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人士能干什么?可干什么?该干什么?
04/03/05    武振荣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8342

(1)问题及应答:

我们中国民运人士是在共产党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共产党对我们的最大的危害之一是我们接受了一种简单的思想和简单的思维摸式,因此,在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如果运用了它的话就绝无成功的希望。所以,养成对问题的复杂式看法以至于形成分析问题时的多元化思维模式,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在我们今天的民运人士队伍中,这种事情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我们往往是“简单主义者”。这样的错误如果不被及时纠正的话,民运的复兴是没有多少指望的。

(2)对本文中问题的“简单式”回答之模拟

如果我们运用“简单主义”的方式批评专制社会主义不好,那么,我们就会得“资本主义好”的结论,如果用这个“结论”去动员中国人民参与民主运动,或者说我们用它去发动民主运动,我看100年也不会成功。其实资本主义这个东西同世界上的如何事物一样,也有最坏的形式,而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环境中,这种最坏的资本主义就已经出现在我们的中国了,现在它已经被迫的我们中国的穷苦人“卖儿鬻女”了。基于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运用“简单主义”来对待本文中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会炫耀自己可以写出“最好、最公正的法律”,还可以证明我们能够写作出“最好的公民教育课本”和向中国人民提供“最先进的思想和精神”,我们甚至也可以向中国“贡献”出“最科学的治国大纲”……,一句话,我们可以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太小瞧中国人民的政治水平和政治理解力了,谁还会买我们的帐?

我们如果有一个历史的眼光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在中国共产党得势的那些年头上,共产党人正是运用这种“简单”的思想和简单的方式取得了当时刚刚从社会大动乱中(1919-1949年)活了下来的中国广大贫苦人民的“信任”,以至于人们把一种只有追求才能够拥有的东西当成了现成的不用吹灰之力就可以享受的东西。因此对我们而言,共产党人宣扬的共产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可以给人民“带来幸福”的教训如果不被吸取的话,那么,反对共产党的我们就有能够变成为“共产党第二”。

明白了上述的道理,我们在回到本文的正题上来的时候,对“我们能干什么”的问题就必须先来一个“排除”,就是说把那些本来不属于我们民运人士干的事情“排除掉”,以便我们能够集中精力干好我们自己“应该干”的事情。譬如关于中国的国家体制问题,到底是共和制好还是联邦制好?我们是扶正共和还是重建联邦?我看除了人民的“选择”和“决断”外,不存在制度本身的好与坏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我们民运人士的“武断”权利,尽管我们可以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自由地发表这方面的见解。又譬如,中国应该实行什么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国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法律?应该组织怎样的政府?以至于应当提倡什么样的宗教?宣扬什么样的文化等等的问题都应该被“淘汰出局”。在这样的问题上,作为“个人”,我们的确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才华,把那些在中国大陆不能够公开“拿不出来”的东西尽情地拿出来,但是作为“民运团体”、作为民主运动的整体,我们必须“放弃”它!

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就拿法律问题来说吧,一个不是出于人民的法律,它的如果不建立在人民广泛讨论和自由发表意见的基础之上的话,那么世界上最好的法律条文和法律文本,都可能是“坏”的,相反一个由人民制定的法律,即就是它很有缺陷,很不完善,我们却有理由视它为“好的”,我们也要为维护这样的法律而努力。在这里问题的焦点是:我们民运人士的“手里”和共产党人的“手里”一样都没有拿着世界上最好的法律,因此以为我们可以“取代”共产党为人民“制定”一个“好法律”的思想表明了我们对法律一窍不通。在法律上我们能够作的事情只有一点(不是有很多点),那就是在我们的努力之后,全国各族人民可以在一个自由民主的气氛中制定法律,而这样的法律反对一切人和任何人(包括我们民运人士)的越俎代庖!讲的清楚一点,我们的任务是为中国人民自由民主的制定法律创造条件,而不是我们本身就拿着“最好的法律文本”。同样的道理推及到经济方面、文化方面或者社会诸多政治问题方面,也是一样,不要认为我们同共产党人一样,可以给人民“带来幸福”。换句话说,在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宗教制度以及法律制度孰好孰坏的问题上,我们“民运人士”(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一定要持一个“折中”的态度,这就是问题的要害,不认识这一点,因为共产党人都是“傻瓜蛋”,而我们自己就是“活诸葛”,那么事情就会搞糟。

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的判断必须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最好的宗教”、“最好的经济制度”、“最好的社会制度”或者“最好的文化”,所有这些许多东西的“好与坏”,都是一个价值的判断,而并不关乎价值自身。要说我们同共产党人的根本的区别,这也其中之一。在共产党人得势的那些年代,中国人民还处于“蒙昧状态”,所以共产党人说自己“手里”拿着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大部分人就“相信”;分析人民“相信”的原因,除了共产党人诡谲(这是目前最流行的看法)以外,经历了近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大动乱”的折磨,从而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希望自己能够拥抱一种美好的事物,享受一种美好的生活的愿望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在批判共产党的同时,有价值的提出一种中国人民自我批判史,是我一直关心的问题。从上一个世纪90年代初,我动手写作《蒙昧时代人民史》的时候便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虽然我不敢说我在这方面已经有了“研究”,但是我可以说我的确是“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人民的自我批判史实际上就是“人民进步史”和“人民政治成长史”。无视这样的历史,而自以为是民运人士,那么我们就妄披了“民运人士”这张皮!异议人士或者自视“清高”的知识分子无视它,用鲁迅的“阿Q”式的笔法和柏扬的《丑陋的中国人》的方法去批评和谴责中国人,那是权利中的事情,是民主允许的,但是民运人士也起而效法之,那么我们算哪路人士呢?你相信“阿Q”可以搞民主运动吗?如果你今天还和鲁迅一样,还以为中国人民是“阿Q”,那么也你就同当年那个住在租界中的鲁迅一样,你能够搞民主的运动吗?你能够写几本书,这一点我承认,但是,你绝对搞不了民主的运动。

正如我在最近写作的几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民运人士一定要尊重人民,尊重人民对于我们来讲,不是一句空话,它体现在我们尊重人民的历史,包括人民不满意的那段“蒙昧历史”。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民主运动才可以形成为改变中国的潮流。今天,我们民运人士在改变中国现状方面毫无作为,也于我们自己的“异议”立场、“异议”言论和“异议”情感有关。“做一个民运人士”——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作起来难啊!

(3)我们到底能干什么?

在排除了上述我们不可以干的事情之后,我们应该干什么的问题就容易论述了。正因为如此,对“我们能干什么”的问题的最干脆的回答是:“搞民主的运动!”这种回答的的话外音是说:在法律上我们不是“专家”,在经济问题上我们也不是“内行”,在文化、宗教领域我们都称不上是“杰出者”,但是我们在搞民主运动的问题上应该说是“业内人士”,应该是“能干的专家”或者“内行”;可是直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哪怕一次政治运动也不是出于我们的“发动”。就以“89民运”来说吧,虽然在“发动”的意义上来说目前在海外流亡的民运领袖的确起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运动“发动”的那个时间中,他们这些人主要是以“不同意见者”或者“爱国者”的身份(而不是以“民运人士”的身份)对运动施加影响的,因此,虽然后来他们都变成了“民运人士”和“民运领袖”,但是当时他们用以影响运动的东西的“异见性”是不可以否认的,所以回过头来说,那场伟大的运动其所以失败,这它是原因之一。

如果说民运人士的“专业”要求我们要“造就”民主运动,那么,我们目前的处境就很突出的了。在20多年的时间内,我们中国民运人士没有能力“创造”民主运动,也没有兴趣去“发动”人民,只习惯于在海外摇旗呐喊,算得什么民运人士?民主运动发展到今天,有的人竟认为民主的任务是“揭黑”,那么我们岂不变成为“揭黑者”,其实呢?我们虽然有“揭黑”的任务,但是我们却是中国民主的“光明使者”,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民主的“光明”照亮中国人民的“心坎”。正如我写作的《民运现在处于什么阶段?》的文章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即使不腐败,我们也还是要搞民主的。

“搞民主运动”这样的概念太宽泛了,所以我们必须“界定”它或者“限制”它,于是在“运动”这个词的前边我们应该加上“政治”二字。这就是说我们要“搞的运动”不是“文化运动”,不是“经济运动”,也不是“社会运动”,而是“政治运动”。用“政治运动”的方式去争取民主——这就是我们同“传统的民主革命者”们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能是“拿起笔作刀枪”、拿起“权利作刀枪”而不需要重新走共产党的“拿起枪杆子”的道路,当然,这样的思想和主张并不意味在需要人民拿起“枪杆子”的时候我们拒绝“枪杆子”,所以,我认为作为中国的民运人士,不应该一律都是“非暴力主义者”。就此而言,在我们的队伍里,大家可以研究“非暴力主义”,也可以提倡“非暴力主义”的精神,但是要我们象甘地那样在中国再搞一次“非暴力抵抗”运动(如89年大学生“绝食”饿死自己的方式)我们就没有理由表示赞成。要知道我们所说的政治运动是介于“暴力”与“非暴力”之间的抗争形式,它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暴力主义”,也不是纯粹的死板的“非暴力主义”。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我们一相情愿中的事情,它是由我们民族近100多年以来的民主革命历史和民主运动历史决定的,不是出于我们的“自由选择”。在这里我们是我们民族历史中的人,所以我们必须继承我们民族的历史遗产!忽视或者漠视这笔民族遗产,我们要搞中国的民主,非愚即妄。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最近有一句话说得很中肯:“我们是一群积极推动历史进步的人,但历史并不是由我们来安排和选择的。世界和中国的形势走到今天这个样子,自有它的必然规律和偶然原因”。

(4)我们的答案:

刚刚闭幕的中国民主运动2005年澳大利亚大会所发表的《中国民主运动白皮书》向我们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你们说共产党不行,你们能行吗?你们能拿出一套治国的方案吗?有头脑的人一再这样问民运人士。”在这里我和《白皮书》的作者秦晋一样的认为我们的确一再面临着“有头脑的人”的上述发问,但是,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方式并不是我们能不能“拿出”“一套治国方案”。我以为我们为要“拿出”这样的“治国方案”而使我们自己变化为“治国专家”就走偏了路。我们真正能够“拿出手”的东西只能是“民主的运动”,我们的“治国方案”只能够“出于”民主运动,而不是由我们集合一批“专家学者”草拟出一个天衣无缝的“治国大纲”或者“治国方案”,然后由人民去“通过”。如果这样,我们同共产党就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了。

在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发展经济,如何制度法律,如何发扬我们中华文化的光荣传统方面,我们民运人士虽然完全有理由和有能力“拿出自己的东西”,但是孰我直言,这样的东西也只能是平平常常的,绝对不会新鲜到人民一看就说是“好东西”的程度,在人民智慧和人民思想遭受压抑和压迫的情况下,“太阳底下”是出不了“新鲜事物的”。在这里,民主运动的任务是“解放”人民,让人民在自由和民主的情况下讨论和制定“治国的大纲”或者“方案”,然后在诸多“方案”中依据人民自己的偏好和喜爱用法定的方式选择出“比较好的”。从理论上讲,我们拿不出“最好的法律”,在现代条件下,如果法律不是人民制定的,那么“最好的法律”和“最坏的法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有能力可以拿出一个“一鸣惊人”的东西!这个“一鸣惊人”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民主这个东西本身也是一种极其普通的事物,我们把它当成一个“高智慧的产物”,只表明我们对民主的无知。在100年前或者200年前,民主也许是一种“高智慧、高智商的产物”(如美国宪法制定时期),但是在现在,特别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它如果还保持着如此的特征,谁还敢声言自己能够拿到民主呢?普通人不相信自己能够拿到民主,什么叫民主运动不就是成为一个问题吗?

民主的思想认为“最好的东西”存在于人民之中,如果对这一点持怀疑态度,就不能够算是民运人士。从理论的角度讲,民主要能够成为一种“科学”,就必须把“最好的东西存在于人民之中”的命题当成一种“假设”,而民主的“科学体系”就建立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之上。“专家学者”和民运人士的区别就在于民运人士要为所有的中国人(包括“专家学者”在内)能够自由的“拿出”自己的东西搭建一个公平的“舞台”,而不是他们自己就非得要在这个“舞台”扮演各种“主角”。

“我们能干什么”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我们可以为每一个中国人自由的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和自由的实现自己的政治表现创建一个民主的制度!这样的诉求在今天,只能够运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才能够达到。过去为了实现民主,我们曾经有过暴力革命、经济的运动、文化的运动或者社会的改革,但是现在看来,这些运动如果没有一个伟大的政治运动作为人民的总诉求的话,民主是不会成功的。因此未来的民主运动应该由民运人士造就就是最普通不过的道理。如果不是这样,你把那许多的我们民运人士根本就作不到或者办不成的事情“包揽”在我们身上,我们不就是变成了共产党式的“万金油”了吗?这些由胡温领导的21世纪的“中国式万金油”不正是宣布自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代表”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吗?鬼才信那一套哩!质言之,我们民运人士好象是一块“磨石”,我们的作用是“磨”亮我们民族智慧的“宝石”,让它闪闪发光,而不是相反,亮出我们的“宝石”,让人民“傻眼”!

2005-4-1


This article is archived on 05/22/2005 from: http://cdjp.org/gb/article.php/3112 It may or may not be still active at its original address. Pictures may not show correctly on the archived p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