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图时代的民主错觉
05/07/05    武振荣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7364

(1)

随着电视的普及,我们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这个时代如果和读书时代有一个比较的话,那么,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视觉上的错觉和幻觉的危害性可以同读书时代的教条主义相提并论。在读书时代,具有创造力的人所竭力反对的东西是教条主义,生怕它影响了人们从读书行为中所获得的知识的灵活性,所以,即使在马克思主的体系之外,也还是存在着大量的反对教条主义的呼声。但是,在这个我们刚刚进入了的读图时代,读图行为中产生的视觉上的错觉和幻觉却没有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于是,相信我们的感觉——这个世俗的唯物主义就无意间地为我们的错觉与幻觉提供了虚幻的“正确”的保障。也正是发现了这样的问题,我才对我们在这个新的时代中的民主的知识的可靠性问题发生了怀疑,如果说我的怀疑有几分的道理的话,那么我们已经获得的民主知识的上面有许多由错觉与幻觉造成的因素,就不应该存在于我们的警惕范围之外了。

今天,我们中国人的有关最真实的民主的知识无不是来源于图象,而图象这个东西在读书时代又和照片、图画交叉在一起的时候,以电视手段用克隆照片和图画的技术在“克隆”出了与记录“真实生活”的录象一模一样的东西的时候,知识只存在于视觉的平面的现象就意味着知识的空前绝后的大贬值;贬值中,任何的一个人都能够轻而易举的获得它。这样的事情当然肯定是知识的一种进步,只是这样的进步正在改变知识的传统结构的情况却是令人担心的,把“心”里的东西变成为“眼”里的东西,就是变化的本质。

特别是在今天,被我们叫之为民主的知识就更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我们已经有了的民主的知识,是一个认真而又严肃的问题。仔细的分析便可以发现,我们现在的民主知识虽然也有着传统的书本的特征,但是更多的却是关乎着我们对有关民主图象的生动的记忆和逼真的回忆,由此而结合的东西就叫知识。可见它同传统的知识的区别在于它缺乏一个精神和思想上的“基础”,因此,是一种动摇性很大的东西。情况即使这样,我们还得认识到它到底是一种结构性质的东西,有着自己的结构上的特点,因此研究它的变化,以求把握改变它所需要的技术也是我们的一项任务。

(2)

民主的知识之于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来说,在目前的社会中的确存在着一种图画的受视功能,因此这些知识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还原为一组又一组的图画,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些图画只需要少许的文字就可以表现出完整的意思,所以这种知识同读书时代的书本的知识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在后者那里,知识的传授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有一个传授知识的教师的和与之相辅的学生的角色。现在的民主知识就不是这样,它除了传统的知识途径而外,主要地是一种通过一种传媒中介而受授的。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到我们现在的普通中国人的有关民主知识不就是这样的东西吗?

在中国这样的专制社会的学校教育中,虽然也存在着一种民主的知识体系,但是它同民主社会中的学校知识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通常的情况下,它是一种干巴巴的条条,缺乏可以活起来所需要的内容,因此,它在公民的实际生活中是需要一种视觉的东西配合的。如果说它在共产党官方的宣传中掩盖了一个故意歪曲的教育意图的话,那么,从学校或者社会教育的角度讲,我们中国人充其量不过是接受了一种本身就很有病的民主的知识。如果我们把这样的知识当成了一种如美国那样的学校中教授的知识,不就是我们的一种错误吗?

但是,现在的确存在着如下的问题,有许多的人好象认为我们的民主知识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在运用这些知识去说明中国问题的时候,就没有注意到知识本身有无问题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有心的人的话,把现在流行于中国的民主知识加以解剖的,就会发现它有很大的毛病的。正因为如此,我提出了本文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引起了我们的研究兴趣,那一定会收到应有的效果。

我在韩国宣传民主的时候中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在同那些来韩国打工的人提到民主时,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说到“6、4”。可见,虽然共产党把“6、4”作为“动乱”来宣传,但是在中国人的心理它是一个民主的运动有一点根深蒂固的性质。如果说这样的印象于1989年胡启立主管的舆论的开放有关的话,是电视第一次用自己的方式向中国人民直接报道民主运动的信息,在这样的报道中当被报道的事情的主题发生了改变时,同样的方式就也同时的报道了“动乱”的场面,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发生了的时候,人民所接受的民主和动乱的知识就不是传统的那种书本知识可以比拟的了。在这些知识中,知识的因素并不必然诉诸于文字或者想象,而是同一副又一副的电视画面的排列和组合有关,于是,一种对媒体的操纵技术就在新的知识的构成中隐蔽地起着作用,知识的技术性和技术性的东西转化为知识,就是“现代性”在知识领域里的表现和反映。国家对媒体的垄断——这个专制社会的最普通的事情在人民知识的塑造方面所起的作用就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上述的情况如果站在另外的一个角度上可以看成是一个矛盾的话,那么,在专制社会中所“生产”出的民主的知识的现象就不好理解了。问题在于不好理解的事情的存在如果被当成一种自然的东西的话,就足可以引起人们对它的熟视无睹,而在熟视无睹的事物中所包含的问题才是致命的。现代生活是一种快节奏的生活,这种生活的性质决定了现代人对生活的特殊的看法,意义性生活被实在性生活所替代就是其关键,就此而言,我们的生活的意义也好象是读图时代中的图画片的连接,一个通盘的生活意义就被安排在如卡通片一样的画片中实现着轮转,而我所说的民主知识也是这样,同样的有一个流转的问题。今天中国民主运动其所以总是搞不起来,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只是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民主的知识是在专制的政治社会的条件下获得的,因此有一个重新组织的问题,如果没有重新组织的这一环,要把中国民主的运动搞到底,是没有多少希望的。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我们民运人士的队伍中的,但是我们这些人却对于自己的民主知识却持有一种特别的自信,好象以为自己的知识和专制政治没有任何的关系的,于是,我们理解中的民主和民主的中国式问题就被安排在一个错误百出的程序中的了。这样的情况就决定了由我们所主张的民主运动就有可能走偏了方向,而在方向走错了的情况下一个纠正错误的可能就寓于我们对错误的认识之中的。可是,我们一旦正视了自己的问题,就可以在问题的决定方面掌握某种主动性,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一味地沉浸在错误之中而不能够自拔,希望的可能性就必然地要大打折扣。

明白了上述的问题,我们在运用自己的民主的知识去从事民主运动时,就不会掉以轻心的,我们得对我们自己和我们中国人的有关民主的现状作出认真的研究,以避免把它当成一种当然式的民主看待。在我们生活的21世纪,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固然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民主化,变成了民主的国家,但是实现中的民主对于每一个国家的人民来说都不是“当然”的,都可能意味着一种基于本民族文化以及历史的特定的理解,这样的理解和另外的民族的理解对比而言,就可以看出一个创造的意义来的。因此,无论这些国家在实现民主化之前是受哪一种专制独裁的统治,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都表现出本民族的特色和特点。这样的事情就提醒我们在实现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可供我们自己运用的现成的模式,民主的创造性本质要求我们民族对民主的理解也应当是创造性的。问题的麻烦就在于,我们不是从主观上厌恶这样的创造性东西,而是在这个读图时代我们中国人的视觉和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的,因此,当我们对于国外在数十年间发生的民主运动有着一种电视方式的直观的时候,我们观察中的民主运动和民主化的图象是从专制国家的新闻控制的窗口播送出来的东西,在外表上它是一种绝对真实的以“录象”方式“录制”的东西,是真实生活和真实行为的一种“直播”,似乎没有半点的“虚假”的嫌疑,这样我们作为“受众”也不过是接受了这些由“专业”的新闻记者所提供的“新闻”而已。

也正因为是这样,前苏联的民主化过程在我们的直观中就是一个国家解体的画面,在这样的画面上,坦克车也象1989年6月的中国那样地开进了首都,并且坐在坦克中的未来的俄罗斯的国家元首向一个师长一样地在指挥战斗,在这样的战斗的空间中,莫斯科的居民抢购食物和生活必须品的镜头是那样的真实,以至于我们中国人都看到了某些人是如何地用麻袋盛食盐和洗衣粉……,最后一个苏联可悲地分裂成为15个独立的国家的图画给“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民主化套上了一个“分裂”的阴影。同样的民主运动的场面出现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任何的革命性变革因素存在了,那完全是一种骚乱和暴乱的画面,非但是这样,出现在画面中的受害者却又是华人,华人商店被抢、被烧,女人被强奸,小孩子被打死等等都是以“新闻”的方式被我们中国人民所目睹的,因此谁也不会怀疑这样的画面是“新闻记者”们“制造”的。于是,这样的有关外国民主运动的场面如果每一次地播放都可以非常容易地引起我们中国人对于1989年月政治风波的回忆的话,那么,民主意味着“动乱”的邓小平调子非但没有随着邓小平的死亡而销声匿迹,反而却在这些“真实”的画面的刺激下它象卡通片一样的自己“编撰”成“故事”了,变成了一种真正的“皮里阳秋”。

(3)

如果我们稍有汉语知识的话,就会知道“皮里阳秋”的成语是指包藏在肚子(“皮”)里的历史(“阳秋”是因避讳而所指的“春秋”),这样的历史如果是“讲”出来的,那么也许好,只是它是一种没有讲出来或者说出来的历史,是一种存在于肚子里的历史,因此就是很难对付的。在过去的时代里,如果说我们中国人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对于人的知识的心理学或者精神学上的意义估计不够的话,那么“皮里阳秋”这个成语所指的历史就明显地带有“贬义”,但是当我们的知识在接受了现代的“洗礼”之后,我们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解释它,就可以用“潜意识历史”这个词来表示它了,当然这样的表示是没有“褒贬”之义可以区分的,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如果说在读书时代,这样的不被“读”出的东西是当成为没有价值的东西看待的,但是到了我们的这个读图时代,它作为一个潜意识的东西的存在价值就绝对不能够被低估。事实上任何一个人的读图行为都是主要是“皮里”的,也就是等于一种心理学过程上的“没有语言”的活动,因此,它的外部特征因缺乏明晰的语言表达而模糊不清的话,其内部的过程却对于特定的人来讲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客观的画面在变成为主观的画面的过程中好象没有哲学上所说的那种“遗失”,有着一个“照相式”的全部“摄录”。

把我们的民主的知识放到这样的一个文化大背景中去思考,那么,它的确定性和可靠性的问题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怀疑,但是,在今天我们就要把这样的民主知识宣传给我们的中国人民,而在此之前,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具有的民主知识也是属于这样的一种,两种情况联系起来思考,中国民主化运动所面临的难题,就一清二楚的了!

这篇文章写在“6、4”16周年纪念日的前夕,是我对“6、4”之后的中国民主形势的连续思考的结果。我是这样认为的,在伟大的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媒体以开放的方式向中国人民同时地报道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话题:民主与“暴乱”。因此,如果我们舍过了这两个主题不谈,单就报道时所展示的画面来读,民主与“暴乱”、“动乱”好象没有多大的区别,民主的场面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人很多也很杂乱的画面,在这样的画面上人们似的乎在肆无忌惮地做着平常的时刻他们不敢做的事情,譬如数千名大学生不上课,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大骂“李鹏政府”,高呼“邓小平你好糊涂”,许多市民在解放军进城后围堵军队,焚烧解放军军车,打骂解放军战士,甚至把一位“有名有姓”的解放军战士都烧焦了!因此这样的画面如果配上一种“动乱”、“暴乱”的解说词,又有谁会否认它的“真实”性呢?即就是画面中的那具被烧焦了的尸体不是一名解放军战士,那么有谁能够否认尸体是在那个“有名有姓”的解放军战士所在连队的军车前躺着的呢?给这样的画面写上一种“北京昨夜发生了反革命暴乱”的解放军报的文字报道,你还能够相信北京仅仅发生了和平的民主运动的说法吗?所以,你即使口上说这是民主的运动,你的心里(“皮里”)已经说出了一个“乱”字了!

在这里,问题的要害在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读图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与知识的传播方式是不同于读书时代的书籍和文字的,它主要的通过视觉而接受的图画功能为中介的,因此这样的一种知识获得的途径是不同于传统的学习途径的,它在很大的意义上是一种摄取的功能,有着一个生物学上的“自然”的意义,所以这样的知识就必然地和传统的知识有了区别,使传统的“学”变成了“看”或者“听”,因此,这样的知识如果不是“刻意”的得来的,那么其“自然”的性质就同哲学上的那种“自然”有了一个默契的联系,但是,知识是有它的实用性的,它只是在运用的过程中表示自己的存在。因此,对于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有一个警觉的话,就当知道它的局限性,为着民主在中国的最后胜利作出贡献。

值得指出的问题是我们的民主知识是现代知识中最开放的一种,这种知识在专制社会中受到一个故意的歪曲往往被我们所忽视,而这样的忽视的结果是我们常常把民主运动的那样的“动乱”的画面和专制的死一般的宁静的画面相比较;比较的结果,我们就有可能选择专制而抛弃民主。如果说现代生活有一个非常脆弱的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在出现混乱的情况下所会出现的场面就可以在市民的心里生出一种拒绝的情绪,而这样拒绝是由于一连串的生活失调画面所表现的,如停水、停电,工资发不出,退休金领不到,甚至还会出现商店、银行被抢,火车、汽车停开等等图画都用特殊的语言表明了生活崩溃的意思。如果说这和专制政治中的生活的正常现象是截然不同的话,那么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的那种“反对动乱”的叫嚣就好象有一种“真理”的声音了。

如果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和政治教育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的话,那么,在官方所发行的教科书上,也没有民主不好的文字,只有一个“反对动乱”的字样,因此,如果说他们的宣传也有一个共产党要搞民主的内容的话,那么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样的因素影响了我们中国人的对民主的要求和追求呢?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拿出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是依我之所见,主要的答案是那个读图时代的“图”的功能具有混淆民主与“动乱”的性质,而这样的混淆又因着共产党对传媒的绝对控制而加强。

在过去的时间中,我曾经把我们中国社会的这一类民主用“第二民主”的概念加以解读,这样的解读方式如果说有一个特色的话,那就是它把一个因欠缺发达因素而不能够发达的民主放到了“不发达”的架构中去解释。由此而形成的民主不是不民主,而是民主的不发达和不发展。所有这一切如果又同专制主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话,新的专制政治所造成的局面,就没有一个能够整理出来的民主的头绪了。在这里,不是民主的因素完全地消失了,而是它处于一种蛰伏的状态,因此一旦只要我们具有了独立的可以提出民主发展的能力,那么,发展民主的事情不能从零开始的事情就有可能使我们以前的不发达民主的因素出现可能的发展的机会。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中,那个用传统的眼光看来是一张“白纸”的东西才会露出那个一直隐蔽着的意义。这样以来,民主的历史和民主的知识才会实现有机的结合,民主发展的契机才会最后的被我们所把握。

当然在这样的事情中,我们整理自己的民主知识的必要的途径就有可能对自己现有的知识的结构和组成有一种深刻的认识,只有通过这样的认识我们才可以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我不可能就我们的现有知识的改进发表技术方面的意见,但是却可以发表原则方面的意见;这些意见如果能够引起朋友们的注意的话,那么我写作本文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4)

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起了前不久在中国流行一时的“老照片”活动。这些“老照片”主要的记载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事件,别的不说,就时间而言,这的确是“老”的,因为它已经快40年了。由这些“老照片”我所想起的是,我们中国人的民主的思想和民主观念上也套着一个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图画,特别是在1989年的事件中,我们中国人把民主当成“动乱”看待的事情其所以出现了一个类似于“自然”的情况,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它的前面出现了一个被邓小平一伙定义为“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因此,主张镇压“89运动”的人无不抄着“反对第二个文化大革命”的论调。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我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亲身体会是一种强烈的解放感觉。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作为我们那所小中学中的一位积极分子,是学校中公认的“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就这样在1964年的一次共青团的“关门整风”中,我因为在同学们中讲了一本武侠故事而被列为“重点整治的对象”,接受了两个多星期的“无情的政治批判和政治批斗”,以至于被迫15岁的我流着眼泪写了3摞纸的检讨。除了这之后,我和同学们一样,平时间在团支部的意图之外不敢多说一句话,因为任何一句话,都要运用当时的官方的标准衡量以下他是不是符合标准的,每一个星期的团支部会议都得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作出自我的评定和自我的批评,力争自己的言行不违背团支部的哪怕一个小小的意愿。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这一切被我们造反的同学们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的东西被一下子给“打倒”了,学校中的共青团组织、共产党组织全部的都被我们当成了“反动”的东西而被打倒了。因此共青团、共产党这样的由官方办的组织在一夜之间完全地在中国崩溃了的时候,解放的空间就出现了,而从政治上解放人的运动就发生在这样的空间中。设计中的“文化大革命”是“整人”的,但是当运动在溢出了“设计”的渠道后,自治的“文化大革命”就成全了解放运动的性质。解放了的我们获得了说话的自由,结社的自由和政治上自我表现的自由,就在这样的运动,我和我的同学们先后“炮打”了7级共产党的组织,从我们学校的党支部、我们村的党支部一直到中共西北局党委,最后到“党中央”的刘少奇、邓小平,如果这些行动在那个特殊的时间中这场民主的运动因为毛泽东的支持而被毛说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话,那么,我们的运动因遭到错误的解读而被“复辟”后的邓小平作为“社会大动乱”而“否定”之的情形就有了一个我们自己方面的失误。

对于中国的问题,我们只要认真的研究,那一定会发现如下的现象,即每一个问题特别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好象都没有进入科学的研究的渠道,几乎可以说都是取决于实权派人物的一种意向或者一句话,过去毛说一句“文化大革命好”,我们就跟着说好;毛死了,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不好”,我们亦是说不好,而全然地不顾这个运动的参与者是“7亿人”。但是,正因为在这里的决定性因素是某些人的一句话、一个意向,所以正好同读图时代的那个最关键的要素相符合,因此,在这里真正“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东西不是“理论”,而是“复辟派”人物的一个意向和邓小平的一句话,所以被“否定”的“文化大革命”主要地表现在由“老照片”一类的东西所表现的卡通式的连续画面中就是一个所谓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如果说可以用文学艺术的方式再现的话,那么运用电影、电视手段所表现的“文化大革命”故事的“真实性”就可以拒绝人们的怀疑了。所以真正在宣传方面发生了效力的是这些我曾经叫做“政治卡通画”的廉价的文学文艺作品,而不是什么理论家或者思想家所写作的东西。

如果你仔细阅读一张卡通画片,你在画中人物的张大了笑口(口的两端是往上翘的)的时候,即使你不看用读圆圈所圈起来的那个“真好”的字样,你也知道了他是在说好,同样的方式当你在阅读“老照片”时看见了疯狂的红卫兵们在挥舞着“红宝书”向毛泽东呼喊万岁时,你自然地就想到了“愚昧”二字,因为这样的画面传达给你的是一个把毛泽东这个“大活人”当“神”敬的信息,因此,你在接受了这个信息的时候“图片”没有给你留下任何的思考的时间,你接着得浏览下一个图片……,这些如此连接起来的图片不着一字也可以向你说明一个假装的“神”的“阴谋”和一伙“愚蠢的信徒”的“盲目”,就是这样的一层意思若感动了你,说你读不懂这样的图就不符合读图时代的精神了。

你的确读懂了上面的图,那里面也的确有“阴谋”和“愚蠢”,你也确实地发现了它,这时由你的视觉所传达给你的图,你接受不误,于是,你就很容易的把它组织在一个无意义的甚至破坏性的非价值的架构中去解读,而这样的架构妨碍了你进一步的去对图作理解,因此,一个实际上并没有认真被解读的图的系列处在了一个被解读的过程中当作为一个解读了的东西来对待了。如果我们仔细的分析我们的知识的结构,你就会发现在读书的时代人们对书本知时现出不理解后,过的心理就助长了处理知识的“欣赏型”方式与发的态度。因此,读图时代的知识类型决定了由图得来的知识是表面的、感知的、因而也是一种极适应于大众文化的知识,特别是在现代传媒的条件下这样的知识在大众社会的普及就有了一个必然的意义。如果说这一切和现代社会的紧张的生活节奏相一致的话,那么匆匆而过的生活就不可能为知识的思考性准备空间。这样的结果是传统知识的那个“消化”的过程和功能就面临着失却,对知识的非认真态度和应付着过的心理就助长了处理知识的“欣赏型”方式与方法。在如此这般情况下,我们就绝不会想象一个人如果对某图表现出不理解时去问别人:“这是什么意思?”谁都读得懂图(这是一个民主的进步),但是谁都不会注意到提供给社会的图的是受权力控制的,特别在是在专制条件下,这样的忽视造成了政治统治的灾难性社会后果。目前中国就陷入了这样的后果之中。

就以我上面正在论述的话题来说吧,你固然从“老照片”中发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愚昧”和“阴谋”,而没有对这个图的深层的意义作出研究,你就会把人类的伟大运动的产生的场面看成是“蚂蚁出洞”或者是“木偶出场”,你就理解不了表现在那样的运动中的实际上相通着的人性,特别是这个运动如果是被压迫民族的运动的话,你就更看不到它的价值了。因此,你就不理解那些在图上表现得如此疯狂的人们在运动的“前一夜”都是些自称自己甘愿做“大海里的一滴水,昆仑山上的一棵草,万吨水压机上的一棵螺丝钉”的人,而促使他们改变角色的正是被人们说成是“动乱”的“文化大革命”;而在这个都许多人认为“错误”的运动中,普通的红卫兵和广大的造反的人民在打倒了共产党的各级当权派之后才拿到了“革命的权利”,因此,这样的“革命的权利”如果被你解读成为“人权”,那么图中的“动乱”就有可能被“民主”所置换,而在发生了这样的置换的过程中,图中的景象好象没有任何需要改变的。如果这样的“老照片”事实上表明了一种历史的话,那么历史在“翻”到了1976年“4、5运动”的这一页,被造成为“神”的毛泽东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唾骂不就是人民进步的图画的正确读法吗?

与人们想象的不同,图画的读法并不是那么的简单,因此在一个已经被解读的图中若果说一眼就能够看出来的那些意义的背后也许有一个需要艰难的解读才能够寻找出来的意义的话,那么在民主知识的问题上,我们民运人士要努力作到的那些事情就是在简单的被读成为“动乱”的图中要能够读出民主的意义。所以在“4、5运动”之后的图中,人们读出“89民运”可能也许不太费事,但是,在此之前的图中要读出一个历史连续的意义就非常的困难了。在这个问题上,关键的问题在于图所表示的是“现在”时空中的东西,它仅仅在颜色的意义上才给人一种历史存在的感觉,于是就产生了历史意义的压缩问题,而我们就要把那个压缩的意义发掘出来。

(5)

在读图时代,我们从图中直接的获得了真实性,所以我们以为自己面对的真实是一种生活的“真实”,完全地忘记了这是对“真实”生活的“克隆”,它事实上是一个“人为”的产物,是社会的制造物,是通过类似于工厂的文化与精神的生产过程制造出来的事物。对这样的事物我们如果有一个明晰的观念就应该认识到在这个时代中,民主观念和专制观念一样都是非常脆弱的东西,因此,在学习民主、宣传民主的问题上,我们既不能轻视专制主义的东西的危害性,也不能够对民主的东西的确定性抱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看法和想法,只有弄懂了这个意思,我们在学习民主、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方面才会有突出的表现,才有可能有效地解决民主运动中随时出现的问题;要不然,我们在如此大好的世界民主化潮流的推动下,为什么总是打不开局面呢?

200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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