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政治批判的两种分类和两种价值之评判
04/13/05    武振荣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1799

(1)

 

如果我们要研究人,那么我们首先得对人进行分类,分类的结果就产生了男人和女人,但是这样的分类虽然严格,也还是囊括不了全部的人,有一种两性的阴阳人就是例外,既不能归在男人内,也不能归在女人内。在过去医学不发达的情况下,这样的人就只好凑合着过,当个不伦不类的男人或者女人,可是现在医学的发达已经可以改变他们的尴尬,手术可以使他们同正常人一样的归类到他们喜欢的性别中去。这就是分类与问题以及问题的解决的简单例子,从这个例子所揭示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推及到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批判问题,也许会收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政治批判也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文学式的批判,一类是科学式的批判,这种分类当然谈不上严格,但是用它可以解决我们在政治批判中已经遇到或者已经出现的许多问题。目前中国民主运动所进行的政治批判主要的是文学式,因此这种批判虽然对于揭露共产党的阴暗面有着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批判的价值的确是有限的。在这种批判中,共产党头头是妖魔鬼怪,共产党社会是群魔乱舞,共产党天下是魔鬼的世界等等情况合一而论,都不过是说明了它的“坏”。在这样的“示坏”性的批判中,你要寻找到13亿中国人民的角色是什么就比较困难,无论怎么说,当这种批判在已经变成为我们政治批判的主导方向时人民就只能是“小鬼”下面的“小鬼”。

 

如果我们对于文学式的批判有一个初步研究的话,那么,这种批判的价值的分散性我们就应该注意到,因此,当我们政治批判目的是为了组织民主运动的时候才发现它是不够用的。行使文学式批判的人的身份一般都是“诗人”,批判所产生出的意义和价值也是文学式的,我们要把它组织到民主的政治运动中去,是要花费一番功夫的。今天,尽管我们大家不都是文学家,但是谁都知道文学之价值之于个人是一种因人而异的东西,根本就没有一个统一性的东西。有多少人读《红楼梦》就有多少个“可能的红学家”,而一个“红学家”和另一个“红学家”的意见也可能是完全冲突的,有多少人读《西游记》就会有多少个对孙悟空、唐僧的不同态度和不同的感受,而每一种的感受和态度都是可以自成一体的。就此去理解政治批判的文学式意义,它不足以组织民主运动的事情是用不着多说的。

 

我上小学的时候(50年代年下半叶),语文课本上有一课叫《小蒂尔》,是一位美国黑人诗人的作品,讲的是一个名叫小蒂尔的黑人儿童被白人主子杀死后,将尸体用带刺的铁丝捆住沉在河里的故事。我们的语文老师在讲解此课时,就从这样的悲剧性的事件中告诉我们:美国这个国家是真正的一座“人间地狱”,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黑人就等于生活在地狱之中。当然这首诗不是中国人的作品,是美国人的,所以对它做出的解读完全可以说这是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看法和感受。显然已见,这种看法和感受是真实的,小蒂尔诗的创作也可能有一个真实的“人物原型”,因此站在文学批评的角度讲,内战前后的美国是“黑人”的“地狱”就是诗要揭示的价值。但是这种诗的价值和当时的美国社会的一般的政治价值完全不同是用不着说明的事情,因此,要用诗的价值去应对政治的价值,显然是不对的。所以你站在政治批评的立场上说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的美国也是“人间地狱”,这就于“事实”有了很大的出入。这例子就是说我们在批评或者批判一个社会时,诗的方式的价值和一般的政治科学的方式的价值是有巨大差异的,因此,分析这两种价值的差异,就是本篇文章关心的问题。

 

现在,中国民运队伍的状况是:政治批判的文学式过多,而科学式批判不足。因此,我们的批判即使被认为是很了不起的,这样的批判也还是无助于组织民主的运动。民主的运动是一个反对专制的运动,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反对行为要行之有效就必须成功地组织人民的队伍,在组织人民队伍的问题上,文学式批判价值之不足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了。因此在组织问题上,仅用共产党腐败的话题不是不能够组织人民,而是这个话题要能够发挥价值的作用就必须同人民自己以往的和现在的状况与历史联系起来。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科学的批判。科学的批判在这里事实上包含着人民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批判,它的功能要求人民以批判的方式在对待自己的历史和现在的时候,不只是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而是认真地检讨自己的行为在那些时期中的潜在价值,如果说这些潜在的价值在文学批判的方式中被作为“负面价值”,那么用科学的批判方式使价值“转正”或者“复原”就是我所论述的问题。

 

(2)

 

我小的时候,同我们陕西关中道农村的小孩在一块玩耍,如果遇见了旋风,大家就齐声唱道:“旋儿风,你是鬼,我用刀子戳你腿!”按照当时的孩子们的理解只要对这种“鬼风”发出诅咒,就可以战胜它,如果不是这样,一看见旋风撒腿就跑,那么就会中邪。现在,我们站在成人的观点上来分析这种事情就会发现,这也是一种批判,就字面意义讲,它是文学性质的,对“鬼”的诅咒事实上是对它的批判,在行使这种批判时,儿童们无形之中就立足于神圣的立场上。尽管是这样,但是这种批判的心理学成分却可以接受科学的解释,也就说一个对“鬼”发出的批判加强了儿童们从心理上战胜“鬼”的力量,于是一个心理上的能量的释放就实现了价值的创造。如果说我们可以就这样简单的事情发现价值和价值的构成的话,那么在民主运动这样的复杂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发现的价值就会更多,而不是更少。

 

我们中国人是在一个政治压迫和政治压抑的环境下生活的,因此,一旦有了一个自由的言论环境,我们对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制度的的那一腔怨愤就会象火山一样地爆发,于是,我们批评和批判的性质就脱离不了文学的性质也是一个十分自然的问题,用上一个世纪80年代的“暴露文学”、“伤痕文学”的模式去解读我们的上述行为,我看是再好也不过的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的“暴露”和“揭露”行为长期停留在这样的阶段上,那么我们就只能是“异议人士”。按字面意义理解,“异议人士”是“言论”中的人,其行为是“说话”,但是民运人士是“行动”的人而不只是“说话”的人,其“说话”的目的是为了“行动”,因此批判的目的如果不是为了更好地组织民主运动,那么,这种批判的价值就值得怀疑了。

 

在这里,我并不是说在民主的运动中文学式的批判就不重要或者不好,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文学式的批判虽然有利于对共产党制度和共产党人的揭露和讽刺,却不利于民主运动的组织和发展,特别是当我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水平在一个长时期内如果保持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走出目前的困境,世界民主化潮流这样的有利于中国,中国人民的政治不满也早就形成了革命之势,可是专制的僵死局面总是打不开,我看原因还是从我们自身寻找的好。

 

要说明上面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先讨论一下文学式批判的一般特点。文学式批判有一种隐喻式的性质,这样的性质的东西总是存在着一个因人而异的特点,很难在政治的生活和政治的实践中形成为一种可以直接地运用于政治运动的价值。因此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简单的把文学式批判的价值“移植”到政治生活中或者政治的领域,那么就会发生价值之滥觞。譬如,我在上面所谈到的《小蒂尔》那首诗的情况来说吧。在南北战争时期,美国非裔人的遭遇的确是悲惨的,《小蒂尔》诗中即就是缺少一个真实的人物原型,也不会对诗的价值构成主要的威胁。职此之故,站在文学批评的观点上认为这个时期的美国社会是一座“人间地狱”,不失其为价值,但是如果站在科学的观点上,把已经具有了民主性质的美国也视之为“人间地狱”,那么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逃脱被判定为“人间地狱”的可能。因此,人们如果站在政治科学或者社会科学的观点和立场上,美国社会的民主性质是容不得否定性判断的。

 

上述的例子如果推及到其他的方面,我们便可以发现文学式的批判如果不加限制地直接被组织到政治的生活中,也同样会造成价值的破坏。在这个方面,我们中国人的教训已经是很多的了。譬如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毛泽东从吴含的《海瑞罢官》的戏剧中发现了此戏“影射”1959年共产党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从而对它“开了刀”。现在许多人认为毛的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但是却不知道到底错在了哪里?公平的讲,毛泽东的这个方式是文学式的,就文学式批评来讲,毛的方式并不错误,这样的方式从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关系不大或者毫无关系的事物之中发现“蛛丝马迹”式的关系,是文学式批判的特征之一,所以,毛泽东的“错误”不在于他行使了文学式批判,也不在于这种文学式的批判是“捕风捉影”,而在于毛泽东把文学式批判不加限制地滥用到政治的领域,并且在政治批判中直接地运用了文学批判的方式,从而造成了共产党自己的一场“内乱”,在“内乱”中和“内乱”后,共产党中央的道德地线就完全的“崩溃”了。这就是毛的错误,这样的错误是邓小平的方式所寻找不出来的。

 

在这里,文学式批评的价值并不在于某一作品的作者的写作动机中有没有某种动机。譬如在红学的领域,我们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批判中国封建社会的作品,那么是不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一定同我们今天的青年人一样要具有一种反对封建主义的精神?情况并不就是这样,同样的道理,写作了《海瑞罢官》的吴含即使没有丝毫的为彭德怀翻案的动机和思想,但是他的作品可以使人很容易地联想起1959年的“罢”了彭德怀“官”的庐山会议却是文学方式的联想时常遇到的问题,且不用说这样的联想是文学社会功能的必然产物。文学作品和文学式的批评允许人们做这样的联想和发挥,因此文学式批判的方式如果不是简单地被“运用”到政治领域和政治生活中,那么不会造成价值的破坏。对这样的事情如果还要做进一步的分析的话,那么,我在离开中国的前夕,在逛书店时发现了一本论述电影作品的书,其中有一位美国的批评者通过对电视剧《米老鼠》的分析发现了作者通过“米老鼠”这样的卡通形象,向世纪宣传了一种“文化美帝国主义”的观念,这样的批评你能够说是错误的吗?它同我们上面所列举的那些批评不就是属于同一个类型的吗?你肯定不能够把这样的批评归之于“捕风捉影”。

 

我的意思是说对事物的文学式批判和科学式批判是两码事,在政治生活和政治的领域中,一定要做一个严格的区分,不然的话,把两种批判混淆在一起,就有可能坏事,在毛泽东、共产党那里是那样,在我们民运队伍中情况也有可能是那样。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我们有过痛苦,也有过欢喜,我们有过服从,也有过造反,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真实经历过的生活,这样是生活既可以接受文学式的批评,也可以接受科学式的批评,关键就取决于我们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政治上不成熟的标准是我们在批判问题上没有能力行使科学式的批判,而只会文学式批判。前些日子《大纪元》发表的“九评共产党”的文章对共产党所进行的批判,有点象“旋儿风,你是鬼,我用刀子戳你腿。”

 

(3)

 

在上面的议论中,我已经说明了文学式批判在批判者的身上所造成的后果是因人而异的,由此而出现的情况是批判者都立足于个人的感受而很少注意到意向和意志的联合之必要。就譬如说吧,我们把中国共产党当成了妖魔鬼怪一点也不奇怪,但是妖魔鬼怪对于每一个来讲,都可能是一个样子,要叫两个人的妖魔鬼怪的样子是完全一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当批判要求一个能够组织各个人的意志和力量的运动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力不从心。民运队伍的情况也是这样,现在,每一个民运人士都可能下意识的感觉到联合起来的迫切需要,但是,我们怎么也联合不起来的原因之一也与我们所行使的批评和批判大都具有文学性质。看不到这个原因,把民运人士中间的分歧都归结在道德方面,认为民运人士道德低下,这显然是不全面的。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在文学式的批判中,批判要激励的是个人感情和个人思想,所以,批判的价值被定位在个人主义立场上是一个自然的事情,与这样的事情有关的是我们反对共产党的行为也是个人主义的。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民主运动的性质和功能虽然也有着呼唤个人主义的内容,但是作为民主运动本身它却需要一种超越“个人主义”的组织性的因素,而这样的组织性因素却并不存在于文学式的批判之中,必须在科学的批判中去寻找。就这个意思来看,当我们的科学批判还处于幼稚阶段时就存在着如此严重的问题。对我们民运人士来说,我们的批判必须是与“个人批判”完全不同的一种“人民批判”、“公民批判”或者“民族批判”,因此批判的性质也是个人批判所能够比拟的。譬如,你个人在过去的时间中若是一个被戴上了政治“帽子”的“五类分子”,那么你对过去的时代的感受和普通人肯定是不同的,我相信你的感受肯定和我上面所说的《小蒂尔》的诗所要表达的“人间地狱”式是一样的。在海外很流行的《往事并非如烟》一书就是如此。但是,这样的批评和批判如果是要使我们中国的13亿人都能够认同,并且在相同的感受的基础上去组织民主运动,我看是没有多少指望的。如果说民主的运动主要地是要组织普通人的政治参与,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普通人对过去的时代的感受是什么的问题就很重要的了。情况若不是这样的被我们理解的话,那么我们以为每一个中国民运人士都应该象过去饱受迫害的“五类分子”一样,那么,民主运动同过去前毛泽东时代的“忆苦活动”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在共产党的“忆苦活动”中,绝大多数人有“苦水”可“倒”,那么,在我们的民主运动中,真正能够“倒”出“苦水”的人我看无论如何都不可以说是“绝大多数”。

 

再则,两种批判的又一个区别还在于文学式的批判隐蔽着自我,而科学式的批判的目的是要表现自我和突出自我。在前一种批判中,自我是一种不出场的东西,它同被批判的对象保持一种松散的关系,被认为是“坏的东西”可以同批判者自己具有偶然的不确定的关系,因此,批判者的自我和“坏的东西”的关系也是“测不准”的,“改变”在这里有一个谁也无法着手的问题。就政治问题而言,谁能够有办法把南北战争时期的“人间地狱”式的美国改造成为合理与幸福的美国呢?《小蒂尔》的诗作者也未必有这样的思想和办法。但是在科学的批判中情况就有可能是另外的样子,科学的批判特别是科学的政治批判是要在批判的过程中发现自我、表现自我和突出自我,因此批判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批判者本人在批判中一定要质问和追问自我?就譬如说在过去的时间中,我们曾经相信“批斗”不幸的人(“五类分子”)是增强我们幸福感的一种方式,那么在这种批判中总结出我们自己的经验与教训,就关系着批判的质量高低的问题了。因此,我在写作《蒙昧时代人民史》的书稿的时候(1993年)就一再地强调人民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批判的问题,我认为只有这样工作的意义因不被我们忽视而进行得富有成效,我们的民主运动就不会走错方向。

 

最后,文学式批判的方式是嘲讽、揶揄,科学式批判却不必然是这样。在科学的批判中虽然也存在着嘲讽和揶揄,但是它的价值却要远远地超出嘲讽和揶揄。在这里,我们所说的科学批判是要整理出可以运用于民主政治运动之经验,所以这样的东西就不是文学式的批判所能够代替的。民主之政治运动不仅仅需要的是文学式的批判,而且是更加需要科学的批判,这种批判是要使批判的人民在批判中能够对自己在以往的历史中的作为作一种深刻的反省和认识,以求自己在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能够充当一个合格的人选。民主化运动如果被简单地理解为反对共产党的运动,那么,它的前途就不会光明,它的进程也不会伟大,恰恰是在这一反对的行为中预设着人民对民主的理解和由理解而产生的思想与情感。只有这样,民主化运动才堪称伟大。

 

明白了上述的道理,我们在分析和认识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可以把握得了的标准。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我们目前政治批判的水准就可以发现问题;问题发现之后,解决问题的方式就可以找到。情况如果没有多大的变化的话,我以为要提高我们政治批判能力的不二法门是把我们的批判紧紧地保持在科学的水平上。这样以来,一方面我们是历史中的人,另一方面我们又是现实中的人,历史和现实就这样的结合在一起了。

 

(4)

 

积极的批判不光是要揭示价值的毁灭,而且还需要发现那些潜在的价值和被忽视了的价值。因此,民主运动之于我们不仅仅是需要批评和批判共产党,而且是把民主的理解和由理解造成的积极因素组织在民主运动的进程之中。正因为是这样,中国民主运动就必须要在科学的批判中建立起自己的里程碑。

 

对比的看,文学式批判是一种“任性”的批判,在文学式批判中,“抓住一点,攻击其全部”是一项“战略”,可是类似的情况就不能够出现在科学的批判中;科学的批判是一种“事实”的批判,它要求批判不能够脱离“事实”而独立存在。在文学式的批判中,把一项“事实”用文学的方式扩大化,是符合批判的要求的,同批判的目的也相吻合。譬如在前毛泽东时代的“忆苦”教育中,“忆苦者”把某些事实扩大化,把他们要“控诉”的“地主老财”用人为的方式加以“魔鬼化”(刘文采就是它的标本)就是典型的例子。科学的批判容不得这样作,它要求批判者对批判的对象要保持一种科学的态度,不允许采用文学式的那种批判来代替之,因此在科学的批判中“事实”是被作为理解的东西而存在的,不象在文学式的批判中那样,它是作为一种“想象”的东西而发挥其作用的。

 

文学式的批判可以是否定的,批判者和被批判的对象不一定要发生某种有机的关系,但是科学的批判就不能是这样,它的目的不是否定的,因此批判的行为一定是要在“事实”的基础上整理出许多的关系。具体的说,在文学式批判中也可能不存在中国人民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或者说这种关系的问题可以用“人”和“鬼”这样的科学方法不能够“交通”的方式来表示,类似的情况就不能够出现在科学的批判中了。在科学的批判中,一定不能够回避中国人民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不但不能够回避它,而且批判的行为一定要寻找出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不光是历史的,而且它也是现实的。在政治问题上,文学式的批判表面看起来是很“激烈”的,其实,它缺乏赖以持久的因素,在批判的这阵风过去之后,它就留不下什么东西了。“忆苦”教育的教训的事情就在前面,我们如果不鉴戒的话,就太不明智了。古语说:“前车之辙,后车可鉴”。

 

如果说我们的科学式的批判是要整理出人民和共产党的关系的话,那么这样的关系用简单的方式来表述就是:50年代的服从,60年代的造反,70年代的反省,而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民主运动就是反省的产物,但是,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我们把反省以前的历史用文学式批判的方式一笔勾销了,从而使我们的民运人士所从事的中国民主运动的“小线索”脱离了中国人民政治发展这个“大线索”。于是,就形成了目前的情况。在今天,我们有些人还象“救世主”一样的用“救世”的口气象人民讲话,好象中国人民到今天还被蒙在鼓里,事实难道真是这样吗?

 

如果我们认真地分析一下50年代人民的“服从”,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服从”的行为之中所包含的那些复杂因素至今还是处在我们的批判之外,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大动乱”(1911——1949年)之后,中国人民对于秩序的渴望,对于幸福生活的想望以及被战争破坏了的民族国家的建性因素的寻找等等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同专制主义的东西搅在了一起,所以科学的批判在这里不可能是“全面否定”的,它即要批判专制主义的东西,也要保持人民发展阶段上的那许多的必须的、必然的历史因素。同样的道理,我们在分析60年代的人民“造反”运动时既要批判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阴谋,更要突出民主革命历史通过教育之后在人民当中产生的后果和发生的影响,这样以来,“枪杆子”式的民主革命在通过1966年的政治运动的“过滤”后所形成的“不拿枪式的革命”就体现了时代精神的进步。而所谓的“反省”不是说人民认为自己在过去的历史只是毛泽东的一个小卒,而是说在人民进步的那个阶段上的步伐也有着一个历史的限制因素,而发展也就是要冲破这种因素。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文学式的批判所能够完成和替代的。

 

(5)

 

正如我在本文一开始就说的那样,把我们民运人士对共产党的批判分成为文学式的和科学式的两种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是分类只能够大体上解决问题的性质决定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只能是相对的,有一些批判也可能是不能够归纳到两类中的任何一类的,但是这无妨大局,我们只要在大的方面理顺了关系,就可以改变目前出现的问题。最后我要说的是,科学式的批判不是要把我们人民和我们自己的过去闹成为一张“白纸”,好在它上面“绘画绣花”,而是要使我们自己的批判变成为我们政治进步和政治发展的有力武器。

 

200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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