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毛去邓”为今日中国民运人士之必须
03/17/05    武振荣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2380

一、   民运人士也需要“民主化”

何谓“出毛去邓”?“出毛”是指彻底的走出“毛主义”,“去邓”就是去掉我们身上的“邓小平政策”之影响。如果我们中国民运人士要为中国的民主化运动提出一个消极的任务,那么,它就是“出毛去邓”,但是,同任何事情一样,我们只要对这个任务作以仔细的研究,就会发现对于以推进中国民主化为“己任”的民运人士来说,我们自己也存在着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出毛去邓”问题。

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民来说,民主化的任务也许只需要一种意向、一个表态或者是在特定的时间内对民主运动的一次参与,但是对于中国民运人士来说,这样的情况远远是不够的,我们不仅仅需要民主的意向、民主的表态和对于民主运动的参与,而且还需要在民主运动成功地发起前的时间内实现我们自身的“民主化”。就是说,在中国社会还没有实现民主化之前,我们首先应该自身“民主化”;而在今天“民主化”之与我们,实际上意味着“出毛去邓。”

“民主化”对于我们民运人士来说,并不是意味着反对共产党就是“民主的”,也不是说我们因为追求民主就有可能是“民主的”,亦不是说我们愿意搞民主就可以是“民主的”,在这里“民主化”的意义包括着我们民运人士的一个自觉自愿的意向和行为,其中也寓于我们的一段历史。我们现在这些在海外流亡的民运人士不是出生和生活在民主的社会,这一点是用不着说明的,因此我们在接受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阶段上,没有能够接受基本民主的教育也是事实,我们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是受专制主义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奴役也是我们早先生活的一个构成部分,所以我们身上的这些“不民主”的因素不是我们的一个表态就可以“取掉”的,特别是精神、心理以及思想、意识方面的因素就更是这样。

质言之,我们是特定历史中走出来的人,所以,我们即就是对专制主义表示出了极大的厌恶,那些被厌恶的因素也不会因此了很快地从我们的身上消失。所以,在说到“民主化”的问题时,我们绝不可以把自己作为一个例外,以为这样的事情就没有我们的份。在民主与专制的这场斗争中,我们有一个同自己身上的专制主义的因素作斗争的任务;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以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民主人士,那岂不坏事?别说是现在,就是在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之后,我们坚持民主的行为还是要必然的表现为我们要同我们生活中的“不民主”的人和事作不间断的斗争。

二、论“出毛”与我们自身“民主化”之关系

“出毛去邓”的问题并不关乎我们中国民主化运动的积极目标与积极任务,虽然是这样,但是它无论如何却是关乎着我们中国民主化运动能否成功的问题。因此,现实我们自身的“民主化”要求我们不能够无视“出毛去邓”的问题。要知道,我们的“民主化”不可能存在“上限”,但是它却有一个“下限”,这个“下限”之于我们,就叫“出毛去邓”。就目前中国的政治问题着眼,你认为你讨厌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你就你已经走出了毛主义,那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能的。同样,你认为你把邓小平当成了“镇压民主运动的刽子手”来看待,就以为自己已经在政治上已经摆脱了他的影响,这也不不符合事实,因为在如何看待前毛泽东时代的人民自己过去的作为的问题上,你还是受他的政策的捆绑而不得自由。这也就是说,你不是不想要民主,而是说你在分析和认识那些与专制主义的大人物有关的民主的时候,你区分不了在这些人的行为、思想的诱发下产生的民主与他们这些人本身的区别,在人民“不当权”的时代,出现于人民社会中间的那些民主的因素与“当权”的专制主义大人物们的关系究竟是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是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可以用“否定”的方式就能够对付了的问题。

要知道,作为中国人生于毛泽东时代、受邓小平政策的奴役——这不是我们的选择,因而这也构不成我们的错误,所以在认识我们自身的问题时,一个我们当中的任何人也不能够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的“生”,如果说在“生”的问题上没有我们的选择的话,那么,对我们的历史的第一个态度到底应该是肯定的或者是否定的情况不就是一目了然吗?1986年上半年,我在写作《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的书稿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我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所遵循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人没有选择“生”的自由,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寻求自由的人的“生”却是“不自由”的。在这里你一定要给出“命运”这个东西以意义,它是由上帝掌握的而非诉诸于我们的个人的选择。因此“自由的历史就是没有自由的历史”的阿克顿勋爵的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如果说前毛泽东时代对于我们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政治上的“生”的时代的话,那么,如何对待我们“生”于专制时代这个事实,就是我所强调的问题,所以,我们中国人痛恨专制主义、专制制度和专制社会这都是正常的、应该的或者必须的,但是这种“痛恨”如果波及到我们的“出生”、“成长”这种另外的事情上面,以为我们的“生”和我们的“长”也应该引起我们的“痛恨”,我们的一生还会有什么样的前途呢?

如果认为“走出毛泽东时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是一句口号,是一个意愿,那就不正确,事实上这是一个我们应该严肃而又认真对待的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来不得半点的马虎。我们民运团体不象法轮,不是20世纪90年代的产物,我们继承的是从孙中山开始的中国民主革命的事业和传统,因此我们的事业的历史有100年之多,这和法轮功的历史只有10多年的情况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因此我们在批判共产党方面,应该表现出不同于法轮功的态度和水平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在90年代以前,中国社会没有法轮功的存在,所以法轮功信众在批判共产党时持一种“全面否定”的态度(如《九评共产党》)那是自然的,也是正常的,无论是在共产党钻山沟、打游击的那个阶段,还是在1966年的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1976年的“4、5运动”和1989年的民主风波中,显然也没有法轮功,因此法轮功在“否定”这几段共产党的历史的同时发现不了人民行为史和人民运动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民运人士如果也是用同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阶段上的人民历史,那么这个时间上的人民的历史不就是面临被“否定”的危险吗?

我们民运人士在批判共产党的同时有一个不同于法轮功的任务,那就是这种批判行为还有一个寻找和整理人民历史的内容,所以,在我们的批判行为之后,如果没有一个蒙昧性质人民历史被发现的话,我们的批判行为就只成功了一半。就抓住这一半的价值,我们不就是变成了马尔库塞所批评的“单面人”吗?要认识到法轮功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没有为中国人民寻求民主的任务,因此,法轮功对共产党的批判可以不是全面的,也可以不是是历史的,这一切同法轮功在政治上没有一个要自觉地带领和引导人民的的意图和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我在前一些日子中所写的文章中,把《九评共产党》看成是法轮功“讨伐”共产党的“檄文”,正因为我是这样的看待问题的,所以我欣赏这篇文章,也为它叫好,但是这样的行为丝毫不妨碍我们民运人士在法轮功的批判之外去从事带有历史性的和能够动员亿万中国人民积极参与政治运动的那种深层的批判。

就表面现象看,前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最荒诞的时代,但是在这个时代中却包含着我们中国人民的最大价值和民主的许多的最基本价值。因此,在批判这个时代时,我们如果运用“否定”的方式,那么就有可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落入邓小平政策的圈套,从而在“否定”毛的同时也“否定”了人民的行为和人民的历史;问题并不至此就完结,这种“否定”的做法发展到后来,事实上“否定”了是民主的基本的价值和基本的观念,使我们的民主的主流思想和主流意识出现了企图“否定”100多年以来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危险倾向;分析这种倾向,我们就可以明白今天全世界民主的大趋势这样的有利于我们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但是我们的民主运动总是处于低潮的原因是什么的了。

三、消极否定与积极批判

从去年3月份在民主网站发表文章以来,我一直持这样的观点,即今天我们中国民主的基本观念、基本思想以及推进民主运动所需要的诸多因素不都是出于我们民运人士自己的创造,因此,我们民运人士对于这些中国社会已经具有了的民主内容和历史事实只能够采取尊敬和尊重的态度,而不应该持相反的态度。就从分析这一个问题入手,我们民运人士目前的任务和工作就是“组织”性质的,也就是说使那些在社会上孤立的、零散的东西之进入一个由我们的工作而形成了的组织化体系。这样的意思无非是说在过去的时间中,已经发生了的那些民主的因素和民主的价值观念虽然不是今天我们民运人士创造的,但是,如果这些东西被我们“组织”起来以实现价值也就是我们的任务和本分,不然的话,在时间的长河中,这些未被 组织起来的价值就必然面临着流失的危险。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的工作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价值的辨认和价值的评判。这样的问题在批判前毛泽东时代的工作中就显得尤其重要。

我把毛泽东活着的时代叫前毛泽东时代,把毛泽东死后的时代称后毛泽东时代。有了这样的划分,我们在认识前后毛泽东时代时就有了一个我们可以牢牢把握它的方式了。就现象上看前、后毛泽东时代是“敌对”的,但是仔细一分析,它的内部的专制脉气是一脉相通的。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看待问题,象目前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把后毛泽东时代叫“邓小平时代”,那么这两个时代相通的那种脉气就有可能被掩盖起来,从而好象要迫使我们在这两个时代中作出只选择一个的决定。其实,其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误会,完全是因为我们的批判它的方式和方法有问题,而不是事物本身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若是站在一个历史和现实的高度上去鸟瞰毛泽东时代,那么,我们对它的两个不同的阶段的看法就完全有可能使我们跳出上述“选择”的假象,把“完整”的毛泽东时代作为一个统一体来批判,这样我们即不会被后毛泽东时代的虚假的“经济价值”所诱惑,也不会被前毛泽东时代的虚妄的“政治方向”所欺骗。我们在政治上的完全自立也就出现在这个时刻中!

毛泽东时代在中国的这56年的存在,是一个政治事实,但是与这个政治事实并存的是在这个时间段上同样存在着我们中国人民的时代和历史,所以,我作这样的一种比喻是不是需要,读者们可以思考。我说毛泽东时代中所有的毛泽东的因素在中国过去的56年中好象是一只老鼠,但是在这个老鼠活动的地方和场所中却摆着一个十分珍贵的花瓶,现在,我们是要用石头块来打老鼠,应当怎样个举动呢?是象法轮功的“九评”那样直接把石头摔过去,还是本着“投鼠忌器”的原则,在打老鼠的同时想着要保护花瓶呢?那个“花瓶”不是别的,它就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蒙昧历史和在蒙昧历史中的一系列人民作为!

上述的比喻不过是说批判之于我们而言是一个异常复杂和异常艰苦的任务,绝不是我们乱批一通就可以奏效的。在批判中,我们也有一个自我提高和自我批评的内容。所以,批评和批判是中国民主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织部分,我们得需认真地去完成它,来不得半点的浮躁、浮夸,也容不得丝毫的懈怠。如果我们在批评和批判毛泽东时代时,发现中国人民都是老鼠,那么,我们打老鼠的石头最终地要落在我们自己的头上不就是一个可以预见的事情吗?如果在我们民运人士在长期的时间内只习惯于消极否定式的批判,那么,久日久之,我们有可能变成为被否定型思维方式所俘虏的人,这样的人,气量褊狭,心胸窄小,怨天尤人,愤世嫉俗,他们除了对共产党人的一腔仇恨外,就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赞的东西了。因此,我以为他们如果认为自己是要建设中国民主制度的,但是他们的气质和精神的非民主性决定了他们只能够是“不民主事情”的反对者。可见问题的要害还在于以下这点:他们的“反对行为”虽然看起来那样的激烈,但是到最后他们没有走出毛主义的范围却是非常明显的事情,别的不说,就说他们对于自己反对的东西所采取的“全面否定”的这一点来说吧,同马克思主义对中世纪的否定、列宁主义对俄国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否定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否定、毛泽东对共产党“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否定、邓小平对“10年文革”的否定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因此,我在写作《蒙昧时代人民史》的书稿时(1993年)就一再地指出,否定毛并不就意味着就可以“出毛”,“出毛”的事情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意味着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性质是批评的和批判的,而在这种性质发生作用时,批评和批判一半儿是针对外部的专制主义,一半儿是针对内在的我们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在建设性意义上获得民主。若不是这样的看待问题,我们把批评和批判定位在否定的水平上,我们的要求民主的行为虽然表面是激进的,其实我们往往会陷入被我们所批判的毛主义的泥潭。目前民运队伍内部出现的“用武装革命的方式”组织“民军”,在“江河湖泊,崇山峻岭”的农村“打游击”,最后“占领城市”的思想不就“重新”的“入毛”吗?我们民运人士们用“诉苦的方式”在“搞民主运动”,要把我们自己和中国人民想变成为20世纪60-70年代的“贫下中农老大爷”不也是一种“入毛”的行为吗?我们把共产党社会和社会中的一切人和事都当成了垃圾来对待,想把所有的与“共”字头有关的东西一扫而光,好在“一张”“干净的白纸上面绘画绣花”(毛泽东语),也不是表现出我们“中”了毛主义的“流毒”至今也还没有“肃清”吗?

四、论“出毛”的两个前途

“出毛”有两个前途:“出毛自立”和“出毛入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在前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合二而一的,因此,在同一个时间段上我们人民要求自己的历史的行为和共产党对自己的历史的保守行为就难免会发生重合,而这种重合不被我们认识时,把蒙昧阶段上的人民历史当成为共产党历史而一笔抹杀之,就是我们很容易犯的错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在批评和批判的同时以发现我们人民自己的早期历史,那么,我们就会用20世纪80年代的共产党的那种眼光去看待我们自己的历史,结果呢?我们就被所谓的邓小平政策所俘虏,变成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应声虫。说到这里,我已经涉及到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在对待前毛泽东时代和毛的问题上我们中国人有两种态度和两种方式,由此也就会产生出两种不同的结果:我们或者走入我们自己的历史,或者我们爬在邓小平后面亦步亦趋地进入后毛泽东时代,又一次的在这个时代中受共产党所推行的“专制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

我在去年10份写作的《论毛三篇》的文章中指出毛泽东是世界上一个极其特殊的人物,他虽然是一个世界级的人物,但是在分析他时,却没有一个世界上现存的人物分析模式可以作为参照系,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可以和他有相同性质和相同意义的人物群来评价他,所以无论我们说他是秦始皇,是马克思,是列宁、斯大林,或者是西特勒、墨索里尼,都不会说到点子上,因此,我们在批评和批判他的时候,一定要建设一种只适合于他个人的人物的类型。这样的人物类型也许可能就是他一个人,也许还会有个把的人。如果把前些日子逝世了的赵紫阳看成是快要断线了的毛泽东系列上的人物,那么,今后这个系列上的人物都因失去了精神而“提不起来”就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但是这样的事实恰好说明了中国人在用否定的方式对待毛和对待前毛泽东时代的人和事时就非常容易地会滑入表“戴着邓小平面纱”的后毛泽东时代,赵紫阳就是一个后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失去了毛的精神的“毛泽东第二”。

后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在有限的意义上对毛说“不”的时代,因此你可以运用邓小平的方式去反对毛泽东,说他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迫害了刘少奇、邓小平、扬尚昆、王震、陈云、李先念这些人,你也可以说他使中国社会陷入了“10年动乱”,你也可以说 把中国搞得贫穷不堪等等,你在这样说和这样批时,也不是没有民主的意义,只是你的方式使你拒绝了民主的整体意义而只拿到了它的零碎意义。因此到最后你发现“纠正”了毛的错误的邓小平在犯了比毛的错误要大一万倍的错误时,你才看到了后毛泽东时代是“反动”的,所以在民主上,你已经走了“弯路”。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他们俩临死的时候都出现了“天安门运动”,他们都采取了镇压的方式,毛的方式是把一部分军人装成民兵,使用棍棒打人;邓小平在批评和批判了毛的方式之后,在镇压第二个“天安门运动”时表现出的那种残暴性是100多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很少见的,1919年段其瑞政府镇压“5、4运动”,1935年国民党政府镇压“12、9运动”,都没有达到如此凶残的程度啊!结论是:后毛泽东时代是没有出路的,死路一条!

后毛泽东时代虽然是一个没有出路、没有前途的时代,但是中国人进入这个时代却是十分容易的,好象有一个“自然”的力量在“推”我们,使我们身不由己地进入它。在这里如果说有一个历史的因素在捉弄我们的话,那就是说我们应该在批判毛的错误的同时一定要整理出我们自己的价值。整理我们自己的价值的同时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就可以阻止后毛泽东时代对我们的诱惑。在这里一方面,我可以告诉读者们我自己是有深刻的体验的。下面我就以我自己的例子,谈一谈我的体验。

19966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年发动的一年,这一年我初中刚刚毕业,在命运的支配下参加了谁也逃脱不了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个运动中我和数以千万记的红卫兵一样地经历了由共产党、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向人民运动转化的过程。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点和别人不一样的话,那就是说我在1967年底和1968年初就发现“我自己参加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失败了!这样,在毛泽东和林彪宣布“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里,我是心理就生出疑团,如果说在1969年中国共产党“9大”会议上,由林彪“代表毛泽东”所作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政治报告集中地代表了毛泽东、林彪集团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的话,那么,这个发生在“上层”的“文化大革命”同我在陕西省兴平县这样的“基层”所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于是,“基层”的由我和我们的“战友们”参加的那个“文化大革命”惨遭失败的事情就已经被我认识到了。因此,在当时我的思考中,好象已经遇到了两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可不是吗?我的心里在嘀咕着:“你毛泽东、林彪的文化大革命是胜利了,这一点我已经看到了,但是,我们陕西省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兴平县的文化大革命和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我武振荣个人的文化大革命是彻底地失败了的情况难道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如果说这样的思路在1974年4月,促使我写出了《绝妙的戏——一个年轻解说员对文化大革命的解释》的第一篇手稿的话,那么,我在反对毛泽东、林彪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摆脱了后来的邓小平的观点和立场上了,没有对“文化大革命”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和做法了,自然而然,我在批评和批判毛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时,也就为已经“失败”了的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造”了“势”,非但如此,我在80年代建立“66学说”的时候,为这场伟大的人民运动作了一种全面的辩护,指出这是正在发展着的中国民主运动的“渊源”。

可见,在我们中国有两个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和方法要必须加以区别:一个是普通人的;另一个是邓小平的。前一种方式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这中国普通人“出毛”,而后一种方式和方法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改头换面”的毛泽东时代。因为在中国“,出毛去邓”的问题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有一个具体的切入点——“文化大革命”的现实问题,不研究它,那么,我可以“出毛”,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去邓”。所以走出毛主义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修好我们自己的路,走在我们自己的路上,只有这样,毛主义的“革命”和邓小平的“改革”才会被我们彻底的抛弃和超越!

五、要“出毛”就得“去邓”,不“去邓”,最终也难“出毛”

在我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中,我说道,所谓的邓小平“改革”,不过是一个转了向的毛泽东主义的表现,因此,当我们中国人民在认识不到这一点时,以为它是可以给中国社会带来“改革”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问题的实质还可以这样的表述: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有两个版面:正版是一个毛泽东的头像,背后一面是邓小平的身子,所以,我们在认识它时且不可把这两面分裂开来看待,否则,我们就看不到它的统一的构成体,就会对它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做出错误的评价,使我们陷入专制主义的泥潭而不能够自拔。

中国民主运动其所以发展到今天,没有能够在中国人民中间取得长足的发展,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民运队伍没有能够脱去邓小平的影响,没有能够从邓小平式的“改革”中走了出去,因此尽管在“6、4”之后,邓小平“改革”的本质已经暴露的淋漓尽致,但是我们在长时间内形成的那种思维和思维模式一时间我们改变不了。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是顺着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杆子攀登民主的高峰的,因此,当我们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发现了这个杆子的顶上头也是一个专制的东西,才感觉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事实上也是这样,邓小平这个在1966年的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中被“打成”了“落水狗”的人在“反对文化大革命”时,显然地本着一个给自己“翻案”的目的,如果说这种“翻案行为”完全是针对毛泽东的,那么,也许没有多少可以值得批评和批判的,只是它事实上在“翻”了人民政治解放这个伟大运动的“案”的时候,“否定”了1966年就等于“否定”了“7亿人”参与的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场民主运动。如果说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着的民主化运动的是这一场伟大的运动的继续的话,那么,反对这个的运动的行为就把我们中国人民置之于民主的“否定”地位上了。

中国民主运动发展到今天也没有见到起色,原因也就在于中国民主运动的已经无意识地建立在一个“否定民主政治运动”这样的基础之上,所以在把“起源”意义上的民主的运动“否定”之后,未来意义上的民主运动的那种“脉气”也就被割断了。因此,这样的“否定”性的方式和方法已经把中国的民主运动搁置在一个既没有前,也没有后的阶段上了。于是,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我们队伍中的表现和反映就是“让一部分人先民主”。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些人要取消民主,还不如说是我们自己“取消”民主。在这里我不涉及我们的主观愿望上想不想取消民主的问题,只是说我们所站的立场已经是“取消主义”的了。就这样的情况来说,我们作为中国的政治人士在搞了20年民运时,于批判共产党的事情上还要向“不过问政治”的法论功的《九评》学习,不就是贻笑于大方之家吗?

在这篇短文中,我不可能列举出许多事例来说明上面的现象,但是我简要地说明一下大概的情况还是可以的。譬如,在目前,我们民运人士当中对民主运动做“动乱”理解的人不在少数,因此这些人一想到民主运动在中国意味着13亿的参与的话,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动乱”,如果说这样的想象前面联系着一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后面联系着一个苏联、南斯拉夫的解体的话,那么最好的民主就等着“胡温新政”的恩赐了。又譬如,在理解民主方面,我们把中国人民在过去的时间中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愚昧无知”,认为民主成功的希望就在于要使中国的“中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至于说“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中的目前的生活中处于什么状况?有没有完成自身的“阶级化”过程,那他们就不关心了,他们惟独知道的就是“中产阶级的民主”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再则,有些人把中国政治运动失败的原因看成是政治运动本身的原因,认为中国经济其所以发展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运动“搅乱”的结果,似乎以为只要抑制了政治运动中国就可以发展起来。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想和倾向都与邓小平所推行的否定性质的政策有关,犯有这种错误的人都没有脱去自己身上那张无形的邓小平之皮。

在在篇文章行将结束的时候,我强调说,我们的队伍不怕有问题,怕的是有了问题,提不出来,也怕的是没有人认识问题。在这篇短文中,我仅仅是提出了“出毛去邓”的问题,我不认为我同时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我们民运人士学习民主的过程,而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民主知识不断地长进和提高,才有可能使我们在推进中国民主化运动中起到我们应该起的作用!(200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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