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异议运动到民主运动——亟需的转变
05/04/05    武振荣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10894

(1)历史之回顾:

今天中国民主运动其所以皮了一张异议运动的皮,是因为历史原因之所致。无论怎么说,发生于20多年前的中国异议运动就是今天中国民主运动的“源泉”——这是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在这个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一贯正确”、“一贯光荣伟大”的东西所提出的批评和质疑开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先河。正因为如此,20多后中国民主运动仍然还保持着“异议运动”的外貌就情有可原的了。

但是我们如果对共产党社会中所产生的异议运动有一个深刻的了解的话,我们就会在对上述现象的研究中发现更多和更微妙的问题,我们对它的评价也就不是一个可以一锤定音的问题,可见在如何评价它时,始终有一个我们应该很好掌握之的尺度问题。当共产党社会的价值在被认为是千真万确千的、绝对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的时候,对这样的东西站在个人立场上发出的的讽刺、揶揄、嘲笑和批评,开通了一个民主的风气,这种风气如果有助于把真理的问题放到了一个讨论的架构中的去话,那么传统的“客观”真理观的体系被击溃,就是它的主要的功绩。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这是一项“完整”的功绩,本身就是一个价值的架构;但是它和民主的运动究竟是有区别的,因此,当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不但是精神和思想上的“自由化”而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民主化”的时候,如何把中国自由化运动中的价值组织到性质相似的中国民主运动中去,就变成中国民运人士的一项最最重要的问题了!

异议运动不同于民主运动,它是一个给知识分子或者说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人提供机会的运动,因此,在这个运动中出了名的人,即就不是正儿把经的知识分子,但是也至少是具有很强烈的知识分子的气质的。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异议运动必须是一个超越于普通人政治水平的运动,由这样的运动所激发出来的价值多少具有一点“贵族性”,这同民主运动所需要的“人民性”价值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正因为如此,作为民运人士如果我们发现不了这些区别的话,那么,就很成其为问题的了。

(2)现实中的问题:

可是,在今天,我们发现的情况很不令人满意,许多的人并不认为已经具有了20多年历史的中国民主运动应该及时的、全力地摆脱异议运动的羁绊,以实现民主运动在自身轨道上前进的夙愿,从而结束运动目前所处的这种不死不活的局面。在这里困难的真谛是我们作了习惯的俘虏,我们在异议运动中所形成的那一种只习惯于说“反对的话”的行为和行为模式没有得到及时的改变或者转变,甚至我们中间的一些人还认为民主运动本身是应当是一个“反对运动”,于是,已经成型了的民主政治中的那个有关“反对派政治”的那一章在被我们错误地组织到我们中国民主运动的篇章去的时候,已经现实了的民主和正在现实的民主的区别就被我们抹杀了。我们还处在同专制政治做斗争的传统过程的时候,身子已经移到了发达民主的阵营中去了,这就造成了我们的“闪失”。在前几天写作的《民运人士的人民观》的文章中,我说到今天我们民运人士的行为可以同和风车作战的唐诘诃德一比的意思也是指此而言的。

异议言论的底线是“世人皆醉吾独醒”,因此,即使某个“异议者”说出了“全世界是错误的,惟独我一个人是正确”的话,站在民主的观点上去评价也不能够认为它是错误的,可是呢,同样的话,若是出于民运人士之口,那就没有什么正确性可言了。因为在民主的秩序之中,你必须为人民的正确性准备充分的理论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与其说人民需要迁就民主政治家们的观点,不如说是民主政治家一定要“迁就”人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专制与独裁的分水岭才显然可见。任何的独裁政治和专制政治都有一个根本的特点或者特征,那就是统治者“占有”真理而人民的任务是“学习”真理、“消化”真理和“落实”真理,而民主的政治恰恰是在这个最关键的一点上改变了事情的本质,它才是真正的把人民变成了产生“真理的土地”。这样以来,民主的政治就不允许再把人民作为“真理教导”的对象了,于是“民意”这东西才有可能彻底脱离古代政治的那种被人随意“代表”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是最后的一次),它通过选票、传媒、舆论等等现代的手段直接的表现自己的存在。

异议运动发出的声音可以用“不”字概括,这一点不会有任何的错误,但是如果民主的运动也用“不”字去概括,那我们岂不是变成了世界上的头号傻瓜。用毛泽东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语录”去解读异议运动,你不会犯很大的错误,因为一个“异”字的意义在这里是支撑一切的,但是你认为民主的运动也是一个“说不”的运动,不就是曲解了民主运动的意义并且也和降低了民主运动的水平的了吗?

但是,我们研究民主运动的历史若发现它也有一个“说不”的性质,这该怎么解释呢?其实这样的事情往往发生在民主运动的初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民主运动如果不以“说不”的形式抗拒专制的话,那就没有民主可言,这是其一;其二,民主运动一旦产生,它即使很弱小也会以历史上常见的方式被迫统治者于立于“不是”的境地,于是,在外观上民主运动就好象套上了一个说“不”的冠冕,其实,它的核心的部分是说“是”。目前的情况就是:我们在研究民主运动时更多的看到了它的“外观”,而忽视了它的“核心”,这就容易在人们的印象中形成“作秀”式运动。现在,批评这种“作秀”式的运动实在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异议运动的坐标是明确的,那就是要把一个“颠倒”了的真理要扶正,因此,异议运动不会考虑这种被“颠倒”了的东西中会不会隐藏着其它的问题,民主运动就不是这样,它首先是一个要组织人民行为和言语的运动,因此,它不能够简单地站在“说不”的立场上,而一味地“说反对的话”,它必须要能够说出与“反对的话”不同的另一种建设性的语言,在这样的语言中肯定会包括共产党已经说过的话甚至还正在说的话。因此,民主语言也同民主本身一样的要有一个包容性。如果我们认为在民主的语言中要“剔除”所有的共产党语言,那么剩下的话就只能是些干条条的了;这样的话,别说是我们说起来不得劲,人民听起来也是很别扭的。我们目前的情况大半是这样,我们的面目狰狞(这是仇恨主义的结果),语言干枯,出于我们之口的许多话有多少可以入人民之脑、入人民之心呢?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实行一党专制的现实决定了他们在许多的重要事情把他们自己和我们的民族、民族国家以及人民捆绑在一起,既然情况是这样,那么我们在反对共产党的时候,就应当先来一个自觉的松绑的行为,把不属于共产党的民族、民族国家和人民从他们的专制独裁的绳索“放”了出了来,这样的一个必须而且一定要作好的工作我们却是完全的忽视了,以至于我们这些人在反对共产党的时候连上述的东西也一起反对了。非常清楚,在我们的反对行为中,那些本应当受到我们充分尊敬的事物却被我们事实上置之于反对的境地了。民主的运动发展到今天其所以出现了走不动的现象,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民运人士的语言中,固然也可以听出个人的声音,但是它主要的应该是一种人民的声音却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此,当我们在说出某一种话的时候,这种话所传达的情感应该是人民的。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就可以断言:异议运动说出的话是个人的,民主运动说出的话应该是“人民的”、“公共的”、“民族的”、“国家的”,这就是区别,即我论证中的全部问题的区别。

(3)转变的核心问题:

我认为,中国异议运动自觉的、完全的向民主运动的转化的关键在于每一个民运人士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异议运动已经远远地落后于中国民主发展的形势,因此使民主的运动很快地脱离早期的异议运动的历史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艰巨的任务之一。在这里民主的道德要求我们要实现这样的一种转变,即我们应该自觉的摆脱异议运动中的“我”字的束缚,而把一个“民”字请了出来,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虽然披着民运人士的皮,对民主运动的了解也还是一知半解的。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对民主运动中的人民作出一个不同于专制政治的解读。在专制政治中,人民总是从一个理论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无可救药地下滑到当牛做马的地步,其间缺乏一个人民自己的表态和表白的环节,而民主的运动就是发生在这个环节上的,它是人民的一种自己的出场的行为,当然这种行为的本身已经包括了人民的表态和表白。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运动和异议运动的又一个区别是,它不是一个阶级的运动,不可能代表某一个阶级的利益和情感,它本身的组织亦是阶级上的多元化的。

如果我们对民主运动缺乏一个直接的感受,那么我们何不看一下美国大选中的情况。在美国大选中,不管是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不都是要声称自己代表美国人民吗?与此相关的是在每一次选择中,两党都表示相信美国人民能够最后地作出正确的选择,有哪一个党对美国人民的正确选择持怀疑态度呢?在大选的宣传中,你发现哪一个政党说出“有一种‘傻瓜’叫人民”的话吗?如果说这样的事情在美国的55届总统选举中,你没有发现的话,那么你却可以发现每一个政党的候选人和偶然出现的独立候选人不都是把美国人民和“上帝”放到一起的加以颂扬吗?“上帝保佑美国人”、“上帝为美国人民祝福”的话语在哪一次的大选中不是美国政治的“主旋律”呢?如果在这样的事件中,你发现民主的政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的话,那么,这个特点被我们叫作“讨好”人民一点儿也不出格。在专制政治中虽然也存在着专制分之“讨好”人民的问题,但是那种“讨好”和民主政治的“讨好”是有本质的区别的,那种“讨好”是一种精神上的或者理论上的东西,和民主政治的“讨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民主的政治中,“讨好”人民的直接的目的是获得选票,而选票是一种简单的数学方式所表示出的一组数字,是一个可以计算的量,因此,正是这些可以计算的数字为“讨好”人民的事情给出了一个读出来的“指标”,在这种指标的指引下所发生的民主的事实,就有了一个科学的规范。而在专制政治那里,一切都稀里糊涂的,没有一个可以被我们看成是可以捉摸住的科学的东西的存在。

就这样的事情去理解我们中国民主运动目前出现的问题,它的焦点在哪里,情况就有可能明晰起来。在如此这般之后,我们翻过头来认识我们的问题,就会感觉到我们运用20世纪30年代的鲁迅的方式把中国人民定位在“阿Q”的坐标上的那种错误应该立即地抛弃之。现在中国人民其所以还在遭受专制主义的奴役,是有着各方各面的原因的,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看法可以概括之的。因此,在寻找人民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种政治上的耐心,要不然我们是寻找不到人民解放的伟大路径的。在许多场合中,我们即使面对人民解放的历史,能不能看清楚它也还是个问题的。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大骂人民“愚昧无知”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自己“聪明能干”这到底还是一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我们作为民运人士如果整理不出人民运动的历史特别是人民政治解放的历史,那是我们的“失职”,责任不怪人民。

现在,不是中国人民在政治上够格不够格的问题,这个被20世纪初的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看得很重要的问题其实是一个过时了的问题,解读它的意义,与其说它是一个“客观”的政治或者社会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在今天的形势下,这样的问题被我们在21世纪的“炒锅”里再“炒”一遍,就有些太不划算的了。但是十分遗憾,这种“不划算”的事情在我们的民运队伍中却很流行,并且也很吃香。现在你只要看一看世界上的人怎样的对待纳粹时代的德国人,怎样对待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人,怎样对待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你就可以发现同样的方式也被不走向地运用来对待我们中国的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其实呢,这里的问题是你的看法和方式有问题,而不是相反,其实,我们中国人民蒙昧时代不可以经得住这样的解读。前面所提及的几个时代,是人类价值面临全面破坏和全面崩溃的时代,而我们中国人的那蒙昧时代却有着人民社会中间的价值出生和发展的因素,而这些的因素在今天的环境下,非但不破坏民主的价值,恰恰相反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民主价值的“毛坯”。

在刚刚写作的《论民运人士的人民观》一文中,我已经指出,我们对人民的态度和看法应该和过去不同,在过去我们是在哲学的高度上去谈论人民问题的,因此,我们对人民的行为和作为的评价和分析也是纯粹的理论性的,现在我们应该转变这样的立场,从权利的观点上去看待和理解人民的作为和人民的历史,只有这样,我们在整理人民要求民主的那段历史的时候,才不会发现“零历史”。在这里历史是存在的,也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但是它是需要发现的,如果没有发现,你就是“历史的盲人”,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发现了历史,但是你的方式和方法都有问题,你也就有可能变成为“盲人摸象”故事中的人,会把大象的尾巴或者腿当成为大象本身。

(4)去“我”还“民”之必须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那么异议运动的道德是“讲真话”,这种话即使被社会或者公众视为错误的,异议人士也应该把它讲出来,因为在这里评价问题的标准是言论自由,但是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民运队伍里,情况又是怎样的呢?首先民运人士也应该讲真话,在这一点上两者没有根本的分歧;其次,如果说有分歧的话,它有可能在于民运人士的道德律要求他们在发表一项言论时应该多一种考虑,即此项言论会不会伤害人民的情感,是不是与人民的利益相佐,这样的考虑必然会生出最后的一点问题,即被发表的言论经过了一个自觉的道德律的过滤。我把这个过程叫:去“我”还“民”。

如果我们思想上的专制主义的“余毒”还没有被“肃清”的话,那么,你听了我的这番议论就一定会说:“这不是存心要使民运人士变成为人民群众的尾巴吗?”其实呢,你的发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的,因为在民主的词典里也有“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这么一条,只是当这些真理的语言在遇到了组织的时候,的确存在着一个理论价值的架构问题,不分析这样的问题,你仅仅抓住了某些理论的某个环节,就认为事情应当如此,就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现在这样的错误在我们民运队伍中如此普遍的存在着,的确令人忧虑。当民主的一个政治上的决定一旦完成之后,这样的决定的法律效力是容不得否定的,也就是说它在法律上是一个必须被遵守的东西,但是这样的意思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少数人在思想上、精神上或者在心理上就认定已经被决定了的东西的正确性,而丧失了对现成的事物的批评权。“真理往往在少数人的手里”的在这里是支持批评和再讨论的,它不是意味着民主的此项决定就失去了法律的效力。

从上述的议论中,我们若还能够悟出一个重要的问题的话,就会对民主过程中的人民的问题得出与我们以前在专制社会中所接受到的观念完全不同的理解,有利于我们的人民观的最后确立。在这里一个民主的观念必须要确立人民是正确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观念,在这样的政治观念的支配下,由人民中的大多数人所作出的政治决定也是正确的就成为一个衍生的观念,在这些观念体系下出现的事实,就被我们称之为民主的事实。但是这样的事实仅仅是政治的,也仅仅是在政治的范围内的事实,因此它不能够由此而使自己转化为精神的、思想的或者心理上的事实——这就是全部的问题的要害。专制思想和民主思想的区别也在这里,专制主义者认为政治上的事实只有同时转化为精神的、思想的、心理的事实时,它的真理性才会最后的确立。现代专制就发生在这样的“确立”过程之中,这和目前一些民运人士符合《大纪元》“九评共产党”的文章所声讨的“毛泽东阴谋”和“马列主义的邪灵”是很大的区别的。在科学式的民主的批评中,共产党所犯的那种错误是正常人所犯的错误,因此我们作为批判者若不从中吸取教训的话,我们也可能重犯他们的错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的问题就这样地被我们引申出来了。

议论到这里,我们就已经发现了民主政治的“两面性”:一方面,在政治上你必须要承认和承诺人民是正确的,是不会犯错误的;但是你在精神上、思想上或者心理上却可以把人民置之于错误的坐标上,甚至认为人民始终是错误的。现在,我们这些异议人士“出身”的人,在学习民主的时候只懂后一点,而不懂前一点的事情就铸成了我们的错误。从去年3月份,我在民主网站发表文章以来,一直强调一个观点:我们民运人士是政治中的人,可以说是政治人士,我们逞能的舞台也只能是政治的舞台,因此,任何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要把我们的“身份”改变(使我们变成哲学家、思想家或者精神领袖),或者想使我们在政治舞台以外的其他的舞台上(哲学的、经济的或者文化的)去扮演主角,就没有不失败的。

单就政治问题而言,政党“经营”的是“人民”性“事业”这一点特别的重要,不懂它,我们就搞不了政治。但是现在在我们的队伍里存在着一种错觉,认为发表异议言论就是搞政治。其实,这样的错觉产生于过去的历史中一点儿也不奇怪,正如我们在上面第一节所说的那样,7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发生的异议运动的确是一个政治运动,只是当这个运动的发展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时,我们把这个时代特定的问题当成了民主的普遍的问题就非常的错误。在今天民主运动的涵义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言论”的范围,它已经转化成为如何组织人民运动、公民运动以成功地发动中国社会的民主诉求。非常明显这样的伟大的民主诉求已经是“言论运动”没有力量完成的事业了,它必须要由政党的力量来完成,而这样的政党的力量之存在就必须要准备着随时冲破专制政治的党禁,使民主的政党的力量能够最终地战胜专制。但是我们这些民主的政治团体的力量又来源流域哪里哩?除了“人民”这两个字外,就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回答的了。

我们现在的民运团体作为一个准备着的政党,显然是不善于“经营”“人民事业”的,20多年的民运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我们的“经营”下,“人民事业”——中国民主运动没有多少起色是一个客观的问题,面对它,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是一个主要的问题,而决定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能够成功的组织民主运动,以运动的方式在运动中建立我们中国的民主制度。正是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被迫我们要由异议人士转变为民运人士,我们的运动也因此要由异议运动转变成为民主的运动。只有实现了这样的转变,中国的民主才会有希望,才有可能最后地取得成功。

(5)民主运动必须托起人民的寄托、体现人民的情感、表达人民的愿景: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异议运动虽然在那个时期也具有“人民性”,但是究其实质而言,它是一个知识分子和知识阶级的运动,这个运动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要剥去共产党社会和共产党的政策的一贯正确的伪装,把共产党的一切的作为当成一个错误的东西来对待。我记得在那个时候,中国社会上流行一个被叫作“十字诀”的东西,这个“十字诀”主要是针对共产党“文化大革命”的,用一种逻辑思维的方式对由毛泽东定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荣性、正确性”提出了质疑,在质疑中间开始了一种“全面的怀疑”(它是后来的“全面否定”的开端),这个“十字诀”说:“一、‘一月风暴’;二、‘二月逆流;’三‘三个司令部’;四、‘四、五运动’;五、‘五、一六通知’;六、‘六十一个叛徒集团’;七、‘七、二一大学’;八,‘八、二二通令’;九,‘九大会议’;十、‘十次路线斗争’。”当然对于不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历史,摸不着那个时代脉搏的人来说,这个“十字诀”是不好懂的,但是凡是从那个时代中走过来的人,谁都可以明白这样的一连十个问题到底说的是什么?它又是在什么程度上把用强迫方式强加给人的“正确的东西”放到了“问题的模式”中去思考,以至于使摇摇欲坠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出现了一个总危机的信号,在这个信号之后,蹒跚起步的中国民主化运动就已见端倪。

上述的否定性思维所针对的是毛泽东解释的“文化大革命”,这个一点被人们往往忽视了,以为它针对的是“1966年人民运动的整体和整个”,于是就产生了在今天为止还在统治我们中间的许多人的否定思维模式。依据这个模式我们把1966年运动中的我们个人的行为和人民作为都放了进去,好象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人民在1966年作错了全部的事情,于是,我们应该把蒙在了自己的行为和人民的行为上的那一层毛泽东思想的“外衣”揭去的事情好象意味着我们用最民主的方法(“笔杆子”)反对共产党当权派的行为是错误的,于是,中国民主的“脊梁骨”就无意间被我们自己给“砍断”了,在1989年的6月,我们不是发现了一个失去了“脊梁骨”的民主运动是个什么样子的现象吗?正如我一再指出的那样,1989年的运动是1966年运动的再现,当再现的运动遇到了“民主”和“动乱”的两种不同的意义解读时,它必须要被置之于很深刻的社会心理学的矛盾过程之中,即它到底是“民主”还是“动乱”?可见,当我们在需要我们自己历史的时候,我们用非历史的方式处理过的那种历史反过来压迫了我们,就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了。无论怎么说,当我们的未来的民主蓝图在一个过去的图象中再现的时候,一条清晰可见的民主之路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历史。

但是,在我们今天的民运队伍中一种十分短视的看法却在左右着我们许多人的意识,这些人以谈到民主的运动,就只看见10-20年的事情,因此,他们的眼光也就局限于这样短的时间内,好象民主的东西是一个突然的时间开始的,全然的忘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近百年史和中国民主运动的近半个世纪史,这样以来,我们无形中就在这样如此短的历史的空间中预设了一个“人民错误史”,这个“错误史”虽然没有被人们正面的阐述清楚,但是它的“空白”的性质却是可以感知的东西。于是当民主的运动在新形势下呼吁人民广泛参与时,“错误史”所具有的消极的内容就起了防碍运动的作用。从“6、4”之后,民主运动虽然一直处在发动阶段而又却发动不了,这也其中的原因之一。

在篇文章中,我不否认许多的民运人士认为民主的运动应当托起人民的期望,应当体现人民的感情,但是当他们不能够从异议运动中脱身时,他们没有办法和能力作到这一切,于是他们就事实上变成了被习惯捆绑住手脚的人。民主运动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运动,可是我们作为运动中的人却失去了应有的创造性。要说我们的问题,我以为这就是最主要的东西。今天我们不研究这些东西,而一味地想着自己冲锋陷阵,我们个人的单枪匹马式的战斗能够打败共产党这个已经“武装到了牙齿”的现代专制大党吗?

如果你现在还认为人民处在了“阿斗”的时代,那么,你就作你的“诸葛亮”吧。你作为“诸葛亮”可以自认为清高,但是你认为自己是民运分子,那你就完全地错误了。如果说民主的事情在这样的问题上有一个体现的话,那么就是把“阿斗”扶到了“诸葛亮”的座位上,从而实现了人与人在政治上的平等!“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劝学篇》中这个日本哲人的教导我们应该永远地记住!

20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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