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人士的人民观
04/29/05    武振荣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12281

一、“人民”观念缺失原因之浅探

在刚刚写作的《关于海外民运与本土相结合的几点意见》的文章中,我提出海外民主运动队伍中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人民观念”的缺失,在这篇文章中,我就专门的谈一谈这个问题。无论怎么说这个问题若得不到解决,海外民运最终是成不了气候的。在中国,无论是“知识精英”的民主或者“中产阶级”的民主都只能是“镜里之花,水中之月”。

在中国邓小平的那一套所谓的“改革开放”的影响下,有的人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中产生出了一个富有诗意的想法:可以不可以让一部分人先民主?如果说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这样一种潜意识的在当时主导风波的人的头脑中占了上风的话,那么在那时的中国搞一个大学生式的民主不就是一个可以分析的“现实”吗?如果说在此之前,许多在当时在社会舆论中出了名的人物们对中国社会上过去发生了的以人民为主体的革命和政治运动发出了尖锐的批评和批判的话,那么他们以为在这种批评和批判之后,闹出一个由精英阶级参与的民主,就是“89风波”前的民主派的主流意识和主流思想。因此,虽然在1989年的运动中,参与运动的学生们和知识分子们在“4、26”社论发表后,他们都是反对邓小平的人,但是他们在此之前的思想和思路出于邓小平政策之辙的情况决定了他们是斗不过邓小平的。现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逃到了海外,但是,我以为他们认真检讨一下自己的思想,打破那个“邓小平理论”的窠臼,就可以获得精神上和思想的解放,就可以得着自由。前不久,我发表的《论民运人士的“出毛去邓”》的文章说到了这一点。

“邓小平理论”(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的核心是缺乏人民因素,这样的缺乏来自于邓小平本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感触和感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广大人民群众把他和刘少奇捆绑在一起,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炮打”,这样的事情在邓小平本人的身上所留下的印象可能是致命的,于是,他“复辟”后的政策安顿在一个完全地非人民的层面上就易于理解了。无论怎么说象邓小平这样的一辈子都拿“枪杆子”的人要理解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是比较困难的,再加上他本人的懒于思考(毛曾经批他“不读书,不看报”)的个性,终其一生只懂得“枪杆子”的重要性就用不着我批评的了。问题在于,当邓小平的“放松”(不是“开放”)政策事实上在很大的程度上解除了民主和自由的某些禁忌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中发展起来的民主自由的观念带着邓小平的“印记”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因此,站在总结经验与教训的立场上,我们应当认识和批评自己的思想和意识中的“邓小平成分”就是自身提高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历史中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历史观,就这样的科学的历史观来看,我们广大中国人民没有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总结出属于我们人民自己的经验与教训,就怪不得“邓小平理论”对人民的轻蔑了。但是历史的问题对我们而言,如果有一个可以纠正的机会和时间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补上这一课,也未必就晚了。

二、人民观念过时了吗?

在上面我们寻找了造成人民观念缺失的“客观”方面的原因,在这一节中我们还要论述它的“主观”方面的原因,从而以求弄清楚这个问题的主要环节,为最后地解决这个问题提供基础。

在民主的社会中,人民虽然也同在不民主的社会中一样的存在,但是民主社会的多元化政治显然也出现在人民之中,所以,人民在民主政治中的表现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也就说人民利益和人民的情感分别的被不同的政党所代表着,尽管在选举中,每一个政党都声称自己代表人民。这样的现象如果被我们错误的观察着以至于我们在未实现民主化的今天认为我们也应该同民主社会中的政党一样地行事,就免不了要犯错误。在目前中国的专政体制下,人民没有在政治上独立“出场”的权利,因此,用革命性质的方法要求人民在政治上的“出场权”就是民主运动的一个目标。如果我们今天的行为偏离了这一目标,那么民主运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运动就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了。

在过去的时间中,中国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人民参与的历史没有被整理出来,因此这种未被整理的历史就在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历史中象征性的存在着,于是,人民政治上不成熟的那一段历史就被政党历史所裁剪,变成了政党历史的一部分。这样当我们的民主运动在要求人民出场时,一个明晰的人民的观念就变成了主要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似乎感觉到今天,人民已经变成为一个过时了的观念,在“中产阶级民主”、“精英阶级的民主”大兴其时的情况下,再鼓吹“人民的民主”好象有落后于时代的嫌疑。把这个现象同中国共产党一直鼓吹的“人民民主”的行为联系起来,民主的运动完全放弃有关“人民”的口号似乎是很有必要的。在这里,毛泽东生前所说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话,好象“紧箍咒”一样地还套在我们的头上,使我们在许多问题上一定要同共产党唱一个“反调”。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政治上要失掉的东西就太多太多的了。要知道正确的看法是共产党也是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在过去的时间中也是作为一个中国的革命党存在的,也有自己的一段可以拿出手的历史,只是在后来的时间中,它象一个苹果一样地坏掉了。今天我们在他们之后作为中国民主的推动者研究他们“栽跤”的教训,对于我们自己今后的行为来讲也不啻是一剂良药。所以,我们作为反对共产党的人,我们对共产党所犯历史错误也不是采取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的,从他们的错误之中我们也是要寻找出一个我们有可能再犯的错误的,这样,我们在政治上的和共产党的敌对关系并不就不必然地排除我们在人性方面相通的因素。

政治批评和政治批判固然有一个同邪恶的势力作斗争的意义,但是这种斗争的性质是政治的(而不是宗教的)情况我们一定要掌握之,否则,我们反对共产党的行为就有可能同法轮功一样地走上“宗教”的路途了。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的行为到最后就非失败不可。民主虽然有着宗教方面的某些内容,但是民主是政治是普通人的政治的事情决定了它同宗教是俩码子事,不可混一。所以,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们持一种折中的宗教是我们正确的做法,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以为在民主之上最好是套上一个特定的“宗教”,那么失误就是我们自己的了。

明白了上述的道理,在开展中国民主运动方面我们同共产党的不同,就不是如人们想象得那么多了。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同共产党“唱反调”的行为就不一定正确或者明智。如果因为共产党到今天还在奢谈什么“代表人民利益”而我们就应该放弃有关“人民”的口号或者字眼,那么这除了说明我们极端无知外,还能够说明什么呢?在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中,有许多通用的方式和方法,而选择某些而拒绝另一些只是一个权衡的问题,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美国一位政治家说“没有专门的共和党清理垃圾的方式”的话寓意很深,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

三、民运人士应该尊重人民

去年3月份,我第一次在民主网站上发表的文章题目叫《民运人士与异议人士异同辩》,在文章中,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在对待人民的问题上可以区分民运人士与异议人士。一般地说来异议人士的“异议”不但是可以针对政府、针对统治者,可以针对社会的主流舆论和主流观点,就此而言,他们亦有批评和反对人民的权利,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可以象古代圣贤一样地斥责和指责人民,但是这样的事情却不能够出现在民运人士的身上,从理论上讲民运人士也可以批评人民,但是这种批评同异议人士的批评是完全不同的,批评不但应该是入情入理的而且应该科学的,与此相应的是批评行为的本身也表现出了对人民的深厚情感和深厚情谊,同热潮冷讽的批评是截然有别的。

2005年3月31日,我在《议报论坛》阅读了一组图画,这组图画选择了毛泽东死逝时中国各个阶级、各族人民痛哭毛泽东的场面,本来这样的事情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作者把它重新地刊登出来也许有自己的新意的,因此,若不是这组图画配了《有一种“傻瓜”叫人民》的文字,作者的用意就不好猜的了。因此就是这个题目,作者用读图时代特有的手法大骂是人民的“傻瓜”的行为我是极力反对的。的确如果我们仔细地读图,人民是“傻瓜”的主语似乎没有下错,因为毛泽东作为中国社会上的最大的专制魔王的死亡,不应该引起人民如此的痛苦和难过,但是图画中的人(他们是各行各业的代表,并且也分别地代表了男女老幼)哭泣的场面简直可以说是如丧考妣!读图时代是以图传情达意的,因此主要用文字点明了事件本身是什么,图画是可以说明全部的问题的。在这些图画中老人们的愚蠢,儿童们的无知,工人们的“傻”、农民们的“瓜”、解放军们的“死不开窍”以及全国各族人民的“不知好歹”都在作者的批判之中了。

我读了这组图画后心情久久不能够平静,我想起了那时我所在的解放军连队中的情形,如果那时我们追悼毛泽东的场面有照片存在,那么这些照片贴在了《有一种“傻瓜”叫人民》的图画中,也是非常相称的,因为在我所的连队中当时的确有不少的战士同照片中的战士一样地掉下了眼泪。过去当我们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正面人物”的时候,大家以为为这样的人物的逝世而哭泣是很正常的事情,事实上在当时,的确也有人把在追悼会上掉不掉泪看成是“对毛泽东阶级感情深厚与否的标准”。但是,在目前毛泽东已经几乎变成了“反面人物”的情况下,我们重新翻出这些老帐到底应该发现些什么呢?的确,依据作者的方式我们发现人民是“傻”了些,并不是不可取,但是我们用“东西”这个词去对等“人民”,并且把两者都放在“傻瓜”的词下,是不是就表明了“我们”是现代的“圣贤”呢?

我小的时候是在陕西省农村长大的,农村中有这的风俗习惯,一家死了人,其他的人家来纷纷的哭丧。当然就风俗习惯来分析,所有前来哭丧的人不一定就对死者的死发生真正的痛苦,但是哭丧的礼节要求参与者一定要哭出眼泪来。站在现在的观点上看,这纯粹是一个礼节的问题,就是它却在素有教养的关中农民中得到了遵守,许多的参加哭丧的人在非亲非故的关系中竟然真的为死者流下了眼泪。我小的时候就最怕这样的场面,因为参加哭丧的人是要流泪的,大人和小孩往往会对流不出眼泪的人进行耍戏,因此,我们那些小孩子在哭丧的过程中常常变成为人们戏耍的对象。既然风俗是这样,所以人们对哭丧中的人的表现难免要发生评论;在评论中,人们对正常死亡的人的哭丧者的眼泪是要说长道短的,有见解的人说:“别看他流眼泪,那是哭自己的栖惶哩!其实并不关乎死人的事,论关系他和死人没有那么多的眼泪可流。”如果说这样的评论在我们关中道农村到处可见的话,那么在如何看待哭丧的问题上,我们即使站在了陕西农民的立场上发表评论也许不至于闹出如上述的错误的。要解读毛泽东死亡时中国人民哭泣的现象,我看如果这里面包藏一个人民哭自己的“栖惶”的问题的话,那么,“傻瓜”两个儿子的分量就得要减轻一些的。所以仅仅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在应该哭丧的场面中,那些需要哭泣的人的心理发动的过程中确是有一个“自我伤心”的因素在内的,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基本的人性。我以为在毛泽东死亡的事件上,一个本身还暧昧着的人民自我意义上的“伤心”的心理过程无论如何是存在的,只是我们仅仅注意到了事物的外表,没有看待它的内在的东西罢了。

舍过了心理学的问题不谈,如果我们能够在毛泽东死亡的这件事情上发现一个处于蒙昧状态的民族国家的因素存在的话,那么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民族国家的形象被漫画式地套在了他的身上的事情也是一个我们值得考虑的因素,就这个因素着眼,毛泽东的死亡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哭泣也是有许多的原因可以解释的。因此,一个简单的历史图画,如果我们运用简单的方式解读它,那么它肯定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若不是这样,我们对它采取一种复杂的解读,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很复杂的事实和很复杂历史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如果说在过去的时代中,简单主义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害了我们的话,那么我们从那种东西中解放出来,不就是自己的任务之一吗?

在发达的民族国家中,民族国家的代表一般地同本民族国家中的英雄人物形象混合在一起,于是,我们就发现了如“国父”这样的称呼。但是在许多不发达和欠发达的民族国家中,也有一些党魁或者枭雄的形象被当成是国家形象,出现了如冒充的“国父”之类的人物。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且不可采取卤莽的行为和粗鲁的做法,象它乱扔石头,在这里一个投鼠忌器的法则我们一定是要掌握的,要不然,我们在反对这些“冒牌人物”的同时也就“伤害”了我们本应该保护之的亟待发展的民族国家。如果说这些技术上的问题还连带着一个我们如果对待历史上的人民的大问题的话,情况就更需要我们谨慎从事。可是,在今天,我们许多的民运人士不愿意正视这一点,总是想着运用一种痛快的方式来宣泄心中的压抑。在过去,专制社会虚伪的道德不允许我们对人民说三道四,现在这样的道德观解除了,我们似乎有权对人民大加鞭笞。

四、在实现民主的问题上,是中国人民“不够格”还是我们自己“不够格”?

世纪民主潮流如此地有利于我们,中国人民反抗专制独裁和维护权利的运动如此地高涨,而我们民主运动的僵化的局面总是打不开,存在于期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的确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来思考的问题。

20世纪50-60年代,世界上许多经历了“民主革命”之后的国家在出现 专制的复辟的局面时,那些生活在民主国家中本身就关心民主与进步的的专家学者们纷纷就此发表意见,于是就产生了民主的条件说或者文化说,有的人认为,民主要能够成功与特定民主的教育程度有关,譬如识字率或者文盲率在国民中所占的比例,又譬如某一种文化和文明是不是就不适应于民主等等问题就被提了出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研究不能说没有价值,它对于人们理解经济不发达国家中的民主与专制的孰胜孰败的问题提供了方式和方法,但是这样的在特定条件下的研究所产生出来的成果的时间性,就被我们中国的某些专家学者们所忽视了,所以在进入世纪之交时,他们原封不动地把这些东西拿了过来并且运用于对中国民主化的说明,显然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目前这种错误在民运队伍中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中国人素质不高”、“中国文化带有专制主义的毒素”,或者“中国的经济没有形成可以使民主生根的中产阶级”等等。在这里,我认为没有专门的批评这些言论的必要,因为我自己知道这样的议论是那些学有所成的人在特定时间中针对特定国家研究的结果,因此,它的价值同一般的学术价值一样都有一个时间的问题,在时间过去之后,我就没有想到去要维护它的价值的了。

在分析上述问题时,我发现其中的一个最主要的情形是以上的说法和看法本质上都有一个轻视和蔑视人民的意识或者潜意识。持这种议论的人对民主的理解是片面的,他们用自己的“专家学者”的身份理解民主,认为民主是一种很高深的东西的观点固然不错,但是他们却没有注意到民主的另一面,在这另一面,民主又是一种很普通很普通的制度,以至于不识字的文盲也可以在民主的行为中了解和把握民主的价值。因此,在今天,当世界的民主的潮流已经波及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的时候,我们还唱上一个世纪50-60年代的老调子,显然是我们自己落后于形势而不是人民落后于形势。

其实,我们民运人士只要对中国人民的真实状况有所了解的话,那么说什么中国人在民主问题上不够格之类的话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在民主问题上不够格的不是人民,而是我们民运人士,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看待问题的话,那么,让我们认为够格的那些人来搞民主,100年以后,民主也没有希望的。我们认为中国人在民主问题上存在的问题不是我们所说的够格、不够格的问题,而是与这样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的另一个问题,即我们的人民如何结合自己的经历理解民主的问题。在世界上的确存在的只有一个民主,但是这个民主存在于不同的国家时它必然要采取不同的面貌、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因此,我们如果我们运用一个形式、一个面貌去辨认民主,那么民主就会远离我们的。如果又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的话,那么它事实上提出了一个民族应该怎样地辨认民主的问题。辨认民主的问题在民主的建设中是一个基本的环节,现在这个环节问题上出现的错误,就是我们民运人士应当努力向人民解释清楚的问题。就此而言,我们民运人士在这个问题上又作了多少的努力呢,难道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吗?

其实在上述问题上,我们这些吃民主的饭的所谓民运人士和普通人比较起来,一点儿也表现得不杰出,我们大不了采取了“异议人士”的态度和方式来对待这个问题,我们不是痛恨在“民主革命”中人民只会跟着政党的屁股打仗,就是抱怨人民在民主的运动中“搞了动乱”,总之一句话,这些非职业的人士所能够总结出的经验在人民没有总结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是交了白卷。于是,当我们埋怨人民在民主问题上“无知”的时候恰恰暴露了我们自己的“无能”,就这样,我们在许多的场合还要冒充“精英”。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们民运人士的队伍中,的确出现了“本领荒”,不注意想办法克服这一点,我们就会真正地被“边缘化”。事实上能够最后的“边缘化”我们的不是共产党,而是我们自己,不了解这个一点,把坏事的根源一概地用“中共”两个字概括,这除了表明我们在政治上不成熟外,还能够说明什么?

五、民运人士同中国人民关系的重新定位

在过去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我已经指出,同中国共产党人相比较,我们民运人士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民代言人”,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白,不允许有一点糊涂,但是我们作为民主进程中的人,我们的身份肯定同历史上的所谓“人民代言人”却有一个积极的联系;所以否认这种联系,看不到我们自己角色中的传统“代言人”因素的存在,那也是非常错误的。在这里,一个折中意义上的方式和方法反对走极端的,我们应当看到,在极端的两头上,都不存在真理。因此,我认为,我们民运人士在脱去了“人民代言人”的角色之后,扮演一个“人民言论”“组织者”的新角色却是我们的一种历史选择。既然是这样,那么重新规定我们同人民的关系不就是很容易的事情了吗?

产生了民主运动的时代不再是一个传统的“英雄时代”,因此民运人士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人物”,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不应该用传统的“英雄人物”的位格来定位自己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如果走了极端,我们认为自己就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昆仑山上的一棵草”(如前毛泽东时代那样)也是非常错误的,在当前的中国民主运动中,我们是有一个不同于一般人的角色的,只是我们对自己的角色缺乏认同罢了。首先,我们民运人士对于民主权利的认定持一种非常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认为每一个普通人在民主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除他而外的任何人所不能够代替的;其次,我们认为民主运动的是一个完全开放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讲都具有平等的政治意义;最后我们认为只有普通人和普通公民的广泛参与,中国民主化的任务才能够最终实现。所有以上三点,都最有力不过地表明了我们同人民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果用过去的话说就是“鱼水关系”,说我们是“鱼”,那么只有在“水”中才能够存活的现象就是关系的“核心”。

问题就在于:当我们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前毛泽东时代的那段历史之后,对于上述“鱼水关系”的理解有“空洞”的感觉的话,那么,我们在中国人民的过去的时间中去发现那些“实在”的东西就是我们应当进行的工作。回想一下在39年前,当中国人民以“我”的名义出场从而演义了一场伟大的人民运动的时候,我们如何在事后评价它,事实上变成了我们能否“组织”新的人民运动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这里民主对我们自己和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有一种“切身的意义”和“切身的关怀”,不弄清它而奢言民主,那就等于“狂风底下说野话”,——一阵风过后什么也留不下的。

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理清楚这样的一个问题,即民主对于普通人来讲,并不是要求一种哲学上的意义,而是要求普通法上的权利的意义,因此,只要人民认为在那些他们本应当参与的事情还上有了他们的参与,那么民主的意义在他们的身上就兑现了;这些事情也可能是他们身边的事情,也可能是政府的事情或者国家的事情,反正他们认为自己只有运用了一定的方式(如民主的选举)在事情的决策过程中有了自己的意见和意向的表达,那么他们就是民主中的人;相反当他们眼巴巴地看着自己事实上在被排除于民主过程和民主决策之外,什么不是民主的问题对他们而言,也是洞若观火的。在这个意义上根本没有人民不及格和不够格的问题。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事实上我们正在竭力地要发动民主运动,但是当即将要来到的民主运动可能同一个过去了的民主运动在有可能表现出同一个面孔时,我们却用“动乱”回敬了它,1989年的情况不就是这样的吗?在1989年那个伟大的春天,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到了即将“临盆”的“第二个文化大革命”,因此,只要你心中的“文化大革命是动乱”,那么你无论如何也是站了“反对动乱”的人的一边而不管你在主观上是否认识你自己的立场。也正是在这里,我已经说出了本文的题目不能包括的内容了。因此,我只是想从这样的说明中提醒我们民运人士注意:修建中国民主之路的行为绝对不等于修建一条高速公路,它需要的那种科学是人文意义上的科学,而“非然科学”或者“技术科学”。因此,如果说我们民运人士在“组织”中国民主运动的伟大队伍方面有一个“带头”学习民主的问题的话,我以为用这篇文字来同诸君们共勉就非常值得。说到底,我们的行为其所以会在人民中间起“组织”作用,前提是人民对我们的“认同”;没有“认同”,我们就只能是孑孓孤立,形影相吊的人。

200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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