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人士更需要学习民主
03/25/05    武振荣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1631

民运人士需要学习民主吗?

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是:“不仅需要,而且是更加需要!”为什么会这样呢?俗话说得好,“打铁先得本身硬”——道理就这么简单,但是我们对这句话作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同任何事物一样,简单的道理有时候却包含着很复杂的内容,特别是在现代条件下,情况就更是如此。现代生活要求人们一定要努力摆脱简单思维方式的束缚和简单思维模式的影响,以便培养一种能够适应多样化事物的多元化思维。本文要涉及的民运人士的学习问题也就属于这一类。

目前,在我们许多民运人士的看法和想法中,我们只要是反对共产党就是“民主的”,其实这样的看法也说不上有什么错误,只是它是站在了民主最低水平线上的看法。在这样的水平线上,任何人——不管他是谁,只要他反对目前共产党专政,那么他们的行为都可以被看成是“民主的”,因此在评判这种“民主的”的行为时并不存在此种行为“水平高底”问题。就以法轮功反对共产党行为的例子来说吧,我们便会很容易的看清楚其间的道理。法轮功作为一个民间气功组织,其信众之所以走上反对共产党的道路,原因很清楚,共产党在1999年6、7月期间对他们的在中国各地的活动采取了一个错误的、专制的评判,在此评判中,法轮功组织和中国那时的政治反对派组织一样的失去了公开活动的自由。与此相应的是,政府以专制的权力介入了它不应该介入的那种裁判活动的后果是,由此而引起了政府权力的进一步专制化。就此而言,广大的法轮功信众反对共产党政府的这种专制裁判行为,争取自己象1999年以前那样的在中国大陆的“合法存在”的行动的确是一种“民主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是不是要求法轮功信众在政治上一定要达到一个“高度”?我看是不一定的。这也就是说,法轮功信众站在气功组织的立场上享有同我们民运人士一样的反对共产党的政治权利,此种权利可以说是“天赋人权”,是任何一个处身于政治压迫境地的或者受到了不公正政治待遇的人都可以享有和运用的。与此相应的是,在运用这种权利的时候,对普通人来说并不存在一个“学习”的问题。

但是上述情形如果发生在我们中国民运人士队伍中间,问题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认为民运人士应该和法轮功信众一样不是“政治中的人”,“不搞政治”也可以使中国民主化,那岂不是弄成了笑话?可是,我们还是不笑的为好,因为在我们的队伍中间,就有一些人把这样的类似于笑话的东西当成了真理,并且乐此不疲地鼓吹之。按照这些人的上述看法,民运人士在搞民主的时候,似乎也不存在需要学习民主的问题,民主对于他们来说好象是一个“当然”式的存在。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仅仅是我们中国民运人士政治上的一个出发点,仅此而已,再就没有任何意义,任何一种在“出发点”上增加意义的行为都是我们应该全力以赴反对之的事情。

民主在我们的手里同在任何人的手里一样,肯定有一种“当然”式存在的意义,这一点,我并不否认,情形正如我们在一个普通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所发现的那样,他们的确是“不想搞政治”的,也没有为中国人民建立民主制度的愿望和思想,一心只想着要炼功,“强身键体”,但是共产党的取缔法轮功的做法把他们逼上了“反对”共产党的境地就使他们的行为产生出了“当然”式民主的色彩,就靠着这一点“当然”式的民主,他们在反对共产党的事情上可以作得很出色已经是一个事实了,但是问题恰恰就在于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如果只知道反对共产党就等于民主,那么就有可能坏事了。因为在中国,民运人士是政治人士,如果说政治人士“不搞政治”那岂不是自相矛盾?再则,在政治上,民运人士应该说是“业内人士”,“业内人士”在20多年的时间中还站在民主的“起点”上,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自豪和骄傲的了。在许多人的感觉和言论中,民运人士好象“很臭”,民主运动好象是死水一潭,我看主要的原因也许就存在于这里。如果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我们认为自己是“当然”的民主人士,那么,我们还需要什么学习呢?如果认为我们自己的民主的瓶子里已经装满了民主的水,除了把水倒出来外,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干的了?事实与此恰恰相反,我们真正需要学习民主,不是需要一般意义上的学习,而是需要下工夫、花费大力气来学习民主。

我们的行为的意义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因此,我们如果只懂得“反对”意义上的民主而没有认识到我们“反对”行为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那我们就有可能变成为没有头的苍蝇。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反对派”是立足于一个政治上的简单的“反对地位”,和政治上的当权派唱对台戏(这是由民主政治竞争性质决定的),他们的行为是属于消极的“维护”民主政治的行为,不具有“建设”或者“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性质,而我们呢?完全就不是这样的了,一旦有一天,我们在中国变成了执政党,那么中国的政治变化就不只是改变了一届政府,而进行了一场“革命”,因此,这种“革命”性质的因素就要求我们一定要站在比普通的“反对党”更高的一个水平上,而要作到这一点,我们除了“学习民主”这一条道路外,没有终南捷径可走。

就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来谈学习民主的重要性

对于我们来讲,民主的“当然”意义若不发展成为一个“必然”的意义的话,那么,在中国要最终地建设民主制度的事情是没有多大的指望的,因为我们和中国社会上的那么多的反对共产党制度、反对共产党专制、反对共产党社会的人的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我们要在“反对”的过程中使中国民主化。这样以来,我们事实上担负的是民族民主化的任务,如果说这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以前所宣传的那种“历史使命”有着意义上的重合的话,那么一个时代让位于另一个时代的情况,就变成我们当前行为的价值的支撑点。可见,我们要在中国实现的大事业决定了我们得需要“充实”自己,而学习民主就是“充实”自己的工作的一部分。

民主在我们中国的100多年间,基本意义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这一点用不着怀疑,但是民主的发展、民主的进步以及民主在新的世纪和新的时代中所产生的变化因素却是我们要认真地加以研究的;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民主的理论、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的精神是日新月异的,如果我们现有的民主的知识和理念不及时更新的话,我们所能够保守住的民主就不过是“皮毛”的了。全世界只有一个民主,但是对民主的表达和对民主的叙述却是因国家、因民族和因文化而有差异的,所以,民主没有“现成”的意义,所有那些进入民主或者正在进入民主的民族国家都对民主保持着一种自己的理解和解读,没有两个民主是完全一样的。这样的事情也同时意味着所有已经走上了“民主化”道路的国家和人民的经历和历史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他们对于民主的贡献也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就这样的情形来看,我们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之所以屡屡受挫,一个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们的人民对民主的理解还是没有走出毛泽东思想的范围(出毛),没有脱去和邓小平影响(去邓)。

民主有两种意义:一是“当然”意义上的;二是“或然”意义上的,现在我们只知道前一种,而不知道后一种,而要能够知道后一种民主,我们除了学习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掌握的了。我们是反对共产党的,但是共产党在中国20世纪30-40年代的“坐大”的历史我们却没有科学的研究和批判之,我们以为它在这个时间上它的成功,是老天爷对中国人民的“惩罚”。如果说目前被人们评价很高的《大纪元》“九评共产党”的文章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就最好的体现了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民运人士批判共产党的水平“落后”于它,就是一桩很令人遗憾的事情了。其实,依我个人的看法,这是批判的低级水平,这个水平上的批判除了能够看到一个人性意义上的“恶”之外,就很难发现被批判的“历史”。又如果说这种批判同18世纪法国唯物论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话,那么要在2个世纪之后人们还想要保持这种的水平的价值,就有一种“过时”的嫌疑。因此站在批判的立场上,我虽然也赞同和赞赏这样的批判,但是,我认为把批判共产党的行为保持在这低级的水平上是无助于推进中国民主化的进程的。因此,我主张民运人士对这种批判不应该持否定态度,也不要模仿马克思那样对当时的西方社会共产主义阵营中的自己不满意的“批判”实行“批判的批判”的做法,把矛头直接的对准自己阵营中的人。在搞民主的问题上,我们应当允许这种批判,在宣传的意义上,也应该“同意”这种批判,但是,这样的行为和看法丝毫都不应该影响和转移我们对共产党的历史和作为做出具有“历史意义”的、“科学式”的批判,如果说在这样的批判中,我们能够发现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胜利”也有着一种并非是反面意义上的价值的话,那么共产党其所以走到了今天,不就是对价值的否定和破坏吗?只有这样,我们对于人和事的判断就会摆脱那种“胎里坏”的简陋思想的了。

有了上述的看法,我个人在分析共产党“坐大”的那段历史时,却发现了住在了延安土窑洞的毛泽东非常重视共产党人学习的问题。按照我们现在的过激的看法,这些共产党人是一伙地地道道的“中国式土匪”,是一些嗜血成性的豺狼,但是,真实的情况也许不是这样,他们也是中国社会上的受压迫的穷苦老百姓,他们有权利在“大动乱”的社会中为了自身的解放而拿起“枪杆子”,如果说他们同当时其他军队有一点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这些人多少懂得学习的重要性,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开始了学习(包括学习文化知识)。

这样以来他们不但“玩枪杆子”,而且他们中的少数人竟玩起了“笔杆子”。所以毛泽东那时候实际上以两个司令自居:一个是军事意义上的司令,一个是“文化”意义上的司令。于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一个“山大王”不但要给那一帮字目不识丁的文盲们“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新三民主义”(实际上是毛泽东主义),而且还让他们学习哲学、学习历史、甚至还叫他们学习“文艺知识”和掌握“文艺理论”。如果是这种毛主义式的学习,使中国共产党人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时间上彻底摆脱了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束缚,使他们“自觉”的“回归”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下,把共产主义的“大红旗”换成了“新三民主义”的“杏黄旗”,把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换成“4阶级联合执政”,把在中国“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事情解释为在中国“推行”“新三民主义的政治、新三民主义的经济、新三民主义的文化”的行为,不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举动吗?就此去研究共产党在中国的“得势”的原因,我们就有可能摆脱“历史是欺骗人的”这种陈腐而又简陋的思想的左右,以求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批判;否则,我们就会抱怨“历史的子宫”只产“邪恶的儿子”。

上述的事情只过是说明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生活在“社会大动乱”中的以“枪杆子”起家的共产党,在“枪杆子称王称霸”的时代尚且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从这样的事例中,我们现在这些“不拿枪杆子”的民运人士在21世纪的文化和社会条件中,如果在对比中看不出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反对共产党的行为的意义就有可能停止在“低级的水平”上,很难使我们理想与思想实现长足的发展。在实现民主的这个问题上,我们主要地是借助于民主的政治运动,因此,这样的运动就要求我们对于民主、民主政治以及民主的运动要有一种自己的见解和理解。在一般场合中,我们虽然能够说出什么是“不民主”,但是比这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说出“什么是民主”?在目前,我们能够说出的民主却是很不理想的,不是说出了个“中产阶级”的民主,就是说了个“改革开放”式的民主,殊不知这样的民主在中国只有一点点的市场,这样的市场在本质上又拒绝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不愿意“进入”的。因此,我们即就是具有了现代政治的市场观念和知识,我们也还是没有认识到“统治阶级开明派市场”和“中产阶级市场”是一个不具有开放性的市场,这样的市场的前景也是看不好的。在这里,我们的政治市场的观念看来还需要一种转变,我们要最终建设成的那个超级政治市场应该是向所有的人开放的开放式市场。因此,这个市场应该是属于“人民”的,而不应该是一部分人的或者说是一个或者几个阶级的。

关于学习民主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学习民主的经典理论:

我们民运人士队伍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不熟悉民主的经典著作和经典理论,因此,我们在涉及到具体的民主问题时,往往会暴露出根底浅薄的毛病。检讨这样的问题,当然于我们在专制社会中所受到的教育有关。过去不管是在社会教育或者学校教育中,我们对西方经典民主理论都抱着一个无知的轻蔑的态度,把它放在“资产阶级”一栏中去,用“阶级论”的观点去评头品足,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这些东西在当时的环境下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在更多的时间中,我们判定它是“落后于时代的东西”或者说是“反动的东西”。因此,当教育迫使我们站在一个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时,我们就以为这些东西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提供了一种政治上和学术上的“陪衬”。

正因为对我们来说存在着以上的问题,所以我们虽然在过去的时间内也接触过经典著作和经典理论,可是我们对它的关系还谈不上研究,这样的情况和我们的民主运动要求我们民运人士要熟悉经典和研究经典情况就产生了很大的差距,为了缩小和缩短这个差距,我们就得提出重新学习的问题。当然在重新学习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摆脱以前对待经典的那种不恭敬的态度,重新认识经典东西在民主的当下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于此相应的是,我们在思考民主的现实问题时也就有了一个历史的眼光和历史的态度了。从这样的学习入手,我们便会发现“源头”上的民主意义之丰富和伟大。时间虽然过去了甚至2、3个世纪,在今天我们还是它的受益者。譬如,我们在反对专制政府的时候,读一读洛克的《政府论》,读一读边沁的《政府片论》,读一读《联邦党人文集》,我们就会发现由这些民主的先哲们所揭示的那些有关政府的真理永远也不会过时,用“光芒万丈”这样的语言形容之,一点也不过分。在过去的时间内,我们曾经以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光芒万丈”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接触到真正的“光芒万丈”的作品!

我们大概都知道民主是一种普通的制度,这种制度要能够在后来的时间中逃出和专制制度一样的面临“腐化变质”的危险局面,就不得不对人性作出新的解读和新的理解,于是,民主就具有了一种广泛的哲学意义,而在近代哲学中,我们就可以寻找到民主的哲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即使同马克思主义一样地看重某些古典哲学大师的作品,只要我们在研究和阅读它时能够从中汲取有利于我们自己的精神,那么被马克思推崇的那些哲学家的著作也可以进入我们学习范围就没有什么值得可以批评的地方,这些哲学家中,有笛卡尔、培根、卢梭、康德、黑格尔等等。以前如果我们是站在一个绝对主义的立场上来了解他们的思想的话,那么,在摆脱了这个绝对主义的立场之后,我们翻过头去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品,一定会大有收获的。可见,如果我们真正地走出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方面对我们的统治,那么带着一种教训从事这样的学习工作,我们就不至于把那些当年我们没有“嚼烂的馍”从口里吐了出去。

要作到上述的一点,有一个需要我们警惕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够用政治上的方式和方法来进行精神和思想方面的那种斗争,也就是说我们得对这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作一个清楚的分类,绝不允许把我们在政治上同专制主义的斗争不加任何限制地转移到精神和思想的领域,象毛泽东晚年所作的那样。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民运人士所能够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和思想就会大大的萎缩,情形就如我们现在的某些民运人士一样,精神和思想狭小得只能够盛在一个小酒盅中。可不是吗?在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邪皮”的人的眼光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邪”的“根源”的“深挖”不就是把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西方的理想主义、空想主义(用列宁的话来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也推上了批判席吗?

(2)      学习当代的民主理论和民主观念以及民主国家的当代的经验:

在上面我们其所以说到民运人士一定要学习经典的理论的一个原因还在于一般而言,经典理论大多数是以人的普遍性立言,研究的多是普遍的人性,这和民主的普世价值具有一致性,因此,在接受经典民主的理论时,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超越文化或者民族的障碍,但是这样的情形在研究和学习现代的民主理论时,就不可能完全如此。就一般意义而言,现代民主理论和民主的有关思想是现代民主社会中的“学者专家们”对于现代民主的解读,其中更多的牵扯到具体的民族、文化、历史等等极其复杂的因素,因而在这样的理论和思想中就免不了要发生民主的有关一系列的争论和疑问,如果说对这些争论和疑问的研究会必然地涉及到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差异与冲突的话,那么,民主的普世价值被掩盖而它的特殊价值被突出就可能是一个并非偶然的现象,如果说这种现象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被解读成为民族间的文化或者历史的冲突的话,那么在向全人类的民主化的过渡中,如何克服这样的冲突,就变成为一个当代民主的主要话题。问题却在于,如果这个话题对于正在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和民族讲没有压力的话,那么民主的前景也许会是一片光明的,情况恰恰相反,对于那些如我们中国一样处在专制独裁制度之下的要求民主的人来说,困难就显得很大。当前这样的困难象拦路虎一样地挡住了我们民运人士之路,那就是我们把自己不能够实现民主的事情一股脑的记在了我们祖先的帐上和文化的帐上,仿佛我们的祖先们和我们的文化要为我们的“错误”买单。

现在我们民运人士所具有的民主知识很多是从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中“直接”“拿”过来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拿来主义”的呼声很高,许多民运人士是在这种呼声中建立自己的思想的),因此,那些在西方民主社会中被视为真理的东西就非常容易地流入我们中国的了。回想起那个时候的中国各大学,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胡塞尔的现象学、萨特的存在主义以及尼采、叔本华的哲学泛滥一时,情况的确很是复杂,与此相应的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理论也涌入中国,许多不满意教条主义的青年人对此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于是,象“中产阶级论”、“精英论”、“民主的条件和前提论”等等都被我们的中国“学子”囫囵吞枣地咽到肚子里去了,待到他们这些人在“6、4”之后变成了民运人士时,消化不良的毛病就表现很突出。你说他们不懂民主吧,那好象不对,他们在谈起某些外国的民主理论时头头是道,滴水不漏,但是这种谈论和中国问题有多大的关系,他们就知之不多了。他们在认为自己拿到了最现代的民主的理论的时候,就会故步自封。对于这些人,你说他们应该学习民主的知识,他们会对你嗤之以鼻。

我在最近写作的《就“民运”一词,谈经验意义上的民主》的文章中说过,民运人士的学习同“专家学者们”的治学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意义,在后者那里真理具有纯粹的学术价值,它本身就一个价值的结构,所以它不服从任何的外在的权威,亦不承认任何的外在的目的,如同我们过去批判过的那个“为学术而学术”的东西,只是民运人士的学习情况就不能是这样,他们得需要服务于中国民主化的这个大局,因此他们应该学习的东西就同“专家学者们”研究的要有所区别,不然的话,认为我们民运人士只有达到了“专家学者们”的水平,我们的民主知识才算是“过关”就是一场误会。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我们民运人士学习民主的现代知识的问题就存在着一个我们的选择,如果这种选择之于我们是不自由的,那么,我们的学习就没有什么意义的了,但是,我们只要能够作到自由的选择,那么,现代民主社会中所积累的那么多的民主的知识是足可以满足我们的求知欲望的。依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在人类知识和智慧的海洋中是可以折桂撷英的。

(3)向中国人民的政治实践学习,总结我们的经验与教训:

学习民主的经典著作和学习与借鉴外国民主的现代经验固然是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学习的内容,但是这种内容同学习我们本国人民的政治历史与政治经验这样的事情比较起来就不能不居于次要位置,在这里,学习前者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有助于学习后者。因为我们的学习不是无的放失,也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促进我们中国的民主化运动而展开的。就这一点来讲,我们的学习必须是“实用”的,虽然我们并不一定在哲学上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和前一种学习不一样,后一种学习没有一个可以使用的“书本”,这就无形中加大了学习的难度。如果说人类文化的继承性质决定了人类学习无不是从已有的“书本”开始的话,那么学习行为的最困难的地方就在于人们如何能够突破现有的“书本”而建立新的知识体系。民主的知识尤其是这样,我们不学习前人已有的知识还则罢了,一旦我们学习了,就免不了要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内受它的“管束”,对于某些有创造性的人来说,这种“管束”也许是暂时的,但是对于一般的或者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管束”可能是“终身”的。在前几天我写作的《“出毛去邓”为今日中国民运人士之必须》的文章中,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那就是我发现,我们的一些民运人士虽然在主观上是“非毛反邓”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在文化知识的学习阶段所接受的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教育”,所以他们在认识和分析民运队伍中的某些具体问题时,我们往往会露出毛、邓的“本色”。就这个问题而言,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个人从幼年起就接受的“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在他个人一生中的重要性了,换句话说,我们是因为在学习基本文化知识的时间上接受以国家的手段所强加于我们的教育的,所以,要摆脱这种教育对我们造成的不利影响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所能够解决的。

上述的事情最好不过的说明了,我们在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中学习问题和由此而引起的我们自己的知识更新问题是非常紧迫的。因此,我们在民主的研究方面一定要能够拿出自己的“东西”,这是历史对我们的压力。在目前,我们说毛的东西很臭,邓的东西很丑,都可能是事实,但是如果我们拿出的“东西”不香,也不好的话,我们不就是变成了“卖瓜”的“王婆”,“自卖自夸”了吗?

目前在海外流亡的某些民运人士的肚子里装了许多有关民主的“书本知识”,这有力的说明了这些人同中国社会中的那些不学无术的专制主义者相比,的确是民族的栋梁,也是我们民运队伍中的骄傲,但是,如果这样好的有利条件没有被最好的利用,那岂不可惜?如果认为研究中国的民主运动就是研究1989年的政治风波,研究1978年的民主墙运动,肯定是一种政治上的“短视”,它完全有可能阻止我们对于中国民主运动的全部历史的鸟瞰和研究,这样的做法的后果有能够使民主之于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如中国共产党现在拿着的那种东西一样,被人为的“截断”为几节,而我们最多不过是能拿到其中的一截。其实,我们学习中国民主的起点时间应该是孙中山的革命,如果说这种革命的“国民”性质在“中国社会大动乱”中因城市的破产而已经变化成为“农民的革命”的话,那么中国民主的线索和民主的脉气就要求我们要价值的评价这一段历史,肯定的说,在这段历史中处于蒙昧状态的中国人民历史同突然“坐大”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必然有着时间上的“重合”,因此“取缔”共产党因素以“成就”人民历史的任务,就要求我们要学习,如果我们忽视了学习问题,在现有的知识水平上,我们即使“骂”共产党一辈子,也还是“骂”不倒他们的。《九评共产党》的文章,就是在现有的知识水平上(这样的知识是从共产党教育中得来的)对于共产党作出的批判,这样的批判和陈琳的《讨曹檄文》一样,带有“挖祖坟”性质,表现的是一种情感,而不是思想!

在中国,学习民主的事情如果脱离了我们中国人民所经历过的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政治运动,那就会使我们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因此,学习在这里的任务必须要分解出一个“认识”的因素,只有这样学习和认识才有可能实现统一,要不然我们如果不认识民主的运动,把它同邓小平一样的放在了“动乱”中去理解,或者象毛泽东那样把它看成是“无产阶级的一场革命”,那么,民主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是什么的问题就会永远解释不清楚了。学习问题在这里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了,它同时已经寓于我们推进中国民主化的行为之中了。中国民主运动之所以在20多年的时间内一直处于低潮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我们使用的是“邓小平方式”追求民主,因此,在邓小平开刀杀人后,我们放弃了他的“方式”后就等于放弃了对民主的追求。于是另外的一种声音就被当成是“真理”,它说:“先保住自己的命活下来,不要把生命作赌注赔了,有了生命的保存,民主迟早会有的。”

学习即创造:

在上面的议论中,如果我已经说出了学习民主的事情对于我们中国民运人士来说有一个“创造”的意义的话,那么,我的思想就表达清楚了。在中国民主具有100年历史的今天,我们的学习如果同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一样老是处于“初级阶段”,那么我们还搞什么民主?在前毛泽东时代,我们连肚子也填不饱,现在我们许多人为了减肥已经需要“减肥药”了,难道中国就没有“进步”吗?如果不学习的话,那么在上述如此简单的说法的面前,我们也是会打败仗的。

这篇文章写在这里,我仅仅是说明我们民运人士需要学习民主,非但是一般意义上的“需要”,而且同别人比较起来,我们“更需要”,至于说我们应该如何学习或者怎样学习,这里边可能涉及的问题就很多了,既有思想的问题,也有方式的问题,还有技术方面的问题。如果时间允的话,我也许可以写出这方面的文章和大家共同探讨。

2005-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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