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外民运与本土相结合的几则断想
04/22/05    武振荣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4553

(1)问题的提出:

《议报》编辑在4月18日的期刊中刊登了如下的启示:《议报》将于4月25日出专刊“民运:探索海外与本土相结合的新路,欢迎不吝赐稿”。对《议报》编辑的这种举动我深表赞同,在目前的情况下,海外民运内部展开这样的讨论的确很有意义。毫无疑问,如果这样的讨论有助于纠正民运队伍中出现的某些偏差的话,那么它的意义就更值得肯定的了。

要说到中国民主运动的现状,我认为的确存在着一个“道路”的问题,目前我们虽然不能说“没有道路”或者“道路不通”,但是至少可以说是“道路阻塞”或者“道路不清”,因此在研究如何修建我们中国民主化的“道路”问题上,我们得象古代先知们那样的站在高处大声疾呼:“修平民主的的道”!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对于目前民运队伍中所出现的这种迟滞不前的局面表现出麻木不仁的态度,怎么能够完成中国民主化运动所赋予我们的任务哩。

(2)什么性质的问题?

民运之路的海外与本土结合的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是确值得我们商榷的;商榷中,我们如果能够寻找出民运问题之结症所在的话,那么解决问题的希望就有可能随之出现。但是同其它问题一样,语言学意义上的“道路”是一个形容词,这个词所要表示的东西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路”究竟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因此,把这个问题要阐述清楚是需要费一番功夫的,也不是一两的人的智力所能够解决的。就针对或者一点,我认为要能够有价值的研究这个问题,就得需发扬集体的智慧,弄清楚海外民运的一般的历史,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上讨论和谈论问题,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事论事发表意见,我看是没有多大的价值的。

如果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作一个大概的鸟瞰,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目前居住在海外的民运人士大都是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自由化运动中的“异见人士”,80年代末的中国大学生运动中产生的许多人领袖人物在“逃亡”后也加入了这样的群体。因此这个群体有一个集合意义上的反对专制独裁的性质,就是这样的一点决定了他们这些人在中国民主化的运动中变成为一种多少具有“职业”性质的民运人士。如果认为民主运动有一个反对共产党专政的内容的话,那么肯定这样的群体站立在坚决的“反对立场”之上是用不着强调的,但是民主运动在反对共产党的任务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建设中国民主制度的职责,那么这样的职责对民运人士的要求就不止是反对共产党的行为所能够担当的。说实在的,在如何实现中国民主化这样的事情上我们不但要每个说出什么样的东西在防碍民主,而且还要指出我们中国人民只有怎样才能够实现民主。当然,在这样的说明中是绝对少不了我们民民主化与我们民族的民主革命历史的关系与联系的。这就是说,我们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摆脱“历史创造者”的角色。

所以别的不说就凭我们自己在中国民主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来看,我们就已经是一个新的中国之路的修建者了。但是这条路是中国过去时间中所发生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之路的继续,还是一个从我们开始的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立创造到底是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澄清。如果认为答案是前者,而不是后者,那么问题就要被我们想象得复杂得多了,因为要弄清楚这样的问题我们就需要对于过去和今天的路的情况有一个大体上清楚的认识和理解,以至于我们就有可能掌握其间的差别和差距;要不然,我们只能是一个稀里糊涂的人,何谈是中国民主之路的建设者。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海外民主运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脱去“异议运动”的“皮”,在很大的程度上它仍然是一个“异议运动”,这和中国民主运动——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它完全是一个人民的运动——有着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性质”的差别,因此,这样的两条性质不同的路如何用一个民主的东西贯穿起来,实在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全世界的民主化潮流如此的强大和如此的势不可挡,中国人民的不满是如此的加剧和高涨,但是民主的运动却迟迟地走不出低谷时期——这的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要叫我们民运人士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如果不是说“中国人素质不高”,就是说“几千年封建主义文化根深蒂固”,要么就说“共产党最会欺骗人”,反正一句话,我们能够说出的都是我们自身之外的原因,很少留意自身的原因。在这篇文章中,我发表的意见不属于“外在原因”,而主要是我们自身方面的“内在原因”。因此,在我的意见中诸如“中国人素质不高”、“传统文化毒素很大”、“共产党残酷狡猾”等等问题都似乎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民运人士有没有组织人民运动的能力和具备不具备领导人民运动的本事以及可以不可以在政治上给中国人民指出方向。我认为只有回答和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化运动出现的迟滞局面才有可能被打破。

(3)影响“结合”的几个问题:

一、知识分子的清高:

就出身来讲,民运人士并不都是知识分子,但是当这些人在上一个世纪的“异议运动”中出名之后,他们的言论所带有的知识特性慢慢地使他们自己转向为知识分子。把这样的现象同“异议运动”中知识分子居多的现象联系起来思考,这些人被我们归类在知识分子的门类下一点也不错误。正因为如此,由这样的人们所组织成的队伍充满了知识分子的气息就很正常,一点儿也不奇怪。所以如果仅仅就这样的现象我们来分析民运中的问题,已经具有了20多年历史的中国民主运动至今还未脱去这张历史的知识分子之“皮”,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肯定的讲,民主运动在早先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运动有一个自然的原因,那就是任何一个专制的制度都有着同知识敌对的本能,因此在专制体制中知识分子对专制独裁的感触是先于普通人,即使在一般情况下知识分子对于专制独裁的压迫是敢怒不敢言的,也不能够否认这一点。特别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专制情况下,知识分子们的有关痛苦的感触就更是强烈。除过这些一般的原因而外,中国情况的特殊的地方还在于前毛泽东时代曾经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一种“全面改造”的政策,“改造”中知识分子事实上被作为一个消极的阶级受到了精神和思想上的歧视,如果说后毛泽东时代这种情况有了改变,那么为中国知识分子阶级“摘帽脱冕”的“新政策”导致了长期受压抑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活跃就成为一种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在邓小平那个有限度的、非毛化的“改革开放”政策中,统治们在表面上要想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言论方面的一些自由的做法鼓励了知识分子的非毛情绪,于是邓小平为代表的那些当权派们不愿意自己说出却又希望别人说出的话,就由中国的知识分子说出了;如果说这样的言论行为为而后的中国民主化运动提供了发动的契机的话,那么此而言,中国民主运动在这个短时期内表现出知识方面的进步却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中国民主化运动被许多人误认为是知识分子的运动就是一种错误,今天这样的错误在我们民运人士的队伍当中,也没有受到认真的对待。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竟然以为民主的言论的最标本的就是知识分子的言论,于是,推进中国民主运动的事情往往被人错误的解读为知识的进步。如果说同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一样,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个在社会上追求独立不羁的自由的话,那么政治上“天马行空”式的自由就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问题。对于打破专制独裁那种“万马齐喑皆可哀”的一统局面来说这种自由是可贵的,它藐视人间的任何权威,把人的精神自由推到了极端的地步,不能说不是一桩好事,但是在民主的局面已经形成的情况下,这种“天马行空”式的自由不足于组织民主的队伍的事情是用不着我强调的。

但是同世上的任何事物一样,这种在民主化运动初期阶段发生的自由若在民主运动的中期依然如故地被维持着那也就说不到好处去的了。目前中国民主运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组织中国社会上广泛而又普遍存在的民主的因素,把社会上各个阶级、各个民族和各种人对民主的诉求组织到一个伟大的政治运动中去,所以它是一个“行”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说”的问题。正因为情况是这样,民主运动发展到今天已经远远地超出了“阶级”的局限而变成为一个“人民”的运动。如果说在这期间知识分子还是要保持在运动初期的那种态度和行为模式的话,那势必会落后于形势。民主的真理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不是象在18世纪那样是一种“讨论意义”上的真理,而完全地变成了一个“实践”上的真理,因此,那种把民主的真理当成18世纪的那种理论来宣传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因此,我们的民运人士若还站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上,用18世纪的哲学家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或者见解,显然是不识时务。去年,我写作的《18世纪与我们》的那三篇文章已经说到了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们无妨去翻一翻。

与此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民运队伍由此而产生了一个很不好的倾向就是:许多的人以为自己在推进民主运动的过程中只有达到了“专家学者”的水平才算是到家,其实这是一种误会,误会的结果导致了如下的现象的大量发生,即站在了“专家学者”的立场上他们对民主的运动作出了不同的理解;在这种理解中,民主的运动不是人民的运动或者公民的运动而是知识分子的运动就是其中最为错误的部分,所以在这种错误的思想的指导下,民主运动应该保持知识分子性质上就自不待言。我的看法是,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纠正的话,那么用知识分子的心态来解释民主运动就成为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问题就恰恰就在于这不但不是民主正常现象,而且是反常现象。在这里。如果我们认为民主的运动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精英们的运动,那么我们就没有心思来鼓励人民参与运动,我们就一心的想着它应该怎样的运行在非人民的层面上,于是,能够集合在海外民主运动旗帜下面的人就寥寥无几的了。就靠这么几号人,我们想着要“推翻共产党”,不是痴心妄想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运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上几个很有名气的知识分子的观点从过去的民主革命的历史中去不正确地寻找“经验”,那么我们对人民的运动和人民的行为冠以“乌合之众”的名词也就顺理成当的了。

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作为民主运动的发动者或者策划者,却对运动表现得一窍不通就十分的自然,我们不知道民主的力量只有存在于运动之中它才不会消失,我们也就不了解正是民主的运动才是民主的力量的产生者,最严重的是,我们放弃了运动而谈论民主,那么民主运动对于我们来说,不就是变成了一种笑话的了?海外民运的20年现状本身就最好不过的为我们提供了如下的说明:如果说目前流亡在海外的民运人士是中国的“精英人物”,那么这些多的“精英人物”聚集在一起,为什么至今连一场民主的运动都发动不起来呢?

二、过去的不幸群体的复仇意识:

目前在海外民运队伍当中,过去时代里的那些被长期地划为“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子女的人占了一个相当的数量,虽然我们对这样的数量作不出科学的统计,但是可以大略地估计一下的确为数不少。谁都知道上述家庭出身的人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时期吃了不少的苦头的确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在批判共产党专政的民主运动中,为这些过去的不幸群体所遭受到的那些不幸而辩护肯定是民主行为的一项内容,也是人类所有正义事业必须要进行的一种政治清算,只是这样的事情如果作得过头了,它就会同其它事情一样的会产生出负面的效应。

共产党统治有一个“阶级”的内容,这个“阶级”虽然在理论上说是指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种“阶级”,其实呢,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操作中它完全变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贫与富”的差别,于是,实践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就事实上变成了“绝大多数”贫穷的人对于“极少数”富人的斗争。在这样的斗争被人为地“升级”后,它就等于煽动了人性之火中的那种原始的仇恨意识。当这样的意识在被现代社会的“阶级与阶级理论”所鼓动时,共产党社会所赖以奠基的“石头”就最后的安顿下来了。今天我们在要“拆毁”共产党社会的这种政治建筑时为过去时间中那些饱受欺凌的不幸的人和他们的后代伸冤实在是一桩非作不可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实际操作中变成了如共产党当年的那种“变天”的事情,那就远离了民主的本意。可是这种远离民主本意的行为在海外民运队伍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民主运动走偏了方向。

我不是说在我们民主的队伍里,我们大家用“一腔的仇恨”反对共产党就不好,而是说我们反对共产党的行为应该被定位在科学的水平上,并且要有科学的意义。这样的说法丝毫都不否认在过去的时间中,哪些在共产党政治压迫中深受其害的人对于共产党的危害性的体会比哪些没有亲身经历过具体斗争的人要深刻得多,我也不否认这些人对“推翻”共产党专政有着其他的人所不能够比拟的劲头和力量,但是,如果认为所有这些人就是我们民主队伍的“中坚”的话,那么,我们的队伍就干不了大事,就没有能力可以打垮共产党专政的。作为仇恨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一种政治力量,我们的确是存在的,只是作为建设中国民主的力量我们就表现得不足了,特别是在今天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想要叫13亿中国人对共产党抱有同我们自己一样的“一腔仇恨”的话,我看民主的运动是指望不大的。民主的运动和反对共产党的运动固然有交合之点,但是这两个运动总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运动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的。

其实,我们只要对共产党的坐大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那么我们就会知道在20世纪30-40年代住在了延安土窑洞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在“长征路”上要把他们赶尽杀绝的中国国民党也采取了消弃前嫌、不记旧恶的态度,竟然在“我们都是中国人”的这个话题上唱出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亲兄弟”的调子,从这样的事情中,我们若还得不出自己的经验与教训的话,那么我们用“一腔仇恨”的方式来反对共产党,是不是就符合民主的精神,我看是大有研究的必要的。如果说民主的精神有一个宽容主义的意义,那么在推进中国民主化运动方面,我们努力实现历史谅解主义的行为就不光表现了我们的政治宽容,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行为有利于我们组织中国民主的伟大队伍,要不然的话,我们只把那些在过去的时间中受到了共产党“阶级斗争”之苦的满怀“苦水”的人组织起来,我们成得了气候吗?现在民运队伍中出现了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即谁要使骂共产党骂得最得劲,谁似乎就愈民主,在民主运动中谁似乎就愈可靠。最近围绕《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的文章所进行的宣传这种风气就非常的突出。中国民主运动是一桩伟大的事业,我们绝对不能够把它看成是一个消极的政治运动,也不应该把它定位在消极的水准上,这是我们民运人士应该把握的一个要点。

三、国外民主理论的生吞活剥:

影响海外民运与本土相结合的又一个原因也与我们这些在海外流亡的民运人士在学习民主理论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关。就通常的情况而言,我们大部分人都居住在民主的国家,这些国家中的民主思想与民主理论当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我们最容易接受的东西,用“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样的话来解释我们的境况是最好不过的了。

我们如果对中国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历史作一个大概的回顾,就会发现它是学习西方民主国家的结果。因此,就大的方面着眼,我们今天的民主运动仍然处于学习的阶段也没有理论上的错误。问题就在于学习这样的东西有时候非常的复杂,弄不好它会滋生出许多的意义,其中不乏意义的冲突。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共产党革命也是学习外国的结果——这一点谁可以否认呢?由此联想到我们今天的民主运动,我们应该在学习的问题上抱一种高度的警觉不就是理所当然的吗?

国际民主社会是一个精神上政治上多产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所出现的学术繁荣为民主思想和民主理论的多元化生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因此在这种条件下所发生的学术进步现象是其它的未民主化的国家所不可能“全盘接受”的,于是,一个有选择的学习上的问题就必然很突出。不注意这一点,不研究这样的问题,我们还是象20世纪上半叶那样的主张学习国外的经验,我们就领导不了中国民主的潮流。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在所谓的学习之中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就是我们自己一方的问题,如果说被学习的东西是民主的话,那么学习者自己对民主的理解和民主存在于民主国家的情形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于是就发生了民主的沟通的问题。当然,这样的学习如果是初期的或者第一次的,那么学习行为所关乎于学习者一方的问题似乎就比较的简单,但是学习的行为一旦具有了历史,情况就完全的不一样了,特别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的学习行为如果还是停留在20世纪的水平上,那就非常的落后了。

在过去的民主革命的时代中,我们中国人学习西方民主大体经过了两个不同的阶段,这两个阶段中我们所积累的经验已经不可能用“小学生”的水平去解释了,我们的学习已经由“了解”型的变成了“研究”型,因此,我们的学习就不能停留在学习书本知识和相成知识的基础上就非常明显。在学习问题上。我们得需要有自己的东西,而这样的东西必然出自于我们自己的创造。所以,在当前的民主运动中,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东西。但是遗憾的是在我们目前的队伍中,我们许多的人对这样的问题掉以轻心,认为民主的行为就是“吃别人嚼过的馍”。于是,“中产阶级论”、“精英论”、“非暴力论”、“条件论”、“文化论”等等西方最时兴的理论无不被我们奉为圭臬,认为这是指导民主运动的不二法门。

四、人民的缺位:

上述三个问题集中到一点,那就是民主队伍中出现了轻视人民、藐视人民或者无视人民的缺点,这样的缺点如果不及时的得到纠正的话,那就会影响民主运动的进程。在过去的时间中,中国民主运动虽然也曾经表现为学生运动(1989年),但是这个运动要能够最后的成功就必须发展为人民的运动。正因为情况如此,我们在研究民主运动的前景和问题时,就免不了要提出人民的问题。在过去的时间中,人民这个概念曾经被共产党的政治欺骗伎俩糟蹋得不象样子,于是,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就认为人民这样的东西就多余的了。如果在我们的思想深处认为人民是共产党制度和共产党政治运动的主要参与者,那么,我们对共产党的批判行为就无意或者有意的同对人民的批评连成了一片,结果就铸成了我们的错误。

因受篇幅的限制,我不可能详细地论述这一点,准备在以后的文章中作以专门的论述,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是大概指出我们如果因过去的时代人民这个概念欺骗了我们,我们就应当抛弃它的话就犯了大错误。在批评和批判了共产党在人民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之外,我们一定要在人民的问题上形成民主的理解和见解,决不允许把人民这个概念所包含的价值否定掉。民主如果不是建立在人民广泛参与的基础之上,那什么叫民主就不得而知的了。民主和自由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民主的内容一定要包括人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没有这种参与民主制度就无从建立。就此来认识和批评中国民主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作的问题就有了答案的了。

(4)“结合”——是技术问题,还是立场、思想以及情感的问题?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认为海外民运与本土的“结合”问题不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而是我们民运人士的立场问题、思想问题和情感的问题,因此,就技术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我提出的问题是如何转变我们的“异议者”立场、“复仇者”的思想、和“精英们”的情感,使我们变成为地地道道的名副其实的民运人士。

从技术上讨论上述问题,我们也许有不少的主张,譬如我们研究如何打破共产党的技术封锁,如何能够把民主的信息以最快的方式传播到国内,使国内的广大人民知道我们的情况,甚至如何在国内建立秘密的民运组织……所有这一切都在一定的程度要求我们作出努力,但是如果这一切都有一个技术上的保证,那么,“出”于我们之口的话能不能“入”于人民之“心”——这就是我所要关心的问题。不过就我们民运人士队伍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以为如果我们自身不能够实现上述的几个转变,那么人民不吃我们的这一套就是一个可以预料的事情。所以我们即使掌握了最先进的技术,民主运动的成功与否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目前,海外民主运动和国内的运动发生的脱节现象不是在一天、两天中形成的问题,有一个被外们想象的时间还要长的时间,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得需要外们作出一个相当的努力。但是,只要我们重视了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当成我们在民主运动的道路上所遇见的一个大问题,那么,我想解决它的时间就会为期不远。当然,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中,也许会出现多个方式和多个方法,至于说在多个方式和多个方法中,哪个是最好的,这就不是本文关心的问题了。借着《议报》编辑所出之题目,我就说了这些话,可能有不妥之处,希望大家批评。

200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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