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
04/06/04    民士    思想评论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295

一、 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

在资本主义奠定以来,人类取得的所有社会生活方面的重大成就,都与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有着紧密的关系,人类正是因为社会主义者对人道、民主、公正的孜孜以求才取得这些成就的。这是我们今天继续倡导民主社会主义的渊源。人道、民主、公正是千百年来人类在追求幸福生活的历程中长期积累下来的最为行之有效的经验。民主社会主义历经数百年曲折的发展,充分证明了其“人道、民主、公正”核心价值理念的普世性。

人道是尊严的捍卫、权利的保障和自由的发展。这其中,尊严是人的存在,是人所以为人的基础,权利不是天赋,自由也不是普世的,但尊严一定是天赋和普世的,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有了尊严,我们才可以谈论权利和自由。人类已经通过法律的形式来规范权利的保障,不仅有世界范围的,各国的宪法也都有明确的规定,权利保障已经法制化。自由是在不伤害他人权利基础上的个性发展,权利保障越充分,则自由的空间越开阔。

尊严、权利、自由三者综合在一起,构成了今天我们可以理解的人道的内涵。尊严、权利、自由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尊严是前提,权利是重心,自由是人道发展的空间。权利包括拥有私有财产和免除匮乏权,参政和反压迫权,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宗教信仰、人身、居住和迁徙等自由权,以及工作与休息、接受教育和医疗等基本人权和其他人权。要保证人道,从权利的内容里,就可以看出来法治的重要了。法治必须是民主的。要保证人道,就只能依赖于民主。只有民主的政治体制,才能充分保障人权。民主本身又是人道的体现。

怎样的政治制度才是民主的呢?主要是三点。

首先,民主认同政治多元化,政治多元的集中体现是多党制。每一位公民由于所处社会环境、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地区、种族、宗教信仰等的不同,对同一事物必然会形成不同的看法,这种多元化特征,直接影响人们产生不同的结论与见解,不同意见的人们组织化,从而形成多个政党,在国家政治体制上,不同政党代表各自所属公民群体的利益,就是政治多元化。

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是现阶段民主体制的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具体是政权通过民主体制对涉及全体人民的利益进行决策,并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程序,需要指出的是,民主更关心少数人的利益。

其次,军队的非意识形态化,即国家化。中国人民及其长期赖以生存的领土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军队的国家化是指军队不再是某一政党所私有,成为少数统治多数人的暴力工具。军队存在的意义在于保护全体人民的利益,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军队是维护国格的工具,鉴于国际社会的现状,军队仍需保留,同时,军队却必须国家化,否则,象“六+3+1”那样的大屠杀将是军队一党私有下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军队依赖于全体人民纳税供养,军队的士兵来源于人民,保护人民的利益是军队的责任,而对共产党现政权这一少数人利益的监护者,军队则没有保护的义务。如果军队依然象现状这样,只是维护少数人利益的专政工具,那么军队就违背了广大人民供养它的本义。

国家化的军队是中立的军队。它不能干预国家政权的更迭,也不能以集体的方式支持国内任一政治流派,尤不能支持某一政党而运用武力弹压其他政党。当然,军队更不能干预国家的立法、行政与司法。军队在国家政权中必须保持中立,人道、民主、公正的社会主义认为,军队中立与军队国家化是民主的重要保障。

第三,普选,实行代议制。政府存在的必然,是人类追求秩序的结果,而国家秩序乃至国际秩序都依赖法的力量。民意代表大会是国家的立法机构,即通过全体人民的代表来确定国家政治制度及相关的国家体制赖以存在的秩序规则。民意代表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由此获得人民的充分授权而代表人民。因为,民意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他们的集体意志完全可以决定国家的一切法,从而,民意代表代表大会成为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利机构。

代议制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与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相适应,当社会完全进入信息社会后,代议制将被淘汰,由公民直诉来代替。我国目前处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混杂,以工业社会为主导的时代,代议制是我们建立有序的国家体制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实行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争取普选制度。

公正。公正就是善。善是人类普遍的追求,它是人类共同幸福的核心。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为公正而创立的。反压迫、反剥削是社会主义的立足点。

为了反压迫,在民主层面上,公正需要建立司法独立制度。司法制度不独立,必然地,司法沦为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工具,整个社会由此沦为一个完全人治的社会。中国的现状就是血淋淋的例证。

为了反剥削,在人道的层面上,公正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这个地球上,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是所有人类共同所有的,这所有人类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人类个体。社会保障体制不是良知的需要,而是基于社会生产资源国家强力分配后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它是在资源被强者瓜分后,对弱者生存权利的公平保证。

民主社会主义不是意识形态化政治思想,与现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完全是不同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开放的,只要承认人道、民主、公正核心价值理念,并愿意为之奋斗,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二、 民主社会主义的未来政策支点

针对国情现状,就民主制度建立后,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观点提出跟民主社会主义的同道们商讨。

1、加大教育投入

教育投入加大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以上。国有企业的收益和国家税收首先应该用来保证教育的投入。目前国内的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到4%,教育法的规定是6%,按照中国的现状,逐步提高到10%以上是必要的。

落实全面的十二年免费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当然应该是免费的,费用由国家支付。目前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实际执行中,既没有减轻公民的家庭负担,也没有保证义务教育的范围,可以说是不伦不类。国家免费为公民提供相当于高中水平的义务教育是提高公民文化素质应该做到的。

做到增加教育投入和十二年义务教育,在国家实行民主政治体制后,并不需要增加公民的税收。将目前共产党的政工干部从领取公务员工资的队伍里清除出去而节省的人员工资和相关费用,将党的机关占用的国有资产拍卖所得,用于增加教育投入,当足够了。

2、改善农民生活质量

免除一切农业税费。

加大城市富裕阶层税收,尤其是消费税,将此收入及公款吃喝招待费用、精简公务员队伍而节省的费用、发展城市的国有建设资金(城市建设走完全的市场化道路,其建设资金应该从出让城市土地中获得)一并转化为农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医疗卫生和养老机制所需要的资金。

3、加大就业执法及监督,全面改善劳动者工作环境

政府职能必须转化,政府职能为服务和执法,面对全国范围普遍的侵犯劳动者权益的局面,政府必须加大执法力度,保证法律在企业的执行,从而全面改善劳动者,尤其是体力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收入状况。

4、加强与台湾关系

承认台湾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实体,这并不由台湾是否获得大多数国家承认来决定,台湾具备了构成这个实体的要素。一国两制的基本点,是政权隶属于中共中央,这不仅不适合于台湾,也不适合于大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是大陆人民的共识,加强与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并不需要台湾当局和全体台湾人民认同这一点,双方完全可以在非国家的名义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这两个名字撇开,加强往来,促进更多共同利益的产生。大陆和台湾应加强经贸往来,形成大陆与台湾建立更为密切的利益同盟,推进大陆与台湾建立自由贸易区,为国家的和平统一奠定基础。

5、加强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国家间的关系是利益与实力的关系,一切外交政策的制定必须是以保证和扩大国家利益为底线。我们要抛弃一切意识形态化的外交策略。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愿意生活战争的阴影之下,和平是人类共同的心愿。一个长期稳定的周边关系对中国整体国力的增强是十分必要的。作为国力正在上升中的大国,中国完全可以也应该把周边国家作为平等的发展伙伴来对待,那种把韩国、朝鲜当高丽,越南当安南的想法要丢开。

具体说来,中国外交关系的重点,可以用一点、一线、一片来描述。一点就是中欧关系,冲突少,共同利益空间大;一线就是包括美、日、俄、东盟、印等在内的周边国家,冲突多,历史问题复杂,但共同利益较大,以经贸关系为跳板,关系要不断深化和发展;一片就是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前一点、一线不断良性发展的情况下,一片关系的发展相对较为容易,给予保持、巩固和发展。

三、 当前民主社会主义与其他政治思想体系的关系

1、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观,从出发点来看,共产主义一样追求实现消灭剥削和压迫。这个出发点和所有社会主义者的理想是一致的。但共产主义强调社会生产资料由国家所有,并以此来达到公正和平等。为了实现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有,共产主义必须将所有控制生产资料的个人罪恶化,从而获得从控制生产资料的公民手中掠夺的合法性,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控制生产资料的人都是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的来源,有着勤劳、节俭和智慧的一面,以至于,从一开始,在共产主义者那里,公正和平等就已经不复存在。在国家占有生产资料以后,控制生产资料的人并不是普遍的民众,而是参与掠夺生产资料的人,一个新的特权阶层由此产生,也就是说,在生产资料国有化以后,公正和平等也不能实现。如果非要假设可以辅之民主来实现公正和平等的话,那么前提条件也是以完全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而完全牺牲效率则使得开始阶段的掠夺失去了意义。特权的必然性促使共产主义的专制必然性无可避免。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初,在那个年代,强国是所有中国人的梦想,在共产党诞生前,洋务派、维新派、革命党人已经有三代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中国未能走出困境,共产党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应运而生,是有历史必然性的。其之所以能获得中国政权,在于它抓住了中国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土地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顺应了民意,得人心者得天下,所以中共政权的诞生也是历史的必然。

在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一直是追求实现民主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们秉承了富国强民的民主理念,他们的良好动机一点都不值得怀疑,在中共的苏维埃政权到获得全国政权期间,对民主和人权的尊重,也是有极高的认识的,1949年,第一界中共政府人员构成中,也不是一党独大,而是多党合作。可以说,共产党是没有反民主的历史渊源的,相反,在历史上,共产党是民主的倡导者、实践者。怀疑共产党夺取政权那代人的信仰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他们和我们一样,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对中国现状不满,并满怀信心地,还有点理想主义色彩地投入到颠覆和再造中国的运动中,他们当年不畏牺牲生命的精神,和我们今天不畏坐牢的勇气性质是共同的,他们甚至更伟大。

然而,当他们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时候,事实上,却同时宣告了一个专制政权的诞生,这是由他们信奉的共产主义专制必然性决定了的。将此解释为农民运动的必然性,与共产党创始人的理念是不相吻合的。当共产主义在中国实践的时候,共产主义者们也从民主主义一步步滑进专制主义的深渊,现在看来,已经不能自拔了。共产主义在大多数新生的民主主义者眼里,完全成为一个专制的妖魔,惟恐丑之不极,欲除之而后快。

现实的丑陋,不应该限定我们理性地思考。中国是一个专制社会,当然也有人喜欢换个说法,称之为高度集权的社会,这基本上是有共识的。现政权的局限性,与发达国家相比,肯定是越比越丑陋的,如果换个参照物,则现政权并非丑陋到一无是处。因为共产党现政权是一个开明专制的政权。开明专制不是共产党创始愿望,也不是共产党现政权的原创。以政见多变著称的梁启超,就曾经经历过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到开明专制的转变。当打着民主主义大旗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们掉进不能自拔的专制主义深渊的时候,开明专制的现实,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目前的中国,有心者,不妨走访一下,在共产党内部,尤其是基层党员中,对民主一样是有迫切要求的,他们坚决支持实行党内民主,也一样对政治民主有一分期盼。基层党员是共产党的主体,占党员的绝大多数,对这一点,大家应该认识清楚。在共产党内,阐述中国不宜实行民主体制观点、阻碍实行民主体制改革的人,多数都是干部,尤其是既得利益十分突出的干部,他们或得名、或得利、或得权,害怕实行民主政治后,剥夺他们的既得利益。这些人,就是在共产党内,也是少数。

共产党既没有反民主的历史渊源,在目前情况下,其主体成员又与我们一样,是民主政治的追求者,把共产党推到民主的对立面既没有必要,也不符合国情。共产党压制民主政策的赖以实施,基本得力于党内的大部分既得利益者。

综上所述,诚以为,在对待共产党人方面,民主社会主义者应该是反对维护现行专制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团结广大的普通共产党员,共同追求民主。

2、与自由主义的关系

自由主义关注的核心是限制政府强制权力的管辖范围,从而为个人提供较大的活动空间。从霍布斯、洛克到罗尔斯,自由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坚持个人至上的观点。他们往往强调个人的价值与权利,强调个人由于其天生秉赋或潜能而具有某种超越万物的价值,强调个人应该得到最高的尊重,应该享有某些基本权利。他们强调社会的法律、政治、经济原则应该是这一基本道德原则的贯彻与实现。当然,自由主义视角并不局限于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而是一直努力发展出一套关于个人、国家、社会的基本理论。严格地给自由主义下定义是相当困难的。

民主主义强调的重点是由大众或大众的多数控制乃至行使政府的强制权力。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本身也是民主主义者。从洛克根据社会契约论提出政府权力的基础是大众同意起,自由主义者一般都赞成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

民主社会主义也称社会民主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只有在深层次上还可以作出明确的区分,在表面的政策层面是很难区别的,所以,有人是直接将民主社会主义称为“自由‘左’派”。

可以这么说,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只是侧重点不同,甚至在目前的中国,当我们看到自由主义者一如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关注弱势人群的生存状态时,连这个侧重点不同都难以区分。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在公共政策层面,虽然大家的理论出发点不同,但实际的公共政策却不会有明显的差别。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也许会被分入左右不同的派别,但终究是长期的同盟军,尤其是在对抗专制主义的渐进民主化过程中。

四、 走向人道、民主、公正的社会主义的策略思考

1、 相信最广大的群众

站在民运的角度来说,要相信最广大的民众,始终是由他们真正地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动辄象救世主一样指责国人愚昧,其实本身是愚昧的表现,而不是睿智。其实在中国,最不相信民众的,认为民众最愚昧的,是共产党,去年,温家宝就公然在美国说,国民素质不高,所以还不能民主,《国际歌》里唱得好,这世界没有救世主。任何人以救世主的姿态来代表最广大民众的利益,根本上都是欺世盗名。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怎么会是愚昧的呢?那些用愚昧责骂最广大民众的人,真实气愤的是,最广大的民众没有随着他“一呼百应”,没有给他领袖人民的机会。说得不客气点,是那些人想拿人民做工具,以成就自己的伟大。我们倡导民主,是为了见证我们的伟大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民主不过就是玩物而已,要他做什么呢?我们追求民主,首先应该是为了我们个体的自由权利,为了我们自己活着的尊严,说得再远些,是为了我们子孙的自由、权利、尊严。而绝对不是为了别人。如果非要说有为别人成分的话,那也首先是为自己。

人在世界上,生存是最根本的,要求每个人都做到为了民主、自由而牺牲生存,既不现实,更不可能。认识不清楚这个问题,才是真的愚昧。也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共产党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最基本人权来作为搪塞自由民主的借口。就我个人认为,所有理性的言行,都是从生存延伸而来的。没有了生存,还谈什么自由民主呢?面对暴政,许多人退让了,这是很人道而合理的,甚至是精明的生存之道,无可厚非,与愚昧与否无关。我们必须在坚持人道主义这个底线以后,才能谈论民主,有了民主,我们才可以追求公正。

在民运人士中,有很多人对国人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想法,这种想法必须要改变。中华民族文化几千年来绵延不绝,足可证明其优秀,而不是愚昧,为了自由民主,国人可没少流血,不谓强暴的人多的是。中国要真正实现民主,也绝对不是少数精英决定得了的,一定也是最广大的民众合力才行的。我们,每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一定要记住:人民,只有最广大的人民,才是最可以依靠的力量,我们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和民主,只有靠这个力量才可以实现,我们都是“愚昧”的一员,当我们合力迸发力量的时候,就是自由和民主在中国实现的时候。只有相信最广大的民众,这一天,才会真的到来!

2、 非暴力

非暴力抗争,是20世纪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等领导下的非暴力抗争的胜利,让全世界的弱势人群看到了以最少的流血取得胜利的希望,鼓舞了更多的人们,为了生命的尊严,勇敢地走上光明正大的抗争之路。有识之士早已看到,在共产党政权摇摇欲坠的今天,激进的民主化进程(暴力革命和大体指以日、月为单位的、仰仗突发时间的短期实现)预示着国家的混乱,甚至是分裂,是不可行的。诚以为,在中国现实的开明专制下,人道、民主、公正这三个最为核心的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念,通过非暴力抗争来渐进实现是可能的。建立在专制共识认识的基础上,说共产党现政权是开明的,基于三点:

1、 现政权没有为维护专制而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其倡导的改革开放,起码促使了大部分城市人口的生活异常快速的改善。富强是一百年来中国几代人竭力追求的目标,在政权处于崩溃边缘的情况下,现政权被逼走上富国之路,客观上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

2、 法治与人治是对立的两种政权形式,但由于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现政权下,国家民主法制状况有所进步。尽管64的血腥依然弥漫在中国的上空,但农村和城市的基层政权选举,以及对不同政见者的镇压,显示出这个政权的血腥意味,较之1978年以前的所有专制政权都要淡薄。

3、开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民生的发展,一方面要依赖效率的提高,一方面需要公平的勾兑。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几乎就是以牺牲公平来获得效率的,在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专制主义的现实中,邓小平是无法避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打破简单平均主义的命题,演化为一个贫富悬殊极端化的恶果的。在贫富悬殊极端化的情况下,现政权开始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试图扭转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虽然效果还很微弱,但也让广大的贫民阶层在黑暗中看到了一屡光线,暴力革命的动力因此而弱化,民主主义的最终胜利得以摆脱完全沿袭暴力革命的阴影。

富有创意的非暴力抗争方式是我们艰难而神圣的使命。既合理、合法,又是非暴力的抗争方式,将不会象第一次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那样忽视发动群众,也不会象第二次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那样必然地坠入专制,非暴力将为中国民主制度的长治久安奠定最为坚实的基础。当胡愚文先生于寒风中,站立在上海市公安局门口、胸前挂着“递交游行申请,要求有人接待”牌子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非暴力抗争在中国是切实可行的,中国也将迎来一个非暴力抗争的高潮。中国将在富有创意的非暴力抗争引导下,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制度。

3、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有很多朋友,以多元化为依据,对中国的社会现状做分析,并分出了“左”、中、右,要我看,怎么分似乎都是不合理的。比如人道、民主、公正的社会主义, 你说是左派还是右派呢?要我看,是中国的右派,世界的左派。再比如,执政当局,经济上是极右的,意识形态上却是极左的。自以为是右派的自由主义者们,在中国其实也右不到那里去,看着是中间派似乎更合适些,现在的中国人很难确定左中右的。在民主主义的底线上,做这样派别的区分,给人一种占地盘的感觉,对推动民主主义的进程害大于利。在民主主义没有实现的时候,只会增加相互倾轧,影响仍然单薄的民主主义力量的团结。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渴望以毕生精力去实现自由民主,让我们的子孙不再生活在专制社会里。用暴力解决问题是缺乏智慧的表现,非暴力抗争是我们无奈而睿智的选择,必须坚定非暴力抗争的信心。我们抗争的对象不是民主主义阵营内不同观念的人,抗争的矛头一定要清晰地指向腐败、堕落的既得利益统治集团。我们仍处在一个蓄势待发的阶段,我们必须明确团结的重要,尽力避免一切有碍于民主主义阵营团结的言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赶走专制,用民主社会主义再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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