仍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集会。估计哈尔滨各大学马上会行动起来。

我关掉收音机,开始在屋里来回转悠。北京倒不必去,那里有的是能人,可以多跑哈市,争取跟各校学生建立联系。在当地县城也要有作为。利用师范专科学校的熟人,把学生发动起来,在这小城闹腾它一场。如果全国各个县都有一个老灯,那共产党非倒台不可。

我自豪得脸发热手冰凉。

师专是我们当地的最高学府,面向全省招生,有两3千学生。在一次县文联组织的诗会上,我曾结识了一个师专中文专业本科班的学生,叫魏正义。小魏名如其人,看着就挺有正义感的。听说他在师专很有人缘儿,属于非官方的学生领袖。我决定先从魏正义入手,发动师专学生。

5月初的一个傍晚,我偷偷的溜进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宿舍楼。

在走廊里,我打听魏正义的宿舍。一位高鼻梁的男同学告诉我在二楼201。

找到201房间,敲门进屋。宿舍房间只有20平方米,放了4张双层床,显然住了8个人。屋里只有一个男同学在念英文,正义不在。我自我介绍,找小魏有事。这位浓眉大眼的同学说正义在教室上自习课,他可以去叫一下。谢过了他,我在正义的铺位坐下。

正义的铺位在下层靠窗口。床上散放着几本书,除了两本专业书,还有一本温元凯著的《中国的大趋势》。看来他对社会问题感兴趣。

过了一会儿,正义一个人回来了。虽然以前只见过一次,但彼此印象都很深,所以这次见面并不陌生。他恭敬地同我握手,仍旧称我为“老灯老师”。

我说:“没啥事儿,闲溜达,顺便来看看你。”

正义嘿嘿笑着,透着一副憨厚的样子。我拿起那本《中国的大趋势》:“这些课外书你常看吗?”

“看一些,不太多。”

我直接了当地问:“最近的时局你们也挺关心吧?”

他警惕的回答:“一般吧。”

我倚在他的被子上,尽量随便些:“我原来也是教学的,误人子弟,后来不干了。你不要叫我老灯老师,就叫老灯吧。我们认识了就是朋友。”

正义恢复了笑容:“那就叫灯哥。”

我笑道:“听着跟黑社会老大似的。你老家是哪里?”

“海林县农村。”

“我老家也是吉林农村的,。”

共同的出身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他问我:“灯哥,除了写诗,你还干点什么?”

“做点儿婚礼摄像,勉强维持生活。”

“灯哥成家了?”

“早婚,结婚3年了。我儿子满两岁了。欢迎你去我家串门儿。咱们弟兄来日方长。”

“灯哥对目前的政局有什么看法?”不料他反过来问我,“我们都知道北京的大学生已经闹起来了。哈尔滨各大学蠢蠢欲动。我们师专的同学议论纷纷,有的同学要去北京。”

我进一步试探道:“你们学校没做什么安抚工作吗?”

“校方还没什么反映,好象都在观望。”

我说:“同学们的观点不会统一吧?肯定还有拥护共产党的。”

他坚定地说:“没听说谁真心拥护共产党。我们校长的儿子跟我们一个班,他骂共产党比谁都厉害。”

我听了为之一振:“同学们明辨是非,说明你们素质非常好。共产党腐败专制,大家就得团结起来跟它干。你们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愿效犬马之劳。”

正义站起来把门关严,回过身说:“那我们就聘请灯哥为我们的民主政治顾问。我们特别希望有老大哥指点迷津。给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同学们愿意冲锋陷阵!”

我激动的站起来:“咱们一起干!”

我们的手紧紧相握。

§§ 三、

过了“5.1”,我利用生意不忙的时机,动身去哈市。我打算在省城观察一下动态,看看有没有插手运动的机会。

此时已是5月上旬,风和日暖,杨柳枝上冒出嫩嫩的绿叶。从县城乘火车到哈尔滨只需几十分钟,火车南行经过松花江铁路大桥。从桥上望下去,松花江已经解冻通航,江水滔滔东流。逆水而上几百华里,便是我的故乡吉林。正值春耕时节,家乡的父老该开始种地了。

从火车站出来,已近中午。刚走上大街,向南一看──我的血液沸腾了:一支学生游行队伍由南向北走来,离我只有几百米的距离!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民主游行,心中自是激动万分。游行队伍排列整齐,浩浩荡荡。队伍前面几辆警察的摩托车开道。前几排的学生手擎横幅,白低黑字书写着“打倒官僚,民主自由,铲除腐败。”等字样。

学生们呼喊口号的声音雄壮激昂:

“官僚不倒,中国没好!”“政治不改革,民主没希望。”“人民万岁!民主万岁!”

游行队伍越来越近,我迎着队伍跑过去,站在路边的围观人群中。近看这些男女学生,不过20岁左右,青春的脸上溢着庄严神圣。他们是觉醒的一代,我的亲生兄弟姐妹!我以为自己的反共思想不会有太多的志同道合者,然而现在看到的游行队伍,说明正义与真理决不会孤独,神州大地不缺少甘撒热血的炎黄子孙。一番联想,整得我热泪盈眶。

从围观人群的议论中得知,这支队伍才从市区游行过来,要赶到江边防洪纪念塔下同其他几支队伍汇合。围观的人们为学生们鼓掌,但没有人跟随呼喊口号,更没有人参加到学生队伍中。一辆公共汽车驶过来,一位留小胡子的男青年从车窗挥出手,大呼:“大学生万岁!”

学生回应“人民万岁!”

我跟随在队伍旁边,随着人群向前涌动。我真想加入到队伍中去,但看到队伍两侧维持秩序的警察,打消了这个念头。

游行队伍过了虹桥,到了中央大街商业区。学生们一路走一路喊,看样子已经很疲劳了。中央大街是繁华闹市,围观的人很多。一个骑三轮车拉着满车面包的师傅来到人群中,离我不远。两个大学生走出队伍,走到三轮车前,拿出钱要买面包。卖面包的惊恐地指着警察,示意他不敢卖面包给游行的学生。

一位学生说:“卖给我们一点吧。我们从早晨7点出来,到现在什么也没吃呢。”蹬三轮轻轻摇头不语,推上车要走。我走上去,捉住三轮车:“师傅我买面包你能卖吗?”

他说:“你真买吗?你买我卖给你。”

我掏出20块钱给他。他往我怀中放面包,整整50个。我走近游行队伍,一个个给学生们分发。学生们从我面前经过,一个个取走面包,再把面包分成小块传给其他同学。拿走最后一个面包的是个男学生,长着一张娃娃脸。他举起面包高喊:“人民万岁!”可能因为他喊得细声细气没有力,没人响应他。行了,有他一个人这么一喊,我心足矣。有个手持对讲机的中年警察一直在观察我的举动,他表情温和,没有敌意。

游行队伍到了江边防洪纪念塔广场,已经有成群的学生集合在那里。到达广场的学生们分区坐在地上,井然有序。广场四周停着许多辆大客车,听说是各校派来接学生们返校的。一位帅气的男同学站在一圈学生中间,大声讲着什么,其他的同学们对他的讲话不时报以掌声。

我觉得光送面包意犹未尽,想到提包里的那本《中外文学名著大辞典》,觉得这回应该送出去了。我拿出书,用圆珠笔写赠言(原来给王嫱的赠言已经撕掉)。

我走进学生圈子,把书递给那位演讲的男同学,大声说:“不成敬意。”我听到身后有学生哄笑。

男同学接过书,高声念我的赠言:

  “同学们:

  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祖国的未来和希望!

  老灯”

学生们热烈鼓掌。男同学跟我握手:“我叫张小光,是建工学院的。谢谢你的支持!”

本来想说点什么,一激动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向学生们挥手致意,转身退了出来。

我原以为他们要搞一个大型集会,可学生们稍事休息,纷纷上了大客车。

大客车陆续开走了。

回家休息了两天,得知北京的学生已经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民运有搞大发的趋势,我又来到师范专科学校。

敲开魏正义的宿舍门,见屋里有几个学生。

正义兴奋的迎上来,对同学们说:“我们的民主政治顾问来了。”

我逐一和大家打招呼。其中有上次见过的那位浓眉大眼的同学,姓宋。一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给我的印象挺深,正义介绍说他叫胡云鹏,本县农机局局长的儿子,在当地算高干子弟,太子党的干活。

大家在床铺上落座。胡云鹏掏出一盒云烟,抽出一只递给我:“老灯老师,抽烟吗?”

我摆手:“不会,谢谢。”

他把烟放在自己嘴里,点上火抽起来,也没让别人。

正义说:“这些天我们师专炸营了。昨天早晨我们500多同学集体去哈尔滨了,学校阻拦也没拦住。我们坐火车去的,也没买票。下了火车,我们先到的黑龙江大学,和黑大的同学一起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我们游行了一天,一点儿没觉得累。”

胡云鹏说:“我拍了不少照片,今天送去洗了。”

小宋说:“我们正商量成立学生自治会,公开亮出旗号,象哈尔滨各大学那样。”

我指示说:“可以积极活动,但不要急于公开成立组织。咱县城跟哈尔滨的情况不一样。哈市大学多,容易成气候,相互有照应。这里就师专一所高校,孤立无援,所以我们的活动要讲究策略。”

正义连连点头。我鼓动说:“现在全国的民主运动形势,发展得很快,用一句文词儿形容就是如火如茶呀(故意把荼说成茶,他们笑)。北京就不必说了,上海天津西安等大都市都闹起来了。咱们东北闭塞落后,历次民主运动都很难波及。但这次民运,东北地区也行动起来了,你们去哈尔滨已经看到了。我在吉林老家的同学打电话告诉我说,长春早就动了。这说明,这次民运来势猛,势头大,程度深,8成能成事儿。这场运动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有可能扭转历史方向的。做为时代先锋,我们生逢其时,亲自参与历史,创造历史,真乃四生有幸也。”

他们都笑了。胡云鹏说:“文化大革命我没赶上,我就觉得亏得慌。”

正义说:“同学们热情非常高,有一个同学已经去北京了,学校说要开除他呢。”

我说:“我非常不赞成去北京。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那里有很多民运人士,大学生也多,可能比我们县城的总人口还多。北京市民的素质好,政治参与性强。我听收音机,北京的市民已经发动起来了,上百万的市民上街游行声援绝食学生。北京的民运力量足够了,甚至都过剩了,而外地的民运力量却很薄弱,尤其咱们东北。如果大家再都涌到北京去,其他地方的民运却没人搞,民主事业怎么能取得全国的胜利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立足本地,争取把本地的民运搞起来。各地的民运都搞起来了,才是对北京民运的最大支持。哈尔滨可以去,多与各高校的自治组织联系,沟通信息交流经验,协调步骤。但我提醒你们,不要忘了我们所在的县城。民主运动首都要搞,省会要搞,小城镇也要搞,甚至农村都应该搞。如果不仅是大中城市,连各个县城都行动起来了,那是何等的民运规模?何愁民主不成啊?”

正义赞同道:“是这样。我们得马上准备在县城示威游行。”

我说:“你们要进一步的做同学们的工作,跟大家讲民运的形势,讲胜利的前景,讲民主的道理(我比老江提前发明的三讲)。要把同学们都发动起来,团结起来,准备大的举动。”

小宋说:“我们做同学的思想工作时,理论上讲不好。到底什么是民主,为什么要民主,现在社会怎么缺少民主,我们说的不十分清楚。

胡云鹏也:“是啊。我们就知道声援北京绝食学生,反对腐败。”

正义笑着说:“请顾问先生给我们上一课。”

看来得卖弄卖弄了,半瓶子水也得淌。我运了运底气,侃侃而谈:“什么是民主?简单地讲,就是人民当家做主,老百姓说了算。往深刻了说,民主是一套公平的社会游戏规则,是一种人权有保障的政治体制。在社会生活中,无论是国家、单位、家庭都是有事大伙商量,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做出决定,然后大家全心全力地执行。民主体现在政治上,主要是人民有直接选举权,有自由地发言意见的权利。民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人民的明智选择。既然民主这么美好,我们为什么不去追求它呢?”

他们一个个洗耳恭听。

“当今中国社会现实是什么样的呢?”我说,“咱们的什么人大,政协,什么社会主义民主,都是骗人的东西,连中学生都看透了。共产党的专制,比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都厉害。你闭上眼睛一想,现在跟清朝,跟明朝有什么区别?县长不过是原来的知县,地委书记就是原来的知府,军委主席就是原来的皇上。这些官僚仍然层层对上负责,而不对老百姓负责。因为他们的官职是上级任命的,而不是老百姓选举的。这些人对上卑躬屈膝,对下横行霸道。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共产党根本不准你随便发表言论。现在的新闻媒体,是为当局服务的工具,更别谈舆论监督的作用。官僚们有持无恐,残酷剥削压榨老百姓,摧残人们的美好生活理想。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所以现在腐败横生也不足为奇了。”

胡云鹏抢着说:“就是嘛!就说我爸吧,当个小破儿局长,天天有人给他送礼,都是求他办事的。”

我说:“你老弟很坦率呀!”

他得意地晃者脑袋。正义跟他开玩笑:“你抽的烟是不是别人给你爸送的?”

他红着脸争辩:“他的东西我从来不动。我抽烟我自己买。”

小宋不懈一顾地说:“你自己买烟的钱不也是你爸给的吗?”

胡云鹏不吱声了。

我继续讲:“中国自‘5.4’运动以后,面临着四大任务,也是四大问题。”

正义马上拿起本子要记录,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没那么严重,没必要记录。是哪四大任务呢?一是抵御外敌,实现民族独立。二是扫除割据,实现国家统一。三是结束专制,建立民主政治。四是消灭贫困,建立市场经济。从鸦片战争时起,中国受外敌欺负,到日军入侵达到顶点。所以民族独立是第一位的任务。辛亥革命后八方割据,中国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实现国家统一的任务也非常迫切。这两项任务先由国民党承担,再由共产党得到完成。49年中共的新中国成立后,应该再完成后两项,即建立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然而共产党却反其道而行之,大搞专制独裁,实行计划经济,使得国困民穷。共产党建立的不是有什么社会主义新社会,而是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正义边记录边点头。

我说:“四大任务中的后两项与共产党的利益相冲突,根本不能指望由它来实现。政治民主化必然导致多元政治力量的竞争,在这样的竞争中共产党肯定失败,因为共产党坏事作绝民心丧尽了。经济市场化就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民有化,真正由全体人民分享经济资源。但这会动摇共产党赖以掌权的物质基础,是它们绝不愿做的。所以这两大任务的完成要靠我们这代人,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正义停下笔问:“那么我们向共产党要民主,它会给吗?”

我说:“你这个问题提的好。向共产党要民主,等于与虎谋皮,它不会轻易施舍的。民主从来不是要来的,是争来的,是流血牺牲换来的。我们现在的斗争包括游行示威等等,目的不光向当局提要求和显示力量,还要向人民群众做民主宣传,对民众进行民主教育。号召民众起来一起斗争。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如果亿万人民行动起来,那是可以改变一切的。”

胡云鹏拍着巴掌:“讲得好。”

正义想了想说:“共产党建国后是净干坏事儿了。可它抗日战争时期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还是有功劳的。”

我笑了:“你有这种想法不怪你,这是共产党愚民教育的结果。首先说抗日战争的爆发,恰恰有中共扰乱当时的国防,客观上引狼入室的因素。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四处暴动造反,国民党政府穷于应付,日本鬼子才乘虚而入。抗战期间,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战,中共却乘机扩充实力,占据地盘。中共有个唯一值得一提的百团大战,可彭德怀却为此屡受中央批评,说他不该打这场战斗。前几天我在图书馆看一本杂志叫《读书》。其中有篇文章揭露了一段史实: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曾写信给中共中央,批评中共迫害王明,周恩来,还批评中共抗日严重不力。这说明中共消极抗日,连当时的共产国际都看不下去了。抗战后中共在苏联的帮助下夺取胜利果实,在抗战中被大大消弱的国民党不是对手,中共才夺取的江山。”

胡云鹏给我倒了一茶缸热水:“灯老师口渴了吧?喝点水。”

我说的口干舌燥,接过水喝了一口,好烫。

正义问:“灯哥以为这场运动的前景怎么样?”

我说:“我非常乐观。没想到这场运动来得这么快,来得这么猛,响应范围这么广。也没想到同学们的参与热情这么高。这场运动持久开展下去,必会有结果。我经常听外台的广播,非常了解形势的变化。我觉得前景很光明。”

他们相互对望,颇受鼓舞的样子。

“时间不早了,我走了,以后我不来你们这里了。有事你们去我家找我。”我开玩笑说:“地下工作要秘密,你们去时要对暗号。看见我家门前摆了个笤帚,就是有危险,就别进去了。”

§§ 四、

5月19日晚,我坐在家里看电视。

近几天我经常在家看电视或在图书馆看报纸。受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影响,官方媒体也大幅度的显示公开性。北京的形势发展基本上可从公开报道上获知大概情况。

5月15日的《光明日报》刊登了严家其等人的呼吁书,要求政府答应学生们的条件。17日的《光明日报》刊登10位大学校长的公开信,呼吁政府与绝食学生对话。《人民日报》有一篇冰心老太太的文章,篇名为《此谓民之父母,可以保我子孙》,希望政府保护学生。

电视做为快捷的现代化传媒,在时事报道方面更胜一筹。每天有“重要新闻”随时播出,场面逼真直观。每每看到绝食学生的画面,我都忍不住热泪涌流。而每次我流泪的时候,妻子都凑上来拍我的脑袋:“宝贝儿,又哭了?别哭,一会儿给你买糖吃!”

若不是看在绝食学生的面子上,早骂她个狗血喷头。

随着北京学生绝食时间达到极限,我预感到形势将会有转折性的变化,或好或坏。然而想到外台报道的政府已向北京调动军队,邓小平扬言:“不惜流血”,“杀它20万,稳定20年”,我的心揪紧了。

今晚的电视新闻又是“重要新闻”,画面上出现了中共当局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李鹏在会上做报告,声嘶力竭的念着错别字宣布在北京戒严。

专制的屠刀再次举了起来!

我站起来在屋中走动。不能屈服,要坚持斗争。县城的游行要马上举行。如果可能的话,就把铁路线切断,给共产党制造更大的麻烦。不能光让共产党垄断信息的传播,要马上分发传单,散发消息,动员群众。游行示威以师专学生为主,尽可能动员部分高中学生参加(听说县一中的学生也有人去哈尔滨游行)。

传单我可以起草,但怎么印刷呢?──哦,有个文友,城南郊区的范德宽,买了一套打印设备。他有一台机械打字机,一台油印机。德宽是菜农,业余写小说,正义感挺强,人很老实。起草好传单,找他帮忙打印,他不会拒绝的。

我正在写传单,有人敲门。我打开门,来人竟是正义和胡云鹏。我把他们让进屋,关好门。妻子从里屋出来,我向她介绍这两位是师专的学生。两位很有礼貌地向她问好。

妻子应了一声,满脸不高兴地进了里屋。她明白我们要干什么事。

我请他们落座,问他俩:“北京要戒严你们知道么?”

正义说:“刚看完电视。同学们全炸营了,都说政府太反动,太没有人性了。发誓要干到底。大伙十分义愤,讨论马上要在咱们县城示威游行。我们俩赶忙找到你这儿,想听听灯哥的意见。”

“好!”我望着正义真挚的表情,心里十分感动。

胡云鹏说:“我们明天就游行,怎么样?”

我说:“游行肯定要游,但不一定在明天。起码要做些准备。比如说能发动多少人,印多少传单,游行的路线,呼喊的口号等等。我建议先等两天,内部分一下工充分准备。我可以给你们准备传单。我还想去一下一中,争取把高中学生发动起来,与师专联合行动。这样声势会更大,效果也更好。”

正义说:“拖时间长了也不好。”

我说:“准备一周,大约26、7号游行。你们看怎么样?”

胡云鹏说:“一周时间够了。”

正义说:“定个准日子,就是26号吧!”

我们都同意。

转眼间到了5月23日。

几天来我这里的准备工作好坏参半。好的方面是骑车去南郊找范德宽,他满口答应帮忙。他不但要帮助打印,还自费提供纸张。他只有一条要求:打字时可以在他家打,因为他老婆从来不看他打字;但印刷时必须来我家。因为他老婆有看成品的习惯,不能让她看见传单。我让他带油印机来我家印。

坏的方面是发动一中学生失败。我去了一中两次,一没熟人二来学校管的紧,根本没有接触学生的机会。在一中的男厕所里倒是碰到几个学生,装着撒尿同他们搭话,也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近几天的地下活动被妻子看在眼里,她跟我呕气,说:“你尽瞎他妈整,最后非整到大狱里去不可。”

她见我还是无动于衷,无奈喊道:“要不把宝宝送回吉林她奶奶家,我和你并肩战斗,最后咱们来个刑场上的婚礼(大陆一部电影名)!”

我哈哈大笑。她虽然不学无术,在忧国忧民方面与我没有共同语言,但她的聪明和幽默还是很可爱。

综合各种消息来推断,当局在北京已戒严没有成功。广大民众的激烈反抗,使军队望而却步。斗争出现了波折,但势头并未减弱。听外台广播,全国各大中城市的示威游行仍在继续。据从外地回来的熟人讲,本省除了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大庆等几个大城市,在几个县级城市也发生了游行。

我们预定的游行日期正在临近,必须马上加紧准备,即便只有师专也要上街。

我与德宽约好,他下午过来通宵印刷传单。为了工作方便,我事先把老婆儿子送到了她的亲属家。

傍晚了,德宽还没看到,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我决定出去迎一下。我锁好门,走出自家的小院子,站在马路边张望。夜色渐浓,没有路灯,看不清来往行人的面目。等了一会儿,看见一辆自行车驶过来,后座上驮着一个箱状物。

我轻声叫:“是德宽吗?”

德宽跳下车:“是我。”

“你可来了!”我亲热地拍着他的后背。

他抱歉道:“给菜地浇水,来晚了。”

我们走进胡同,来到我家门前,门口蹲着一个人猛地站起来,吓了我一跳。

“灯哥,你回来了?”是正义。

刚才没看见他过来。我打开门锁,正义帮德宽把油印机抬进屋。关上房门,我介绍他们相互认识。德宽大脑袋,大眼睛,穿一双农民干活常穿的黄胶鞋。德宽对正义说:“我坚决支持你们。如果有什么差遣,万死不辞!”

感动得正义一个劲儿点头。

我问:“传单打好了吗?”

德宽在写字台上打开他的黄布书包,拿出一摞的白纸,从白纸中间抽出几张打字蜡纸:“全打好了,请老灯过目。”

我接过蜡纸,对着电灯光看。除了我写的《告同胞书》,德宽还写了一份《告同学书》,内容基本相同。

德宽解释:“我想《告同学书》可以先发给学生看,动员他们都出来游行。”

正义连声说好。

我说:“那就开始印吧!”

德宽把油印机放到写字台上,装好白纸,铺上蜡纸,开始推滚子。我和正义给他打下手。

我们边印边谈。我向正义说了发动一中失败的情况。正义表示关系不大。师专学生的准备工作基本做好了,两千人出来游行没问题。

印了上千张《告同胞书》、《告同学书》,整到了半夜。我们都忙活饿了。我进厨房煮了大米粥,煮好后端上来,就着咸菜每人吃了两碗。

正义看着传单说:“传单种类还是少了点儿。”

德宽说:“我带空白蜡纸了,直接用圆珠笔写,还能印。”

我说:“那咱们印点儿小传单。”

由我编内容,正义刻字,德宽印刷。又作出很多小传单。小传单都冠上《最新消息》的标题,内容有北京戒严失败,人大委员长万里支持大学生,戈尔巴乔夫同情中国学生,香港百万市民游行,全国各地学生民众坚持斗争等等。

印完了小传单,看看表,已是凌晨3点。我建议:“现在夜深人静,咱们马上张贴一些小传单,给大游行提前造点声势。”他们两人赞同。

我们拿上我早准备好的一大瓶胶水,带着小传单,悄悄溜出门。我们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在夜色的掩护下四处张贴传单。张贴的重点是城中心的商业区。每到一处,由我望风,德宽抹胶水正义贴。我们3人鬼鬼祟祟的真好像地下工作者的样子。

贴了一个多小时,天快亮了。

我们决定分手,德宽回家,正义回学校,准备26日上午8点准时上街游行。

回家睡了一大觉,醒来已是下午。

我骑上自行车出门,想转一转看看传单的效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哈哈笑。效果太好了!从城中心到各大街,每处贴传单的地方都围着人群。人们议论纷纷,交头接耳,有摇头叹息的,有点头赞许的。可能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当地人第一次对政治产生了兴趣。

在新华书店门前站了一些人,大家在看电线杆上贴得一张传单。

我挤进人群中,问一位老干部模样的老人:“这传单是谁贴的?谁这么大胆儿?”

他回答:“都是师专学生干的,也有人说是哈尔滨的大学生昨天夜里来了。”

“噢──”我故作恍然大悟。

那位老干部捅了我一下,神秘地说:“听说26号师专学生要上街游行呢,等着看热闹吧。”

看来游行的计划泄漏了!师专学生多,很容易泄漏风声。如果官方采取反制行动,游行可能会流产。

我有些焦虑不安,希望正义马上来找我商量。晚上8点多钟,正义和小宋果然来到我家。

正义拿着手电筒,神色匆忙。他进门就说:“游行的计划泄露了。学校和县公安局派人找我们几个谈话,命令我们取消游行。校长今天亲自找的我,吓唬我说,我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学校党委把老师们都动员起来了,要看住学生,谁也不准出校门。”

果然坏事了。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我问。

正义坚定地说:“我们决定把游行提前一天,明天上午8点准时上街!”

我用手拍着正义的后背,又激动得热泪盈眶。

据说任何革命造反行动,一旦计划泄露了,都是提前一天举行,以抢机先。

1989年5月25日。

我7点半赶到城中心,乘上小公共汽车,打算在师专门口下车。车开到北大街,我看见了迎面走来的学生游行队伍。

我的激动不亚于在哈市第一次看见游行。我叫司机停车。司机停下车,我推开车门冲了下去。

游行队伍的前排都是女同学。队伍中间有两位男同学举着师专的校旗。正义和小宋臂缠红布条,前后走动维持秩序。游行队伍的前后都有警车,不知是来保护还是监视学生。参加游行的学生不很多,大约6、700人。可能其他学生受到阻拦没能出来。尽管游行学生不多,但随行的围观市民不少,队伍两侧和队伍后尾,都有男女老少跟随。大家肯定都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一个个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以学生为中心,以群众为外围,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洪流,向市中心涌去。

学生们呼喊口号:

“声援北京学生!”“打倒李鹏!”“解除戒严!”“爱国无罪!”

学生们还喊出了“万里万岁”和“万里回国”(其实当时万里已经回国,在上海被软禁)。昨晚俺为游行准备的口号他们没喊。象“人民万岁”,“民主万岁”,“铲除腐败”,“打倒专制”等等。我不禁有些失望。

学生们边喊口号边散发传单(即《告同胞书》和《告同学书》)。人们争抢阅读。我混在围观人群中,紧贴着学生队伍。

我怀中揣着一大卷昨天贴剩的小传单,自己不便散发想找机会塞给学生们。机会来了。小宋走过来。我用眼神示意,和他一蹭身,把小传单塞到他手里。小宋接过传单,心领神会,马上向人群抛洒。一位带墨镜的警察骑摩托车过来,见人们哄抢传单,大声吆喝:“别乱抢,轮着看,轮着看!”

我直想笑。

游行队伍进入市中心,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到达十字街的时候,估计至少有几千人。在十字路口,游行队伍停了下来。一阵口号声过后,我发现几个男同学冲上了路中间的交警岗亭。不一会儿,岗亭上方的高音喇叭中响起了一位男同学的声音:“同胞们……。

他宣读的是《告同胞书》的内容。这位男同学的朗读能力很强,尤其结尾读得铿锵有力,极富感情色彩。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又有一位男同学通过高音喇叭演讲。可能事先做了准备,他讲得慷慨激昂,颇有感染力,主要内容是反对北京戒严。他讲演中提到北京绝食学生,已经饿死了100多个,不知听谁说的。

岗亭上的同学撤下来。按预定计划游行队伍开向县政府。一路折腾到县政府已将近中午时分。学生们站在县政府大门口,有节奏地呼喊:“县长出面,接受请愿!”

围观群众站在学生四周,黑压压一大片。我个子矮,在人群中看不见学生。急中生智,我窜到与县政府对门的公安局大楼一层的窗台上,抱着双肩美孜孜地观看。“吱”的一声,我身旁的窗子被推开了。一位漂亮的女警察探出头来,也向人群里看。

俺忍不住心中得意,跟女警察说:“大姐,要不是学生游行,谁敢站你们公安局的窗台呀!”

她微微一笑,没说什么。学生们又在喊:“解除戒严,打倒李鹏”的口号。

女警察说:“口号喊得不激动人心,没劲。”她缩回头去,关上了窗子。

突然人群一阵欢呼:“县长出来喽──”。从县政府大院里走出几个人。为首的一个大腹便便,象个大官(后来了解到不是县长,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学生们竟热烈鼓掌(可能以为终于把县长喊出来了)。正义迎上去和为首的官员握手,向他说着什么,几个当官的连连点头。正义拿出准备好的请愿书,先交给一个男同学。男同学接过去高声朗读,听得出他就是刚才在岗亭读《告同胞书》的那一位。请愿书的主要要求是解除北京戒严,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正义从男同学手中拿过请愿书,庄重的双手交给那位官员。官员们接受请愿书后,转身回大院里去了。

学生们热烈鼓掌,认为大功告成。我看见正义和同学们商量着什么。按原计划,他们该游行回师专。

忽然学生们哄的一下解散了,男生们一窝蜂地往回跑。两个打校旗的跑得最快,一会儿就没了影儿。女同学们也懒懒散散的往回走。

游行结束了。我觉得有些遗憾,即使不游行回去,也要好聚好散,起码要对随行的群众有个交待。

围观者意犹未尽,只好陆续散去。

后来我想,其实也不该苛求这些学生。他们秉持一颗赤子之心,冲破重重阻碍走上街头,已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我会永远记住这些亲爱的弟弟妹妹,记住这个难忘的日子,记住这小城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游行。

§§ 五、
“5.25”游行成了当地的一个大事件,人们街谈巷议,津津乐道。看来这次游行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6月1日,正义来到我家。对游行的成功,我向他表示祝贺。他遗憾地说,出来的学生不多,原因是25日早晨,校方发现游行的企图后极力阻拦,校保卫处人员关上校门,参加游行的学生都是跳墙出来的。

我问他:“游行计划是怎么泄露的?”

他说:“经我们了解,可能是胡云鹏说出去的。”

是他?当时游行的队伍中的确没他。

“前几天他爸坐小车到学校,怕他在学校闹事儿,把他接回家去了。可能他把游行的事跟他爸说了。第二天县公安局的人就到我们学校来了。这小子平时就不怎么样,总跟同学打架,他开头跟着张罗也是出风头。”

他会不会把别的情况都说出去呢?我很担心。

“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正义问。

“先等一等,看一看北京的局势再说。”我说。

6月3日,胡云鹏领着一个有点斜眼儿的男同学到我家来了。

没想到他会来。他坐下后,不好意思的说:“这些天我闹肚子,拉痢疾。所以在家没出来。”

“好汉架不住三泼稀屎。你得吃药打针哪。”我话里有话。

他似乎明白我的意思,解释说:“那天游行我应该参与,但我对正义他们有意见,所以我就没去。正义大权独揽,打着民主的旗号搞独裁,别人的话他根本听不进去。还有应该跟一中的学生联合起来,一起行动,不能师专自个出去。事实也证明他们搞的很不成功,上街的同学连全校学生的一少半儿都不到。”

我看着他,没说什么。

他说:“我昨天到校,又组织了一些同学,准备继续参加运动。我们今天过来就是想听听老灯老师有什么指示。”

“你言重了,我有啥权力给你下指示。”我说,“我只希望你们能团结一致,别搞内讧。蒋委员长总说大敌当前要精诚团结,咱们也一样。至于参加运动,现在形势不明朗,你们先观望一段,别有什么举动。我这里你们也不要来了。”

他的脸一下红了,站起身说:“我知道魏正义跟你说我什么了,他说我跟官方泄露游行计划,我没那么不是人!”

我笑了,说:“他没跟我说你。知道游行计划的人很多,怎么可能是你泄的密呢?再说咱们都是有知识的人,我们可以不参加运动,但决不至于搞背叛,出卖自己的良知。我相信你,你这人挺讲义气的。”

他的气色缓和下来:“有灯哥这句话,我就知足了。”

送走了胡云鹏,觉得心理挺烦。搞民运不容易。既要对付共产党,还要平息内部纷争,里里外外有问题。几天后哈市工自联的解体,也源自这种可笑的窝里斗。

6月4日,得知成严部队进城,北京发生了大屠杀。

妻子一反常态,晚上和我一起听外台广播,不住的念叨:“完了,完了,完了。”

专制的屠刀落在了人民的头上。然而暴力征服不了真理,血腥的镇压必得激起更激烈反抗。

5日晚上,外台报道说,中国各大城市均爆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包括哈尔滨。

6月6日清晨,我早早的起床。妻子和儿子仍然在熟睡。宝宝稚嫩的脸上挂着一丝笑意,他梦见了什么呢?一缕晨晖照在妻子的头上。她眉头皱着,仿佛思虑着生活的艰辛。

我写了一张字条:

  “老婆:

  我有急事回吉林,过几天回来。  照顾好宝宝。

  老灯”

写好了放在写字台上。我脱掉拖鞋,想到可能要走很多路,我换上了妻子常穿的一双白色运动鞋。

我轻轻的推开房门,走出了小院儿。

§§ 六、

我坐上小客车赶到火车站,乘早班火车去哈尔滨。

走出哈尔滨站,马上感觉到强烈的运动气氛。街道上的隔离护栏被横放在路中央,公共交通基本被断绝。一些臂缠红布条的大学生守护着路口,代行交通警察的职能。似乎整座城市都被学生接管了。

每一根电线杆上都贴着传单。一面墙上有用毛笔写着黑字:“毛泽东: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墨迹新鲜,看样子刚写完不久。

市民们仨一群、俩一伙围着看传单,越往市中心人越多。

我想起了去建工学院找张小光,通过他参予省城的运动。上次在防洪纪念塔广场,我送给他一本辞典。他肯定是建工学院的学生领袖,他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建工学院离火车站并不远,是离市中心最近的高等院校。从火车站向南,到位于市中心的省博物馆广场,再向右转朝西走,就到建工学院。

我边走边看传单。新贴的传单都是北京发生大屠杀的内容。一张传单上有模糊的传真照片。照片上有一辆横冲直撞的坦克,履带下压着一辆自行车。传单上对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说法不一,有“十几万人倒在了血泊中”,也有“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几万大学生为国捐躯”。

快到博物馆广场的时候,我看见一大堆人挤在一起。我挤进人群,发现大家在看电线杆上的大传单。传单是用计算机的打印机打印的,题目是《绝食宣言》,内容是北京高校学生开始绝食时的警词。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深受感动。人群外围的看不见传单,使劲往里挤。

我高声说:“大伙别挤,我给你们念!”人们立即肃静下来。我读道:“在这阳光灿烂的5月里,我们绝食了……”

读着读着,我的声音埂咽,泪水模糊了双眼。一位戴眼睛的中年人接着读,声音不大,但清晰有力。围观的人静听着。

我退出人群,继续向前走。受绝食宣言的影响,我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慷慨赴死的感觉。如果此时对面有政府的坦克车过来,我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用身体阻拦。

到了博物馆广场,见市民很多。有的大学生在演讲,有的大学生手捧钱箱在募捐。一位演讲的男生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讲着北京发生大屠杀的情况。他讲天安门广场死了几千人,号召市民们罢工罢市,奋起参加抗议活动。大家对他的演讲报以掌声。市民们募捐也很踊跃,一位妇女捐了十元钱后回头又捐了十元。学生的募捐箱已经满满的了。

与我第一次看见哈市学生游行不同,现在市民的参与程度加大,人民群众已经起来了。

一队游行队伍走进广场,举着的横幅上写着“北京大学生来哈市声援团”,人数有近100人的样子。人群让开道路,为远来的学生们热烈鼓掌。游行的学生们在广场上停了下来,有插入人群演说的,有就近购买食品的。

我身边有一位推自行车卖冰棍的(市民们骂这些小贩为“发国难财的”)。两个男同学过来买冰棍。我问他们:“你们刚从北京来吗?你们经历大屠杀了吗?”

一位同学说:“我们来哈市好几天了,北京的情况我们不太了解。”

我问:“那到底死了多少人?”

另一个同学说:“具体数字现在谁也说不好,反正是反动政府开刀杀人了。咱们得团结起来跟它斗!”

我马上表态:“我们市民支持你们。”

他们连声说:“谢谢师傅。”

向西拐出博物馆广场,就到建工学院。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位于西大直街,路南为教学大楼,路北为宿舍大楼。宿舍大楼前有一小块广场,很多市民聚集在这里,宿舍楼的正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小传单,形成了“民主墙”的奇观。

我来到宿舍楼门口,陆续问几个出出入入的同学:“你们认识张小光吗?我找他有事。”

学生们似乎很警觉,都摇头回答不认识。这样打听可能引人怀疑,干脆在门口等他,总会碰到他的。

市民们都在看墙上的大字报和传单。一位身着兰色工作服的小伙子走近墙边,掏出笔在大字报上写下:“首钢工人支持哈市大学生!”大家为小伙子鼓掌。

小伙子神情激动,讲话一口京腔:“我是专程从北京赶来的首钢工人,声援哈市大学生。”大家再为他鼓掌。

他脸红红的,想了半天又说:“共产党太腐败了。现在的贫富差距太大了。现在浙江温州,有些地方一些个体户为活人造坟,都是钢筋水泥的,每个坟都要花费十多万元。要是把这些钱省下来,能办多少事儿!”

我觉得他后面讲的这些话有些驴唇不对马嘴,显然这小伙子的表达能力不行。有人大声问他:“听说首钢工人罢工了,是真的吗?”

他回答:“没罢工。现在都承包了,真罢工工人也受损失。没人罢工,我是自己跑出来的。”

人群中有人哄笑。小伙子有些太实在了。

我走到人群前面跟小伙子握手:“我代表哈市的市民感谢你的支持。”小伙子诚恳地点头,退入人群当中。

该显摆了──我面向大家,大声讲道:“各位同胞,各位师付,我是本省外县的,今天特意赶到省城,声援哈市的学生和市民!(人群中有人给我鼓掌)共产党怎么腐败怎么专制的,不用我举什么具体的例子。我们每个人的切身经历,耳闻目睹的社会现实,都证明当今的政府是烂透了,没救了!(有人大声喊好)就是这样一个腐败政府,竟然丧失人性,用坦克机枪镇压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残杀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能答应吗?”

人群齐声大喊:“不能──!”

我举起一只拳头在空中挥动了一下:“对!我们决不答应!同胞们,让我们以实际行动支持北京的大学生,响应学生们的号召,罢工罢市,走上街头参加抗议活动!”人群热烈鼓掌。

我进一步煽动:“今天所有到场的人,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哈市有良心的人!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不怕流血牺牲,与专制的政府斗争到底!我今天早上离开家的时候,对我的妻子说:‘你照顾好孩子,我可能回不来了;我死了你改嫁,我坐牢你离婚!’(编瞎话不脸红啊,呵呵)”

人们掌声雷动,我看见有位妇女在抹眼泪。我正准备继续讲下去,这时一个大学生走过来,招呼我说:“师傅,你过来一下。”

我随他走到一边。他热情地说:“我观察你半天了,你不是找张小光吗?我带你去。”

我想起来,刚才也向他打听过张小光。

我随他走进宿舍楼,走廊里没什么人。到了三楼,他敲开一间房门。张小光和几个同学在屋里开会。张小光认出了我,高兴地跟我握手:“你是送我书的那位大哥。什么时候到的?”

我说:“早晨到的,特意找你来了。”

送我来的同学要走,张小光跟他说:“李明,你怎么中途退出了呢?刚开始的时候你参加运动很积极的嘛,大家希望你重新参与。”

李明说:“我有我的想法。今天你们开会,我不说了,以后有机会我跟你谈。”李明走了(以后几天里未见他参加运动)。

张小光问我:“你来找我有事吗?”

我说:“前几天我在我们县城组织了一次学生游行。今天来哈尔滨,想通过你的介绍参加省城的运动。”

我从衣袋中掏出几张带来的传单,递给他看,以争取他的信任。张小光边看传单边连声说好。他问了一些在我们县城组织游行的详细情况,见我对答如流,似乎打消了戒心。

他说:“哈市工自联(工人自组联合会)刚刚成立,一会儿就来这儿开会。你就参加工自联的活动吧。”

北京成立工自联我知道,在前一时期运动中,北京工自联起过重要作用。

我问:“哈市的工人和市民发动起来了吗?”

张小光说:“昨天就行动起来了。各大工厂基本停工了。现在上街游行的主要是市民。”

我没看见有哈市的学生游行,只看见了北京大学生声援团。他说:“本市的大学生一部分在管理交通,大部分去各工厂阻拦工人上班。”原来如此。

他们继续开会,我坐在一边旁听。张小光是建工学院学自联的领导,也是哈市高自联(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核心成员。他按照市高联的部署,安排本校学生的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继续开展动员工人罢工活动,明确各系,各班学生分工,指定同学们去封堵某个工厂大门等等。

会议正进行中,有人敲门。一位同学走进来,对张小光说:“工自联的人来了。”

张小光站起身,对我说:“咱们一起过去。”

我们来到二楼的一间宿舍,与工自联的领导们见了面。

他们一共3个人。为首的是一位戴眼睛的知识分子摸样的人。看样子不过30岁。另一位是个目光忧郁的中年人,背一个大书包。还有一位看来是纯粹的工人,留一撮小胡子,穿着劳动布的工作服。

张小光把我介绍给大家:“这位是宾县(哈市一个郊区县)来的老李(他给我改了姓),是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我们把他推荐给你们,让他参加工自联的工作,你们一起合作。”

工自联的几个人都说欢迎。张小光说他要继续开会,告辞走了。

那个知识分子摸样的人笑盈盈的说:“我叫儒敏,是市高联任命的工自联负责人。这位是老张,工自联的发起者。”老张就是那位中年人。

儒敏介绍:“这位是老刘,工人纠察队的队长。”老刘是那位小胡子。

介绍完后,儒敏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不用说,你写在我手上。”

我在他手心上写上“老灯”两字,没写真名。刚才张小光介绍我是从“宾县”来的,肯定不是口误,而是有意为我保密。这位自称“儒敏”的看来也是化名。至于让我把名字写到他手上,明显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的警觉性有点太高了。

大家在床铺上坐好,儒敏宣布开会。

通过儒敏和老张的发言,我得知哈市工自联于昨日(6月5日)自发成立,发起人是老张。北京发生武力镇压后,哈市的市民响应学生号召,纷纷上街游行,一些激进者倡议成立工自联和工人纠察队。哈高自联得知工自联成立的消息,立即委派儒敏负责,并通过儒敏指导工自联的活动。看来工自联的成立是极仓促的,与目前的运动一样混乱与无序。虽然有了工自联的名目,但目前并没有完善的组织机构,没有基层组织,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市民运动领导小组。根据市高联的指示,工自联的下步工作是继续配合大学生号召的罢工活动,组织市民游行示威,反抗军队可能实行对哈市的军管。

儒敏宣布分工:他自己负责联络各科研文化单位,并负总的责任。老张负责组织市民游行,重点做各大工厂的工运工作。工人纠察队已经有了一批骨干人员,是一支宝贵的机动力量,由老刘继续担任队长,由我负责随队指导。

讲完分工,儒敏说:“今天的市民游行,由建工学院的建筑科学研究所牵头,带动市民参加。今天的游行,不准打出工自联的横幅。”他把目光投向老张,“工自联是对内的,对外不要公布,要保障组织安全,不能光想出风头。现在用市民声援团的名义,更利于团结和发动广大群众。”

老张一声不吭,看样子很不满意。

没等大家讨论,儒敏说明天早8点还在这里开会,然后宣布散会,各自行动。

儒敏和老张先走了。我问老刘:“工人纠察队现在再哪儿?”

老刘指着楼下说:“都来了,咱们下去吧。”

我和老刘走下楼,来到楼前的小广场上。

广场上的人比我演讲的时候多,密密麻麻。

老刘拉着我,挤到小广场西北角,果然有一群头缠白布条的人在那里。大约有3、40人,青年人居多。出乎我的意料,队员里竟有一位30来岁的妇女和一位小姑娘。我打量着他们,看样子队员中真正属于是工厂工人的很少,多数可能是社会的人(即政府所说的“社会闲杂分子”)。尽管这些人一脸的神圣庄严,但掩饰不住那么一股流氓无产者的气质(我也属于此类,不过多读了几本书而已)。

一个脸上有刀疤的小伙子迎上来,对老刘说:“大哥,你咋才来?我们等你半天了!”

老刘说:“开会去了。”他给我们相互介绍,“这位是工自联派来的领导,管我们敢死队的,宾县来的,就叫李哥。这位是我们的副队长,小唐,我的一个小兄弟。”

我同小唐握手。我的心中打着鼓,工人纠察队怎么又叫敢死队?可能是队员们的自称吧。

小唐变戏法似的拿出两个红布条,为我和老刘扎在右胳膊上。我看清他也扎了一个红布条。看来红布条是权力的象征物,其他队员没有扎的。

我问老刘:“咱们纠察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小唐插话:“咳!就是跟着起哄呗!”

老刘瞪了他一眼,说:“灵活机动吧。参与游行,维持秩序,保护大学生,军队要上来就跟他干。”还真是一支敢死队。

“今天有什么计划吗?”我问。

“啥计划?上街吧!”小唐又插嘴。

老刘对我说:“你给大伙讲两句吧。你是政委嘛。”

我的官运不浅──上楼时还什么也不是,下楼来已经是敢死队的大政委了。时势造英雄也。

小唐吆喝队员们站好了,听工自联的领导讲话。

我硬着头皮讲到:“各位师傅们好!我受工自联的委派,来跟大家合作,希望各位兄弟捧场!我们哈尔滨市工人纠察队,是市工自联的直属机动部队,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代表着哈市近100万工人的形象。我代表工自联,公布以下几条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从队长,副队长的指挥,严禁擅自行动,否则开除;第二积极勇敢,不怕流血牺牲,敢于冲锋陷阵;第三举止文明,不准打人骂人,不准忧民惹事;第四相互监督,不做政府的奸细,严防便衣(警察)渗透;第五就是……”

我穷词儿了,脸有些发烧。

老刘接上讲道:“第五就是喊口号要使劲儿,把吃奶的劲儿全使出来!这些纪律,你们同不同意?”

队员们齐声高呼:“同意!”

小唐大喊:“上街!整理队伍,开始游行!”

队员们嗷嗷叫着向马路上涌去。广场上的人群跟着涌了上来。

老刘和小唐整理着队伍。队员们分成几排站在马路上。随行的人群跟在敢死队的后面,自动地排上了队,真是众志成城啊。我看见从博物馆方向也涌过来许多市民,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

我前后走动着,维持着队伍秩序。

敢死队的那位女队员,拿着一个扬声器(电喇叭),号召围观的人都参加游行。

一个大学生喘吁吁地跑过来,指着我的红布条说:“你是工自联的吧?张小光让我找你。他在楼上看见你们组织游行了,让人写了这几张纸,让你们拿着。”

我接过他拿来的几张大白纸,随即展开,每张纸上一个大字,合起来是“市民游行团”。游行队伍没有旗帜,用这些白纸黑子代替。我把纸张发给队伍前排的几个敢死队员,让他们展开拎着,队旗便有了。

我看了看队伍的规模,对老刘说:“估计有几千人,开始游行吧。”

老刘一声令下:“出发!”

队伍出发了,目标是到和兴路,再游行回来到省政府广场。

拿电喇叭的大姐开始带领大家喊口号,声嘶力竭的:

“反对北京政府镇压学生!”“打倒邓小平李鹏杨尚昆!”“镇压人民没有好下场!”

“周总理,在哪里,你的儿子不象你;邓妈妈,出来吧,把你的傻儿子抱回家,捏死他,掐死他,整死他,揍死他!”

后一个咒骂李鹏的口号虽然很生动,但听起来挺可笑的。队伍中就有人在偷着笑。

我从那位大姐手中拿过电喇叭,举拳高喊:

“打倒独裁政府!”“反对血腥镇压”“自由万岁!民主万岁!人民万岁!”“哈市人民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哈市人民有良心,罢工罢市大游行!”“讨还血债,斗争到底!”

人群应和着,口号声震天撼地。

游行队伍路过哈市铁路局。铁路局院里有个毛泽东的巨大塑像,老毛头儿似乎在检阅反共的游行队伍。

队伍过哈工大(市高自联的所在地),过西大桥。沿途加入队伍的市民极多。

中午到达了和兴路转盘的时候,估计已达几万人。从和兴路调头返回,游行队伍填满了整条街道,真正的不见头尾了,已经超过了十万人。

人群中自发地有人带头喊口号,队伍前头后头所喊的口号也不一样,各喊各的。人们群情激昂,铁流般的队伍蕴涵着排山倒海的力量。

我赶到敢死队所在的前排。不过此时所谓的前排,也处在队伍中间的位置上。因为新加入队伍的市民蜂拥在队伍的前面。我找到老刘,让他安排把敢死队队员散开到队伍两侧,负责维持秩序。

老刘和小唐赶紧各带一些人散到队伍外,前后奔跑维持队列秩序。拎白纸大字的几个队员也撤了下来,把手中的白纸交给别人提着。一位敢死队员把“市民游行团”的“行”字硬塞给一位队伍中的侏儒(一个只有以一米多高的男子)。这位先天残疾的同胞不得不接过白纸,拎着“行”字与其他拎字的人并行。

这位敢死队员是纯属恶作剧。我心中十分生气。我刚要上去处理这件事,队伍中有个打扮时髦的姑娘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一位挽着她胳膊的男青年指点着侏儒也笑得前仰后合。我训斥他俩:“有什么好笑的!要笑出去笑!看见你们这样,我想哭!”

他们不笑了,可能觉得没理,都没吱声。我拍了一下一位高个小伙子的肩:“你去把那个“行”字接过来好吗?”

小伙子二话没说,上去接了过来。我站在队伍旁边,心脏一阵难受,在这神圣庄严的游行队伍中,也有如此素质不高的国人,中国的民主和文明还有希望吗?

游行队伍重新经过西大桥,哈工大,路过建工学院,到博物馆广场,最后到达省政府广场。从建工学院到和兴路,再从和兴路到省政府,大约有几十公里,到达时已近天黑。

省政府广场人山人海,几路市民游行队伍都汇聚在这里。有的队伍打着“市民声援团”的横幅,儒敏反对打出的“哈尔滨市工人自治联合会”的白色旗帜也亮出来了。

示威人群不停地呼喊口号,随渐向省政府大门口靠拢,大有踏平省政府的架势。

我急于找到敢死队,刚才已和他们失去了联系。广场上人数众多,群情激昂,如果局势失控后果不堪想象。我转到大转盘的东侧,终于发现几辆卡车上的敢死队队员。老刘和小唐坐在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正在商量什么。

我踏上卡车的踏板,跟他俩打招呼。

老刘看见我,马上说:“你来了,正好,我们正商量要冲入省政府,然后烧了它!”

车下我身旁站着个胖子,可能是出这个主意的人。他双手插在裤袋里。一付流里流气的样子,大声嚷嚷:“冲进去呀,烧了它!门口就那么几个武警,挡不住你们,冲啊!”

我回头瞪了他一眼,对老刘说:“我们得理智点儿!不能蛮干!我们烧一栋破楼有什么用?烧了它民主就成功啦?别干傻事儿!别给当局的镇压制造借口。”

驾驶室顶上坐了一个留长头发的青年人,不是敢死队队员,头上没缠白布条。他用脚踢着驾驶室的玻璃,大声叫喊:“冲进去,烧了它!”

我气急了,对车厢里的敢死队员们喊:“把这小子抓起来!”

长头发青年见真有人过来抓他,吓得赶紧溜下去跑了。老刘还在犹豫,小唐坚持冲,烧。

正在这时,一位大学生骑着自行车来了。他跳下自行车,对我们说:“你们是工自联的领导吧?市高联让我通知你们,今天的游行到此结束。市民们回家,明天继续游行。纠察队维持解散秩序,然后到建工学院待命。”

他来得真及时。老刘说:“按市高联说的执行。”

敢死队员们下车,动员市民们解散,然后撤到了建工学院。

当晚敢死队由建工学院学生安排的饭食,夜里即坐在宿舍楼下休息。

我陪他们坐到半夜,张小光让人把我叫上楼,在他的床上睡下。

§§ 七、

6月7日早晨,张小光把我叫醒。

到水房草草洗了一把脸,我赶到二楼工自联开会的房间。儒敏和老张,老刘已经开始开会了。

儒敏对我说:“你还是跟纠察队一起行动,随时监督指导他们。我们得到确切消息,驻哈市的23军马上要实行军管戒严。我们要组织市民阻拦军队,纠察队要发挥主力作用。还有,听说纠察队自称敢死队,这影响不好,必须改过来,仍然叫工人纠察队。明天早晨碰头的地点改在哈工大门口,时间仍是8点。”

儒敏说完匆匆忙忙先走了。

老张凑到我跟前,忧郁的目光盯着我:“别听儒敏的,说叫敢死队就叫敢死队,我支持你们。”说完他拍拍我的肩头,挎着不知装着什么东西的大书包,也急匆匆的走了。

我与老刘来到楼下。

小广场上稀奚落落有几个人,却不见了敢死队员们。老刘说:“可能去附近吃饭去了。我去找找他们。”

老刘骑上自行车,找队员们去了。

我看见博物馆广场方向人很多,就决定先去看一看。

市民的参与热情的确高涨,广场大转盘四周已经人满为患,估计有几万人。人们似乎都被一种崇高的精神激励着,人人脸上洋溢着神圣的激情。两个骑车人撞在一起,要是按原来东北人的脾气,肯定要吵骂撕打,但两个人却和解了,互道对不起,客客气气地转身走了。神圣的民运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净化了人们的心灵。

在广场东北角,已经设立了广播站。高音喇叭架在树上,播放着《国际歌》。这首共产党人的党歌,成了此次民运中人民的战歌,它号召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斗争。

《国际歌》播放完毕,广播中传出一位男学生的声音:“这里是哈高联广播站。各位同胞,6月4日,北京发生了大屠杀。哈工大去北京声援的学生也有数人惨死在天安门广场。昨天晚上,有一名哈工大同学死里逃生回到学校,向同学们讲述了反动军队的杀人经过。下面播放她讲述的录音。”

躁动的人群肃静下来。广播中传出一位女学生哭泣的声音。呜呜咽咽,说些什么根本听不清。我只听清一句“坦克车往身上轧……。”最后是女学生哇哇大哭。看来这孩子真被吓坏了。

广播中的男学生带头呼口号,广场上的人们齐声应和。我从人群中挤到广播站前。所谓广播站,不过是一张桌上放着扩音机,录音机而已。

有个男学生手持话筒,呼喊着:“工大宣传队的同学,请过来演讲。工大宣传队的同学,请过来演讲!”

我凑上去问他:“我是市民,我可以演讲吗?”

他连说可以,把话筒交给我。我刚要讲,他说:“你干脆上桌子上讲好了。”

我跳上桌子,望着黑压压的人群,镇定下情绪,高声讲到:“各位兄弟姐妹,我是本省外县的市民,代表本县人民,向英雄的省城人民致敬。”

人群中响起掌声,有人用相机给我拍照。

我觉得有人拍照是一种危险,于是讲:“我先声明一点,如果人群中有便衣警察,请你记住我的面容,等我走出人群的时候,你可以逮捕我!”

可能我的豪言状语感动了大家,人们热烈鼓掌,照相机闪光灯不停地闪烁。

我继续讲:“同胞们!我要报告你们一个消息:5月25日,也就是前几天,我们县城的学生和市民,勇敢地走上了街头,举行了示威游行!(掌声)这次游行,是我省县级城市中,第8个举行游行的城市。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这次爱国民主运动,不但我省齐(齐齐哈尔),牡(牡丹江),佳(佳木斯)等中型城市行动起来了。就连县城的人民也行动起来了!这样一场全民运动,一定会取得成功,一定能够胜利!(掌声)我们大家都知道,当今世界上民主运动方兴未艾。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基本都完成了民主革命。就连菲律宾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人民群众经过斗争也建立了民主制度,把独裁者马科斯赶到外国去了!我们中国人民,是勤劳智慧,勇敢顽强的人民,历来有反抗专制压迫的传统。腐败政府欺人太甚,我们老百姓已经忍无可忍!中国的老百姓不好惹,我们东北人不好惹,我们哈尔滨人尤其不好惹!(热烈的掌声)我这次到哈尔滨来,有个重要发现,那就是哈市人民觉悟了,敢公开和专制政权斗争了!哈市人民也更加团结友爱了!(极其热烈的掌声)同胞们,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响应大学生的罢工号召,罢工罢市,参加示威游行,和反动政府斗争到底!民主运动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掌声)当今的反动政府是怎样腐败专制的,它是怎样摧残我们美好的生活理想的,我不用举什么例子,大家每一个人都有切身体会(这番话属于老调常谈)。然而当大学生代表人民和平请愿,要求腐败政府改邪归正时,它不但不思悔改,反而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挥舞屠刀,残杀手无寸铁的同胞……”讲到这里,我声音哽咽,讲不下去了。

桌子下的大学生拍了一下我的大腿,提醒说:“哥们儿,到火候了,赶紧喊口号!”

我挥拳大喊了一番口号,众人齐声应和,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我象歌星那样谢场:“谢谢各位同胞,谢谢。”众人也象欢迎歌星那样热烈鼓掌。

我跳下桌子,把话筒还给大学生。

我从人群中向外走,大家自动闪开一条路。沿途不断有人给我鼓掌,很多年轻人向我打出V型胜利手势。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全是风头出尽了的感觉。人生有此一回,死而无撼矣!

一位中年男人从人群中迎上来,热情地拉住我:“咱们是一个县的,你现在回去吗?我们有面包车。”

我警觉地说:“我们很多人一起来的,就在附近,我们自己回去。”说完我快步向前走。

我感觉到有被抓捕,被跟踪的危险。我盘算着按照电影上的情节,怎么甩掉可能的“尾巴”。

我走出人群,先朝东走,来到不远处的秋林公司地下通道口。我飞快地跑进地下通道,转到一个僻静处脱下夹克衫,拎着衣服从另一出口飞快地跑上来。我想上下这一折腾,谁也跟不住我了。

我调头向西走,打算回建工学院与敢死队会合。走到广场西口,突然有人从后面拍了我肩膀一下,吓得我一哆嗦。

我回过头,见是一位不到30岁的小伙子。他中等个头,眼睛雪亮,面露和善之色。

我问他:“你有事儿吗?”

他不慌不忙从衬衣的口袋中掏出一本证件,带警徽的,在我面前一晃:“我是国家安全局的。”

我的腿直发抖。

他收回证件,笑着说:“你别害怕。我们是奉命跟踪你们这些人的。但是人都是有良心的,我支持你们。现在的政府的确是太腐败了,你们跟它斗太对了!”他又拍了我一下:“继续干,我保护你。”说完他转身走开了。

我站在那儿,晃着脑袋,半天没反应过来。按共产党的说法,阶级斗争太他吗的复杂了。

两辆卡车从西边开过来,车厢上坐的都是敢死队员。不知他们从哪里弄了一杆红旗,旗上用黑汁写着“工人敢死队”。

小唐在车上挥动着红旗,领着队员们喊口号:

“我们是-敢死队!”“不怕死的-敢死队!”“反对军管,反对戒严!”

卡车速度很快,我根本追不上。敢死队的汽车绕广场一周。

车上的人齐喊:“油炸李鹏!清蒸小平!红闷尚昆!”

广场上的人们疯狂鼓掌欢呼。

这时不知是谁高喊23军进城了,先头部队已经到和兴路。敢死队的卡车一马当先,向西驶去。军队进城了,北京发生的留血事件很可能要在哈市重演。

我随着人流冲到和兴路,哪里有什么23军的影子,一个当兵的也没有。敢死队的卡车不知去向。

人群散布在和兴路中心的转盘周围,在听一位工人演讲。

演讲的工人站在转盘中心的高台上,手拿一张纸,宣布哈市工人总罢工。但我不知他代表谁,工自联里没有这个人。他讲完跳下台后,一个身穿兰色上衣,手拎黑皮包的中年妇女爬上高台。

她站稳后,笑嘻嘻地说:“我是农村来的,代表我们农民讲几句行不?”大家鼓掌欢迎。

她清清嗓子说:“我们农村人反对镇压大学生!”大家再次为她鼓掌。她提高了声音说:“可不能搞镇压呀!象我们家吧,我丈夫天天打我,昨天把我打背过气了!他是想活活打死我。你们说他安的什么心啊?”

我站在台下,听她讲得不对劲儿,再细看她的表情,明白了-是个精神病人。

她还在讲:“我丈夫呢,去年就跟我们屯子老李家的大丫头好上了,把人家的花裤衩儿都穿回来了,前两天领人家上医院做流产……”

我指着她喝道:“别讲了!快下来!”我招呼身边的两个大学生,“上去把她弄下来!”

两个大学生上去把她搀了下来。

唉,军队没碰到,碰上这么一档子尴尬事。让人哭笑不得。

人群分成几路,继续示威游行。

我跟随一支队伍,来到动力区。

动力区工厂很多,都是国营大型工厂。每座工厂大门口,都有大学生设立的阻拦线。大学生们手挽手,站在工厂门口,把要进厂上班的工人都拦在门外。

在龙江电工厂门口,大学生与工人发生冲突。我离开游行队伍,来到厂门口。

几十名工人在工厂领导的带领下,要强行进厂。上百名学生拦住厂门,双方争吵着。

大学生们说:“北京都发生大屠杀了,你们怎么无动于衷?别心疼你们的几天工资,参加罢工吧!”

一位穿着体面的大胖子(别人说他是厂长)对大学生说:“罢工要自愿,你们怎么可以强迫呢?你们知道工厂停工一天,要损失多少?谁负得了这个责任。你们谁是负责人?我跟你们负责人谈!”

我挤到他们面前:“我是负责人,请跟我谈。”

大胖子上下打量我:“你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是市工自联的负责人。如果你告诉我你的名字,我就把我的名字告诉你。”

他张了张嘴,没敢说。

我说:“大家都知道,北京发生了大屠杀,凡是有一点人性的人,都要对这件事有所反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现在全市的工人都罢工了,每个工厂都停产了,这不是谁负责任的问题。形势发展到这儿了,大小劲赶到这儿了,谁也没办法。大学生为了什么?不还是为了这个国家嘛!你们工厂少说也有几千工人,几千工人响应大学生的号召罢工了,你们来这几十人有什么用?即使让你们进厂,工厂就能恢复生产吗?”他们都没吱声。我扬高声音:“今天来上班的人,可能多数是厂机关干部,是工厂里文化素质最好的。你们应该比普通工人更有水平,更有同情心。我希望你们先回去,不要与学生冲突,不要军队没进来镇压,咱们老百姓自己先打起来!”

学生们欢呼起哄,涌上来推挤这些人。大胖子无奈,领着人撤了。

学生们把我团团围住,纷纷感谢我。

一位瘦小的女学生从塑料桶中拿出两个烧饼,亲热地递给我:“这是市民刚送来的,还热乎呢,师傅你吃吧!”

多么可爱的学生们啊,我又要热泪盈眶了。

我从电工厂走回建工学院。

这一路我看了很多张贴的传单。传单上的内容五花八门,一则十几天前贴的旧传单引起了我的兴趣。这则传单建议北京的学生市民,不要与戒严部队对立,要把阻拦军队改为策反部队起义,然后与起义部队一起占领要害部门,以暴动方式取得政权,传单的署名是:“一位老军人”。如果北京的学生市民按这则传单上的办法干,说不定现在真成功了。

有一则传单披露了北京戒严时,政府高层的决策内幕。传单上说赵紫阳反对戒严(这已被证实),然而却说北京市长陈希同和陈云也反对戒严,这可能吗?众所周知这两个家伙是顽固的保守派。

走到建工学院的时候,已近傍晚。

博物馆广场上的广播站,被搬到了建工学院宿舍楼下。小广场上的人仍有不少。

我走得疲惫不堪,坐在马路边的铁护栏上休息。

高音喇叭中突然传来一个男学生激动的声音:“报告大家一个特大喜讯,据美国之音广播,邓小平已经死在北京301医院!国防部长秦基伟下令,38军起义了!起义部队已经占领中南海,李鹏坐上坦克车逃跑了!”

人群沸腾了,欢呼雀跃。我一下子蹦起来,眼泪哗哗地流。激动人心啊!邓小平死了,军队起义了,民主革命胜利了!我双手打着“V”型手势,和人们一起欢呼。

广播中反复播报着这条消息,胜利的喜悦感染着每一个人。

广播停止之后,二楼的一扇窗子被推开,工自联的老张探出身子。

他从大书包中拿出电喇叭,兴奋地说:“特大喜讯,刚才大家都听了,民主运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他话锋一转,“我们还不能放弃斗争!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马上要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国人民面临着更大的灾难!我们决不能让军阀们得逞!示威游行还要继续搞,罢工要坚持下去!”

讲完这几句,他缩回身子,把窗子关上了。

我挤过人群,想进楼里找老张。

刚走到楼门口,看见有几个知识分子摸样的人在墙上贴大字报,其中有一个人我认识,是哈市作协的罗老师。他是小有名气的作家,现在已调到一家报社工作。

我过去叫他:“罗老师!”

他回头见是我,高兴地把我拉到一边:“老灯,你怎么来了?”

“闲着没事儿,参加运动来了。”

他面色凝重起来:“你可要小心啊,现在形势不好。”

“不是说邓小平死了,军队起义了吗?”

“都是这么传,不一定可信。我在报社得到的消息,北京已经安定了,外地的运动也在渐渐平息。哈尔滨虽然没开始镇压,但我听说也要马上抓人了。你千万小心点儿,看形势不好马上回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他的同伴叫他走。他与我道别,匆匆消失在人群中。

§§ 八、

又在张小光的床上睡了一夜。

6月8日早晨,我在宿舍楼的走廊里碰到张小光。我问他:“北京有什么新消息吗?”

他悄声回答:“没有什么好消息。有些东西都是谣传。”果然是自欺欺人。

我不好意思地说:“你有钱吗?我来时带的钱,这两天给大家买吃的喝的花光了。”

他马上从衣袋中掏出50元钱递给我:“你拿着吧。都是募捐来的。”我只接过十元钱。

临分手时,他说了一句:“坚持干吧,死马当活马治吧。”态度相当消极。

我独自下楼,按儒敏昨天的约定,赶到哈工大门口去接头。

走到半道,看见儒敏,老张,老刘迎面过来了。儒敏推着一辆自行车。儒敏和老张的面色极其难看,都怒气冲冲的。

看见我过来,儒敏和老刘站住了。老张没站脚,背着大书包扬长而去。

我问儒敏:“怎么了,这是?”

儒敏气哼哼地说:“老张这人,素质太差!不想着好好合作,光想争权夺利!我把他开除了。”

完了,这回又挑灶儿了。我想了想说:“我觉着我们号称哈尔滨工人自治联合会,领导全市的工人运动,我们每个领导人都要胸怀博大……”

儒敏打断我说:“大道理不用讲。我知道自己水平低,随时准备让贤,甘当你们的铺路石。可老张另当别论。这家伙太狂妄。今天早晨碰了面,他让我不要安排工作,什么都听他的。他还说高自联没权任命工自联的领导。这像人话吗?”

我苦笑一声:“呵呵……”

他从怀中掏出了一张报纸,打开来,对我和老刘说:“工自联不能再承认敢死队了,把它解散了吧。你们看看,这是今天早上出版的《黑龙江日报》。头版就有敢死队四处劫持卡车的报道。敢死队这么做不是败坏工自联的声誉吗?!”

我和老刘看报纸的时候,儒敏骑上自行车走了。

老刘指着儒敏的背影骂:“这些臭老九!没有你们我们照样干!”

我问老刘,昨天敢死队从和兴路去了哪里。他说有大学生被市民打伤,他们去处理了,然后四处游行。

老刘告诉我,昨天起他家被公安局监视,今天早晨他是从后窗户溜出来的。他还说最早参加敢死队的那个大姐,可能已经被捕了。联想到昨天罗老师说的话以及自己被公安跟踪,我觉得政府方面正在布网,一、两天内即有全面动手抓人的可能。只有象张小光所说的,坚持干吧,死马活马都无所谓了。

我随着老刘回到建工学院宿舍楼前。

小唐领着十来个敢死队员已经到了。小唐对我和老刘说:“不少人今天没来,人手不够。我求大学生给写了几个字,一会儿贴出来招些人。”

小唐把一张大纸展开,上面写着“工人纠察队报名处”。老刘让他马上贴出来。敢死队员马上把纸贴到墙上。小广场陆续有市民来,有几个人报了名。

我站在一边看那张《黑龙江日报》。报纸的头版头条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告全国人民书》。在这篇告人民书中,中共宣布他们已经取得了北京“平暴”的胜利,声称在军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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