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民运”一词,谈经验意义上的民主
02/28/05    武振荣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4759

“民运”一词在汉语中的变化

“民运”这个词在汉语中出现,不是出于我们的创造,就《现代汉语词典》“民运”条目所提供的解释来看,它有以下的3个意义:“1、有关人民生活和物资的运输工作。2、旧时私营的运输业。3、指民众运动:民运工作|民运干事”。但是经我们海外民运人士的广泛运用,“民运”一词已经完全脱离了上述1、2两项条目的内容,并且使其中的第3项中的“民众运动”的内容也被完全地变成了“民主运动”。到今天为止,人们若提到了“民运”一词,谁会想到把它同“运输工作”或者“私营的运输业”联系起来呢?在全世界和全中国,“民运”已经变成了“民主运动”的缩。就这一点来说,我认为我们民运人士是有创造力的,而且创造力的潜力是很大的,只要我们善于发挥和发掘的话。

如果说“民运”这个词汇也有一个时间和空间上的意义之变化,那么,我们所从事的中国民主化运动的伟大事业之内容的丰富和广泛就为我们想象力的驰骋提供了巨大的天地。因此,我们只要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研究我们中国人民所经历和从事过的那许多的政治运动,总结出其中的经验与教训,那么,我们才真正的配称民运人士。20多年以来,我们民运人士虽然没有创造出政治运动,但是我们已经创造出了丰富的政治运动的观念、思想、意向以及情感,并且有了一个很好的“民运”一词来组织它,以至于在全世界和全中国的人民的心目中都认为中国民主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授命于天”的人。

民运的性质

民主运动发展到今天,已经远远不是一个文化的运动,也不是经济的运动,而主要的是一个政治的运动,因此所谓的民运人士也应该是“政治”性质的人物,如果说我们普通民运人士还称不上是“政治家”的话,那么我们起码应该是“政治”上活跃的人,或者是“政治”上的积极分子,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应该披“民运人士”这张皮。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既然我们披上了“民主人士”这张皮,那么我们就应该按照“民主运动”的要求来自觉的规范我们的言行,使之服务于民主的政治运动。说到这里,我们已经涉及到现代政治生活中的角色问题了;就角色的意义来说,我们既然是政治运动中的人,我们就得在政治运动中演好我们的角色。

但是上述的意思丝毫都不否认我们中国的民主运动已经走过的“文化运动”、“经济运动”和“社会运动”这样诸多的阶段,因此当我们在说,目前的民主运动主要的是一场政治运动时,我们如何总结以往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经验与教训也是一个问题。就这样的意思来看,一个政治运动要能够最后的成功,以上诸多的内容和成分都应当在政治运动的架构中形成一种比较确定的价值建构形式——这就是问题的精华之所在。这就要求我们中间的具有文化、经济方面能力的人努力地去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以丰富我们的政治运动的思想。

明白了上述的意思,那么我们就可以大胆的批评那些企图把民主的政治运动性质理解成为文化运动、经济运动的那种错误,公开的张扬运动的政治性质和政治内容。也正是这样的问题决定了我们民运人士所讨论和谈论的民主应该是政治意义上的民主,是经验意义上的民主,而不应该是纯粹理论意义上的民主或者完全是学术意义上的民主。也就是说我们所谈论的民主应该具有可以指导政治运动的“实用”性质,而不是那些与政治运动很少沾边的东西。我们现在的中国民运人士,不管是谁,也不管他本人对政治运动有无兴趣,大家都是中国政治运动的“产物”——这一点怕没有人能够否认。如果我们回到上应该世纪70-80年代的时间中去,我们就会发现那个时候的政治运动主要的是“异议”的运动,在这个运动领了风骚的人物,都是以个人的力量和人格魅力与政府和共产党当权派抗衡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个人主义兴起的时代,它使一直受专制压迫的个人脱去了“集体”的单元,表现的是纯粹意义上的个人的感受和个人的意见,是伟大的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这个阶段上就出现了中国民运的第一代领袖,魏京生、徐文立就是他们中间的杰出的代表。

如果对中国民运做一个狭义上的划分,那么“异议”运动是它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异议”政治运动的意义是没人可以否定的,与此相应的是一种“异议”性质的见解也深深的留在了民主运动之中,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似乎都可以感觉到自己仍然处在了它的影响之下。20都年过去了,中国的民主运动早已经走出了“异议”阶段而进入了应该有组织、有领导、有策划的“人民”运动的新阶段,但是我们中间的许多人的思想、精神、心理都还停留在以往阶段,总是用“异议”的老眼光来看待它,以至于他们宁作“异议”人,不作“民运”人。如果你说,我们现有的民运各政党应当实现“整合”,组织起一个比较统一的反对党,他就说,“共产党又来了!”你说我们应该维护民运领袖们的威信,爱护我们民运的“名牌人士”,他就说,“毛泽东的阴魂又出现了!”你说,我们民运人士应该想着去如何发动学生运动、市民运动、农民运动,他就说“有人要搞文化大革命!”

从以上的意义中,我们已经知道了民运的性质是中国人民的政治运动,不是“异议”的知识分子的或者中产阶级的运动,也不是文化的或者经济的运动,由此我们在认识民运问题时就有了一个自觉的基础和立场可以站立,就会减少误会,尽可能避免左右摇摆的现象。正因为如此,有的人在企图把民运转化为一个文化的、知识的运动时,我们就有了个抵制的必要。于此同时我们应该坚定的毫不动摇的、始终如一的坚持运动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只有坚持了运动的“政治”性,我们对于中国社会近50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就应当采取一种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式来分析和研究之,以求发现它之中的历史性因素;正因为运动是“人民”的,所以我们对于中国人民在以往的时间中所经历过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就不应当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和心理,就应该把它当成一面“历史的镜子”来看,以求发现它之中的“早期价值”,也只有这样,目前的中国民运同我们中国近100多年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历史的那种“血肉”联系才能够被我们最后的发现和抓住!要不然,我们以目前的这种表面上的政治“清高”把自己的历史同历史上的民主运动和民主革命割裂开来,不就使我们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的了吗?靠这些孤家寡人式的人物去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不是痴心妄想又是什么呢?

“专家学者”们在民运中的地位和作用

“专家学者”在我们中国民主运动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够忽视的问题。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从它的“历史”性着眼,当民主运动还处在“异议”阶段时,民主运动的风气是由那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所倡导的(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王若水等人),因此这个阶段上的民主性质在传递到运动的另一个阶段时,仍然应该保持它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不用说的事实,但是,同“异议”阶段上的情况有所不同,这样的一种性质在新的运动的阶段不再居主流的地位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不了解这种变化了的过程和事实,还想保持过去“异议”运动的那种性质,就是非常的错误。

在人类的历史上,“异议”者的力量有时候是很伟大的,在古代,有一个对抗全世界的,他就是基督耶酥;在近代有一个对抗制度的,他就是马丁路德;在现代,有一个人对抗资本主义的,他就是马克思,而上述的人物的身后无不都留下了一种群众运动。所以,我们对民运中的“异议人士”在民主运动的地位和作用应该作出充分的肯定和评价,不应该表现出哪怕一丝一毫的轻蔑。民主运动发展到今天他们的功劳是任何人都不可能磨灭的。但是与这个意思相辅相成的是今天的民主运动已经“超越”了当年的意义范围,是过去的“异议”言论所组织不起来的。在这里问题不是民主的新的“人民”阶段应当受原来的“异议者”的指导,而是原来的身为“异议者”的“专家学者”身份应该及时地转变为民运的领袖。这样的情况如果在我们中国的今天,人们还认识不清楚的话,那么,我们无妨回忆一下当年捷克民主化时期的哈维尔。在“77宪章运动”发生时,哈维尔是一个作家,在投身于捷克人民的民主运动时他自觉地实现由作家向政治家的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他由一位在世界上不太出名的作家,变成了世界级的民主政治领袖却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事情。

在一个专制的国家,“异议言论”是破坏性的,这一点谁都看得出来,但是,一个民主的运动更加需要组织性的言论和组织性的思想的事实并不是人人都能够看清楚的。因此,我们的言论和思想如果不能够有效的脱离“异议时期”的影响,那么运动就必然的会出现“僵局”。目前的“民运不运”的现象,就是这种“僵局”的特征。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专家学者”们的作用是应该从自己以往的“专业”中解放出来,以服务于民运的政治大局。也就是说,他们应该象当年的哈维尔一样地由作家变成为政治家和运动的“专家”,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民主运动将免不了要摆脱他们的的影响,走上寻求新的领导的途径。在“异议言论”勃发的那个阶段上,把人民从专制政治的蒙昧中召唤醒来的行为要求着人民的觉醒,所以,在这个时刻里,批评和批判的任务不可避免的就带有“否定”的性质,是一个由“异议人士”发难的说“不”运动。当这个运动同任何事物一样的在走过了它的阶段的时候,新的运动的发展就必然要提出新的要求与任务,也只有这样,在一个过去了的说“不”的时代中去发现那些蛰伏着的价值,就变成人民在政治上“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了。

在理清楚了上述问题之后,我们翻过头来看问题,就不是民运人士要变成“专家学者”,而是“专家学者”要变成民运人士。目前我们中间的一些民运人士并不热衷于研究民主的政治运动,也并不对人民过去的政治运动的历史抱希望,总是乐于站在一个“诉苦者”的立场上,以“受虐者”的角色行事,好象我们自己就是一直生活在十八层地狱里的“小鬼”。站在人民的观点和立场上,情况即就是这样,我们中国的“7亿人”在过去的时刻中不也是参与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运动吗?“阎王”虽然没有最终地被“打倒”,但是我们有了这样的一次伟大的政治实践,就不愁再一次地打倒他们。可见,当毛泽东在生前用他自己的那个变质了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来解释那场运动时,运动就免不了了要走样,但是,我们在批评和批判了毛的理论之后,用民主的观点去解读运动时,目前中国民主运动的源头就被我们寻找到了,我们也由此而获得了一种经验意义上的民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运动的历史和现实才有可能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如果说这样的历史性的工作在呼唤着民运内部的“专家学者”的话,那么这些人在民运中的作用就是非同小可了。可是恕我直言,民运队伍中的某些“学者”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最后的脱去邓小平的“否定文革”的那一种思想的束缚,即使在邓小平开刀杀人后的这16年内,他们依然如故。可见,对于他们来说,真是“出毛”容易“去邓”难啊!

民运中的民主的多元化现象和多元化因素

我们要求一个整合意义上的民主运动的情况是不是就否认了民主运动的多元化问题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同某些民运朋友的理解不同,我所说的民主运动无论在过去和将来的时间内都不可能是纯粹的或者说是完全的。在过去的时间内,1989年的民主运动有赵紫阳的因素和1976年的运动有周恩来的因素、1966年的运动有毛泽东的因素一样,都是民主不能够在“实践”上和专制人物和专制主义因素完全脱离关系的一种表现。因此,一个民主的运动包含着一定的非民主的东西是我们不可能拿到纯粹民主的根本原因。依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在分析前苏联的民主化过程时,于其中发现戈尔巴乔夫的作用(纯粹的共产党因素)和叶利钦(半共产党半人民因素)的行为,就最好不过的证明了这一点。庶几,我们在推进中国民主化运动时就不应该寻找那种同专制主义没有丝毫联系的纯粹的民主,应该认识民主总是和不民主的问题纠缠在一起的。

拿1989年的运动来说吧,就发生意义而言,它完全是一个自发的学生行为,看不出有什么的“官方人物”的操纵,但是如果仔细一分析,“官方人物”胡耀邦的突然死亡却是运动发生的一个导火索,没有这样的突发性事件作为导火索,4月的学生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运动在发生之后,赵紫阳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这里如果我们认为胡耀邦、赵紫阳等人是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他们所代表的精神是共产党内的“健康”精神,那么共产党的这种“健康”因素已经在广大的学生和市民中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是一个人们否认不了的事实。基于这样的考虑,认为中国人民的民主化运动不可能同共产党人物和共产党因素“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的观点就是错误的了。

同世界上的许多事物一样,共产党也有它的两面性:一面它是专制的、独裁的、不民主的;另一面它却主张第二民主,有一定的民主性。在共产党的历史中,这样的两面性是不断的发生变化的,因此,我们的民运人士用一种不变化的眼光和观点去观察它是不对的,正因为有着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正确的做法是,用心地观察共产党每一个阶段上的每一个当权派人物的行为,随时准备着我们的策略,是改革的,其行为和思想中有可以被我们组织起来的因素,我们就加以利用;否则,我们就反对、就斗争。不了解这个一点,无视共产党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变化,固守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我们只能是自己削弱自己。在中国民主化的伟大事业中,有一些民主的线索不是在任何条件下我们这些不当权的人所能够随心所欲能够提出来的,因此当这些因素在共产党内的当权派人物们的内部斗争中随时都能够爆发出来的时候,民主的任务就不是拒绝这些东西,而是把它接过来,加以改造和利用,使之变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因素。在这里,你无论如何都要相信,民主的工作和民主的力量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根据上述的理由,民主的多元性可以表述为:在民主的体系中那些原来出于专制人物和专制主义理论的东西在某些条件下,经过民主人士的努力和改造可以变成为民主的因素,最后地被组织在民主之中。在这样的意义上,只要是要求民主的人在政治上视它为一种价值,那么可能性的价值就有了实现的机会。可见,在这里,价值现实的一个隐蔽的方面是人的要求,不单单是价值自身。在历史上,德拉斯的“新阶级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论”、赫鲁晓夫的“合作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都多多少少地具有民主性,民主的方式可以收集这样的意义难道不是事实吗?问题是:你如果采取中国式的“愤青”态度,一听到“共产党”这个词就“他妈的”直吐痰,是不是就说明了你是百分之百的民主派呢?我的看法是,你即就是百分之百的民主派,但是你手里最多不过只拿着百分之五十的民主。

民主的多元化和民主运动的多元化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问题。在民主的运动中,民主的多元化性质表现为同一个运动却可以容纳下不同人群的对民主的不同的诉求。譬如说1989年的运动,发起绝食运动的大学生们对运动有着一个明确的诉求,这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但是这样的运动在已经激发起了全国人民的民主意识时,学生之外的其中的人也把自己的不同于学生们的诉求组织到运动当中了,于是,有了工人的诉求、市民们的诉求和农民们以及普通干部的诉求,在这种广泛的人民诉求的感动下,连雍合宫的和尚也走上了大街参加了要求民主“救人一命”的游行……,于这样的一种广泛的民主诉求极不适应的是,当时大学生们固守着这样的一个信念,民主风波是由学生们煽动起来的,所以运动应该保持一个纯粹的学生性质,不允许学生之外的任何人参加进来。正因为他们守住了这个“底线”,所以他们就把以俞东岳为首的3位向毛泽东画像投掷了污物的人当成学生运动的“破坏者”送到公安部门。这个悲剧性的事件恰恰是表明了发起了运动的大学生们对民主运动的多元性质缺乏理解,所以他们既要全国人民支持他们,但是又坚决的阻止学生外的人以学生的方式参与运动。所以,我到今天都在思考:如果不是解放军进城这样的突然事件发生,广大北京市民能不能参与运动?会以什么方式参与运动?不就一个明摆着的问题了吗?

民运中的人和事

1989年大学生的领袖们对于已经造成了气候的政治运动是怎么想的,我不得而知,广场上的大学生们又是怎样想的,我也不得而知,那些被说成是“长着胡子的人”(何东昌语)是怎样“在背后”给学生们出主意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有一点 却十分明白的知道,当我站了咸阳市人民广场(现在叫505广场)向近万名听众发表“中国大学生万岁”的演讲时,我心目中的运动是什么样子,那却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当我个人以发表公开演讲的方式来把我自己理解的“应该如此”的运动“投射”到这个全国性的伟大风波中去的时候,我是自信的。其实,不光我一个是这样,我身边的所有的同情学生运动的人都是这样。在这里,我发现一个民主的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它就具有了自己的内容,而这样的内容往往会超越运动的“设计者”的“设计”表现出一种“天意”的性质。对于这样的“天意”性质的东西,运动的领导者们不是用“人为”的努力企图去缩小它的范围,以求自己掌握之,而是相反,他们应当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思路和精神,用百倍的努力去适应它,使它能够成功的组织起人民的诉求。如果我们民运人士不研究这种运动中的民主或者运动意义上的民主,只研究理论上的民主,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变成为民运的内行?我就不得而知了。

1989年5月18日下午4点,咸阳市人民广场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一支由“西安20所高等院校组成”的“大学生赴咸阳市演讲团”发表呼吁咸阳市民支持绝食学生的演讲,看到这样的情形,我的心不由得就跳了起来,出现在眼前的这样的情况不就是我当年在1966年的运动做过的事情吗?那时我们那些在校学生,不也是打着旗子,拿着喇叭走到街头、工厂、农村去“发动”和“动员”人民起而造反吗?因此,当这样的回忆在一个瞬间闪现的时候,当年的那个“我”就情不自禁地跑了出来,为正在遭受某几个人的攻击的学生行为做了一个即兴的辩护。现在回想这样的事情,就是想通过我个人的例子对政治运动中的民主的多元性质作一个形象的说明,在一个运动中,上层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个问题当然重要,但是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参与运动的广大运动者是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参与运动。在1989年的运动中间,运动的最初的发动者们并没有作出用1966年的学生运动中的“串联”方式去发动各地人民的决定,也没有这样的思想,他们是1966年政治运动的“彻底的否定者”,但是,在我上边所说的西安市的“20所院校的大学生们”自发组织起来的“串联”活动中,他们已经走上了1966年的学生运动的路线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现象。分析这样的现象,我们发现了运动的上层和下层在性质上的区别,在上层,运动有可能有一个意义,在下层运动又可能有另一个意义,因此我们在研究运动时就不能只看运动的上层而忽视了运动的下层。其实,任何一个运动,它的意义如果不是最后的表现在运动的基层的话,那么这个运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可疑的。在运动的基层,我们往往可以发现一个民族的深层记忆和潜意识中的存在物,这些东西是偶然间发生的政治运动的“基础”。不了解和研究这一点,要造就伟大的人民运动是不可能的。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在1989年5月,北京的大学生们的行为是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用某些人的话说他们是要“占领广场”,没有走出北京到天津或者其它的城市去发动市民,也没有去工厂“串联”,但是在我们陕西省,在西安市、咸阳市这样的城市却发生了另外的现象,有的学生到国棉一厂、国棉七厂等纺织厂去动员工人们,让他们用罢工的方式去声援学生运动,同学生们一样地行动起来,若不是发生了“6、4惨案”,我看在6月底陕西省的工人有可能会进入运动,在7、8月份也会发生农民的运动。于是,学生运动转化为工人农民的运动——这样的事情是一定会出现的,没有多少疑问。如果说这样的转化有着一个“历史”的意义存在于其间的话,那么发现这样的意义就是我们民运人士应尽的本分。在这里我说了这么多冗长的话的用意是说理论上的民主和运动中的民主以及经验上的民主是有区别的,我们民运人士所研究的那种民主,是后一种,而不是前一种。目前我们的问题是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第一种民主的研究上而放弃了对第二种民主的研究。

在1989年春,北京的大学生们的本意是要搞一个大学生式的民主,这样的民主是由80年代的异议知识分子培养的,也同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有着深刻的关系,有的人用幽默的方式说,这是“让一部分人先民主”,在这里我不评论这种民主的“式样”,但是我认为在我们中国,这的确也是一种民主;分析和评价这种民主,被“式样”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学生们的行为(绝食、静坐)本身就民主行为。所以民主在这里的意义与其说是“式样”的,不如说是“行为”的。既然学生们的行为是民主的,所以他们的民主的行为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了一个伟大的民主波浪的事情就在理解之中了。在大学生们的民主行为的感动和促动下,我们中国人民不都是从思想上和精神上参与了那场伟大的激动人心的运动吗?在那个运动中,学生们的民主肯定是一个样子,那些不是学生,但却为学生运动流过泪,捐过钱,喊过口号的人理解的民主又肯定是另一个样子,即是这样,这些不同的民主在一个民主的伟大风波中实现了价值就是我论证的运动中的民主。200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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