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拥抱人类共通价值 共创21世纪安定繁荣
03/13/05    克林顿    民主通讯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1102
──美国前总统柯林顿访台演讲文稿(2005年2月27日)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主持人对我的介绍,以及现场各位热情的欢迎。主席,各位贵宾,各位先生女士,我非常高兴可以再度回到此地。在1979年到1988年间,当我还是个年轻的州长时,我曾4度拜访台湾。此后我一直关注这个宝岛的变化,关注你们惊人的经济成长及政治发展,也对你们民主的发展深感欣赏及敬佩。

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成立是为了推展民主,不仅限于台湾内部,也广及世界各地。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也是我在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年中极力推动的志业。如果可以,今晚我希望将台湾民主的发展,放到整个21世纪世界局势的脉络中来分析,并且提出一些建议,让贵基金会能够超越国界,达成推展民主的使命。

众所皆知,我们在90年代目睹了经济全球化的惊人成长。我们越来越仰赖国际贸易及投资,在资讯科技产业上也有惊人的发展。人类开始在科学与技术上进行前所未有的合作。由于惊人且前所未有的国际科学合作的成果,在我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中,我得以宣布人类基因定序的成功。此外,人类也经由国际合作,在天空中设置了一个太空站。

我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例子,来说明人类的成就。但有两件发生在90年代的大事,通常受到媒体的忽略,却对民主发展特别地重要。第一,在90年代期间,半数的全球人口,得以经由自由选举,产生他们的政府,这是我们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象。第二,经由现在所通称的NGO(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世界各地公民社会急遽地扩张。不论是在富裕国家或贫困国家,社团组织提供了人们一个机会,使他们做为自由的人,能够集结人民力量,来改善他们所关切的特定人们的生活。

我相信,21世纪可以以一个字眼来做最好的概括;但这个字不是“全球化”(globa lization),因为“全球化”对大多数人而言仅止于经济之涵义。我相信更好的字眼是“互赖”(interdependence)。因为“互赖”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甚至也可以同时具有正面和负面的双重意涵。简单地说,就是我们不能脱离彼此而生活。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到一个震撼性的负面“互赖”,当“基地”(Al Qaeda)恐怖分子利用全球互赖所提供的国界开放,和旅游、移民、取得资讯及高科技等的便利,杀害了3,000名来自70个国家的美国居民,其中200名丧生者也是回教徒。

然而,在“9.11”的余波中,我也看见了正面的全球互赖。我与我太太希拉蕊柯林顿,现任的纽约州参议员,一齐拜访曼哈顿地区的一所小学。那里的孩子们因为这次恐怖攻击,而被迫离开他们原有的教室。这所学校总计有600名孩童,来自80个不同种族在此就学,他们之中许多人有亲人罹难。当我在人群行列中,试图去安慰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时,我见到一名足足高了我一个头的高大男人,他的眼里含着泪光。当我询问他是否也失去了他的亲人时,他回答说没有,他只是来到这里表达他的哀恸。而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所说的话──他说,“我是个埃及人,是个回教徒,也是个美国人。我害怕我的美国同胞们会因为其他人所做的事情而不再相信我。我比你们更加地憎恨恐怖分子。”

他是一个正面国际互赖的例子。在我的总统任内,我们目睹了中东7年的和平进展,然而之后的4年,取代的则是分崩离析的冲突景象。4年的冲突中,被恐怖分子所杀害的以色列人之数目,超过了我8年总统任期内的4倍之多。但在冲突激烈的几年内,以色列及巴勒斯坦人的互赖并没有比和平时为低。只不过二者从正面的互赖,转变成负面的互赖。如您所想象,尽管我已经不再身为总统,我依然密切关注着中国与台湾及其双边关系的发展。数周前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有一篇令人惊异的文章,指出了两岸间经济往来爆炸性的增加,也提到目
前在中国大陆有超过千万的中国人民,在台湾人所经营的公司上班。我也注意到最近两岸间有直航客机的往来。因此我观察到,在政治差异的面向上,台海两岸有持续性的负面紧张,而在经济与个人面向上,则有正面的接触。

这一切告诉了我们什么?答案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无法脱离其他人而生存。中国与台湾、以色列人及巴勒斯坦人、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及新教徒、科索沃及波士尼亚的不同族群、斯里兰卡的塔米尔族及佛教徒、泰国的伊斯兰教徒和印尼亚齐省的分离分子,他们与两国的主要政府的关系。所有我们所目睹的这些在国际间发生的事情,不论是正面或负面,都在在提醒我们:我们无法离开他人而存在。因此我相信,21世纪的重大挑战在于,从一个互赖但不稳定的世界,进展到一个我们能共同分享的更紧密结合的全球社群。我们分享责任、利
益,也共享基本价值观。每个人都是重要的,也都拥有机会。每个人在社会中都须扮演一个负责任的角色。竞争是好的,但经由合作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之间的差异是重要的,那会使我们的生活更有趣;然而差异绝对不比人类价值的共同性更为重要。

我们该如何从一个互赖的世界(interdependent world),进展到一个更为整合的世界(integrated world)?我提出五项建议。首先,我们必须抵抗那些与整合社会为敌的人,我们必须减少恐怖主义、战争、以及大规模毁灭武器(WMD)的威胁。第二,我们应该藉由将全球化的利益带给地球上另一半尚未因全球化而受益的人们,在世界上建立更多的夥伴而非更多的敌人。

当我今晚在台北街道上,驱车前往演讲会场的途中,我回想着超过25年前我初次来访的那些经验,想着这个城市是如何地改变,想着台湾为数不多的人口,却创造了高达3,000亿的外汇存底,以及足以支撑世界经济的公司,以及充满活力的政治、教育、及经济体制。这几乎让人难以联想,此时全世界有超过一半的人民,每天的生活支出不到两块美金;有上亿人民今晚入睡时是饿着肚子的;地球上有1/4的人民没有干净的水源,1/4的人民在今年将死于各种天然及人为的灾害,他们会死于爱滋病、肺结核、疟疾,以及痢疾所引起的感染。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儿童,而他们终其一生从未喝过一杯干净的水。数以千万的孩童每年死于完全可以避免的儿童疾病。更有1亿3千万的孩子从未上过学。

我们必须将他们带到这个体系内,这个对你们、对整个亚洲、对美国有如此助益的体系。有许多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知道将全世界的孩童送进学校并不会花费太多钱,而那也可以使他们在未来不需要从事他们的父母辈所曾经从事的苦力工作。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对抗全球暖化的同时加速许多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发展出一套奠基于太阳能、风力、能源保存技术,及其他我们目前已知能源选择的全新能源经济。有高达一兆的干净能源及能源保存技术的市场等待开发,这将可以使那些极度贫穷的国家,在经济上的发展更为快速。

第三件我们该做的事情,是在各个层级建立分享及合作的机构。全球性的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IMF)等,可以透过如欧洲联盟(EU)、亚太经济合作会(APEC)、东南亚国协(ASEAN)或其他正在全球形成的区域性组织,将其力量用来支持区域的合作;也可经由帮助新兴民主国家不只进行诚实的选举,且要有诚实且具有治理能力的政府,来支持国家间的合作。以下是我认为台湾民主基金会可以有重大贡献的地方。

至今我已花了许多时间关注前苏维埃联邦的共和国,我将至其中两个国家推展我的第八个计画。还有加勒比海国家,他们在地理上就在美国的后门,但相对上仍非常贫穷,也有严重的爱滋病问题。我常前往拉丁美洲,那里的每人国民所得惊人地低。我也关注非洲,那里大部分的国家有严重的爱滋病问题,且他们每天的平均收入不到一块美金。

在这些我前往的国家里,总是会有一个赢得了公平选举的民选总统。但常常发生的情况是,这些赢得公平选举的总统,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却没有任何事情会真的实现。经常会有刚刚通过改选的国会,通过了新的法律但却没有任何事情实现。因为他们缺乏有组织的机构来贯彻这些法律及总统与首相的命令。他们的行政体系没有制度性的能力,来把那些表现在选举中的人类自由的益处,转化到那些投下选票的人民身上。这是其中一个在21世纪被严重忽略的问题,因此我决定在我未来的人生中,花大量的时间来努力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从未成为头条新闻,它也不如解决如何通过透明立法、财产权法案,或为某个部门建立行政组织来得有趣,但除非你拥有一个能运作的政府,否则人民会对民主失去信心。

我隶属一个由国家前首领及现任首领所共同组成的“马德里社”(Club of Madrid),几年前,我们举办一个会议时,当时并不确定有多少人会参加,基本上,这个会议是有关建立民主政府的效率。这并不是一个煽动性的题目,也不是一个争议性的题目,我们被一大群新兴民主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包围,他们诚挚地向我们表示仍有人经历过长期迫害,所以这些人渴望能有选举,然而他们无法做到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机制来推展公共利益之议题。所以这是一件我认为贵基金会或许应该重视的事情,因为你们的组织所拥有的实践力是令人称道的。

最后,我想我们必须强化全球非政府组织运动的力量。主持人提到我现在从事海啸灾区的工作,一件有关我的工作之最有趣的事是我必须统筹所有由灾区政府、国际组织、国家援助机构如美国国际发展援助总署(USAID),以及数以百计来自全球的非政府组织等机构,所正在进行的救援工作。当然,有这么多的机构在从事救援,是一件好事。我们必须减低国际互赖所带来的威胁,让这个世界有更多夥伴、更少敌人,增加各机构彼此之间的合作。

第四件我们需要做的事是,寻找合作的具体方法。在刚刚对我的介绍中,主持人提到我曾经提醒大家,我希望看到一个能够处理中国及台湾之间歧异的和平解决方案,一个台湾海峡两岸人民都能够同意的方案。每当一个新的工厂开张,一项新的投资开始,一个人得到新的工作,这些以往没有工作,或自己不曾开业的人,他们的人生就迸发出一些新的希望。当人们有希望的时候,你就离和平解决方案越来越近,而离武力冲突越来越远。

我在从事海啸救灾想做的事情之一,是让人们持续以正面的态度从事其工作。在灾情最严重的印尼苏门达腊北部,已经埋葬了十万名受害者,同时还有十四万名的失踪人口。这些地区曾经有过惨烈的分离主义运动。在此次亚奇省首府和所有这些渔村的惨重灾情后,我去一个曾经有6,500名居民的渔村,现在只剩下1,000名生还者。经历这次的灾难后,人们将他们的政治歧见搁置一边,开始着手重建家园。印尼总统设立了一个包括要求独立的反对人士的委员会,一起决定重建的需要花费,一起决定重建事项的优先顺序。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向往,有一些建设性的工作要做。我相信如果我们能这样的合作程序,在重建工作所需要的未来3至5年里持续运作,将来政府与分离主义人士可能会找出一个能够解决过去政治歧见的方案。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印度沿海的斯里兰卡岛。斯里兰卡的首府可伦坡,大致上是在岛的西南部。海啸的灾难最主要开始于南部一个称为迦尔的地方,我们许多人透过电视画面,目睹一整列载满人的火车被海浪扫进海里又掷回陆地上,少数的生还者,爬出列车车厢的破口并抓住建筑物屋顶才幸免于难。灾害沿着斯里兰卡东部的海岸直到北部区域。在斯里兰卡的北边,大约20%的区域是由印度塔米尔族所控制,而塔米尔族与斯里兰卡之间,曾有极为严重的对立。数以千计的人民在内战中丧生。他们已有3年的停火,杀戮也渐渐地减少,但过去几年间没有真正严肃的对谈展开。然而现在他们携手合作重建这个区域,他们一同作出决定:关于如何使用援助的金额、援助品该如何处理、什么该做以及做的顺序如何?如果我们可以使他们在未来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都持续这样合作下去,那么该区域的重建必然可以完成,甚至他们可以找到对于长期对立的解决之道。

在中东地区,我们有对于和平的新希望。以色列选出了一个联合政府、巴勒斯坦区域也展开了新的选举;但比起12年前我开始处理以巴问题时,现在巴勒斯坦的人口更多、更贫穷、问题更多,人口也更年轻化。这些年轻人需要一些事情可做,当他们处理政治议题时也需要处理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布希总统已向国会提出3亿5千万的援助提案,但我认为大概10亿元左右会是一个好的第一步,毕竟那并不是很大的一笔钱。我们可以重新建立巴勒斯坦的经济,使之达到其领土被封锁而无法进入以色列谋生之前的水准。

相对地,美国已经在伊拉克投入2,000亿美元,因此只要花百分之一的经费,我们所推动的各项计画就更有可能成功,因为人们就可以从事许多正面的事务,这些事务都是在座各位已经享有的,包括稳定的工作、创业机会、投资等。巴勒斯坦人失去得太多太多了,但是身居海外的巴勒斯坦人处境并非和留在祖国境内的一样楚楚可怜,他们控制了智利的花卉贸易,而且是厄瓜多个人所得最高的族群,甚至在我还在白宫时,还有一位巴勒斯坦人担任总统,而美国境内的巴勒斯坦人也相当多,他们要不是百万富翁就是大学教授,只有留在巴勒斯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才面临到贫穷,如果这些巴勒斯坦人也都有机会接触到以上这些正面的事务,他们的生活将会大有不同,诚如我之前提到的,我参与的海啸赈灾就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最后一点。人类自从5,000万至1亿年前于非洲大陆崛起以来,整个发展的历史都在决定,到底应该为共通的人类价值而努力,抑或为歧见、差异而浴血奋战。原始的人类刚离开山洞,形成各自的家族、进而彼此接触时,到底会彼此争斗还是合作呢?一般来说,他们除非找到合作的基础,要不然就是不断地交战。人类的历史不断展开层面更宽广的合作,但是也制造出愈来愈危险的武器。在20世纪,人类进行前所未见的合作,也拥有前所未见的屠杀工具。20世纪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也使用了原子弹。在许多国家境内还发生种族屠杀。虽然人类在20世纪比以前更了解合作所能带来的利益,但也仅是侥幸的逃过灭种的命运。

现在,尽管面临恐怖威胁、尽管面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整体而言,我们的世界比以前更美好。冷战己经结束。没有任何国家认为某个国家会以核武攻击另一个国家,并发动足以造成毁灭世界的战争。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能运用智慧去打造一个整合社群的全球体系(a global system of integrated communities)。我们不假装人和人之间没有相异之处。如果我们假装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所有的进步都将停滞,因为再也不需要辩论。民主政体之所以是生存力最强的政体,就是因为民主鼓励辩论。身处政府体系中的我们不见得喜欢辩论。尤其如果我们辩输了,就更不喜欢辩论。辩论时,我赢过也输过。我喜欢赢的滋味远胜过输的感受。但我非常相信,辩论可以让我们更接近真理,更接近解决问题的方案或向前进步的较好方法。我们现在就拥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相信我们应该要把握这个机会。

但是,在我们相信民主的同时,也必须相信虽然我们的相异之处非常重要,我们共通的人性价值更为重要。然而,要人们达成这个认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现代印度之父甘地,在78岁时遭到谋杀。谋杀他的人不是争取喀什米尔自印度独立的回教徒,而是他的印度教徒。谋杀他的印度教徒认为甘地不是一个好的印度教徒,因为甘地希望缔造一个融合了回教、锡克教、耆那教、犹太教、基督教及各个宗教的印度。我总统任内最黑暗的一天,就是我的挚友拉宾总理遭刺杀的那天。这位前以色列总理终身为以色列奉献,刺杀他的不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而是一位年轻的犹太人,该名刺客认为拉宾既对不起以色列也对不起犹太教,因为拉宾希望巴勒斯坦可以重建祖国,在和平、安定、繁荣的环境下,养育下一代并和以色列合作。但这么一来,以色列人就必须放弃约旦河西岸并在未来让出部分土地。我另外一位好友,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几天前于贝鲁特的炸弹攻击中丧生,让人联想起70年代可怕的内战。才不过一个礼拜前,我们畅谈了一个半小时,提到了他的梦想,希望为黎巴嫩及中东带来和平。杀害他的并不是以色列人,而是阿拉伯人。这群人要的是分裂、对抗、死亡及破坏。

当然,知易行难。不过,我相当确信一点,这一点在台湾身上可以获得佐证:人民可以从事的正面事务愈多,起床时有愈多值得期待的事务,他们就愈不可能进行破坏,而且更有可能带着自己的族群、国家,甚至全世界,创造更美好的明天。我在此重申,我非常高兴再度拜访台湾,在此恭贺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所有成就,也希望透过基金会的努力,各位也能够协助其他国家追求自由及民主。这些国家虽然热爱民主及自由,但却没有各位所享有的繁荣经济以及完善的制度可以圆梦。台湾要帮助他们,因为我们必须要维护共通的人性价值,才能够从目前仅止于“互赖”的全球体系,迈向一个真正的全球社群。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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