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第二民主
04/07/04    武振荣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191

(一)历史

在2000年8月脱稿的《民主之本意》那本书稿中,我建立了如下观点:民主之所以能成其为民主——必须要取决于一种形式的决定,或者说它必须表现为一种极其形式的东西。在理论上,人们虽然也可以强调实质的东西“高于”或“重于”形式的东西,但是须知,只有实质的东西不折不扣地服从于形式的决定,民主才有意义,末了,在遇到有选择的场合,人们宁可舍实质而求形式。如此这般说来,民主只能产生在一种极其崇尚形式的文化之中,就一点也不奇怪或意外。

古代希腊文化之所以产生出了民主,就在于希腊文化中盛行着极其明显的形式主义的倾向。于此相应的是,希腊文化之外的许多的文化都没有能够产生出可以延续到今天的民主,原因也在于这些文化中非形式主义的风气十分强盛。

在古代希腊城邦制度下,人们用抽签或者拈阄的方式决定城邦大事,选举军政、民政首脑,实在是一种“冒险”(英国一位哲学家写了《观念的冒险》一书)的行为——把此等大事的最后决定权,诉诸于一种偶然情况下出现的多数,且又排除其它的种种因素,仅仅以简单而绝对的数量上的多数为其原则,不是“冒险”又是什么呢?因此,就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政治家、学者以及民众,也都不看重这种民主的政体,往往把它当成为一个不得不用之的制度,认为它低于君主制和贵族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就有上述的意思。

简而言之,一个十分注重形式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程序最终变成现代人类生活中无法取代的制度的关键时刻,可以在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历史中去寻找。在当时,与社会动乱之中出现的小型城市共和国中的有关军政大权抄在某些大家族手中时,就会形成几个大家族互相对峙的局面,而恰恰又是在这种局面中,一种更为有效的吸引更多人认同和拥护的制度才有了产生的可能性。于是古希腊民主政体在这种新的条件下又一次地焕发青春,就在所难免。在18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宪法中,把已往的民主政体变成为一种国家的体制,并以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于是,传统政治中的那许多的棘手问题之解决无不诉诸于及其形式的一人一票原则就产生出了现代的民主。

(二)批评

对民主所做的批评最有力的说法莫过于斥责民主是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这种批评意味着在形式的过程和运用中,就必然会隐藏许多骗人的东西。如果说这种批评无关痛痒的话,那么19世纪中叶,也许不会发生第二民主,可恰恰是这种批评击中了“要害”,抓住了民主的最薄弱的环节,庶几人们就设想能不能在十分形式的民主之外,设计出一种非形式的“真正”的、“更好”的或者说是“更高级”的民主呢?一旦形成了这样的思路,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思考方式一旦被认为是好的,可行的,那么第二民主的产生,就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马克思是这样的提出问题的,在一个产生了严重的财富两极分化的阶级社会中,一个享有垄断性经济权力的资产阶级在民主的生活中,同一个失去了生产资料,仅仅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谋生手段的阶级能够公平地享有政治权利吗?也就是说,在所谓的民主制度中,即使百分之百地实行了普选制(马克思在世时还没有出现),在选举中,百万富翁的一票同一个小作坊主的一票或一个缝纫工人的一票,真的会“平等”吗?马克思的回答是否定的。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当经济生活上的不平等现象(在19世纪和20、21世纪它都是触目惊心的现实)存在时,根本不可能产生出政治上的人与人的平等,而民主却是有意地追求这种平等。无论怎样说,民主以超阶级的方式所能够兑现出的平等,是一种水分很多的,因此是十分虚伪、虚假的平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他的时代,把那种正在实践着的民主(如美国的民主)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并非言不及义。可见,在批评和批判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确立在一个价值的基点之上,因此它所说出来的许多话,也是有价值的。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的民主的方式对民主所作出的批评是有意义的。政治科学意义的深奥之处,就在于它并非自然科学,因此一个定理并不同另一个定理发生必然的关系,针对上述的情况,我们说并非是每一种有价值的批评便可以无条件地引申出另一种价值相应的建设性主张,所以尾随于一种有价值的批评之后可能会出现许多的价值各不相同甚至价值迥异的多种结果,就同人们想象的完全不同。只要人们对民主作出了资产阶级的解读,认为社会上真正存在着一个本质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那么,第二民主——常常被人们叫做无产阶级民主——的东西,就有可能产生。又如果民主本身寓有一个多数的意义,那么,无产阶级民主这个概念所包含的人在数量上的多数似乎更能体现出民主的属性。

要知道,民主本是一个开放的制度,这个制度本身并不要求更多的辩护,因之,即使十分发达的民主制度,即使它在过去的历史中,也曾经产生出了大量的辩护,其辩护也只能是各说各的,根本不会形成一个统一的统合性辩护。所以当民主即使面临“击中要害”的批评时,它的复杂性以及多元性也不允许它做出一致的反映。因此当马克思把政治上的平等概念转译为一个经济上的平等的概念时,并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时,民主的有关设计就显得“虚伪”了,不去触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经济生活中人与人的巨大差别,而想在此巨大差别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形式的民主,此种民主若不不流于形式就算是意外。无论怎么说,马克思在民主的形式之外,提出了一种精神性的民主,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分析民主时,看形式为轻,认精神为重。与马克思看法相对应的是,民主在解决问题时的摇摆不定步履艰难的情形也有助于在社会上形成下述的看法,即舍过如此笨拙的民主,能否寻找到一种彻底的最终的解决问题之方案?我所说的第二民主,就是如此的方案。

把民主当成一种形式的东西来批评——这在民主的生活中,已经变成为民主本身的内容之一,因此,尽管这种批评从民主建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存在着,但是不足于平衡来自民主之外的批评,而第二民主,恰恰是在民主之外以积聚批评之力量的。非但如此,第二民主本身就是在批评民主(本文中为方便起见有时采用第一民主的提法)时以成其型的。正因为如此,第二民主中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批评的机制,但是却有着一种精神上的批评之可能性。所有这一切,便可能预示着批评的精神在第二民主中勃兴之后,第二民主自身就会完结。在中国,第二民主事实上完结于20世纪60年代中叶的人民群众性对它的批评、批判。

(三)分析:哲学的

对民主所做的批评若还理不出一个头绪的话,那么就不能有效地理解导致第二民主产生的那些深刻根源,所以,即使人们回归到第一民主,也有可能重犯第二民主的错误。在存在着民主的所有场合中,都有一种趋向第二民主的内部的力量,不同的地方在于,民主的体制之中却还寓有仅仅地抓民主的形式性东西不放的另一种力量,从而使民主立足于形式的基础而不能飞跃。在民主之中只要存在着形式的民主,那么人们便有权利宣布民主存在着。可见,民主并不必然需要哲学上的辩护,但是在第二民主中,有关哲学意义上的那一种论述以及论证却是绝对不可少的。

民主的智慧并不是要把人们引入形而上学的那条狭窄的小胡同(只有少数智力超群者,才不至于迷失方向),从而使民主变成为一个只有智力超群者才可以领受和掌握的东西,而是要给出它一个普通的意义并由此而确定一种普通的价值,以使它在极端意义上可以为普通人所了解。也就是说民主必须为其形式给出一种类似于数学或者物理学上的意义,哪怕此种意义是假设。就此去理解笛卡尔有关对哲学真理的几何式的思考和论证,人们便会明嘹几分。在现代,当我们发现一种被称之为实用主义的哲学在民主的美国曾经风行一时时,就会对此深有体会。就此,我们可以说,民主是一种普通制度,有关民主的知识也应当是普通的知识似忽没有错误。相对比地看,第二民主走上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它非但不固守民主的普通知识基础,反而要把它完全地引入到形而上学的路子上去,好象民主欲关切的不是普通的问题,而是诸如人类的起源、人类的发展规律以及人类最后的归宿等终极问题,于是一个新的路子的出现和一个新的领域的形成势必要排除那许多的在哲学上没有能力说话的人出局。民主——在被事实上当成是哲学的东西时,能就此发表意见的人,肯定属凤毛麟角。第二民主——一个向全人类许诺的最高级最真实的民主——其所以在实践中全部地步入了专制主义的轨道,不是没有原因的。最明显不过过的事实是,所有对上述问题缺乏发言权的人们,全都毫不例外地变成了那些极少数自以为掌握了解决上述问题的“钥匙”的人的奴仆。在第一民主的体系中,民主的那个及其形式的平等因素,虽然不足以造成人的完全平等,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却有效地解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主仆关系,使人最终脱离了传统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所以,在正常的民主生活中,虽然高收入者群体和底收入阶层之间存在着经济意义上的巨大差别,但是在政治的生活中,却至少形成了一种实在意义上的平等。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尽管上述的平等距离民主理论上的平等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它显然有效地解除了人类历史所流传下来的制度性的不平等关系,为人的政治平等的最终实现铺平了道路。在这里,我们如果勉强地要为民主说出一个哲学上的意义的话,那么它只能被看成是一种可以照亮普通事物的普通的智慧,也就是说,它若还是一种哲学的话,只能是普通哲学——普通人可以接受的哲学;而在第二民主那里,它是一门高不可攀的学问,是普通人的智慧一辈子也都不可能消化的东西。

就纯粹的历史意义去解读第二民主,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自成体系的国家哲学。分析这种哲学,如果我们能够发现接受第二民主的那些国家原本存在着发展不足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一点也不感觉到奇怪。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便可以在这类国家中寻找出有关发展的线索,依着这样的线索,我们便可以游刃有余地处理第二民主的价值。在分析日尔曼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近代国家的发展如何可以同一种被称之为“国家哲学”的形成密切相关的情景,就不难理解被第二民主所征服的国家在发展方面所面临的窘境。这些国家要发展,是一个无庸致疑的事实,发展体现在经济和物质方面,需要许多的准备,这又是一个事实,与这种事实相对应的是精神的发展并不必然的要具有上述的条件,既然是这样,一个东施效颦的行径故然不值得褒奖,但是其间所出现的那种精神却有几分可以肯定的地方。

(四)分析续:政治的

如果说在形式的民主中,阶级的平等是一个形式主义的要求,那么,在满载着这种要求的民主之运作之中,本身就表现出了对伟大目标的追求。因此,即使民主的每一次运作都表现出了许多的缺陷,也不影响民主之为其民主。也就是说在第一民主中,我们即使发现的是有缺陷的民主,那个民主也是真的,而非假的。要知道,民主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过程,因此,过程意义上的民主和制度意义上的民主是互为表里的,是密不可分的。在民主政治中,公民们只能接受一种形式上的民主,这就意味着在现有民主之外,并不存在更好的民主。道理很简单,任何可以上手的民主,无不是有缺陷的民主,所以所有可以实践的民主都可能是权宜之计;正因为是权宜之计,所以民主中的人才乐意接受它。参与民主的人,对民主方式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的认可的结果,有可能使民主运行在“凑合着过”的低水平上,也正是在这种水平上,任何彻底性的解决问题的想法和做法才有可能被排除。在民主政治中,政治事务其所以不被某个阶级某些政党或者利益集团所垄断,这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分析这个因素,我们便会发现,民主的政治把所有的人和集团无不值之于一种边际真理的境地,在此境地中,任何的人和团体只可能拿到边际真理,而不可能拿到终极真理。但是,上述的原则在第二民主那里受到了挑战,挑战后的结果是,第二民主许诺了终极真理。

第二民主在设计的意义上不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固然有助于开拓人类想象力的空间,但是它把人与人的绝对平等放置到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的最终点,并以此而启动为达终点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无修无止的斗争,却违背了民主的精神。于是,正确的阶级、正确的政党、正确的人群对错误的阶级、错误的政党、错误的人群所进行的无情斗争,使民主蜕化成为专制。可见在第二民主之中,人们混淆了理想的事实和现实的事实的界限,以至于弄出了为了争取理想中的事实,而宁愿牺牲现实的事实的结局。第一民主不是这样,它不允许民主中的理想主义成分放纵,仅仅把它限定在个人权利的范围之内,不让其越雷池一步。也就是说,它拒绝将纯属于个人权利的东西放大为一个社会的目标,以鼓励社会成员追求之。两相对比地看,第二民主是一个需要牺牲某种价值以换取某种价值的民主,因此,这种民主运行的特征便是把许多的价值放在一个意义暂短的框袈之中,从而使每一种价值象流水线上的东西一样,一晃而过;第一民主不是这样,它是一个可以组织诸多价值,并以价值的选择为其特征的体系,因此,在它之中,价值被组织到一个可以维持其持久性存在的单元之中,而无过时之虞。

在第一民主中,政治问题始终是政治的,而不会象在第而二民主中那样一会儿变成为哲学问题,一会儿变成为经济问题或者宗教问题,从而造成民主的诉求无所适从的状况。民主首先是一个政治的制度,因而,它不能脱离政治领域以营造非政治性问题。就广意上的民主而言,在政治之外,虽然也存在着民主意义的广泛分配,但是它的分配行为之价值在于有利于维护民主的政治体制,而不是削弱它。第二民主是一种“全面开花”式的民主,它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全面”的,因此,一个有关政治制度的问题,在第二民主的范围内就成为一个意义不大的问题了,对于这样的问题,最有政治雄心的人,便不觉得有“投资”的必要。可以想象,当一个人受到可以在下一顿吃到熊掌的诱惑时,不吃眼下的鱼,不就是一种聪明的算计吗?

(五)分析续:经济的

在纷纭复杂的人类事务中,寻找某种事物对某种事物的关系,其行为固然可嘉,但是若还把其中的某些关系绝对化,认为在所有条件下,一事物对另一事物具有绝对地支配权,那不一定正确。在分析第二民主时我们就遇到了上述的问题。依据第二民主中的人们的见解,经济是决定政治的因素,所以,在存在着人的经济方面的不平等时,就没有民主可言。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不建立一个经济上人人平等的秩序的话,政治民主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此间,人们可以看出,第二民主对民主发出的最有力的批评无非是说,第一民主所赖以立足的“经济基础”不可能兑现符合经典意义上的人人平等的意义,所以,所有的有关民主的许诺,本身就包含着一种骗人的东西。论述至此,问题的严重性并不在于上述批评击中了要害,而在于民主的设计没有一个经济上人人平等的故意,所以,即使民主的制度视此为弊病,也不得不包容它。在民主的生活中,所存在的人与人的不平等之现象以经济的最为突出,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资本主义问题,不同的地方在于,民主一般不对资本主义采取如专制社会主义那样的极端的消灭措施。在民主的理解中,资本主义关乎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的人性问题,因此在民主的举措中,资本主义的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它尊重所有的人性因素,不会把那些寓于人性中的活的经济因素当成人体中的癌细胞予以摘除。

资产阶级的存在一旦被认为是实现民主的重大障碍,那么为克服这种障碍而设计出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便有着一个可能意义上的民主。可见,上一个世纪,世界各地接连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关乎着民主的意义,只是当这种革命的目标事实上超越了民主,而要求一种理想的经济制度时,一个高级的民主便被放置到未来。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许多专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多多少少地兑现了第二民主许诺的经济平等,出现了一种带有原始特征的经济平等的现象,只是当这种现象最终和经济上的不发达对象化为一体时,发展经济的要求就呼吁一种“走回头路”的政策。于是,一个原本以消灭经济上的人与人的差别为其目标的制度就不得不接受资本主义的现实。又因为这种政策是经济的,所以此种经济改革又激活了从前社会上蛰伏着的大量的人与人的非经济性的不平等因素,结果,一种被资本主义更糟的制度(即共产党领导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成为“转向时期”的政策的唯一选择。在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包含着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人的自由、产业的自由和经济行为、经济活动的自由诸多方面,而“转向”了的“新政策”缺乏的恰恰是这些。

第二民主没有深刻的理解人性的问题,它的理论的建设依据着一种物质意义上的人为基础,所以,在把这种人放到理论上的阶级中时,就制作出了阶级人这种东西。这样以来,第二民主的任务就不只是建立民主,而是要树立起一个更高的目标——朝着这个目标迈进,那便是追求经济生活中的人的超阶级式的绝对平等,以最终地“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人类”。第二民主事实上在排除了人类原有的上帝之后,却接过了上帝手中的任务,进行第二次有关人类的“创造”。在第二民主看法的深处,实质上包含着对人类的“全盘”式否定意识和态度,因此,它认为人类现实中的各种价值没有多少是可值得保守的,必欲破坏之而后快。

(六)分析续:道德的

民主意味着人可以保持自己的偏好而过自由的生活,并不需要对自己进行一番改造。在,民主的生活中,如果存在着改造人的问题,那只能是人对自己的改造,容不得政治权力的染指。在民主的国家中,宗教团体有着改造人的古典职能,但是这种改造是建立在个人自觉自愿原则基础之上的,同强迫性的政治改造风马牛不相及。在发达的民主政治中,政治生活的水准却维系在政治活动只可能表现个人偏好的底水准之上,不允许有任何的超越。第二民主不一样,它在设计时便启动了一个大规模地改造人的工程,以求产生出“新人”。在这个工程中,所有的人(包括设计师们本人)无不面临着丧失个人价值的危险,而政治社会则把此当成是提高社会道德和公民道德的唯一途径。甚至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第二民主不仅仅是政治的、经济的,也完全是道德的。它在声称反对传统的宗教的同时,却又丝毫不差地重犯了西方中世纪的宗教错误,把人类对善的追求欲维系在国家或者社会的目标上,并以暴力为其后盾。

谁都知道善是一个无止境的目标,一旦它被当成国家或者社会的目标时,就必然会造成制度性的涣散,出现一种不可收拾的结果。法国革命者西耶斯曾经说过:“如果把团体的命运与努力从善挂上钩,那是太不理解人类”(《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中译本第78页)。我的看法是,第二民主不是没有善,而是这种善最终要同恶归之于一个非道德的评判之中,以至于出现了人类生活中最为严重的善恶不分的现象。第一民主并不刻意地追求政治上的善,而是给它一个中性的政治活动空间,也不要求着善的实现,所以由此造成的后果是给予和政治接壤的宗教领域以充分的余地;第二民主不一样,它本身就对宗教持排除的态度,并在它的活动的最红火时期取缔了宗教;在这样做时,它已经是宗教的了。

第一民主并不希望从本性上改变人,因而,一个将就过的态度便有可能包容人的各种价值,使之有各自的发展机会。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第一民主中,没有人故意地提倡过斗争性生活,生活本身趋势也会形成竞争的机制。第二民主鼓励政治上的人与人的斗争,并不构成其错误,没有为此种斗争提供一种规范性的制度,以促使其变成为可控制的竞争性东西才是错误。第二民主主张斗争却否认竞争,这是它走上专制之路的最错误之处。在我的思想中,没有把第二民主中的代表人物们妖魔化的企图,只是我有必要指出,那是一种妖魔化人的体制。由第二民主造成的制度,有如《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正面看,是个美女像,反面看是一具骷髅。

从第二民主的立场出发,对民主做出的鼓动个人主义无限制发展的批评并非言之无物,只是当制度的设计不得不趋于极端时,这种指责才没有意义。民主政治其所以是一种现代的政治,就至于它用鼓励个人主义的方式使政治彻底地摆脱了道德主义的束缚,而这种道德主义的束缚恰恰是中世纪政治的基本的性质。在政治领域剔除了传统的道德内容之后,以政治的方式提倡公民道德,并以公民道德为政治的基本道德架构,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政治。第二民主不是这样,它无建设公民道德的诚意,却要求一个古典意义上的人的道德,自然而然,这种道德被视之为国家的或者政党的亦或是社会的就在所难免。在某种情况下,第二民主也可能提倡公民道德,但是维系制度目标的那个空间中,没有给个人道德留出余地。

(七)分析续:自由

站在最简单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第一民主许诺自由,第二民主许诺幸福。

在第一民主的设计之中,我们的确可以发现民主制度对个人自由的承诺,如果说这种承诺有其理论上的意义的话,那么在实践上,人们看到的情形却是矛盾百出:无论如何,把人做为一个单独的社会分子看待,把自由的许多好处以公平的方式分配给每一个人,而不管接受中的人的实际能力,也不管他们在实现自由时的各种不同境域,更不计自由在变为事实时的巨大差别,都似乎意味着对自由的否定。此间寻求自由的动机有可能引导出一种模糊的正义观念,倚着它,人类享有经济上的平等,好象是上帝的旨意。可是事与愿违,当西欧工业化的后果带来的不是人的经济平等,而是人的经济水平的分化时,有关民主对自由的承诺就表现为一种讽刺。也正是有了上述的现象,第二民主才产生出对人的幸福的承诺。自由并不必然地产生人的幸福——这本来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但是幸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捉到手?一个人的幸福与另一个人的幸福又有什么不同?追求幸福的方式又有那些的区别如此等等的问题,就没有人来关心了。在一个生活极其简陋生活水平极其底下的社会中,人们对于幸福也许有一个大体上相差不多的理解,但是在一个比较发达和比较复杂的社会中,在社会成员之间,甚至连什么是幸福这样的问题也难以说清,惶论人的幸福当如何如何。

19世纪中叶,当马克思站出来批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以主张共产主义时,第一民主方案中的自由就成为攻击的重点。自由如果被理解为产业的自由和财产的自由,那么此种自由所造成的人与人的巨大经济差别不就是“万恶之源”吗?就此去理解消灭财产的私有制的计划其所以能够变成为第二民主中的核心问题,我们便可以从中悟出许多的道理来的。一此性的解决人类整体自由,而不计计较个人的自由,并把人类整体自由的实现作为实现个人自由的前提条件,如此的结果必然会导致个人自由的缺失,而补救的措施又会消失在第二民主的国家和民族性质之中,这不是以错就错又是什么?

生活在第二民主中的人们其所以对自由的丧失漠然视之,掀不起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关键的原因在于推行第二民主的国家在上一个世纪的60年代之前实行的社会政策之中,包括了大量的社会福利性的东西,这正好给第二民主的产生蒙上了一层社会福音的色彩。在这种条件下,自由做为一种个人的诉求是很难提起的。

在第一民主中,自由首先是个人的自由,其次它才扩及到团体和阶级,在第二民主中,自由先被视之为阶级的,然后又被当成是政党的,最后才被看成是个人的。正因为有着上述的次序的颠倒,自由才立不起来。在第二民主盛行时,个人自由的诉求无法表达的关键原因是一个被认为大于个人的集体性的东西压制着它,使它抬不起头来。在第二民主中,阶级的偏见、政党的偏见和社会团体的偏见共同存在着,有力地左右着社会意识和社会舆论,使之从个人的立场上所提出的任何诉求和任何呼吁都无济于事。在这里自由不是与民主相匹配的一个轮子,而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对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大家所认同的民主是无差别的,但是那个认同中的价值之于个人却隔着一堵民族、国家、社会的墙,在墙的这一边,民主是可见的,但是在墙的另一边,民主就不可见了。

(八)结论

第二民主是全人类民主化进程中所踏出的一条岔路,其最初被当成是通向民主的“捷径”。在20世纪的某几个年代,它简直被当成是人类的“金光大道”,把那个民主的正常的道路比得暗淡无光。只是随着时光的流转,人们才猛然发现,第二民主向第一民主的回归好象是历史的大趋势。

当第二民主在历史上曾经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同,以为它是一种高级的或者真正的民主时,其存在之价值属于精神的,有着一种测不准的性质,是政治的方式不易捕捉的,所以一旦当生活中的人要求一个用政治的方式可以拿到的民主时,重建形式的民主,就成为当务之急。此时此刻,第二民主给我们的启示是:尽管民主是一个形式主义的极不完善的有着许多明显缺陷的制度,但是在近二、三百年的时间内,人类事实上不可能找出一个优于它的替代性的制度。不应当忘记,第二民主就是以替代制度而入选的(完)。

2004年2月16日写于汉城特别市衿川区加山洞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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