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之声》专辑四:民运、反共与台湾
★ 苍山一竹:以自由民主共同追求取代反共求共 ★

本人认为,中国民主运动各个团体组织,各个方面的民主和人权人士,应该在对自由民主的共同追求之下相互竞争,取代以反共或谋求与共产党妥协所追求的统一。

中国民主运动各个团体组织之间,各个方面的民主和人权人士之间,应该认同和鼓励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在竞争中谋发展,在竞争中优生劣汰。自由是竞争的必要环境,民主是竞争的规则和保护,自由和民主才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共同追求,也是中国民主运动健康发展的正道。中国民主运动,不可能也不必要追求纲领、策略、思想和组织的统一,追求这种统一就不是追求自由,追求这种统一也不符合民主精神,追求这种统一就不是中国民主运动。(05/22/2004)

★ 曹长青:台湾经费和民运腐败 ★

Cao Changqing台湾到底给了海外民运多少钱,一直是个谜。最近报上披露说,过去20年,台湾给了纽约的民运刊物《北京之春》800万美元(平均每年40万);并报道说,台湾方面已决定停止拨款,而导致这家杂志要关门。我看到这些报道后第一个反应是,台湾方面早就应该停止这种黑箱作业,而这家杂志早就应该关门。理由主要有两个:

第一,黑箱作业,导致民运腐败。

《北京之春》的前身是《中国之春》,20多年前由一批中国异议者在纽约创办。过去这些年中,这本杂志曾多次发生内斗,多次把官司打到美国的法庭。在1993年那次官司中最后“庭外和解”,《中国之春》的原班人马让出了杂志名称,但没有让出台湾给钱的渠道,在纽约办了现在的《北京之春》。《中国之春》则由另一伙人在旧金山继续办。

两家杂志都靠台湾方面的资金运作,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到底拿了多少钱,外界根本不知情。据内部人透露,台湾方面只单线和《北京之春》的个别人联系;对《中国之春》也只是定期向它的账户拨款。款项的来源完全是秘密渠道,两本刊物的当事人都讳莫如深。海外民运需要台湾方面的资金援助,既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行为,也是任人皆知的事情,即使出于某些原因不向社会公布,那么起码民运团体内部应有监督机构吧?但这一点可能都没有。谁拿到钱谁就是内斗的赢家,还会理其他组织吗?别的组织不满吗,你连告都找不到门,所以他们才对钱的来源讳莫如深。

在过去这些年来,一些民运内部的朋友提供了相当一些有关民运腐败的材料,我起码拿到了三个民运团体的部份财务报告,其中显示滥用公款的情形严重到令人吃惊。但我无数次犹豫,最后都没有写,考虑到民运的艰难和形象。

但1999年《世界日报》刊出了《中国之春》社长涉嫌贪污十几万台湾捐款的丑闻。我手里有这位社长夫妇使用《中春》公司信用卡购买东西的收据等资料,其中显示,他们在 Home Deport,Macy's,Target,Costco 等等这些家用商店买东西的单据都报销了。还有收据显示,大量用公款到餐馆吃喝,仅 1997 年一月份,就吃掉 516 美元。据《中春》董事长的查账报告,仅三年累计的不清账目就高达 20 多万美元。

另一个前华盛顿民运基金会负责人,三年时间,他个人花销的旅差费、电话费、礼品费、吃喝费等,就达 3 万 5 千美元。

在正式走账的财务报告中都能有那么多的问题,而根本不列入财务报告的“小金库”的账则更可以像自己钱包里的钱一样自由使用了。而“保密”制度就为“小金库”开了最方便的绿灯。

比如说,上述那位华盛顿民运基金会领导人曾被委托向北京一个研究计划转送 4 万 5 千美元的资金,几年后,那位在北京负责这个项目的人来到美国,说他们仅拿得 2 万 7 千美元。这中间的 1 万 8 千美元被谁“截留”了?当那位基金会领导人被问到此事时,他才说,他自己做主,把其中一部份款项用于其他大陆民运了,但不提供具体给了大陆哪些人的名单,理由是大陆民运要“保密”。

《北京之春》的账目怎么样?从《中国之春》揭露出来的那些严重问题来看,只要不公开,不透明,就不可能有清白。连《北京之春》主要负责人拿多少工资都是“最高机密”,在《北春》做一般编辑的都不知情。这有什么可机密的?在《北春》还是《中春》的时候,在一次内部会上,曾有人往他们的领导人身上泼了鸡蛋汤,抗议他不清查杂志的“小金库”,滥用公款。

“小金库”的存在往往是贪污腐败的一个标志。当年刘宾雁写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中的黑龙江大贪污犯王守信,就是因为小金库被发现而查出巨额贪污。北京市长陈希同被查出大量贪污,也是被查到小金库。所谓“小金库”,就是不列入正式账目的资金。在美国,由于在银行开账号很方便,多开一个账号设立“小金库”更不是难事。一旦有查账的事情发生,拿出主账,不说出有小金库这个账号,于是小金库的资金就成了主要领导者的囊中物,可随意支配。《中国之春》社长的小金库里的 8 万 8 千美元,最后查账只追回 2 万,其余 6 万多不知去向。

几年前,华盛顿一个民运人权基金会发生账目争执,也主要由于它的领导人把一笔 5 万美元的捐款另立帐号,私设了小金库。我曾采访过该基金会的美国会计,获得一些账目单据等。但这笔账最后没有下文,因为那位对小金库提出质疑的美国会计随后就被“解雇”了。

虽然早已知道《北京之春》是从台湾获得经费,但报纸公布出的数字仍是令人吃惊,因它不是小数目,800万美元,可以做多少事啊!然而《北京之春》至今连个办公室都没有剩下。原来《北春》在皇后区租的那套办公室,当年如果买下来只需几万美元,只是800万的百分之一。但民运领袖们根本就不做这种长远打算。光《中春》《北春》几次内斗花的电话费,恐怕也超过了这笔买房钱。像哈佛大学等把得到的捐款部份投资,为了学校的长远发展;流亡的西藏人也用捐款早就在曼哈顿中城买了房子(现在的西藏之家,房价已翻了几十倍),还有的把部份捐款用于办公司等,用钱滚钱,作为长远的资金。但《北京之春》现在除了几台电脑,几把桌椅,什么都没有剩下。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同样的道理,哪里有黑箱作业,哪里就一定会有猫腻。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它的反对者,都是如此。因为谁的人品都是靠不住的,必须依靠制度的保障。没有透明的、有效监督的制度,反抗腐败者最后也一定成为腐败的一部份。

第二,公有制作业,制造低劣产品。

已经有许多关注民运的人抱怨,《北京之春》怎么办的连个共产党的刊物都不如?在编辑、设计、装潢等等方面,都是粗制滥造,给人以强烈印象:编辑人员敷衍了事,根本没有敬业心。在有了市场竞争之后,连中国大陆的报刊都在努力提高质量,争取读者。虽有共产党对内容的限制,但在编辑方面,则相当追究专业化和市场效果。而《北春》则是千篇一律,“十年一律”,闭著眼都可以把文章塞进原封不动的框框里,真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

不要说和美国或台湾的杂志比较,仅把香港的政论刊物《开放》和《北春》放在一起,就一目了然:哪家刊物的编辑下了功夫。人家的封面、内文、标题等,包括编排、字号、内文上哪些话需用黑体标出等,都可看出编辑的用心、匠心和敬业心。

《北京之春》为什么不可以学学其他刊物?它学不了,因为它们的性质不同,人家是私有制,是自己掏钱办的,当然会在珍惜每一个铜板的同时,付出最大的心血,当作一份事业,一个企业来办。因为它要面对的是市场,是竞争,是消费者无情的“选择”。而《北京之春》是台湾财政包干式的公款来办,质量没有任何人检查,印了多少本,卖出去多少本根本不用在乎,反正每月照样有钱拿。

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证明,私有企业不一定全都成功,但成功的一定是私有制;而公有制一定失败。仅从海外华人办的各种报刊来看,无论是传统报刊,还是网络媒体,只要是内容丰富,吸引读者,有竞争力的,一定是私营企业。而靠各种基金会和公款资助的,则明显缺乏竞争力。一位私营媒体的编辑对我说,他除了睡觉,其他时间全都在工作,连吃饭时都在工作。像《北春》那种旱涝保收,10点上班,2点就走人的大锅饭,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都吃不著了。

有人说,不能拿《北春》和其他投放市场的刊物比较,因为这是一本民运机关刊物。且不说自从近10年前两大民运组织合并失败之后,这本刊物就不再是哪个民运组织所属的机关刊物,而是公家钱、个人掌控;即使民运圈子里的人对它的质量也都摇头。以最近几期刊物为例,里面很多文章都是从网上抄过来的。在互联网上已广为流传过的东西再用平面媒体印刷出来,哪有这样办杂志的,这不是“八路军胡弄共产党”吗?不对,应该是“民运领袖胡弄国民党”。

台湾停止这种黑箱作业的资金,可以减少海外某些民运领袖的腐败机会,不再鼓励他们在私有制的美国,过公有制的瘾,吃台湾纳税人的大锅饭。

台湾方面当然应该支持中国人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但应该透明化,不应继续那种单线秘密联系,钱固定跟人走的荒唐政策;而应成立公开的基金会,向所有海外民运组织开放,大家可以自由竞争申请。台湾的资金应该是资助项目,而不是资助个人或对某个组织财政包干;应定期审核,加强监督机制。

台湾的钱停了,《北京之春》现在开始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拿钱了,但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就有长进的希望了吗?只要公有制大锅饭的性质不变,它的质量不会变。(10/1/02)

★ 邵林君:请“贵国”政府归还盗窃的“我国”人民财产 ★

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台湾,从中国大陆运走黄金、文物,本为“反攻大陆”保存资源实力。如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号称“中华民国在台湾”和“中华民国已经独立”,以及台湾民间呼吁“为台湾正名”,如果中国大陆人民说一句“请便”的话,后话就要请问在台湾的“政府”(随便叫什么名称):当年从中国大陆运到台湾的黄金、文物和其他物资资源,该如何处理?

以下内容摘自王炳章《重建中华民国》一文:

(台湾朝野)最“离谱”的是这样的说法:“我们不能用台湾纳税人的钱,来支援你们推翻‘贵国’政府。”

针对这种说词,我严肃而气愤地指出:

我们大陆民运向中华民国国府﹑向台湾朝野寻求的,不是台湾人民的纳税钱,而是本来就属于大陆人民的钱。

国府当局撤退到台湾时,带走了几十吨黄金,而这些黄金,很多是国府用金圆券从大陆老百姓那里买来的。这些黄金的利息,就够我们大陆民运推翻中共了。我来台湾要的,是这个钱。

邵林君 2003年9月26日

http://shanlinjun2001.4t.com

★ 石磊:我们不得不举起我们手里的打狗棒! ★

Shi Lei在王大庆文章的后面,我认为应该强调和指出:台湾外交情报机构涉及利用海外中国大陆民运御用组织或个人的行为,以在美国进行的活动和就美国的立场而言,属于一个外国政府在美国的秘密情报运作。这样的运作严重损害海外的中国大陆民运,这样的运作也常常损害美国的利益。上面王大庆所举的关于1999年1月在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关于中国民主党在中国遭到镇压的例子,是一个典型的、有组织的给美国政府提供错误信息的例子,当事人在明知真相和事实的情况下,提供错误信息和隐藏真实信息,是有意误导美国政府,也是属于故意作伪证。

另外,台湾政府方面,台湾政党方面,对美国境内的御用民运组织和个人进行的秘密经济资助,并且秘密地、有组织地开展活动,虽然最后活动的形式大部分是公开的,但是资助某些人士对在美国政府直接资助的宣传、研究机构的重要雇员进行监视则是不公开的,这些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影响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为台湾与美国之间的外交活动谋求利益为主要目的,这样的活动总是主动伤及和损害在美国境内合法注册和活动的独立民运组织,我们认为美国政府应该给与高度重视,尤其是这类活动的结果经常让美国政府相信虚假的、在外国政府一手操纵下刻意制造出来的所谓“舆论”,欺骗了美国政府,损害了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准确性,这样的活动不但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一种潜在威胁。

美国政府已经对外国政府为背景的政治献金和外国贪污官员携带巨款入境美国引起重视,并且加以禁止,美国政府是否也已经对外国政府和政党秘密输入巨款控制和操纵美国境内的人权和政治组织来影响美国的外交引起了注意呢?美国政府是否能够容忍外国政府和政党,在美国控制和操纵御用中国大陆民运组织组织和个人,占据和消耗美国政府提供的促进中国改善人权和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基金来为外国政府的外交利益服务呢?外国政府光明正大的外交游说活动在美国是正当与合法的行为,外国政府或政党以秘密输入巨款、秘密资助在美国的政治组织和个人,进行秘密控制和操纵来制造影响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行为,在美国也能属于正当与合法吗?我个人相信,美国政府如果针对这个问题作出反应,需要的证据,并不是那种法庭上需要被接受的“呈堂证据”,而只要是“证据”就足够了。

有人一定要问,为什么我和王大庆的文章都不提中共政府在美国控制的亲共侨团的活动和舆论宣传呢?我的回答是:中共的活动对美国政府来说不具有欺骗性,美国政府和你,和我们一样,很容易识别这些活动的目的。同时,中共控制的亲共侨团和舆论宣传,不涉及到操纵和控制海外民运组织套上冠冕堂皇的帽子向独立的民运组织和人士背后捅刀,中共涉及民运的方式只能是两种方式:秘密渗透和公开打击,而台湾涉及民运的方式则涉及利用御用组织和个人制造伤害民运和欺骗美国政府的虚假“主流舆论”,同时都对独立民运组织实施恶毒打压。中共渗透民运,也往往戴上了台湾御用民运的面具来作自己的掩护。而台湾利用御用民运和个人,却正好为中共渗透海外民运制造内斗,以斗垮海外民运以及让美国的外交政策保持无法准确地针对中共为目的,从而给中共政府留出反击和讨价还价的余地,提供了这样的面具。正是台湾操纵御用民运的存在,造成了本来可以分得清的水变得一片混沌。

对于独立民运来说,我们的目的地很明确,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抵达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在漫长的征途中会遇到各种障碍,我们会尽量选择绕过障碍,虽然路程加大,但是我们却能够避免在中途消耗殆尽。当我们无法绕过障碍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铲除障碍,当我们被野狗追咬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举起我们手里的打狗棒。我们的打狗棒有时也会为了我们认识或不认识的同路人举起。当然野狗太猖狂时,我们就需要向他人借一支猎枪。( 石磊 2004年1月18日 )

★ 石磊:反专制争民主、反共复仇和反华乱华 ★

“民运”这个词应该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民运”代表的意思是“民主运动”,而我们说的“民运”,指的乃是“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因此,对于“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确切定义,应该这样来说:中国大陆民主运动是以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制度为最高目标的一切活动的总称。

在这个定义之下,“民运”,即“中国大陆民主运动”,有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目标的概念,一个是活动的概念。“民运”的目标是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制度,而为了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制度的活动,才是“民运”的。

在这个定义之下,严格地说,凡是不以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制度为最高目标的活动,都不属于“民运”的。

“最高”这两个字在对于“民运”进行定义中非常重要,具有特殊的意义。下面通过举例来作进一步说明。

中国民主党1998年在中国大陆要求中共开发党禁的活动,是以在中国大陆结束中共专制独裁政权、建立多党制民主政府为最高目标的活动,因此是“民运”的。七九年北京西单民主墙活动、八九北京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都是以在中国大陆结束中共独裁政权、建立民主政府为最高目标的活动,都是反专制争民主的活动,因此也都是“民运”的。

中国国民党失去了回到中国大陆执政的信心和诉求,依然把“反共”作为党的纲领的“反共”活动,是以反对中共在中国大陆执政和反对中国共产党为最高目标的活动,是“反共复仇”活动,没有把在中国大陆建立多党制民主政府作为最高目标的组成部分,按照上述对“民运”的定义,是不属于“民运”的。虽然中国国民党的“反共复仇”活动对“民运”活动在某些具体情况之下一致和重叠,但是中国国民党的“反共复仇”活动和“民运”活动在许多具体情况下是无法一致和从来不能重叠的。这就象炸药可以把森林里的树木炸倒下来,但是如果你要在这片森林的土地上开垦种植粮食,你就不能用炸药去炸倒这片森林,因为用炸药炸倒了树,也同时毁掉了土地。

另外一种情况,我们常常有人沿用中共的叫法,把它叫作“反共反华”,其实这种情况,“反共”并不明显,也不重要,其最高目标是削弱中国、分裂中国、打击中国,其最高目标并非是针对目前在中国大陆执政的中共政府的,应该用“反华乱华”来形容比较确切。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中国周边某些国家政府因安全和利益的目的,利用中国内部的民族矛盾和冲突,利用人权、信仰、民运团体和人士等向中共专制独裁政府争取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斗争,包括利用台湾政府和政治党派与中共政府和中共的矛盾和冲突,公开和秘密地对中国进行削弱、分裂和打击。法轮功团体受到某些这样的国家政府强力的秘密支持是近来以“反华乱华”为最高目标,却不是以“反共”、“民主”和“自由”为高级目标的最典型的例子,台湾政府和台湾的政治党派,在这个“反华乱华”为最高目标的活动中,有严重遭到上述某些国家政府利用的迹象。如果你要把一片森林开垦成能够种植粮食的土地,你难道会向森林放出大量蝗虫、白蚁去把树木毁掉吗?谁会这样做?只有意图毁掉这片土地的才会这样做。台湾政府和台湾的政治党派,必须在这个问题上仔细想一想:台湾与中国大陆在地理上、文化上、语言上、种族上如此接近,假如中国大陆这片土地充满了“蝗虫”和“白蚁”,台湾是否成为第一个被殃及的“池鱼”呢?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了解,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活动与反共复仇活动、与反华乱华的活动是有清楚的区别和界限的。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必须在中共专制独裁、反共复仇和反华乱华中坚韧不拔地坚持自己独立的、以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制度为最高目标的立场,坚决保持政治的纯洁性,坚决抵制诱惑、欺骗和被当作其他国家和其他政治势力棋盘上的棋子。只有这样,中国大陆民主运动才会有自己的出路。这也是中国民主运动走向发展、壮大和成功的唯一出路。舍此无它!

全庆伟 根据与石磊的谈话笔记所写 (石磊审阅同意发表)2003年7月14日

★ 全庆伟:资深“民运人士”,浅薄的民主意识 ★

Quan Qingwei民主意识,不是“全民作主”,也不是“各自作主”,当然更不是谁资格老,名气大,演讲得好,就应该有更多的作主的权力。

民主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由、尊重权利、维持秩序,等等,所以谈民主就是谈规则,规则中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公平。

政府是否民主,看的是政府是否给与个人和社会团体平等的自由,是否尊重个人和社会团体的基本权利,是否尊重和严守既定的规则,以及根据公平的目的完善和修改有关的规则。

关于政府是否民主,没有人不懂,当然民运人士反对中共专制正是反对中共不民主。但是,无论你是在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还是在专制集权的中国,你是否有民主意识却往往体现在一般的、经常的议事过程之中,你的民主意识往往表现在议事的过程中,而不是表现在你的具体主张上。就具体的主张或观点而言,在民主议事的过程中要求做到的是发言者有均等、公平和充分的机会,而不是把不同主张的观点分上下高低。

议事需要有规则,参与议事的人必须尊重和遵守既定的规则。这里的关键是:不应该有人在议事过程中打破规则--规则如果不合理,今后讨论和修改规则,这样一步一步地使规则完善。法律是一种规则,它由政府用强迫的手段来惩罚破坏规则的人(犯法),法庭的议事规则就是法庭程序,与审理什么性质的案件无关,除非另外立法,法官不能临时改变法庭程序,法官的职责之一就是让法庭辩论控制在法庭程序规则之内,制止违反规则的行为。一般的会议,也有一定预先设立的表达和讨论的规则,这就是会议规则,与会议主题无关,会议主持人的任务是控制会议的发言在预先设定的规则之内,制止违反规则的行为。

如果你要算自己是个“民运人士”,要求你具备最基本的“民主意识”,即尊重会议议事的规则,这应该是最起码的。不尊重会议议事规则的人,你不要把“民主”这个词戴在自己头上,你可以是其他人士--你要么是专制的奴才,你尊重和跟随专制者,你具有“奴才意识”;或者,你觉得自己资格老,名气大,演讲得好,有人支持你,你应该比别人多一点特权,议事规则在你面前就应该有“通融一下”的余地,你具有“专制意识”,最起码你是具了有“人治意识”和“特权意识”的人士。

1月10日,在纽约全侨盟座谈会上,某些资深的“民运人士”,民主意识实在太浅薄。“民运人士”民主意识如此浅薄,可能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最大的悲哀了。

附:中央社关于1月10日,在纽约全侨盟座谈会发生的有关事件的报道

纽约全侨盟座谈会事件反映民主真谛

  中央社记者曾志远纽约特稿,一场民主盛宴险些成为闹剧。所幸主持人力持‘程序正义’﹐并提出另行安排时间对话的建议,才化解十日在纽约华侨文教中心有关国家认同座谈会上的小插曲。

  全侨和平民主联盟﹙全侨盟﹚纽约支盟﹐在台湾政坛正为国家正名等认同问题吵得纷扰不堪之际﹐十日举办了一场‘由总统大选看国家认同’这个敏感话题的座谈会。  

  主办单位大胆提出这项主题﹐也让出借场地的侨教中心捏着一把冷汗。由主任吴学诚事前和各方沟通﹐希望避免引发争议﹐让侨教中心被贴上行政立场不公的卷标。  

  主持人﹑全侨盟纽约支盟副会长王涵万﹐和座谈会前致词的吴学诚﹐一再强调座谈会是提供各持不同观点者的沟通平台﹐‘是平台而非擂台’等﹐这些措词隐然也让与会者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果不如其然﹐应邀担任主讲人之一的‘黄花岗’杂志负责人辛灏年﹐以作为一位文化学者﹐不擅此议题为由﹐当场表示愿意将他的发言时间让给对国家认同问题‘比我了解甚多’的大陆民运人士王希哲发表意见。  

  此举让在现场的全侨盟成员之一的民进党美东党部执行长王善卿等人略感错愕。

  她事后表示﹐她们前晚知道辛灏年有意找王希哲来会上论述后﹐曾做过因应措施等推演﹐但未料到是以这种方式表达。  

  站在不愿让全侨盟主办的活动被人利用的立场﹐全侨盟前晚就做成共识﹐那就是民主议事的程序正义﹐临时更改主讲人此例一开﹐未来难免会有后患。  

  主持座谈的王涵万实时强调﹐全侨盟采理监事会的合议制度﹐他做为主持人只是执行者而非决策者﹐无权临时更改理监事会议做成的决议﹔临时改变既定议程﹐完全不符合议事程序。  

  王希哲也在征求发言无效后表示尊重主持人的决议﹐倒是非当事人的老兵会十几位成员以及辛灏年﹐反而退席表达立场。  

  座谈会结束后仍议论纷纷﹐有人认为主办单位邀请主讲人之前就应好好评估他的专业素养是否契合讨论主题﹐有人对临时更换主讲人不以为然﹐‘既然对主题不熟﹐事前大可婉谢’。  

  不过辛灏年临走前也强调﹐会议应有变通之道﹐‘谁来谈都一样’﹐更何况王希哲是西岸远道而来参加﹐应该有该他发表意见的机会。  

  这场座谈会人数不多﹐百余人左右﹐看完这幕隐藏在背后可能是各方势力的角力竞技后﹐也都默然离场﹐留下的主持人﹑主讲人﹑媒体和一些关心者﹐赞成和反对者都有。  

  就如同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民众事后评论﹐冷静观察﹐这场小插曲不就是民主的真谛﹖人人有表达意见的机会。只是前提必须在民主的规范下表达诉求。

★ 王大庆:台湾利用海外御用民运的目的和民运“内斗” ★

Wang Daqing王希哲在一篇指责台湾民进党的文章中说:“民进党专政,需要利用海外的侨界御用组织来为自己的政策(主要是台独政策)宣传、造势。这是与共产党一样的。”

王希哲说得没有错,民进党在利用海外的侨界御用组织,共产党也在利用海外的侨界御用组织。我觉得需要补充说,在民进党和共产党开始利用海外的侨界御用组织之前,国民党早就这么干了。王希哲指责民进党的这句话,其实也是一把两面刀,王希哲充其量不过是属于不受民进党利用的御用组织而已。

这里我认为有一个值得关心和研究的与我们民运相关的问题,共产党是民运的对立面,共产党无法在海外公开利用其御用民运组织,要这样利用也得秘密进行,我相信这种情况肯定存在,不过我这篇文章不讨论这个主题。我这篇文章想讨论的是:台湾,指台湾政府也好,指台湾的民进党或者国民党也好,让我统称为台湾,利用海外御用组织,特别是要利用中国大陆民运在海外的御用组织,其目的主要是什么?(在我们正义党里,我们习惯用“傀儡组织”或“傀儡”这样的词,不过话题是接着王希哲的文章说,这里使用王希哲的用词“御用组织”。)

王希哲指出利用御用组织的目的是为自己的政策进行宣传和造势。那么,宣传的对象是谁?造势是为了影响谁?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更是:台湾为什么要把中国大陆民运卷在台湾政治之中?提出这样的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台湾利用御用组织进行宣传和造势的目的,这是一个针对什么听众或观众的问题。

首先,有多少中国大陆的海外民主运动人士真正热衷台湾政治?

其次,中国大陆海外民主运动人士的观点和看法,究竟对台湾政界、学界、工商界和普通民众有多少政治影响?

对上述两个问题,答案是很清楚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那么,是否中国大陆海外民运人士的观点和看法,能对中共的政策起到影响作用呢?

提出这个问题,简直就是笑话,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

排除上面三种情况之后,我们只能认为,台湾利用中国大陆民运御用组织或个人进行宣传和造势的目的,不是针对台湾,不是针对中共,而是针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府和联合国。

据了解,台湾政府方面涉及海外中国大陆民运组织的两种单位,一个是军事情报机构,一个是外交情报机构。

台湾的军事情报机构主要是通过中国大陆民运组织中坚决反共的人士,设法通过他们获得中国大陆的有关情报,并不涉及政治组织运作或者公开宣传等方面的问题。虽然许多人对充当或者帮助“台湾特务”没有好感,中共常常用“台湾间谍”这个罪名来镇压民运人士,但是从整体来说,台湾的军事情报机构与中国大陆民运御用组织或个人的关系,是一种政治上相互信任之后的交易关系。

台湾的外交情报机构,可能也有通过大陆民运组织的人士获得中国大陆有关政策情报的功能,但是这个机构涉及海外中国大陆民运组织,其“外交”的对象并非海外的中国大陆民运组织,这个机构利用海外的中国大陆民运御用组织或个人,是针对西方国家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和联合国,而其运作并非搜集情报,而是进行情报运作,也就是制造对台湾外交有利的情报。

虽然台湾外交情报机构在形式上涉及利用海外的中国大陆民运御用组织或个人制造对台湾外交有利的情报都是采用公开的途径,比如各种研讨会、辩论会、出版物,等等,但是这些研讨会、辩论会或出版物的文章,都是在这个情报机构严密控制之下,研讨会的“主流意见”,辩论会的“主流发言”,出版物的“主流文章”,都不是通过“自由市场”机制形成的,而是在这个情报机构预先设定下“计划生产”出来的。

抽象地说,台湾外交情报机构涉及利用海外中国大陆民运御用组织或个人的行为,以在美国进行的活动和就美国的立场而言,属于一个外国政府在美国的秘密情报运作。

台湾外交情报机构为了按照“计划生产”制造出预先需要的舆论来影响西方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和联合国,是为台湾利用服务的。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做法并没有损害中国大陆的民运组织或个人,也没有损害西方政府的利益。比如,揭露中共违反人权的事实,支持中国大陆民主运动人士在海外建立组织帮助国内民运活动,就是一个大家没有矛盾和冲突的例子。

但是,我们如果把问题想得细一点,在这类相互之间没有矛盾和冲突的地方,我们各自的侧重面还是有区别的。

从民运的角度来说,民运揭露中共和建立组织,目的侧重于让中国的人权状况有所改善并且促进政治民主化在中国早日实现,这个目的很单纯,没有任何复杂之处。

从台湾的角度来说,民运揭露中共和建立组织,目的侧重于让西方国家政府保持对中共政府的反感,其中还包括为了证明美国政府七十年代初抛弃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是错误的,并且保持这种宣传和造势的热度。台湾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在这方面主要是让中国大陆民运组织来认同“中华民国”,国民党下野之后也没有放弃,特别是老国民党的人士对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和联合国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还怀恨在心--对美国怀恨在心,他们要不断地想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发出信息:你们错了。台湾在李登辉执政和民进党执政期间,要让中国大陆民运不断揭露中共和建立组织,对台湾来说目的有所不同,或者说更加进了一部,让大陆民运发出认同“中华民国”的信号是次要问题了,首要的问题是要让西方政府清楚:中共的人权状况这么坏,中国大陆的人士(常常把民运人士按照学生、学者和活动分子分开讲)都如此反对,台湾怎么能与中共政府谈统一?同理,“台独”是应该获得理解和同情的。

我们现在是否已经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民运揭露中国,目的单纯,是很容易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的。但是,加上了认同“中华民国”,民运开始变了味,而且不是因为中国大陆民运因为政治观点而自然而然地认同“中华民国”的,而是台湾有目的的运作让一些御用组织和个人发出这样的声音,不但告诉美国政府当初错了,而且也是为了提醒美国政府对台湾有欠疚。台湾制造这样的舆论,当然是为了在与美国进行外交活动上获得利益。台湾方面对海外中国大陆民运的操作只到支持民运揭露中共和建立组织为止,对民运没有任何伤害,加上了认同“中华民国”,民运开始走调,海外民运不但在中国大陆失去普遍的同情和支持,不但在中国大陆失去影响力,就是在美国政府和联合国面前,中国大陆民运的这种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也把自己放在了只剩下“废物利用”的地位--民运在中国大陆失去影响力之后,民运在国际上还有什么政治地位呢?

如果说海外的中国大陆民运被扭曲成认同“中华民国”是属于变了味,海外的中国大陆民运近年来被污染成同情和支持“台独”、“藏独”和“疆独”则简直就是霉变。海外的中国大陆民运,在这样的状况下,在中国大陆不但彻底失去了同情和支持,而且还遭到中国大陆普遍的咒骂。我们不要自我安慰地说这些咒骂都是来自中共政府,如果我今天在中国大陆,如果我在中国大陆也象我现在这样关心和为促进中国民主化想做一点实事,我见到这样的海外民运一样也会咒骂--如果有比咒骂更过瘾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愤怒的话,我一定也会使用。

上面说到了台湾通过外交情报机构对海外中国大陆民运进行的运作,由于目的的差别,造成了矛盾和冲突。由于这种矛盾和冲突造的民运内斗和恶斗情况就更加复杂。

在海外,民运与中共之间的敌对关系的斗争,就算中共渗透民运制造纠纷和斗争,由于分水岭清楚,这种斗争界限分明,我们只需要就什么对民运有利,什么对中共有利,就能辨出是非。

然而,中国大陆的民运在海外遇到的最大困扰却是来自台湾,由于近年台湾政治派系不同,台湾政党之间存在恶斗现象,这些台湾的政党没有一个愿意放过中国大陆民运,台湾不同政党派系在中国大陆民运各自的御用组织和个人之间就出现恶斗,台湾政坛有口水战、恶毒攻击、揭人隐私、无中生有和指责对手通共等恶斗方式,海外的中国大陆民运也有完全相同的恶斗方式,即后台怎么斗,前台也怎么斗,这一点不奇怪,这不能说成只是中国大陆民运人士的问题,或者只是中国大陆人的素质问题。


台湾傀儡的不同方面,也经常相互之间恶斗,今年在美国纽约的全侨盟主办的“中华民国和台湾国要和平相处”讨论会上,台湾独派的主办者让王希哲和辛灏年参加却在发言上做程序文章,压制统派台湾御用民运的声音,而王希哲和辛灏年等统派御用民运有意闹场,这种恶斗,本来根本属于台湾政客的事情,然而却发生在台湾御用大陆民运的头上,造成的不良影响却是损害中国大陆民运的。

由于海外的中国大陆民运在台湾,特别是在台湾的外交情报机构和政党的支持运作下,御用组织和个人往往音量很大,让整个海外的中国大陆民运让人觉得变了味、发生了霉变,当然正真坚持原始的、单纯的民运目标人士,我们所称为的“独立民运”,不但感到愤怒,而且也无辜受到委屈。“独立”民运的财力、人力、政治资源等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媒体方面,都不及台湾政府的外交情报机构或政治党派,几乎无法让自己独立的声音发出去让人们引起注意,在过去独立民运就是不服,也总是无奈。但是,如今的情况不同了,互联网让独立民运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独立民运的观点不再受到强大政治势力的压制。这样的口子一开,也帮助了独立民运在组织上迅速发展壮大。

本来,在海外的中国大陆民运中间,你当你的台湾傀儡,我干我的独立民运,我不喜欢你,我看不起你,我讨厌你也自称是中国大陆民运的一分子,我也没有必要和你斗,特别是独立民运各个方面的资源都很薄弱,斗,对独立民运来说不到万不得已是应该全力避免的事情。

但是,你不去斗那些海外的中国大陆民运中的台湾傀儡,那些台湾傀儡却经常与独立民运狭路相逢中斗独立民运,其恶劣程度有的是釜底抽薪,有的是四面楚歌,有时还简直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兵书上有的办法,都被拿出来斗独立民运。

台湾御用民运组织或个人为什么会对独立民运要这样斗呢?他们动机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主流声音”的问题。这里的动机,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台湾御用民运根本代表不了中国大陆民运的声音,但是台湾需要这些御用民运的声音让人--让美国政府--让联合国--让西方国家--错误地认为这些就是代表了中国大陆民运的声音,这是台湾外交情报机构和台湾政党界入中国大陆民运所要达到的目的所必须的。然而,独立民运是否可以给他们让路以避免冲突(“内斗”)呢?除非独立民运解散和闭嘴,否则独立民运与御用民运总是狭路相逢,冲突无法避免,内斗,甚至是恶斗就一定要发生。

上面提到的这类台湾御用民运与独立民运狭路相逢,主动“斗”独立民运的例子不胜枚举。2000年夏天,正义党和民主党支持美国总统克林顿行政当局无条件给与中国大陆PNTR待遇的时候,台湾御用民运为了把他们“计划生产”出来的抵制声音让美国政府产生错觉,于是,正义党和民主党被说成是“中共特务组织”或“中共特务控制的海外民运组织”。而1999年1月,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针对中国民主党在中国遭受镇压举办听证会的时候,因为中国民主党明确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中共作为执政党的现实地位,明确反对国家分裂,台湾御用民运操作自己的傀儡代替真正在海外代表国内中国民主党进行活动的人士去美国国会作证。

上面分析中指出了,海外中国大陆民运的内斗,界入的有四方面的力量,一是中共的渗透,二是台湾的统派(认同中华民国),三是台湾的独派(台独),四是独立民运。就算独立民运不存在,剩下的三方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内斗,而中共的渗透不仅仅可能出现在独立民运中间,但是独立民运不是中共渗透较好的伪装,中共的渗透更可能出现在台湾的统派和独派中间,而且是以统派最能符合中共渗透的口味。如果再考虑到个人的性格、利益,我认为这是民运内斗的次要因素,海外民运内斗的乱象,对一般人来说很难理解,海外的中国大陆民运对于无法搞清楚各方为什么不停地斗的时候,当然会持反感和唾弃整个海外民运的态度,这一点很好理解。

上述四方,独立民运是最容易辨认的,中共的渗透是最隐蔽的,而台湾御用民运,虽然经常面目冠冕堂皇,也比较容易辨认出来。对民运内斗各方的辨认,有助于关心中国大陆民运,尤其是关心和希望在海外发挥作用的民主人士选择自己的立场,独立民运会是大家的首选,这是独立民运的正义和道德优势,独立民运唯一能够借助这个优势保持生存下去,并且发展起来。

王大庆 2004年1月16日

【反面教材】辛灏年:“全侨盟”十二月十日纽约研讨会参加始末
http://www.cdjp.org/01/archives/00004942.shtml

【反面教材】王希哲:纽约“国家认同讨论会”风波的实质是什么?
http://www.cdjp.org/01/archives/00004941.shtml

★ 雷洪伦:“反对运动”不是“民主运动” ★

Lei Honglun根据中央社的有关报导,王丹在《争鸣》杂志25周年庆的会议上说以“过度性”和“平庸”两词描述胡锦涛班底的特色,并解释他对中国前途表示乐观的理由--不是看到中共会真心改革,而是看出在社会压力以及反对运动的双重压力下,当局被迫改革的希望。

首先,我对王丹的“反对运动”的提法感到不理解,这个词已经悄悄地、神秘地进入了中国民主运动人士的词汇表,有人把“反对运动”与“民主运动”混用,有人干脆用“反对运动”来取代“民主运动”。

有必要指出,“反对运动”的涵义比“民主运动”的涵义要狭隘得多。

“反对运动”的意思是反对执政当局,没有指出自己的主张与执政当局有什么不同,没有阐述自己的立场和目标,而且也不明确是不是执政当局的所有一切“反对运动”都要“反对”。

“民主运动”的意思是明确的,民主与专制是对立的,因此“民主运动”一词既表明了自己追求民主政治体制的立场和目标,也指出了与专制独裁的对立,而且“民主运动”一词没有那种执政当局的一切都要“反对”的意思。

“反对运动”反对执政当局,追求执政权力取代,而“民主运动”却明确地表达了对理想的追求。

中国民主运动遭受挫折和困难的时候,正是考验中国民主人士意志的时候,正是锻炼中国民主人士品格的时候,也是筛选中国民主人士的时候。此时此刻,把中国民主运动改变名称为“反对运动”是一种自我安慰,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机会主义十足的表现。没有人因为自己的父亲遇到挫折和困难,就不愿意姓父亲的姓了。(2002年12月2日)

★ 苑俊芝:中国民主运动和反共运动的区别 ★

Yuan Junzhi在美国遇到的一些人,总是把中国民主运动和反共运动混为一谈,我认为这个混淆严重伤害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和成功。

中国民主运动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体制。中国民主运动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奋斗过程中,除了反对共产党的一党独裁之外,同时应该包括要求共产党进行政治改变,应该包括允许、鼓励、迫使共产党开放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和开放多党制民主监督和竞选等等。

反共运动的最终目标是要共产党下台。

显然,反共运动不能够取代民主运动,民主运动也不尽是反共。

中国民主运动和反共运动的区别没有搞清楚,把中国民主运动说成了反共运动,就出现了“奉共必反”,就出现了提倡“中国民主运动首先要搞乱中共”其实同时也是“搞乱中国”的口号。这些口号和做法,实际上偏离了中国民主运动的真实目标,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相当严重的迫害作用。

中国的民主运动应该欢迎共产党自我改变、自我解体、应该欢迎和平演变在中国得到实现,而不能够自我孤立、自我封闭,一味站在“反共”立场。允许共产党自我改变,不是拥护共产党,但我们应该鼓励和促进共产党向民主作出让步,作出妥协。我们应该放弃那种“凡是共产党所做的都要反对”,以及“反是共产党所作出的让步和妥协都是阴谋”的僵化思想与行为方式,我们应该形成“凡是对中国实现民主发展有利的一概表示欢迎”的思想与行为方式。前着是反共运动,后者才是民主运动。

其实,用反共运动取代民主运动,其结果不但严重伤害民主运动,反共目的也达不到。而真正的民主运动,通过与共产党的抗争与妥协的斗争,最后在中国以民主取代专制独裁,却可以达让独裁者下台的目的。

因此,反共可以通过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来完成,而中国民主运动不能被反共运动所取代。(02-21-2001)

★ 林海:卖国运动领袖必须负主要责任 ★

Lin Hai一位朋友在文章中说:“如果中国民运不能在象纽约法拉盛这样的地方让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了解、认同、支持和参与,这绝对不应该责怪大陆的新移民,也怪不到中共头上去,这肯定是我们民运的错。”

是的,现在这样的情况是铁的事实,民运当然有错,参与民运的人都有错。

中国老百姓没有能够组织起来推翻这个独裁政权,说错在老百姓,不是主要的,完全可能老百姓根本没有错,主要的错应该是在反抗中共独裁的领导者身上。一支军队吃了败仗,士兵也许有错,但是士兵的错不是主要的,完全可能士兵根本没有错,错在指挥官身上。

上面据的中国大陆百姓的例子和军队士兵的例子,百姓和士兵都基本上没有参与意见的机会与权利,因此不能怪罪太多。中国民主运动搞到今天这个地步,特别是在海外的中国大陆民主运动,从王炳章搞起到现在,都搞了整整二十年了,搞成一个烂摊子,谁的错?因为每一个海外的民运人士都有充分参与意见的机会和权利,因此每一个海外的民运人士就都有错。但是,如果要说主要的错,那么主要的错就在那些卖国民运领袖身上。

今天我为什么特别指出“卖国民运领袖”,是因为昨天我刚刚了解到,纽约有一个著名的“卖国民运领袖”,不但闭着眼睛对不懂得上网的普通民运人士散布谣言说中国民主正义党的网站关闭了,而且明明知道《世界日报》二月底的报导上说中国民主正义党的负责人石磊因一个“盗版”案被捕或者潜逃是错误的报导,却一心要人相信石磊已经“不见了”。就是这种瞎了眼睛的著名的“卖国民运领袖”闭着眼睛在“卖国”,所以民运就会搞到今天这种地步!

同样是这个著名的“卖国民运领袖”,他不但自己以当一个“卖国贼”为骄傲,而且还要把不愿意当“卖国贼”的民运人士统统说成是“爱国贼”。这个“卖国民运领袖”口口声声对人说在法拉盛同民运人士争吵而心脏病突发死亡的邓毅之老人是“爱国贼”,是“亲共分子”,但是--邓毅之的遗孀在电视采访中透露,老人被活活气死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不是“亲共分子”,而是“爱国民主人士”,才受不了遭到如此的侮辱和指责而气绝身亡的!看一看这样的“卖国民运领袖”都在做些什么吧!他们已经是民运的主要障碍,也是民运的敌人,他们实际上丝毫不在努力动摇中共的独裁政权,他们却把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搅成了一团浆糊。

“卖国民运领袖”是真正的“亲共分子”,这些人必须对今天中国海外的民主运动的糟糕的局面,负主要责任。

本人不喜欢多参与是非问题的争论,但是我今天不得不说,因为“卖国民运领袖”,实在对中国的民主运动,危害极大。本来,我觉得自己水平不高,少说为妙。但是,如果我不把我看到的问题说出来,那么我作为民运的一份子,我也就有错,我说了,我就错得少一点,也对得起我曾经为了中国的民主和自由所付出的那一点代价。(2003年4月3日)

★ 鲍戈:海外民运的立场是什么? ★

Bao Ge北京获得奥运主办权的那一刻,全球华人为之欢呼。为什么?中国人民渴望祖国崛起,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前景。作为一个从事民主运动十多年的中国异议人士,我向北京奥委会发出一封祝贺信,公开声明,中国民主运动的出发点是为了祖国实现民主和繁荣,而决不是从事所谓的“反华”活动。我发表这封公开信的消息经世界新闻媒体报道后,受到无数华人的肯定,从一定程度上为“海外民运”挽回了声誉。

可是,九月号《北京之春》上却出现了一篇对我进行不指名地诽谤和诋毁的文章,我读后感到诧异。难道“海外民运”只发出一种反对中国办奥运、支持台独和藏独、声援远华走私大案首犯赖昌星的声音,才表明自己的“坚定反共”,否则就是“向中共下跪”吗?

这篇文章的作者抱怨“海外民运”中除了他之外,没有人公开站出来谴责和反对我,他因此深感痛心。在这里我可以告诉他,“海外民运”也为他的狭隘和极端而摇头。

有人建议我也在《北京之春》上发表一篇反驳的文章。我看大可不必,既使写了,恐怕《北京之春》也未必刊登。《北京之春》到底是不是一本“海外民运”的杂志?真相终会大白。

记得1997年11月《世界日报》报道我抵美的新闻时写道:“鲍戈在机场受到包括美国三大电视台在内的大批中外记者的包围采访,这是海外民运近几年陷入低潮以来难得见到的场面”。当时我纳闷,“海外民运”为什么这些年会“陷入低潮”?难道中国民主运动不被海外华人的支持吗?不。现在我懂了,海外华人对一个推动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的“海外民运”爱之深切,寄予厚望,但是,对一个带有偏执的“反华”色彩的而且内斗不休的“海外民运”早已不再看好,任由它“低潮”也罢,“作秀”也罢,无心理会。

为了重振“海外民运”,必须对现在的格局进行调整。为此,近期我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为重大举措出台作必要的准备。希民运界朋友有空多沟通。(2001年9月1日)

★ 王中州:只说中共有多错不能解决问题 ★

Wang Zhongzhou来美国初期,最感兴趣的是每天买一份《世界日报》看大陆新闻。因为在《世界日报》的大陆新闻版,我可以看得许多在中国大陆看不到的内容,特别新鲜,非常吸引我。住到朋友家,许多旧报纸,对我来说同样是宝贝,我也特别喜欢,几乎所有的大陆新闻版,我都要认真看。

读了一个星期的新旧《世界日报》,我发现大陆新闻版主要分成三类内容:一类是关于中国大陆发生的重要事情,比如中共开“十六大”了,萨斯在中国蔓延了,温家宝抗萨期间去清华大学了,等等,其中也有根据中国新华社的新闻稿编辑的。另一类是一般的社会文化新闻,风土人情影艺,说不上政治立场,可以说是中立的。这两类内容的文章,在中国我们有的是,习惯了,也麻木了,不是我到了美国想读的新鲜的,在中国读不到的内容。在中国读不到的内容,其实包含在上述两类之内,但我把它们取出来归为第三类,这一类就是明显地有“反共”倾向的,因为在中国读不到,所以我特别喜欢读。

但是,读完一个星期的《世界日报》之后,我却开始失望了。我坦率地告诉我们大陆来的一些朋友,也和一些老华侨谈论,我说:“我对共产党失望,我对海外的反共也一样失望。”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不明白,“反共”的目的是什么?“反共”的目的如果是要告诉我们大陆人共产党有多坏的话,那么这等于是我挨了打比人来告诉我有多疼,我们在大陆长大的人,那些还在中国大陆的人,难道会不比长期生活在海外的或者香港、台湾的人更清楚吗?但是,长期生活在海外的或者香港、台湾的人,有一点肯定不我们中国大陆长大的人和还在中国大陆的人清楚,那就是民主自由社会有多好。我想,真正去了解民主自由社会有多好,怎样在中国大陆也实现民主自由,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知道的事情,但是读了半年的《世界日报》,还到朋友那里去看过几次网络中文新闻,想要了解的,即怎样才能真正了解民主自由社会有多好,怎样才能学到如何做才能在中国大陆也实现民主自由,并且把学到的再去介绍给还在大陆的人们,我却非常失望地一点也找不到。所以,我认为海外这样的“反共”,目的只是泄愤,或者是针对共产党的反宣传,如此而已,不是为了中国大陆的明天更好,也不是真正关心中国和中国大陆的人民,有民主正义党的朋友说这同“反共复仇”或者“反华乱华”联系在一起,我也有同感。

我过去的职业是领导的专职司机兼文秘,所以我来举一个问路的例子,也是一个笑话,但能进一步说明我的观点。

有一次,我开车到洛阳市偃师县山化乡去,要去那里的乡政府,但我不知道路怎么走,转了几个来回,就是找不到去乡政府的那条路。所以,我就下车去问当地人的农民。一个当地农民告诉我:“你开错了。你应该朝着乡政府的方向开才对啊!”

我想,这位农民既然知道我方向开错了,那么他一定能告诉我怎么走才是对的。于是我对他说:“是啊,我肯定开错了路。”

这位农民看见我同意了他,很高兴地笑了,然后继续说:“是啊,朝这个方向走,走不到乡政府的,越开越远啦,再开下去,你就出我们乡啦,你就进洛阳市啦。开错啦!”

我知道方向开错了,但我需要知道怎么才能找到乡政府大楼。这位农民没有告诉我,于是我接着问道:“那么,我怎么走才能找到乡政府呢?”

没想到,这位农民不耐烦了,他一挥手,高声说:“我不是告诉你了了吗?这方向不对,这是去洛阳市区的方向。你要去乡政府,掉头开就是了。”然后,他把手指着我刚才走过来的方向,再也不搭理我了。而这位农民所指的方向,我已经转了几个来回了。

后来,路上我看见来了一辆拖拉机,于是我拦住了驾驶者再问,结果这个农民告诉我说:“去乡政府怎么开到地方来了?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告诉你你也找不到的。这样吧,你跟着我走,我把你带到大路上再指给怎么走,你就肯定不会走错了。”

小卧车跟着拖拉机走,实在是慢得我心焦,可是一道了大路上,我就心里有了普,就是那个开拖拉机的农民不给我指,我看地图也能找到乡政府大楼了。

我说这个经历,想说明的是,我们中国大陆来的人,我们那些还在中国大陆的人,希望中国的明天更好,需要海外民主自由社会的热心人士、民运人士给指一指该怎么做,给指一指路,我们不需要谁来告诉我们中共政府有多坏或者有多错,这个问提我们比海外的人清楚,体会也深得多。只有这样,“反共”才会对结束中共一党独裁统治,让中国人民过上民主自由的好日子有所帮助。

跟石磊讲我说的话,石磊总结了我的意思,比我讲得好,我记在了纸条上。石磊说:“指点他人,只要告诉别人什么是对的就行了。你指出了什么是对的,别人自然就能自己去辨别出什么是错的了。但是,如果你只是去告诉别人什么是错的,那么别人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才是对的。”(2003年7月29日)

★ 钟国:识别警惕海外人权组织中的“台湾政治傀儡” ★

以下内容是根据中国民主正义党海外总部给我们国内组织在群众性维权活动中提供的有关指导整理而成。

什么叫“台湾政治傀儡”?

这里所说的“台湾政治傀儡”,指的是海外中国大陆民运、人权团体和机构,公开、半公开或秘密地接受台湾政府机构、所谓的“民间机构”(受到政府公开资助的台湾“民间机构”)或台湾情治单位资助,接受“资助人”的指挥,从事中国大陆民运、人权活动的团体和机构。

公开接受美国基金会资助的海外中国大陆人权团体和机构是不是叫“美国政治傀儡”?

目前,活跃于海外中国大陆人权、民运圈子里的团体机构中,我们还没有发现谁纯粹只接受美国基金会资助的。一般而言,受到美国基金会资助的海外中国人权团体和机构,一种情况是得到美国基金会资助的海外团体机构同时也受到台湾方面的资助,表面上这些机构按照美国基金会的标准和原则工作,活动并不受美国基金会的指挥,但实际上这些海外中国人权团体和机构的活动,却受台湾“资助人”的直接指挥和控制。另一种情况是,本来就受到台湾“资助人”直接指挥和控制的海外中国人权团体和机构,由“资助人”在美国的势力操纵下取得和“占领”美国基金会提供的资金,目的是控制美国提供的资助为台湾政治所用,形成台湾所需要的“统一”的“主流”步调和声音。

美国基金会提供资助只要求接受资助的团体和机构按照一般原则行事,按年度要求接受的团体和机构以书面形式报告财务和活动状况,平时的活动由团体和机构自主决定。台湾“资助人”介入的中国人权、民运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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