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关于“时代”问题的几点意见
02/19/05    武振荣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5225

不可滥用“时代”一词

民主思想需要一种准确的表达,表达过程中词汇的运用就应该有所讲究。因此,我们在写作有关民主的文章时虽然用不着精雕细琢,但是起码我们也得讲究一个表达的艺术,且不可随随便便地乱用词汇,以至于造成所表达的意思的错误。譬如,我们在一些民主网站上常常可以发现这样的一种提法,如“邓小平时代”、“华国锋时代”、“胡耀邦时代”、“赵紫阳时代”、“江泽民时代”等等。去年,在德国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竟然有人提出了“后江泽民时代”这样的概念。在这里我并不否认朋友们的本意是要批判上述的“时代”,只是我认为批判若不讲究批判的方式和方法的话,那么,批判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就是可以预料的事情,非但如此,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批判有可能把我们带上非价值之路。

我不知道采用上述“时代”一词的朋友们的真实思想是什么,如果他们以为谁是中国的“第一把手”,谁就享有用自己的名字为中国的时代命名的特权,那岂不是大错而特错了。在这里如果朋友们认为“时代”这种东西同过去的中国的王朝纪年一样,一朝天子一个年号(也有几个年号的),那就根本上错误了。在中古的历史中,纪年并不具有“时代”的意义,也不包括“时代”的内容,仅仅是表明“天子”“帝王”的名称,没有多少更加具体的内容。但是,时代却不是这样,它是一个现代的观念,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和内涵,从而在语言表述的方面可以把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不同之处用几个字表现出来。最初的同时也是最详细的有关时代的表述见伏尔太《路易十四时代》一书。在这本书中,伏尔太用生花之妙笔把路易十四这一朝当成为一个“时代”来看待,从而给它赋予了一个“现代化”的内容,以至于引发了西方社会历史观的一次根本性质的改观。在改观的过程中,一个世俗的非宗教的历史被单独地提了出来,并且被安排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在文化、军事、技术以及政治的治理和管理上都有所具体的表现。在这样的改革和改变的时间中,社会脱去了中古的性质,表现出了人为的努力的结果,于是,被记载下来的历史,就脱去了中古性质的“自然”色彩,而表现出了“人为”的特征。当然,在这样的结果之中,世俗社会中的“伟大人物”把自己性格的“烙印”深深地“打”在了社会事物上面的情形就给“时代”的“人为”特征画出了一副相貌。“路易十四时代”就是如此。

既然时代问题具有如此意义,那么,我们在认识某一个时代,并且为某一个时代命名时就不应该粗心大意,且不可随意而又简单的认为任何一个“最高政治当权派”都有资格和有能力创造“时代”,哪怕这种“时代”臭如狗屎。其实,无论在在过去和今天,能够“创造”“时代”的当权派人物都是凤毛麟角,绝不是象我们中间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多,以为一个人只要坐上了国家政权的“第一把交椅”就可以在他的名字后面续上一个“时代”,甚至他的“时代”在过去了后,还可以缀上一个“后时代”。在过去的岁月里,任何一个糊涂蛋皇帝和任何的一位平庸的君主都能够拥有一个年号,如隋炀帝的“大业”,明武宗的“正德”,清穆宗的“同治”等等都是例子,但是,在今天能够把自己的名字和“时代”联系起来的人,就没有几个的了。有鉴于此,我们在履行批判和批评的职责时就不能够不注意这样的差别。

中国只有毛泽东时代,没有邓小平时代,更没有江泽民时代或者后江泽民时代

笔者认为,中国没有邓小平时代,所谓的“邓小平时代”是真正意义上的“后毛泽东时代”,因此,只有把它同前毛泽东时代联系起来看,我们才可以发现它的实质性东西,否则,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时代来看待的方式,就有可能造成批判上的失误,从而影响我们对一个应该批判的时代的批判。首先,我们的批判关乎着对所批判的时代的认识,而我们对它的“命名”也就直接关系着我们认识它的水平之高与低。

一个毛泽东时代可以分成两段:一个是前毛泽东时代,这时代的主要特点是共产党统治下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个是后毛泽东时代,他的主要特点是共产党统治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历史中,这两段是相互对立的,也是相互敌对的,也有着水火不相容的性质。因此一个“否定”另一个的现象是“必然”的,也是“一定”的。毛泽东“否定”1949-1966年的“17年历史”把它当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政”,鼓励“人民群众起而造反”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忘记。毛泽东死后,邓小平为首的“复辟派”“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1966-1976年)”,把它当成了“社会大动乱”来批判,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在这里一个毛泽东时代的被一刀砍成了两段的情形我在《蒙昧时代人民史》的文章只已经作出了详细的说明。我的观点是,被统治的人民对共产党不能够吸收的那些价值却可以另外的手段和方式来继承。这样,人民被统治的历史就同时的寓于了解放的内容,而伟大的解放运动在一个人民不能够理解的时间中发生(见拙作《论1966年》)的情况就在“准备”的意义上完成了中国人民解放文本的建设。

我最近在“民主论坛”上发现陆祀写的一本名叫《邓小平时期》的电子书,这样的提法我很是赞成,在中国虽然没有一个邓小平时代,但是的确有一个邓小平时期,这个时期是后毛泽东时代中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如果说存在着价值的话,那么,就是说它是在“否定”的意义上把前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价值一笔勾销,从而在一个纯粹经济的领域内开始它的“改革”,在这里,不是这样的经济的“改革”没有价值,而是这样的“改革”事实上已经把共产党自己的历史的“内囊”给“抖了出来”。对邓小平为首的那一伙人来说,他们其所以要这样的作是有一个不可能吐出口的原因的,那就是前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已经把他们这些人在毛死后要“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的事情给提前地用所谓的“科学论断”(其实是用寓言的方式)方式给公开地“暴露”出来了,所以,摸去前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的记忆,是维持他们这些人统治的必要的途径。也是是说,他们这些人作为前毛泽东时代的“落水狗”,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地玩毛的那种政治把戏,他们必须换一种方式,至于说所换上的另一种统治方式对共产党的统治会不会造成“危机”,他们就考虑的不多了,他们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也只能够是走一步,算一步,用路易十五的话来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不认识上述的问题,你用后毛泽东时代的流行观点把邓小平那种新的统治的手法和政策说成是“历史的进步”,那么你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6、4”之后的中国社会的问题和现状。“邓小平时期”所发生的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本身是一个“倒退时期”的必然性的产物,是这个时期的本质的东西的一种反映,正如我在过去的文章中所说的“皮筋效应”(毛拉得太紧,邓给“放松”了)。所以在人民没有认识这个时期的本质的情况下,就会犯许多的错误,最后造成的局面是,我们在拿到了一个民主价值的时候就会拒绝另外的一个。譬如我们在后毛泽东时代拿到了一个经济的价值,它的代价是对我们在前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价值的“否定”,就这样的意义来看,我们就太幼稚了,我们自认为肩负着民族实现民主化的重任,但是我们对民主的价值被邓小平式的分割已经损害之事却没有任何的认识。我们没有认识到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经济的价值是60年代中叶政治解放运动的产物,在这个运动中“亿万人民”在政治上的“我”的发现已经完全地转化成为一个经济上的“我”的要求;依着这种要求,统治“我”的方式之中就必然地要包括对“我”的经济要求做出“让步”(后毛泽东时代有“让步政策说”)的内容。如此这般,一个“我”(亿万人民的)实际上走过了政治解放和经济上自立的两个不同的时期,民主就寓于其中。

有了上述的看法之后,我们就不会用统治者的人的名字拿来划分时代了,我们就会站在民主的立场上用民主的方式来认识时代,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在中国民主的事业上有所成就,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用邓小平的方式否定了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的价值,那么,在这些人暴露了他们的“反动嘴脸”而开刀杀人时,我们放弃了造反的权利,不就是变成了屠场上待宰的羊了吗?“6、4”之后的教训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一直关心的问题,我们若不是把目前民主运动的基础建立在20世纪初的革命的立场之上,没有继承那种革命的精神,那么我们什么事情也搞不成了。正如我在去年发表的多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我们虽然处在后革命的时代,但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革命时代的精神。

与专制时代相对应的民主时代问题

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是在专制主义的条件下争取民主的,因此,我们在批判和批评专制主义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发现和维护我们人民自己的历史。如果我们只注意前者而不顾后者,那么我们在批评和批判了专制主义的同时,也就可能否定了我们自己的历史,而恰恰是在这种历史之中,我们要求和争取民主的行为是我们现在的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构成阶段。不了解这一点,认为我们的民主行为完全是80或者90年代的产物,那不是犯了大错误吗?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总结从孙中山革命以来的中国人民要求和争取民主的经验与教训,这个历史整整地具有100年之久。过去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地也总结过经验与教训,也曾经在某些问题上取得了一些价值,但是这远远不够,因为我们要寻找的是人民的价值,那种政党的价值对于我们来讲虽然也有鉴戒的作用,却不可以当成现成的价值来对待。

在过去的时间内国民党和共产党虽然都是革命的党,但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主的政党,因此由这样的党所总结出来的东西是不能够适应于我们目前的民主运动需求的。因为,在民主的任务中,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任务要求我们要重新的评价共产党的革命与统治,如果说这种评价工作不是简单的否定的方式所能够完成的,那么,我们中国的民运人士所担当的重担就不是我们不需要花费气力就可以完成的。

中国的民主渊源于人民的蒙昧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民不可能作到合理的区分价值,于是,价值的因素和非价值的东西就出现了一种胶着的状态,所以在走出了蒙昧时代之后,对于已经“上手”了的价值,人们就不能够弃之如敝屣,必须进行价值的整理和再造。也正是这样,人们对自己过去的历史和过去的作为,就不能够不作出重新的检讨和重新的认识。譬如在伟大的1966年,人民造反的行为同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我们若还在批判毛泽东的“造反有理”的理论时,同时否定了人民造反行为的民主意义,那就是我们在后毛泽东时代所遇到的尴尬问题了。就民主的理论来讲,当一届政府在届满之后,它的政治生命若不能够完结,那么人民造反行为就可以迫使它结束其生命。在这里权力出于人民是民主的一个基本的法则,容不得有丝毫的动摇与怀疑,政府权力的定时的更换也是民主的主要原则。在古典民主力量里,杰斐逊对于谢斯造反的肯定性的论述,指出“造反是政府保持健康的必要的良药”的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记取。可见在民主的理论中,人民对政府所保持的造反的权力是即就是与毛的“造反有理”同时出现,也不能够因为我们对毛的理论摈弃就同时也摈弃了它。

也只有这样,人民时代的进步的轨迹才能够最后地被我们所抓住,于是在中国人民手遭受奴役的那一部历史中,我们才能够同时地发现了人民解放和人民自救的历史,而这样的历史正是我们所要珍惜的东西。目前,我们的问题是对于这样如此严肃而又认真的问题缺乏对待,以至于我们在反对共产党的统治的时候同时也清理掉了人民自己的历史。对共产党的批判无论如何要持一个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万万不可使批判一直停留在否定的水平上。当然,和任何一个民族的民主历史一样,我们的民主历史中,也免不了会出现牛溲马勃之类的东西,对此我们的任务不是因其价值小而弃之不用,而是力争把它加以发挥和利用。

最近出现的问题

最近,民运队伍在分析以胡锦涛为首的第4代接班人问题时,许多人都发现了胡锦涛“更加左倾”。前几天,中国民主正义党网站转载了《中央日报》“胡锦涛尊毛政改,左倾加剧”的文章。这篇文章原是詹姆斯基金会网站上发表的,其所以在民运队伍中引起了注意,原因主要在于它指出的这种倾向是好象是许多人都已经发现的事情。我对于这个问题是这么看的,如果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够价值地处理在前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遗产,那么胡锦涛就可以玩毛的那一套,正如我在去年9月份所写作的《毛的幽灵——论胡的招魂和民运人士的收藏》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但是如果我们中国人民已经走出了毛泽东时代,那么,我们就不怕他的这一套了,他在这样作的时候,难道就不怕毛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那种精神的复活吗?就是连毛所说的“凡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的话,不也是可以作为给“6、4”“平反”的一个“合法”的口实吗?我的看法是,毛的那一套是胡锦涛所玩不了的,他如果执意要玩下去,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若对时代没有一个自己的理解和把握,那么我们不能够独立地表述它的情况就注定了我们只能够充当专制的奴役。

在前毛泽东时代的1966年,中国城乡到处贴满了大字报,街道上常常出现游行示威的队伍,人民被组织在各式各样的战斗队之内,从上到下的当权派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批判和斗争,人民之间的政治派性的冲突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所有这些情况不都是民主的现象吗?如果说我们对未来的中国民主化做一个想象,那么以上的现象不都是必然要“重演”吗?可见,我们在实际上“向前”的时候,却会必然地面临着某些“后进”的现象——这就是我们要懂得的历史的辩证法。也只有懂了这样的历史辩证法,我们才有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从这样的立场去认识问题,我们在如何看待中国时代的问题上就有了一个根本性质的进步,那个在我们目前的看法中是完全“专制”的、完全陈旧的时代中不就是孕育了民主和民主的新时代萌芽吗?你能够设想在未来的中国民主化过程中人民不上街,坐在议会中用选举的方式就能够推翻共产党吗?你能够设想人民在批评和批判共产党当权派时能保持“和风细雨”的方式和“文质彬彬”的态度吗?你能够设想已经“民主化”了的人能够“团结得象一个人那样”不分你我,不搞“派性斗争”吗?你能够设想那时的中国城乡街面上没有大字报、没有游行示威的队伍、没有“大辩论”、没有大争论,大家,都因拿到了一个“民主”而心安理得吗?所以这些你不能够想象的事情在1966年的伟大运动不都已经是我们中国人政治上的“家常便饭”吗?回忆在这里所能够唤醒的东西,胡锦涛他敢“召唤”吗?

宋朝词人刘克庄在《贺新郎》中说:“算事业、须由人作”。情况正式是这样,当我们民运人士把那些应该作的事情不当回事时,当权派就会表现得很聪明,可以玩许多的鬼把戏,但是当我们民运人士在领导和号召中国民主运动时已经表现得很成熟时,他们那一小撮人就显得黔驴技穷。在时代问题上也是这样,当我们有能力在过去的岁月中发现和整理了我们的时代的价值时,我们同共产党的当权派们的斗争,就不再是口舌之争了,我们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受命于天”的人物了。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民的民主化大业的基础才会最终的奠定,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才有可能寿终正寝!

200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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