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论民运队伍中的真理观
03/21/05    武振荣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2655
真理三论之三

一、   民运所患之现代病

中国社会的悲哀之一就在于它还没有实现现代化时便已经患上了现代病。其实仔细地研究便会发现,这样的现象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几乎所有的不发达社会中它都已经发生了或者正在发生着。就此而言,中国民主运动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和这样的社会中也染上现代病,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这种病表现在我们中国还没有实现民主化时,我们民运人士的思想、情感、理论以及心理好象已经达到了生活在发达的民主条件下的人们所想要达到的程度,乍一看,很是有些“超前”。比如,我们现在还处在为民主而奋斗的阶段,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拿到制度性的民主,但是我们已经“老成”到了好象正在运用高度发达的民主制度的程度。因此,我们的许多言行使人就辨认不出我们到底是民主社会中的人还是专制社会里的人。

在民主的社会中,已经获得了基本民主权利的人们对于民主的理解可能有一个意义,在这样的意义的表达中,早期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那些精神就可能被不同的方式所解读,于是就有了比如民主“代价论”之类的有关思想和学说。在已经启动了的民主制度的运作中,争取民主权利的公民行为不需要付出“大的代价”的理论就很自然的时兴起来了。如果说这种理论和风气本身就表现了民主的现代特色的话,那么这种“现代性”的东西被我们中国民运人士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就造成了我们队伍中间的混乱。于是,我们的民运人士在简单地接过这种理论后,也卖力的宣传它,那就足可以动摇我们争取民主的决心。

问题也许在于一旦有了“代价论”的思想,那么,对“代价”的把握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可以掌握之的问题就不好说了。因此,“大、小代价”的争论是完全有可能搞乱我们的精神和思想的。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是我们把一个争取民主的行为和维持、维护民主的行为给混淆起来了,以至于认识前者和后者是一个可以互换的东西。这样的一个错误,导致了后面的更多的错误的出现和发生。就在这个错误线上,民主需要等待,需要条件,需要机会,需要时间……等等东西就会越来越多的纠缠住我们,最后把我们捆绑得死死的一动也不能动。更为危险的还是,我们会以为我们被错误的绳索捆绑紧的原因是我们对民主知之太多,于是,以“最了解民主”的身份就把实现中国民主化的时间可以后推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我们天真地以为在那个时间段上,中国的民主的“果子”才有可能最后地成熟。因此,在听到有关推进中国民主化运动的迫不及待的宣言的时候,这些人就直摇头。

分析上述的问题,我们事实上是遇到了由两类问题所引出的真理问题:一是我们是在争取民主的时候的真理;二是我们在民主制度中生活的真理。前一种真理是在一个事实上是存在于“非法”的环境和社会中的真理,而后一种则是在“合法”环境中的真理。如果说在“非法”环境中,真理要能够成立必须要求坚持真理的人付出一定的“代价”的话,那么在后一种真理中付出同样“代价”的行为就是不值得的事情。正因为情况如此,在后一种真理的体系中就连“真理”这个词也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意义。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知道目前民运队伍其所以出现了许多的混乱,原来是我们误会了在不同社会和不同的制度中争取和要求民主的人的不同境域,当我们项上的专制主义的轭还在遏制着我们的咽喉的时候,我们竟然以为自己应当象民主制度中的人一样地看待和对待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民主。

二、角色的变化:“真理的代言人”与个人意见的发表者

我们目前的民主运动虽然是继承了孙中山革命以来的民主传统,但是,我们是在一个完全新的条件和形势中继承的,而且我们生活的社会和孙中山革命时的清末民初的社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究竟是一个“后革命”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不是没有一点民主,而是民主被解读为“第二民主”,因此,我们推进中国民主化的行为在本质上讲仍然是一场革命,但是这一场革命同此前的历次革命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这一点我们应当充分的认识到。在传统型的革命中,革命者是“真理的代言人”,是人民大众利益的“代表者”,所以他们的道德要求的底线是“大公无私”,于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他们“付出代价”的行为具有古典英雄主义的内容,这样“鲜血和生命”就变成为“代价”的最高物。可见这是一种受绝对主义精神支配的革命,它的实质也必然的具有绝对主义的内容,而这种绝对主义的内容在18世纪的西方哲学时兴的时候就已经酝酿成型了。前不久,我草写的《论18世纪与我们》一文讨论了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们无妨一翻。

可是,我们中国的民主运动发生在一个完全是我们中国背景的社会环境中,这个环境不但经历了多次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洗礼”,而且我们也在不同的时间上多多少少地拿到了民主。因此,我们争取民主的行为就必然的不同于传统的行为,首先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和认识已经不同于传统的革命者,我们不是把我们手里的真理看成是“客观真理”,我们已经感觉到我们手里拿着的那种“真理”是我们的一种意见,因此,我们行为的价值是我们发表意见和表现自己的正当行为受到了不应该受的挫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维护自己权利的行为的意义就是民主的意义。民主在这里只有能够有效地保护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利益和权益它才可能具有普遍的意义。所以,民主的进步在这里体现出来的意义是传统的民主革命所没有的。可见我们即使继承了传统的民主革命的事业,我们要能够完成它也得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方式和方法,与方式和方法相关的是我们得有自己的创造。

现在,我们中国民主运动已经具有了20多年的历史,但是检讨这段历史,我们需要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经验与教训的事情却没有受到我们的重视,于是,我们就只好如民主政治中的反对派一样地在一个非民主的政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了。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在民主运动中的角色变化的性质,一方面,我们是传统的追求真理的人,没有完全地失去“真理代言人”的身份,另一方面,我们的身份正在朝着“个人意见”发表者的方向移动,我们的言行的真理性日渐与个人自由挂钩,功利意义上的“人民代表”的职能不再彰显了,但是如果把这种变动着的东西当成了已经成就了的东西,那也是完全错误的,目前,我们的错误就属于这一类。我们事实上是两个角色的过渡中的人物,所以我们的角色的一头同传统的革命者保持着关系,另一头同法律意义上的民主享有者具有一致性,这样,我们就不可能完全的丢掉民主的战斗的旗帜,非但是这样,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还要高扬它,用它来动员人民和组织人民进入民主的运动。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象已经民主化了的社会中的人那样的谈论和讨论民主的“代价问题”,我们仍然处在了一个需要牺牲和需要“代价”的时代中,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力量能够挣脱专制主义套在我们脖子上的枷锁。

上述情况决定了我们要和古代或者过去的那些曾经高举着真理的伟大旗帜的人们一样,应当发扬为了真理而勇敢献身的精神,当然,这种情形决定了由我们说出的话,应当具有真理性和权威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是“异议人士”,我们的言论虽然“异于”政府和社会的一般见解,但是它的力量和性质使它同传统意义上的“真理”相重合,不是民主社会和民主生活中的“反对派”和“在野党”言论所能够简单比拟的。在去年 11月份我所写作的《关于反对党一词的政治定义之研究》一文,我已经说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这些生活在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为了能够在西方社会的语境中方便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有时候往往把自己叫做“政治上的反对党”,但是这样的叫法的“方便”意义不应该影响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思想,也不应该把我们引导到民主国家中的反对党的那种行为水平上。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的民主行为具有传统的“革命性质”,不是执政党的一个简单的“陪衬”。因此,我们手里的“真理”仍然不失去传统的类似于宗教的性质,为了这种“真理”我们应该有所“付出”!不认识这种情况,我们以中国民主的“超前者”的身份自居,说什么“民主不需要公民付出代价”的话,岂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可是,在“6、4”之后,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话,我们听得已经够多的了,现在是我们从这样的话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了!

三、为“个人意见”而斗争需要付出“代价”——划算吗

上面,我已经说过,和传统的革命者不同,我们现在的民运人士已经意识到了我们所持有的意见是一种法律学意义上的“个人意见”,因此,我们在发表和坚持它的时候就必然地要面临如下的权衡:发表的价值和我们自身所受到的伤害或者不便成反比。如果说这样的对比事实上可以引起我们的思想和精神上的下述的变化的话,那就是说,我们把一个有没可能构成意义的体系当成了一个任意的意义构造体系来对待,从而把那些本身并不存在对比意义的事物放在了一个只有对比才有可能表现出意义的事物当中去,以至于造成了事物意义的歪曲。

的确,我们作为人,有一个发表言论的天性和依据天性而来的自由,因此,发表意见的行为有一个价值的指标和内容。关于这一点,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知道的,只是另外的一点我们就未必明白,即发表是人之为人的价值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所牵连的东西是不可分割的人的整体价值。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要发表的意见所指的事物的价值的确是很小很小的,但是,这样的发表的权利如果受到了压制的话,那么在这里不光是意见所指的事物受到了压制,而是我们的人格的整体受到了压制,于是,在这里可以读出的“痛苦的指数”就不只是事物自身,而是我们的本身的“痛苦”;这种“痛苦”虽然不至于要我们的命,但是,对于具有民主意识的人来说,它被“要命”还可怕。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情形在内,所以我们为发表个人意见而开展的这一场斗争事实上并没有“超越”民主革命的那个阶段,我们得为个人意见的发表作出如同为人民“代言”一样的努力,而容不得丝毫的懈怠。

如果认为中国民主运动不是开始于我们民运人士的,那么100多年的中国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就已经预设了民主许诺的大背景,今天,我们正在推进着的民主化运动说什么也离不开这个大背景;只有深刻的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把自己的行为联系在中国民主的100年许诺的历史之上。这样以来,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虽然在当下,我们所发表的言论是个人的,但是发表的价值却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的,因此在这里价值的实现不仅仅是“我自己”的,而是广泛意义上的“我”,同历史上的“人民”有着血肉的关系。职此之故,我们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行为就同传统的民主革命有了继承的关系了。于是,在民主的“后革命时代”如何发扬“革命时代”精神的问题就有可能被我们解决。认识不到这一点,以为我们中国人在推进民主运动方面同美国人、法国人一样,凭借合法的运动和选票就可以完事,那不是就犯了很大的错误了吗?

我们应当认识到,在我们中国,“真理”是处在受压制的阶段,这和民主社会中压制制度废止后所形成的局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民主的正常生活中,传统意义上的“真理”好象不复存在了的原因在于民主制度运作的过程已经淘汰了对“真理”的政治性和法律性检验,用美国伟大法官霍姆斯的话说:“对真理的最佳检验便是使真理的力量在市场竞争中被接受”。因此民主的过程就没有一个人们可以把握之的真理问题。比如说,在美国第55届总体选举中,布什总统蝉联获胜这——能够说是共和党在“真理”上的胜利吗?我想,除了说共和党获得选举的“多数”这一点外,就没有任何其它意义可以说得出了。正如华盛顿的顾问肯、维斯特所说的:“政治中没有真理,只有胜利。”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如果忽视了我们目前中国民主化运动的处境,分不清正在建设中的民主和已经建成的民主的区别,那么,我们用后者去规范我们争取民主的行为,那就不存在我们“胜利”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在目前的阶段我们还没有走完中国民主追求真理的那个传统路段,我们仍然是和传统密切相关的追求真理的人,也只有这样,真理的力量和民主的力量才能够最后的合二而一,民主在我们中国的最后胜利的基础的最终奠定也有赖于此。

四、“个人意见”如果是错误的,那么,坚持它还有意义吗

假如我们“个人意见”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不作任何的改变,就可以坚持传统的真理观,但是,假如我们的意见是错误的、不正确的,到底应该不应该坚持它?坚持的行为有没有意义?这就是我要讨论的问题。在民主革命的传统阶段,革命者对自己所坚持的真理的真理性的认定是百分之百的,没有哪怕半点的动摇,所以虽然他们也知道自己所从事的是“政治革命”,但是,在“政治革命”中,他们已经情不自禁地实现了自身的“宗教化”过程;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才出现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那许多的宁可被“砍头”也不“丢掉真理”的英雄好汉。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英雄好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我们是用“个人”的力量和意见以推进民主事业的,真理之于我们来说具有了“主观”的意义,因此就不能够激发出我们在传统英雄好汉身上所发现的那种宗教精神和宗教性质的情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自己所坚持的东西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对其中的“正确”性加以分析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它之所以是“正确”的原因仅仅在于它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是不公正的行为促使它具有了“正确”性,因此我们作这样的一个设想是完全可能的,即使在一个不存在压制的公正的环境中,我们自己的意见也有可能说不上是正确的。就从这样的思路来思考问题,我们若还坚持的是一种错误意见,民主之意义又体现在哪里呢?如果说在目前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自己所“设计”的,而是中国民主运动中真实存在着的问题,那么我们的民主的知识能不能解释这个问题,就是民主对我们的考验了。我以为,我们的民主运动在20多年的时间内,总是走不出“低谷”原因主要在于我们所具有的民主的知识还不足以帮助我们“过”民主“考验”的一关。

在上述的问题中,我们可以发现同传统的真理观相对比,新的真理的确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它虽然失去了过去那种“客观”性质从而减轻了真理对于人的过度压迫所可能产生的绝对主义后果,但是,“主观”的真理在要求如“客观”真理那样的表达和表意时,坚持真理的人始终不渝的行为就使真理获得了“客观”的外表和形式。于是,在一个压制性的社会中的坚持“个人真理”的行为就在道义上获得了哲学上的坚持“客观真理”的那种意义。认识不到这种已经发生着的变化的意义,以为自己所坚持的是纯粹意义上的“个人意见”而“软”了自己坚持意见的心肠,这恰恰是对专制的让步,对民主的放弃!在目前中国民运队伍和中国人民中间之所以出现了一种潜意识的等待,思想上的动摇和认识上糊涂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我们对于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历史有一个认真的研究,那么,在我们中国人民看来,100多年来民主革命是由“国民革命”到“农民革命”再到“公民革命”的线索应该是“继续”的,而不应该是“割断”的,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民主的“脉气”的问题。就这个意义来说,目前中国民运的问题主要是“脉气不通”,中间有一个“阻塞”。如何“打通”民主的“脉气”——就是我从去年以来写作文章所抱的一个目的。

可见,在民主的理论中,“个人意见”即就是错误的,坚持它的理由也还是在于这样的逻辑之中,即个人没有力量坚持“错误意见”的事情恰恰是同个人没有力量坚持“正确意见”的情形是不分轩轾的。法学家告我们:“自由亦包括作出错误选择的自由”(贝勒斯)。在过去的时间里,毛泽东的“斗私批修”的方式对我们的思想所产生的“危害”我们不是还记忆犹新吗?那时,被认识是“私”的东西,就是错误的,就应当“批倒批臭”的事情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今天我们如果彻底地“走出”了毛主义(“出毛”),那么我们坚持一个“私”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的行为的价值,就不是别人可以轻易地能够动摇的。我们本身就是历史中的人,但是很遗憾,在我们的言行和我们的作为中却发现不了历史!

五、“个人意见”真理性的民主式评判

在“真理三论”的第一论中,我强调国家不能够占有真理,在所有的真理被国家占有的社会中都毫无例外地推行奴役制度,但是这样的意思丝毫不否认社会上存在的公众意见。在坚持真理的问题上,如何处理“个人意见”和公众意见的关系,这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在18世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卢梭的看法中,公众意见好象是上帝意见在人间的产物,是一个完全地积极的东西,如果说这样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的话,那么在卢梭——黑格尔——马克思的这一条线索上,我们发现了一个“隐意”的“专制精神”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于是,我们在对中国的专制主义实行批评和批判时,就会抓住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思想因素,使批评和批判保持在建设性的水平上。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模仿那种目前在海外流行的简陋的“批判方式”把马列主义看成是“斜皮”、毛泽东看成是“杀人魔王”,把共产党看成是一个“痞子流氓集团”是不是就可以导致我们“取胜”?我看是大有问题的。

公众意见在一定的时间中也可以造成专制和不民主的事实,这是18世纪的主流哲学家们所没有注意到的,因此,在“个人意见”和公众意见的冲突中去体会“个人意见”的真理性是现代民主真理观的一个构成部分。如果说民主生活方式最起码的要求是为“个人意见”提供保护的话,那么被保护的“个人意见”就不在于它是否正确,而在于它关系着人格意义上的表现价值。在民主的方式中,人的价值不至是一个哲学的问题,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它同时是实践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民主的政治实践中,那些即使被认为是“错误”的“个人意见”在发表时不受到挫折的事情为民主理论中的每一个人的人格的无错误性所决定,与此相关的是,民主制度保护“错误”言论的性质也就自然而然的改变了传统的真理观。因此,我们若还认识不到我们还不是民主中的人,民主对于我们而言还是一种被争取之物的时候,我们就错误的认识了自己,这样的错误如果长时间的左右我们,那我们就没有不失败的。凡被压制的“个人意见”都应该被定位在传统的真理观上——是一个民主的原则,这个原则如果不被我们了解的话,民主运动之于我们有可能成为无源之水。

就这样的情况来分析问题,真理问题上所出现的问题之于我们不是主要的让我们来证明专制压迫和压制的“错误”,而是要证明我们的意见冲破压迫、压制的“正确”,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肯定性语式”而不是那种目前很流行的“否定性语式”。可见,把“揭露”当成是我们民主运动的主要功能的看法是不好的,它事实上影响了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和“组织性”功能的正常发挥。我认为,把那些所有的被压制的“个人意见”组织在一个解放的运动中,这才是我们应该作的工作;舍去了它,我们最终是劳而无获!中国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100年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把压制真理的事情转化成为了压制“个人意见”的事情了,所以,在我们目前的阶段上,某种“个人意见”即是“错误”的,压制它的专制行为也不能够逃过民主的批判。由此也决定了被压制的“个人意见”在组织方面的迫切性。如果说在过去的时间内,中国民主运动的声音听起来好象是“异议声音”,那么如何变它为“民主的声音”就是我论证中的问题。

就民主的立场来看,对于某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说,他要能够坚持真理,就必须要敢于立于“异见者”的位置,仅仅就此而言,民主并没有使下述的古代的真理观过时:“谈真则违俗,顺俗则违真”。但是,在现代条件下民主制度废止言论压制性制度的情形又决定了真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就不得不远离古代的“圣贤”基础。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那么“圣贤”式的真理的一个潜在的意义是把大众置之于“非真理”的地步,以为在大众生活中没有真理。民主的真理观就不能是这个样子。民主的真理观必须要建立在人民大众能够理解真理和接受真理的基础之上,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以为任何一项遭受压制的个人意见都是民主的,那就非常地错误。现在这样的错误在我们民运人士的地位中是大量存在的。明白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说民运人士手中的真理虽然也可以看成是“个人意见”,但是它总是有一个自觉的转向“公众意见”、“人民意见”的功能,因此它同那些至今还没有脱去古代“圣贤”性质的“异见”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今天的环境中,如果我们在自己手中真理火炬的照耀下,发现人民群众还好象还是“群氓”,那么,你无论如何也算不得是民运人士;相反你如果发现人民群众对民主的理解和我们自己没有多少本质上的区别的话,你就有可能是民运人士。对于“异见人士”来讲,我不怀疑他们手里可能拿着“全世界的真理”,我只是说他们的这种真理在我们中国人民推进民主化进程中没有多大的意义,因此,避开不谈的为好。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本应当“避开”的东西却避不开,这就是我在文章开头所说的“民运的现代病”。

六、普通人的真理与“精英”们的真理

这篇文章不是要探讨哲学意义上的真理,因此,我在写作它的时候仅仅地围绕“民运”这两个字,所以谈论的是“民运”中的真理观,是一个受到了严格限制的问题。在追求真理的问题上,我们民运人士应该有一种传统的为了真理而勇于牺牲的精神,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在这一方面,魏京生、徐文立、王炳章等民运领袖已经以自己的行为为我们大家作出了榜样,在他们的榜样力量的鼓舞下,中国国内和海外也不断地涌现出这样的“勇敢人物”。仅仅就这一点来看,我们民运人士的真理观是值得人们敬仰的,不但已经赢得了中国人的敬仰,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赢得了世界民主人士们的赞誉。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我们却作得很不够,我们其中的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我们坚持的是一种民主的真理观,而这种真理观的最主要的因素和功能还在于要组织中国的民主运动。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所坚持的真理就和严格意义上的“个人真理”又有了区别,所以我们的言行的自律性就要求我们应当在某些场合和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放弃一部分“纯粹的个人意见”而求一种被组织起来的“意见”。

民主的渊源虽然也可以寻找到古代,但是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的理论是一种现代的产物却是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认识这种事实,民主的精神根植于普通人中间的事情就可以被我们认识清楚。这样以来,我们就有可能触及到民主真理观的最重要的部分。研究这个部分之后,我们便会发现,一方面,民运人士对于自己的手里拿着真理这种事实的肯定和认定可以说应该是百分之百的,不容许有任何的一点动摇和怀疑,但是同时这种“肯定”和“认定”又必须扩大到他人的身上,认为他人和自己一样的也如此这般的享有真理的占有权。于是,民主的真理观就必然地促使民主人士能够细心地倾听外部的真理的声音,以至于如一位大法官所说的,“麻雀落地的声音也能够听见”。把上述的情形如果加以分解的话,那就是说民运人士的真理观的第一步必须是“绝对”的,不“绝对”就不可能有实现真理的意义,因为在这里必须假设“人是一个软弱的动物”,“绝对”化有助于走出人的软弱;第二步是民主的真理观的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一步中,真理观又必须脱去“绝对化”因素的影响,而实现自身的“相对化”,也就是说它应该变成哲学上的“相对真理”,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是明白了民主的真理观是什么。

民主在人的真理问题上必须作出这样的假设: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真理的占有者,这和传统真理观中的“真理往往为少数人占有”的思想是有区别的,如果说这种区别在民主的实践中,有可能使民主的人民基础牢固的建立,那么维护民主基础的任务就是民运人士应当清楚的。在这里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的理论必须坚决地排除“精英论”,即使“精英人物”们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可能或者愿意建立民主制度,我们也不能够因此而动摇我们反对“精英论”的决心。中国民运发展到今天,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放弃了反对“精英论”的立场。民主的真理在这里只能是对人民“开放”,而不能“封闭”。现在,海外民运人士拥有或者借用民主国家发达的传媒工具而我们的声音却传不到中国人民中间去的原因是什么?难道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吗?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情感以及我们的心理都与中国人民有着很大的距离,这就是问题的要害。我们的潜意识中如果存在着“人民是群氓”的想法,人民就没有理由“买”我们的“帐”。

民主不是贵族的制度,也不是特殊的制度,它是一种普通的制度,也是一个为了普通人服务的制度,因此,那些志在推进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人若没有一个“人民的信念”和“人民的情感”就谈不上是民运人士。我们的一言一行若脱离了这一点,就不配作民运人士。就从这一点入手以认识我们的问题,人们不是可以发现我们在呼唤未来的人民参与运动的问题上似乎没有很大的错误,只是我们在认识人民的“过去”的作为的时候,总是把他们放在了历史上的“阿斗”的位置上去。在“过去”的时间里,人民有了作为,我们就说是“动乱”,人民有了表现,我们就说“瞎折腾”,好象只有人民听从了我们的指挥才可以由“群氓”变成“群众”。可见尊重人民这句话,不是一句口号,它是由是否尊重人民的以往的历史和以往的行为这样的事情决定其意义的。我不否认我们现在的民运队伍中,绝大部分人都有一个主观上的尊重人民的动机和意念,但是在我们的潜意识中的确存在不少的轻视、甚至蔑视人民的因素的问题是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要不然,我们就只能够作孤芳自赏的“异议人士”。

七、民主真理观的实用性

古往今来,世界上的确存在着非实用性质的真理,在过去的时间中,所谓的哲学真理或者宗教真理都是非实用的真理,但是,自从近代的科学真理昌明之后,真理的实用主义就变成为一种风气。特别在政治领域,政治科学的真理性完全是实用的,虽然我们不能够把它们都归纳在“实用主义”的门类之下。有了这样的看法之后,我们来分析正在论述的问题,就用不着为民主真理的实用性而发生争论。与此相关的是,我们如果能够由此认识到真理的实用性在目前的阶段中体现为组织民主运动,在未来的时间中表现为组织民主的生活,我们就真正的弄懂了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非但运用自己的理论组织不了中国人民,就是用来组织我们的队伍,也还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的现象如果长期的存在下去,中国民主化的行为就很渺茫了。在我们中国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对中国民主化表示失望,一部分原因是“6、4镇压”彻底地挫败了民众的信心,另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我们民运人士的理论和思想鼓舞不了民众的士气。上述两个原因互为结果,就形成了目前的僵局。就此而言,打破僵局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我们从过去的错误中走出来。

既然我们知道了民主的真理具有实用的性质,那么,我们在研究民主的真理观问题时就可以摆脱形而上学对我们的束缚,我们的兴趣和爱好就会一下子钻到我们中国人民的政治实践中去,而不管实践是过去的或者是现在的。在这样作时,我们之间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的机会就会明显地增多,分歧也就会跟着减少。不光是这样,我们也由此知道了我们中间出现如此大的意见分歧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寻找到足够的课题和足够的话题,是在一个无边无际的境况中谈论民主的,免不了你说东,他说西。真理如果存在于这样的如此散漫的场合中,谁能抓住它不就全凭个人命运了吗?

八、说明

这篇文章构思于去年10份,是写作中的“真理三论”的最后一篇,在写出了《论民族国家的真理观》、《边际真理与终极真理》之后,这篇文章怎么也写不出来,于是就索性放下不写了。问题是不放则已,一放就放了5个月,前几天在重新拣起这个题目时就匆匆忙忙地写了这些。总之一句话,在这前后三篇文章中,我认为真理存在于探索过程之中,所以在探索中追求真理和在探索中推进民主化是同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我们的精神不处于停滞状态,那么,我们的长进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在我们的对立面,专制主义和专制政治之所以没有前途,在于它的探索的机能和能力已经完全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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