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论政治生活中的观念与事实
02/19/05    武振荣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5676

一、

今天,我们在分析过去我们所熟悉的“人民当家作主”的观念的时候,发现它缺少可以与之相对应的事实之之后,我们应当怎样的对待它呢?是否因为它是“骗人的东西”就当敝屣一样的扔掉才好呢,还是承认它作为一种观念自身就具有价值,然后想着要给它补充事实呢?本文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只要我们对观念这样的东西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它(无论是任何观念)都是“空”的,但是当我们把与观念不同的事实提了出来当成与观念独立的东西来看待时,我们却又发现事实如果少了观念的组织就没有任何的意义。这样,我们就可以对观念作出于不同于以前的解读,打破那种把观念分成为“空头的”和“实在”的两类的传统的错误做法,从而重新定义它。我们大家都知道民主是一种政治的制度,这种制度要得有效就必须有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民主的观念与之相配套。在缺乏民主观念的场合,即是有民主的选举或者一时间的民主的事实,我们也很难发现完整的民主。但是说到民主的观念的问题时,它究竟是先于民主的事实或者是后于民主的事实,就成为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了。

我认为在民主化的变革中,民主的观念应该先于民主的事实,因此,我们在努力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时发展民主的观念都成为一个不言而自明的问题了。在中国现在的专制主义条件下,我们可以创造民主的观念,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如果把我们这样的能力作扩大化的理解,认为任何的民主的观念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创造,那就太错误了。在舆论和媒体不自由的情况下,某些主要的民主观念由“第二民主”中的大人物先于我们而宣扬这是一个我们否认不了的历史事实。在中国,政治上的“为人民服务”、“人民当家作主”等等观念不是出于我们民运人士的创造,也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在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时,如果反对和摈弃这样的观念,那么,我们就只可能是“异议运动”中的人士,和中国民主运动是不会沾边的。目前的海外民运其所以和中国人民是“两张皮”,这里边的情况很值得我们深思。

二、

中国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样如此漫长的时间中许多主要的民主观念不可能出于20多年才出世的民运人士的创造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由此而认为我们应当把此前的所有的民主的观念当成一种“空洞无用”之物而摈弃了之后,再重新的创造新的观念,那显然是十分错误的。从理论上来说,观念虽然是人创造的,但是它并不是任何的人或者任何一个党都可以“随时”创造的,在某些条件和某些时间中,人们可以创造出某些观念,但是在另外的条件和另外的时间中同样的行为却不一定能够成功。可见这里边的确有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时代”的问题,尽管对“时代”我们作不出一个很精确的定义。

有了上述的看法,我们在分析中国民主运动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时,就不会晕头转向,也不会人云亦云。如此这般说来,我们在看待我们自己过去的“上当受骗”历史时就必然产生另外的心眼,用它去看,我们在就会看到事物的另一方面,那就是说共产党在用“人民当家作主”的话来“欺骗”我们时,我们的心目中如果真的产生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意念,那么,我们走出“被欺骗的时代”的具体标志不就是表现在政治上我们要求“做主人”的行为吗?在这里政治上的“当家作主”不是指人民直接的要行使政治权力(以前我们是这样认为的),而是政治权力必须出自于人民,经人民正式地授于,并在权力行使的全过程中,实行有法可依的人民监督。

从理论上讲,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也许可以是水火不相容的,可是在事实上就不是这样的了,专制之中有民主,或者民主之中有不民主的东西却是生活中的现实。研究和分析这样的现实,我们发现在专制政治中被“炒作”起来的某些观念具有民主的性质,可以同我们要求中的民主的事实相符合的情形就意味着我们在政治上的成熟。最近出现在《大纪元》上的“九评共产党”的文章虽然写得十分流畅,文字中也充分地表现出来对共产党的愤懑,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够说明作者在是政治上是成熟的。当然,把这种情况同法轮功不是政治团体的事情联系起来看,能够写出这样的文字也是很不简单的了。正因为如此,如果中国的民运人士——应该说是政治上的“业内人士”——把自己对共产党的批判如果维持在这样的水平上,那就有可能贻笑于大方之家。政治上“不成熟”的人怕共产党,在他们的眼睛中共产党就是妖魔鬼怪,所以他们就认为应该把妖魔鬼怪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对于政治上成熟的人来说这样的看法就未免幼稚了,其实,共产党人也是人,甚至也还曾经是“大动乱时代”(1919-1949年)的“英雄人物”,只是因为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不作民主的事情才使自己陷入了其“共产党革命”要“打破”的“兴亡周期”中去了。在这个“周期”中,他们由生气勃勃的“真老虎”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纸老虎”。把“纸老虎”当成是妖魔鬼怪的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是也大有人在吗?

在中国的法轮功没有产生的20世纪60年代中叶,中国人民已经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纸老虎”的本质,不过,在后来的时间中,我们却从这样的认识的基础上后退了,所以到21世纪的今天,有人在说起了这方面的话的时候,我们好象感觉到新鲜。在这里,我不涉及别人,仅仅说一下我个人经历中的这种事情,对读者们也许会产生一点启发的。在1966年之前,我在一所小小的设在了村庄中的公办中学上学,那时我自己和我们的同学们以及所有的同学们的家长谁个不怕共产党的各级书记呢?从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到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没有人不害怕的,普通人的确把他们当“神”一样的“敬畏”,所以,他们哪个不是基层社会里的“小毛泽东”呢?但是在人民大造反运动勃兴之后,“一夜间”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这些从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的人物象可怜的小老鼠一样地人民“打倒”了,“纸老虎”的本相暴露得如此充分,以至于用摇尾乞怜的方式向造反的人民“低头认罪”……其实,情况同那时的毛泽东的说法相反,“共产党”“最怕人民群众”,也“最怕人民群众的政治运动”,在“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之日,就是他们失败之时。可是,我们民运队伍中的许多人对这个运动却保持着邓小平的看法,认为它是一场“社会动乱”,这样的看法和思想如果正确的话,那么共产党统治怎样才能够被人民“推翻”就没有知道了。在1966年,人的观念的确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可以说它是毛的,或者是共产党的,但是1966年的政治事实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式的变化,是地地道道的民主的事实——连这样的基本的问题都分不清楚,未来的民主运动要不要发动人?发动什么样的人?能发动多少?怎么个发动法?不都是成为问题的了吗?

去年3月份,我在民主网站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异同辩》,在这篇文章中我强调异议运动和民主运动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运动,前者是政治的,也可以是文化的,经济的,是个人的,可以是社团的,没有一个可以“规范”它的东西存在;但是民主运动就不是这样,它必须是政治的、人民的,否则就会失去意义。就此而言,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不相信人民的人可以是异议运动中的人,但是他们绝对没有资格领导民主的运动。于此相应的是:民运人士不但应该是热衷于政治的人,而且更应该热衷于政治运动,善于研究政治运动,善于总结政治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并且始终如一的从政治上相信人民和尊重人民,没有这样的态度,或者说不具备这样的心理,认为共产党统治下的人民是“阿斗”,这不是把自己放到了“救世主”的位置上去了吗?

三、

我在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从事有关中国民主运动的写作时一再地强调,1919-1949年是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年代”,这个年代在被描述为“革命时代”时应该作出许多的限制,不然的话我们就不会发现这个时代的最本质的特点。如果我们要对于这个时代作出一个大概的分析的话,那么就应该看到在这个时代不但民族国家遭到了破产,而且人民也同时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遭到了破产,因此,我们就有理由把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的历史当成人民史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的毛泽东思想对于广大人民来讲就相当于政治上的“童话”,至于说编撰“童话”的毛泽东本意是要“吓唬”人民还是要“启迪”人民——我倒是没有更多的注意之,我仅仅关心的是这些“童话”在人民政治智力的发展中到底起没有起作用?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有没有独立的价值可言?如果说“有”的话,那么怎样的评价它?在我还没有展开对此的论述时,好象感觉到我们似乎又遇到了一个观念和事实的问题。

在涉及到人民早期的政治教育问题时,我首先请读者们回忆一下自己在童年时代所受到的“童话教育”。依据人性的法则,虽然每一个人的童年都和另外一个人不同,但是可以说童话故事对任何人来说都具有雷同的意义,可不是吗?谁在童年时代没有听说过大灰狼的故事哩,大灰狼顶着头巾,挎着篮子,装成了外婆,借看望外孙的方式想吃掉儿童……,这样的故事情节我们在儿童的时代可能都熟悉,以后当我们长成了大人,难道能够因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而认为我们在儿童时代“上当受骗”了吗?如果说在前毛泽东时代,我们所接受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有一点相当于童话故事中的“大灰狼”,那么我们用童话的观念去解释过去的那些“阶级斗争”的事实,把它从原先的政治观念提了出来,并且把它的意义组织在童话的范围内,我们中国人的特定的政治发展的轨迹就会被我们寻找到。可见,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一个事实有时候可以组织在两个或者多个观念之中,一个观念有时候可以填充几个事实。明白了这个道理,如果你自己因为在前毛泽东时代唱过“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而内心有愧,那么把这一切全当成你在儿童时代所唱过的“咪咪猫(和毛同音),上高窑,金踢踢,银爪爪”的儿歌来看,不就是改变了你内心的那种“受虐者”的情感吗?要知道民主的精神和心态是开放的,而不是锁闭的。

如果民运人士到目前为止,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揭露共共产党统治的虚伪,那么这不就是表明自己已经大大地落后于时代了吗?前面我已经说过,对共产党虚伪性的揭露是在伟大的1966年,那个时候哪一个头戴乌纱的共产党员的“画皮”没有被撕下来呢?邓小平、扬尚昆、王震、薄一波、陈云等等杀人犯的“伪装”不就是在这个时刻中给完全地被“剥”了下来的吗?问题恰恰就在于一部分自以为自己是“搞民主”的人,对这样的一次全面性质“剥画皮”运动缺乏理解,在他们的看法中,那个运动好象是“整”了好人,刘少奇不是“工贼”,王光美也不是“特务”,薄一波也不是“叛徒”,扬尚昆的“窃听器事件”也有假,邓小平好象还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走资派”……所有这些我们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发生的真正惊心动魄的大事件我们如果作出了这样的理解,那就十分错误了。分析造成这种错误的根源,我们又遇到了观念与事实的问题。

如果我们运用邓小平式的“文化大革命”的观念去解释上述的事实,那么,情况就有可能是:你发现“文化大革命”对刘、邓、扬、薄等人是“错案”,又如果用法律的观点去看,王光美的“特务案”也是百分之百的“冤案”,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没有多少意义好象言之有理。你不用邓小平的观点看,把以上的事实组织在毛泽东个人解释的“文化大革命”(这种解释是从1966年8月5日开始的,此前,“文化大革命”的解释权在共产党中央,拙文《论毛泽东》中有详细说明)的观念中,你就会同江青、林彪、周恩来一样的认为上述所有人的政治案是“铁案”,“翻案”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复辟”不是陷害人又是什么呢?就抓住这一点,你说毛泽东被朱元璋还坏,谁反对你哩。但是,你千万别以为把以上这些在“17年”的时间内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专制体制中的“核心成员”的政治行为作为事实,放到民主的观念之中,用民主的观念加以解释,情况好象完全不同。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民主中人民批评、批判当权派是权利意义上的事情,因此,权利的行使不存在“理由”的问题,你作为中国的普通人,知道刘少奇、邓小平过什么样的生活吗?你既然不知道,那么如果你感觉到你对这些人已经“厌倦”了,感觉到他们用制度政策的方式来压迫人民的行为实在是反动,所以,你在忍无可忍的那一刻起而造反(其实你是用大字报造反,这是百分之百的民主方式),但是你的大字报又能够说出什么呢,我想你除了“捕风捉影”外没有其它选择,你生活在“专制”社会的底层,你绝对拿不到反对他们的法律事实,也绝对提不起他们是“反动派”的政治诉讼,所以你为张扬自己的权利起见,用“捕风捉影”的方式发泄自己内深处的愤懑,民主就支持了。在这里,民主的批判既可以是“事实”的批判,也可以是“情感”的批判,两种批判的价值并不相互抵触。所以用民主的观念去组织你自己那些反对你已经“厌倦”了的当权派的事实,“冤、假、错案”就于你无关了。在这里王光美是不是“特务”,扬尚昆到底安没有安“窃听器”,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此等等都不是问题的本质或者实质,关键就在于你已经“厌倦”了他们和由他们组织成的政府,民主赋予了你反对他们的权利,而不过问和盘问你的理解。换句话说,在批评、批判当权派人物的行为中,没有理由的、“捕风捉影”式的方式同有理由的、真凭实据的方式之间不存在价值上的差异,这就是不能够把政治批评和政治批判放到法律的框架中去解释的原因。

四、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用一个失败主义者的心态来看待在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的整个历史,那么你只能够唱出失败的调子;在这种调子中“中国思想失败”的调子最典型。其实在一个世纪前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最早唱出了这个调子是情有可原的,在一个世纪之后,我们还继续唱这种“前朝曲”不是显得怪异吗?你认为中国思想失败主要是毛泽东思想的失败,那我不反对,但是,你现在才发现了这一点,就没有更多的价值了。其实,中国普通人发现毛泽东思想失败是在林彪摔死事件公开后的那一天,而有识之士发现它的破产在1966年,当一个好端端的毛泽东思想在被造反的红卫兵和人民群众一下子被撕成了两半后,它就事实上破产了,人民自己的思想就“立”在这种时日。到邓小平复出后,他提出的所谓“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其实包括了对1966年失败和破产了的毛泽东思想的承认,情况既然是这样,你由此而作出人民的思想也破产的结论就有能够是一种误会。

我们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观念或者用邓小平的“社会动乱论”去解释1966年的政治事实,去说明问题,去阐述真理,我们没有不失败的,在前、后毛泽东时代,我们吃这样的亏已经不少了,但是,我们一旦用民主的观念去组织1966年和1989年的政治事实,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所包含的伟大而又丰富的经验与教训了。你不要用“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老思想来套政治生活中的问题,认为任何事实只能够出于一种观念,或者一个观念只能够出一种事实,那就大错而又特错了!

20多年过去了,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其所以没有发动过哪怕半场政治运动,原因何在呢?不就是应该承认我们是政治上的“外行”吗?政治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政治观念也是变化无穷的,可是,我们的政治脑筋却因受邓小平“保持一百年不变”的思想影响而成了榆木疙瘩,记住了一时的事情就认为事情应该永远如此。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某些政治事实也许只可能出于某种观念,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就必然的意味着别的另外一种观念就不可能成功地解读它,也并不必然地意味这样的事实中就不会包括一些另外的新的观念的萌芽。今天我们的民运人士已经贫乏到了如此的程度,把一篇法轮功信众的“讨伐”共产党的“檄文”(《九评共产党》)竟然当成了民主之经来读,岂不有失于体面。在韩国,我多次对身边的中国民运人士们讲,“我们应该学习法轮功。”但是我认为不是学习他们的《九评》,学习他们的理论,而是学习他们的威武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在斗争中抱成一团的团结精神!

法轮功不是一个政治团体,他们在许多的刊物上也声言“不参与政治”,但是仅仅凭法轮功的存在这一点已经在中国是一个政治的“事实”了,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似乎不可以回避这个问题。我读过《九评共产党》的文章,我把它看到是一篇“讨伐”共产党的“檄文”,在这个意义上,我也为它叫好,但是恕我直言,除此之外,我对文章中的政治观点之暧昧、历史观念的缺失以及社会科学知识之粗糙,都不表赞成。在“讨伐”共产党这一点上,我们要学习法轮功,但是在批评和批判共产党上,我们应该作出更有“质量”的事情,写作出更有“质量”的文章。可不是吗?在中国民主化运动中法轮功已经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了,法轮功信众的争取自己的团体在社会中的合法生存的权利本身也是一个民主的事件,如何把这一切组织在一个卓有成效地大的民主观念中去,就是我们民运人士应当关心的问题。这篇短文,不是从技术的角度上讨论如何组织的问题,只是就理论讲应该组织的问题。

200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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