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运中的“小资”情调和“愤青”心态
03/03/05    武振荣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4137

论民运中的“小资”情调和“愤青”心态

武振荣

一、

民主是一个大本子,各人有各人的读法。因此,仅仅从批评的角度来讲,一个人的读法并不被另一个人更正确或者更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就没有统合的必要,也没有一个标准式的内容存在,这是我们在认识民主时应该把握的一个要点,但是如果我们由此而认为民主的运动(即本文中的“民运”)也是一样,不应该存在组织,不应该有纪律,不应该存在统一的领导,不应该统一步调,也不应该存在维持运动发展所需要的最低程度的精神和思想方面的认同,那就完全的错误了。

目前,我们大家都认为我们自己是“搞民主”的,这一点的确不存在争议,但是,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把民主和民主的运动混为一谈时却是犯了错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民主的运动不但需要组织,而需要高度的组织,这种高度的组织不但要非常发达而且一定要是现代化的。若不是这样,民主运动怎么能够在中国胜利?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相比较,高度组织是一个特点,不光是工业、企业、事业、政府、公共事业等等需要高度的组织,就连工会、俱乐部以及爱鸟协会这样的组织都无不要求着组织的现代化,何况我们一个要“推翻”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治运动。因此,我认为中国民主运动如果没有在高度的现代化基础上组织起来,就成不了气候。就数量说,共产党有6000多万党员,它被组织在一个高度的现代化的官僚机构之内,并且是用国家的力量支持其存在的,仅就这一点来看,我们就那些一点人,而且又四分五裂,不改变现状,不克服存在的问题,成功的希望就非常的渺茫。

二、

就上述问题的第一点来说,你用中产阶级的观点解释民主,那么你就会得出民主的“中产阶级论”,这种论调虽然在中国不怎么时兴,在西方却很吃香;你用“知青”、“愤青”的观点去解释民主,你就会发现民主也具有“知青”或者“愤青”的特征——所有这一切,你都不会错误,民主兼容并蓄的本质会包容你的观点,会为你的观点之成立提供支持,也就是说,你在民主之中可以寻找到支持你的观点正确性所需要的证据。当然,如果你在这样作时,感觉到自己不是“知青”,而且你对社会上那些自称“愤青”的人又很反感,也不愿意和市民、农民“同流合污”(异议人士中这样的人不少),那么,你可以用“小资”的情感去解读民主,你也会认为最佳的民主是“小资型”的民主,如此等等也都可以说得过去。就民主的理论来讲,这一切都是允许的,也都是可以成立的,所谓的“百家之言”中的“一家之言”也不过如此,所以如果我们不就“民主运动”来理解民主的话,那么就不存在问题,只是当我们这些人不是“坐而论道”的人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角色要求就我们要用一种政治运动来追求民主,所以我们研究和谈论的民主就只能是民主的运动,或者说是运动中的民主。

正因为我们是民主运动中的人,所以我们对民主的研究和把握就不应该是“小资”性质或者是“愤青”性质的,也不应该走“专家学者”们的路线,我们应该追求“运动”意义上的民主,所有进入我们研究领域的民主也都应当是“运动”的,而不应该是另外的种类。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认为另外种类的民主就不是民主,而是说它们是不适合于我们之所用的民主;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我们手里的民主要有一种“实用”性质,它要最后地能被安排到中国的制度之中,因此这样的民主对于中国人民来讲应当是一个人人都能够听懂、人人都能够明白、人人都能够掌握的东西,当然这样的东西与我们中国人民的实践、历史、记忆都是应该有一定的关系和联系的,因此我们在讨论这样的民主时就应当反复的研究我们民族的实践,充分回忆与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认真而用力的挖掘我们民族记忆的潜力。这样以来,我们所追求的那种民主就是有范围的东西,也是被界定的东西或者是被规范之物,绝不是漫无边际的东西。

三、

厘清了上述问题后,我们来讨论本文所要议论的问题时,就不容易跑题,因为在这里我丝毫都不涉及异议言论上的民主,我仅仅是就中国民主运动中的问题立论,批评的仅仅是民运队伍内部的现象。我认为影响民运队伍发展壮大的原因固然是多方多面的,但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也在于我们从许多方面对民主运动作出了错误的理解。这些错误之中,有的是属于思想和认识方面的,有的是属于情绪的或者心理的,所有这些如果不及时的得到纠正和克服,民主的运动就会受到束缚,我们就没有办法结束“民运不运”的僵局。

民运中的“小资”情调表现为把民主的运动理解为一种井井有序的运动,容不得半点的混乱和无秩序,因此他们只要想到民主的运动会有几千万人或者几亿参加时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来了“暴民运动”,反对“暴民运动”就成为他们保持政治上的“清高”的一个借口了。他们自以为自己最理解民主,因为他们自认为有文化、有知识、有涵养,而这些都是他们的民主所必须具备的。因此每逢他们在说到民主的时候,可以象“专家学者”一样地举出种种条件,其中有文化的、经济的、教育的、居住的等等不一而论,譬如在说到文化的条件时,把文化上的某些指数,如公民识字率、接受教育的程度、城市居民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等等东西作为衡量民主的标准,认为在没有达到这些标准的情况下,就不会现实民主的制度。这样以来,他们就在逻辑上把实现民主的事情转化为另外的事情,这些事情或者是文化的、或者是教育的或者其它的。他们在这样发表自己的意见时,常常表现出了“科学家”的气派,俨然是一副专门教训人的“专家”,殊不知他们这种“专家”的地位在民运中不但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

特别令他们反感的是民主运动的人民性,他们这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不愿意落到普通人的水平线上,因此他们虽然不是现代社会的“贵族”却在千方百计地要保持一个类似的“贵族”的心态和精神。他们对专制主义的不满促使他们要求民主,但是他们对人民缺乏情感和缺乏理解的心态又使他们对民主的内容的理解走上了一条非大众、非人民的道路。如果说这样的事情同国外的“中产阶级论”好象有了关系的话,那么他们就无意中变成了中国的“中产阶级论”的鼓吹者,只是当他们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发现不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时,就只好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弥补之。于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即“小资”型的民主,就这样的在我们中国水到渠成了。到今天为止,我虽然还没有发现中国的有关“小资民主”的理论性论著,但是,我们却可以发现很多很多的“小资”情感和情感的表现。在这篇短文中,我不可能论述这些表现,只是说在这种情感的支配下,他们这些人为自己作了一个民主的“笼子”,把自己关在了里边,并且也希望别人一样地同他们一起进入“笼子”中。于是,“关政府于笼子”的华盛顿话语,就变成了“关人于笼”了。

被“关”在了政治的笼子中的人,他们自己的活动的天地已经是很窄小的了,所以他们希望别人同他们一样地也缩小自己的活动天地,使大家伙都变成谨小慎微的君子,在要求民主的时候不要聚众,不要上街,不要游行,也不要示威,最好是公公正正地填写好选票,到时候用它来“改变”政府。他们认为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算是民主。其实他们说得也不错,在目前的美国、英国、法国等民主国家,人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改变政府的,只是在他们的看法中把已经民主化了的国家和还没有现实民主化国家的界限给抹杀了,所以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双脚还踏在专制主义的土地上,要改变这种土地的性质还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和各界人民来努力奋斗,甚至还需要人民流血牺牲的事情他们就置之与脑后了。

一般来说,“小资”在谈论民主的时候,要有一个小客厅,小客厅最好要保持洛可可风格,要有一个精致的圆桌,圆桌上放一杯咖啡,咖啡边放一本袖珍本的书,然后用慢条斯理的口气谈什么是民主。这样的谈论免不了由民主的条件谈到民主的要件,由民主的要件再到民主的前提,由前提再到民族文化或者民族的精神气质……。总之,经这样的方式谈论出来的民主不但是健全,而且是健康的,无懈可击的。如果说这样的情形使我们联想了18世纪法国贵族社会中的那些以美丽的夫人们为中心的沙龙的话,那么这些降了级的小沙龙中的议论,表现了抄袭之嫌就是一种可以论证的事实了。正因为如此,在这种民主中没有普通人的地位,非但没有,而且这种民主最忌讳的就是普通人带有自己的情感去参与运动,那样只可能搅乱民主的秩序。由此看来,他们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理性派”,认为成功的民主必须要排除人的情感。至于说有人问到他们,如他们自己那样的“小资情感”在不在排斥之列?他们就会说,“民主就需要这样不热不冷的情感”。

这样的一种思想和思维方式在我们队伍中也时有表现,譬如有的人就指责1989年的大学生行为过头了,只知道进,不知道退,最后导致了共产党内的“改革派”全军覆灭。他们是这样的想象和推理的,如果那个时候的大学生们听赵紫阳的话,立即回学校,那么邓小平也就不会开刀杀人了,所以民主的力量保存到了邓小平死的那一年,赵紫阳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中国引向民主的道路了。对“98运动”是这样的看法,那么对1976年的“4、5运动”和1966年的人民造反运动,何尝不是这样的看待呢?这里,我不认为这样的看法就是“错误”的,我只是认为这样的看法与我们目前所推进着的民主化运动没有丝毫的价值关系,因此,这样的看法即就是民主的,也应该从我们的队伍中清理出去。这样作的时候,不是民主的宽容性对这样的言论和看法失去了意义,而是我们要求的民主只能够是“运动”意义上的民主和“人民”的民主。因此,问题有可能这样表述:在我们中国社会这个大的范围内,“小资”民主也许是有价值的,只是在我们民运队伍民当中这样的民主是千万要不得的。

四、

与“小资”式的民主对应的是“愤青”式的民主,这种民主的代表人物们受中国社会上的“愤青”情绪和“愤青”心态影响颇深,可以说是民运人士中间的“愤青”。在他们的身上,“愤懑”、“愤怒”、“愤恨”、“愤激”、“愤慨”、“愤世嫉俗”等等情感因素表现得非常突出,以至于他们完全可以在一个“愤”字上被安顿下来。与这种情绪和心态相适应的是他们不认为民主是有历史的,也不相信民主有一个过程,他们是在一个自觉自愿的基础之上把民主看成是当下的事情,并且愿意为民主的现实而采取行动,如果说这些并不构成为错误的话,那岂不是说他们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民主在今天本身已经就有了100多年的历史,是100多年历史的产物。

他们好象认为民主不需要历史也可以建成,只要人们肯发扬一种“愤青”的精神。在这些人的眼睛中共产党就好象是一群妖魔鬼怪,而共产党社会的事情也无不都是一些错误与谬误。这样一来,他们无意识地把自己放在了当年共产党革命的那个基础上了,想用“激烈”的方式和方法再重复一次共产党式的革命。于是,就有了组织“民军”,到“江河湖泊,崇山峻岭”去“打游击”的战略和策略,用“民军”去打一个民主的“新江山”。正如我在去年7月份所写的几篇文章中所强调的,这种敢于做事的精神是“可嘉”的,但是这种做事的方式却是极其错误的。他们没有认为到当年的共产党的方式其所以取得了“胜利”,不仅仅是共产党“有一套”,而更重要的是那个时期我们中国这个刚刚兴起的民族国家遭到了社会大动乱的巨大破坏,其结果是民族国家在此刻彻底的解体了。正是这种“解体”的事实才造成了旧的“封建式割据”的局面存在。这种局面就包含了共产党“胜利”的机遇和机会,不了解这个一点,以为共产党的“胜利”是“阴谋诡计”式的“胜利”的思想非愚即妄。

“愤青”同“小资”不同,他们是“力量型”的人,相信自己有力量,也不尚空谈,也没有缕缕的思愁,他们为了民主,可以上街,可以展现自己的力量,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寄希望于暴力,只有一点,那就是同“小资”一样的眼睛里没有人民和公民。他们不相信大多数人的智慧和公民道德及良知,对于它保持着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印象,认为只要有少数杰出的人物存在,就会现实民主的“精英式”的梦想。所以他们就没有兴趣去研究“人民史”,没有兴趣去作耐心细致的发动人民运动和公民运动的工作,亦没有兴趣在民主的研究方面去发现民主的中国特点和特征。他们以为搞民主只可能是过去的老一套。他们有民主的意向,有民主的价值,这是他们同社会上的“愤青”的区别,但是他们对民主的粗糙式的理解妨碍了他们变成为民主运动的专门家。他们不同意用“小资”的方式去解读民主,是在一个“打打杀杀”的意义上去定义民主,虽然这样的行为也说不上是错误的,但是由他们定义的民主在具有了斗争的价值时,又出现了价值的“过头”。譬如他们理解现实民主需要斗争,这一点十分的要好,只是他们对政治斗争的错误解读却又使他们回到了毛泽东的斗争论错误的那一立场上了。于是一个政治上的“得”,就被“失”给抵消了。

五、

受“小资”情绪左右的民运人士在许多场合下,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充当中国当权派的“应声虫”,由他们发表的中国民主化的构想往往会和官方的意思相投合。在他们的看法中,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应该是一个“温和”的运动和“理性”的运动,而不应当有任何的情感主义的色彩。但是“温和”到什么样的程度?“理性”又当如何的把握?就好象又说不清楚了。譬如说他们这些人在评价1989年的大学生绝食运动时,这样的行为是“温和”还是“不温和”不就是一个问题了吗?他们手中所掌握的那一把尺子能够测量出运动的“温和”程度吗?大学生们拒绝暴力,不让学生之外的任何人参与学生运动,把学生运动牢牢地限制在绝对的有秩序的范围内,并且他们用自己的年轻的生命作为推进中国民主化的一种“抵押品”——这样的行为算不算“理性”?不也是应该有一个答案的吗?问题的焦点在于:我们并不是应该在逻辑或者理论的意义上讨论民主运动要不要“理性”?是“温和”还是“不温和”?而是我们作为运动中的人在就运动的实际情况发表议论时,是应该看重于运动的内容,还是要把这样的内容放到事先设计好了的逻辑和理论的架构中去?

我承认经“小资”方式宣扬的民主理论不存在逻辑上的错误,也可以从一个或者几个侧面为它的正确性提供证明,我只是说这样的民主理论是根本指导不了我们中国的民主运动。现在我们民运人士没有闲情逸致去作民主的花样文章,我们的民主运动迫使我们要去研究那些亟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因此用“小资”的情调去作民主的文章和我们的“政治运动者”的身份是极不相称的。你如果是一个异议人士,那么,你可以提出“小资”性质的民主,你也可以为这样的民主提供许多的理论说明,在这种说明中你可以不牵扯政治运动,也可以不过问人民的问题,你有权利把自己设想成为一个“守着窗儿望”、也怎生的“天地昏黑”的疲惫不堪的词人,为“老天爷”不理解你而大发牢骚。在你发出的牢骚中,“人民群众”可以是“群氓”,政治运动和政治行为也可以是“骗人”的,惟独你所持守的民主具有“正统”性。

“小资”型的民主带有特定的情感,这样的情感把过去的时间上的所有的不民主归纳成为一个类别,用一个反对的行为去反对它。因此这样的做法的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忘记了民主所赖以成立的民族和国家的特性。于是,他们就好象是在一个由自己创造了的世界中行事,使自己所坚持的民主失去了民族性和国家性。这样的民主如果说是一个等待意义上的东西的话,那么,他们振振有辞地宣称民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有水到渠成的那种功能的话语就包含了一种隐藏的“取消主义”内容。所以他们在说到民主时总是把它同经济的“渐进”联系起来,并且说成一回事。他们用中国过去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失败的事例强调民主不应该是“欲速则不达”的东西。他们在许多情况下,会情不自禁地说:“现在虽不民主,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一定会民主的!”

与上述情况相联系的是他们最怕“乱”,所以在一提到民主政治和人民运动时不是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说“前苏联的解体”,在这样的心理的压力下,他们认为最好的民主就是从上面恩赐的民主,于是,“争取”民主的事情在这样的心理的支配下就变成了“等待”民主了。他们这些人就本质上来说是一些生性懦弱的人,办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前怕老虎后怕狼”的心态,最怕人民起来“闹事”,他们虽然不是中国的统治者,但是在某些问题上他们同中国统治者却有着共同的心理。他们不相信运用政治运动的方式可以取得民主,不相信在民主的过程中人民对民主的诉求可以被组织在运动的有序过程当中,虽然在过去的10多年的时间中,他们从电视上观看了那么多的国家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历史画面,但是他们在想象中国未来的民主化时,总是被一种出自于自己心目中的暴力的场面所占据。如果我们对这样的心理做一个大概的分析的话,即是不运用精神分析的技术也会看出它是病态的。

在说到中国特点时,他们有几个很有代表性的词,一个强调“中国的5000年专制历史”,一个是强调“2000年封建文化的积淀”,再一个就是强调“中国人素质有问题”,有了这样的“几点”,他们就自以为自己了解了中国,把住了中国的脉搏,就好象一个有经验的老中医能够准确地为病人把脉一样。其实他们又是错误的,殊不知对同样的一个中国,民主的运动家和政治家会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5000年专制历史”和“2000年封建文化”这样的提法猛一看,好象也是一个问题,但是若仔细加以分析,人们就会发现这样的“问题”是一个“伪问题”。在这“问题”的对立面,人们完全可以设置一个与之对立的不同的“问题”,而两个“问题”的答案却是都可以寻找到足够的支持的证据的。因此,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任何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都是有价值的。“伪问题”常常是戴着“问题”的面具出现的,所以,我们在作任何的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有善于识别它,别让它占据了我们宝贵的时间,以耗费我们的精力。如果我们善于历史性的看问题,诸如这样的“伪问题”,我们在上一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就可以发现其源头。那时,运动中的许多大师们不是都陷入了“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吗?试问这样的争论到底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呢,情况不就是一目了然的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怎么样进入中国的,围绕“伪问题”而展开的争论难道不也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吗?在这类“伪问题”上,我们吃得亏还少吗?因此我认为,在我们的队伍中淘汰“伪问题”是当务之急!

六、

民运人士中的“愤青”们是另外的一个表现。就表面现象看,他们是一批非常“激进的人”,人们也常常使用“激进”一词形容他们,其实呢他们很难变成为分类意义上的“激进派”。在上面的议论中,我已经说到了这些人把共产党说得臭如狗屎,是完全意义上的坏蛋,可是,他们反对共产党的行为却又常常使自己“退回”到共产党过去的时代中去了;在这个“退回”的行为中,他们又只能够重复共产党的“老一套”,而不能够有所新作为。譬如在推进中国民主化运动时,无视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主潮流,鼓吹走共产党的“枪杆子夺取政权”的“老路”不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吗?

他们反对共产党的勇气和精神是绝对要肯定的,但是这样的反对行为最终有可能把他们带入共产党历史的那大圈套中去的可能性无论如何是存在的。在他们这些人的眼睛里,近100年的历史只是几个政党的历史,没有人民哪怕一份,人民只是消极意义上的“受虐者”的思想是非常突出的。与这样的思想有关系的是他们在说到民主时,故意的要追求一种纯粹意义上的民主,这种纯粹的民主不允许和“不民主”的人物有任何的关系,也不允许它有丝毫的“官方嫌疑”,因此,对那些和官方的人和事有牵连的东西一概的持排除态度。他们缺乏起码的历史意识,也缺乏基本的民主的教养,因此,他们是在一个很简陋的意义上理解民主的。他们不理解在某些特定的时刻中,并不是每一个民主的诉求都是我们目前这些不当权的民运人士所能够提起的,好象是以为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们这些人享受着“天赋特权”。正因为这样,他们的目光就变得渺小,心胸就变得狭窄,到最后就免不了落个孤家寡人的下场。

同“小资民主”比较起来,他们不惧怕运动的人民性,也不惧怕运动中有可能发生的暴力冲突,只是他们对运动的内在组织性缺乏了解和研究。在主张开展民主的攻势方面,他们是一些勇敢的人,也是一些令人敬慕的人,但是在如何组织民主的大军方面,他们就不是“行家里手”了。如果他们现在生活在大陆的话,那么他们也许可以游刃有余地组织民主的“快闪族”,使大城市的街道上出现民主的“闪光”,可是,他们生活在海外,生活在一个同大陆上的那些火暴型青年隔绝的状态中,所以他们只能用思想的方式同那些人打交道。这样以来“行为”性质的东西就必须体现在“思想”的东西之中,因此,如何把自己的有关民主的思想通过现代传媒传播到中国大陆就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了。可见,他们是变化中的人,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变化中的事情。

他们这些人在多年的学习和研究中已经知道了民主不能够有统合的思想和统合的理论,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民主却亟需要统合的力量。所以在已经遇到了民主力量的统合问题时,他们就“唱反调”,甚至还可以运用民主制度中的多元化和民主运作过程中的多党制来作为反对民主力量统合的根据。这样以来,他们就把我们要建设中的民主的当成了建设已成的民主来看待。一个“民主”的词就这样的被他们错误地理解着。正如我昨天在民主正义党网站上发表的《就“民运”一词谈经验意义上的民主》一文所说的:“如果你说,我们目前的民主运动需要整合,需要组织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反对党,他们就说共产党又来了;如果你说我们要维护我们民运的著名领导人的威信,他们就说,毛泽东的阴魂又出现了;如果你说我们要吸取1989年运动的教训,在发动学生运动之后,应该紧接着发动市民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他们就说,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反正只要民运队伍中出现了“组织起来”的呼声,他们就高呼“打倒专制、独裁!”

如果说上述的“愤青”型人物们不是民运人士,那么他们的有关错误对民主运动的发展可能无多大的妨碍,问题就在于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但是搞民主的,甚至是“赤心”搞民主的,所以,他们这些人的上述行为对民运的妨碍就非同小可。我在最近的几篇文章中,不赞成我们民运人士在批评和批判共产党问题上向法轮功学习,但是,我却主张我们在组织上和行动上向法轮功学习。的确我们民运的工作早于法轮功10多年,但是法轮功现在能够办成的许多事情我们的民运人士却办不来。法轮功有统一的报纸、统一的网站,有大量的制作的十分精美的宣传品(小册子、传单)在世界各地广泛散发,以至于可以突破共产党的“防线”而进入国内,我们呢?我们就差得多了,虽然有一个“独生子”——《北京之春》却因“财政吃紧”而朝不保夕。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大家倘若问一个“为什么”的话,那么就用不着去赞扬《大纪元》上的“九评共产党”的文章,而应该认真的研究一下如何象他们那样地组织起来以开展我们在政治上的攻势。

七、

在认识我们民运队伍这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只善于运用一些过时了的模式和观念,而不乐于尝试新的方式和新的方法。譬如在说到我上面议论的问题时,人们就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革命与改良”,在这篇文章中我不想对这样的问题做出专门的分析和批评,我只是简单的指出这样的看法是很粗陋的。在上一个世纪初,当民主这样的东西对于我们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种陌生的东西时,所以研究者们把怎样现实民主的问题放到了“革命与改良”这样的两端上来论证就有着一个“情势”的被迫问题。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只能够是这样,所以由此而产生出的认识问题的特定的模式就具有时代的特征。但是快100年过去了,当民主和民主化在不同的时期已经被我们的民族实验了的情况下,而普通人也曾经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事时,我们还固守以往的认识问题的模式,那不就是极其错误的了吗?

正因为有了上述的看法,我在分析民运中的情况时,就不愿意把新问题放到老模式中去,因此,我就不赞成把民运中的“小资倾向”当成是“改良主义”,把“愤青倾向”认为是“革命主义”的。无论怎么说,在我们中国人民近100多年的追求民主的历史中,已经有了“革命和改良”的两种成分,而在民主的过程之中,这两种成分的因素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到今天为止,我们还要想把它组织在“革命-改良”的两分法的模式中去,那不是抹杀了这近100年以来我们中国人的经验与教训吗?“小资型”的人虽然对于“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持着一个反对的态度,但是这种态度和他们承认“中产阶级革命”的价值性的事情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和过去年代中的那个“改良主义”是根本不同的;“愤青倾向”虽然主张“无条件的革命”,甚至主张“暴力革命”,但是这样的思想和看法并不就必然地排除社会上那些大量出现和发生的“改革”、“改良”因素,在他们的思路中,如果那种非暴力的手段可以达到目的的话,“暴力革命”的价值就只能够在“后备”意义上存在。因此我认为他们这些人的有关“暴力革命”的思想具有宣传上的价值,只是我不认为“宣传的价值”就非得要闹出个理论的价值。所以说到这里,我就不是以他们的口号或者宣传去判断他们,认为他们是“21世纪的孙中山、毛泽东”,尽管他们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宣示。

有了以上的看法,我虽然对民运队伍这的上述两种现象做了个批评,但是我并不认为我的批评就一定“正确”,我的批评有可能存在着错误的事情提醒我个人的这些言论应该是“商榷”的。职此之故,我以为只要我们大家对我们队伍内的各种不好的倾向能够保持一种警惕和批评,那么,我们的事业成功的可能性就多了一份。对于“小资倾向者”而言,只要他们认识到了民主是人民大众和每一个公民的事业的话,那么,改变自己的情绪,勇敢地投身人民运动中去是完全有可能的;对于那些具有“愤青倾向”的人来讲,主要他们调整自己的心态,用现实的目光发现人民运动的伟大的力量之所在,那么,在未来的民主化运动中发扬传统的“革命精神”不就是我们应当提倡的事物吗?(20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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