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谘谈中共蓄谋陷害赵紫阳
02/13/05    大纪元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6442

中共保守派以打倒赵紫阳为目的的“索罗斯(George Soros) 事件”,充份反映了中共保守派倒赵蓄谋已久,“六四”只是阴谋的一次总暴露。大纪元记者辛菲特别采访了知晓此事内幕、直接当事人陈一谘先生。陈一谘先生曾是赵紫阳主政时期的智囊人物,曾经担任中国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也是“索罗斯基金会”中方主席。

记者:赵紫阳先生既没有判刑也没有判罪,但是却被囚禁将近16年,而鲍彤先生入狱7年,现在即使被放出来也仍然不自由。中共方面一直千方百计找理由想治他们的罪名,但是一直没有找到证据。这段时间,很多朋友在讨论关于赵紫阳先生曾被诬陷为勾结国外势力的事情,我是指“索罗斯事件”。赵紫阳先生曾经被诬陷为所谓“与索罗斯勾结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构陷中间一定有惊心动魄的故事,这也是揭露中共卑劣手段的一个例证。最近程晓农先生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也提到此事。您作为“索罗斯基金会”的中方主席,应该知晓此事的详情,不知您是否可以跟读者朋友们介绍一下来龙去脉呢?

陈一谘先生:是的,最近程晓农先生讲了中共陷害赵紫阳,用“索罗斯基金会”这个事儿,企图把赵紫阳打成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引起各界的关注,程晓农讲的情况应该说是基本属实的,当然我作为直接的当事人,了解的情况可能更多一些。

在回答之前,我想告诉读者的是,在89年10月1号,当时《百姓》半月刊的主编陆铿先生在巴黎跟我谈了3个小时,专门谈索罗斯这个事情,后来在89年11月1号的《百姓》半月刊(第203期)上登了这篇采访,题目叫做“索罗斯事件经纬”。

“索罗斯事件”,或者说是“索罗斯基金会”这个事,实际上是中共那些既得利益者给赵紫阳和鲍彤栽赃陷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大家都知道,在斯大林时期,有不同意见的人往往被打成“异己分子”,或者是“帝国主义走狗”,或者是“特务”。中共陷害人也惯用这类手法,象刘少奇就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

“索罗斯基金会”这件事,他们大作文章。中国国家教委在“六四”事件之后出了一本书,叫做《惊心动魄的56天》,这个书在一开始的描述中,就想把“六四”广大学生、市民的爱国的要求“反腐败、反官倒、争民主、争自由”的活动打成受国内外反动势力,特别是美国的反华势力操纵的一个运动,一开始就提到了我和索罗斯怎么勾结,我当时看到这本书觉得共产党整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又卑劣又无耻。

象“索罗斯事件”,虽然已过去15年了,但我觉得,还是有义务将许多不为人知的辛秘告诉各位关心各位中国前途的朋友们。

“六四”以后,89年6月28号,在一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当时公安部长王芳做了一个报告,说赵紫阳和鲍彤通过陈一谘和李湘鲁勾结美国富商索罗斯,而索罗斯是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的,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当时他说完后,王震拍着桌子说,“就凭这一条,赵紫阳就应该审判,鲍彤就应该判死刑!什么‘三所一会’,赵紫阳的大小舰队,要抓一批!流放一批!杀一批!”真是杀气腾腾。

后来,王芳这个讲话在7月2号作为中央的一个绝密文件发到了正省军级,也就是说一个省、一个军只有一份,所有用过索罗斯基金会的钱的个人、项目和组织全部都受到审查。当时,如果人们注意中国官方报纸的话,赵紫阳的罪名除了“支持动乱分裂党”,又加了一个“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说法到了十月份以后又突然不见了。这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所谓的赵紫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指的“索罗斯基金会”这件事情。

89年7月22日,我在巴黎,一个朋友哭着告诉了我这个消息,说“老陈,你一定要救鲍彤一命。如果共产党真把鲍彤杀了,将来就是平反也没有意义了。”我听了以后非常着急,就悄悄地来到了美国,8月1日下午到晚上,我在索罗斯家跟他谈了5个半小时,我把当时中国89年发生的运动,为什么会发生啊,中间的过程啊,以及赵紫阳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啊,详细地述说了一遍。他听完后掉着眼泪搂着我说:“英雄啊,英雄啊!”我说,“英雄不是我,是那些死在天安门广场的年青的学生和市民,是赵紫阳,是鲍彤,是王维林!”他说,“你需要我做些什么?”我就跟他讲了王芳的这个讲话,以及中共在追查用过“索罗斯基金”的个人、项目和组织,并诬陷赵紫阳、鲍彤和一批人。所以,我希望你给邓小平写一封信,把副本给江泽民,说明基金会的事儿。他说,这信怎么写呢?我说,我建议你写三个问题:第一,就是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基金会;第二,这个基金会做了什么事情;第三,基金会的基金是从哪儿来的。最后,希望你说明,既然资金是你的,你可以请北京派人来查钱是不是你的。同时你也可以表示,愿意到北京去谈这件事情。并把这件事在美国著名媒体上透露。我说,你这封信去了之后呢,可以证明你这个钱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你建立基金会的目的,就是希望中国改革成功,成为一个开放的、平等的社会。这样做,可能会制止中共对赵紫阳、鲍彤的进一步陷害,这个问题也就缓解了。

我回到法国后,索罗斯把他起草的信给我传了过来,我又提了若干修改意见,后来就发出去了。89年8月17日,我又一次见到索罗斯,他告诉我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给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信已经发出去了。第二,他找了《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让他们把这事儿公诸于众。第三,派他的法律顾问科恩去北京,跟他们直接谈这件事。我向他表达了深切的感谢。

这个信的副本,我也通过朋友给国内带了几份,后来这封信在一份中国的内部文件“内部参考”上登出来了。这对王芳等人的谎言是一个摧毁性的打击。因此,对鲍彤处死和对赵紫阳秘密审判的罪名都不成立了。所以到10月份,对赵紫阳的所谓的“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提法又不说了。

“六四”以后,成立了以王任重为首的赵紫阳专案组,当时查他的五个问题,两年之后,王任重什么也没查出来,最后邓小平生了气,王任重觉得很委屈,后来就死了。赵紫阳说“任重同志,在我的问题上还是说了公道话的。”

索罗斯基金这件事,他们想给赵紫阳、鲍彤搞栽赃陷害,企图把他打成里通外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甚至背后的涵义就是当了帝国主义的帮凶和走狗。这样的一个阴谋就破产了。

记者:请问您当时担任什么职务?

陈一谘先生:我原来担任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组长,国务院中国农村发展中心理事。84年以后,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86年9月以后,兼任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秘书长,后来又兼任“索罗斯基金会”中方主席

记者:请问索罗斯信的大致内容,您还记得吗?

陈一谘先生:他说:“第一、我在中国建立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为十一亿人过上开放的、平等的、富裕的、繁荣的生活;第二、基金会的所有的活动都是公开的,所有的项目也是公开的,没有任何颠覆内容;第三、基金会的钱,全部都是我的,我有全部的证明,与中央情报局没有任何关系。”他强调:“我愿意接受邓先生、江先生、李先生派人到美国来查我的这些东西,我也愿意到中国去;如果你们继续改革开放政策的话,我还愿意继续提供资助。”

记者:索罗斯先生会说中文吗?

陈一谘先生:他不会说中文。当时有一个朋友给我翻译。

记者:索罗斯的信怎么上了“内参”呢?

陈一谘先生:这个详细情况我就不清楚了。究竟是索罗斯的信被有的朋友直接看到了上到“内参”了呢,还是我通过朋友传回去的几封信被朋友上到“内参”上了呢,具体就不清楚了。或者有一种更大的可能性,就是索罗斯让《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把这封信刊出了,新华社从《华盛顿邮报》上转发的。因为一般中共对《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重要消息,都会上“内参”。象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也有可能是把《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编译过去了。因为这是后来朋友告诉我的,我并没有看到“内参”。

记者:您觉得上“内参”这件事是否是个很重要的环节?

陈一谘先生: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这个“内部参考”呢,应该说是地师级以上的人都是能够看到的。许多人看到后,李鹏、王震等人就没办法再继续栽赃陷害了。

记者:索罗斯的信,邓小平应该看到了吧?

陈一谘先生:那我想他应该是看到了。因为他这封信是直接给邓小平的,它的副本是给江泽民的。

记者:这个事情邓小平说了什么话了吗?

陈一谘先生:那我就不知道了。要说起这件事儿,在1988年的时候,当时赵紫阳有一个秘书,曾经找我,让我再写一份“索罗斯基金会”的材料。我说,我已经写过两次了,为什么还要写?他说,邓小平要。为什么呢?实际上当时已经有人进谗言,在挑拨邓小平和赵紫阳之间的关系,而且就想拿这个问题作文章了。

早在1987年7月,当时的公安部长王芳给赵紫阳写了报告,说索罗斯是个反共老手,支持匈牙利事件,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动乱,而基金会的这些人跟反动分子有联络。但是在这个报告上,他还没有点我的名字。赵紫阳见到这个报告后,就说,既然是这么个情况,体改所就和“索罗斯基金会”脱钩吧。

我看到赵紫阳转来的这个报告后,大吃一惊。立即找到朱嘉明和李湘鲁,因为当时组建这个基金会的时候,索罗斯是美方主席,我是中方主席,索罗斯的私人代表叫梁衡,我的私人代表叫李湘鲁,李湘鲁是我们体改所当时的兼职副所长,他曾经当过赵紫阳的秘书,我就请他们两个人去做调查,了解究竟怎么回事。朱嘉明就专程到了美国,查各种资料,李湘鲁专程到了匈牙利,也查了各种资料,最后大家反复讨论,用事实证明,索罗斯先生是相信波普哲学的,他对资本主义有一定的看法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贫富太悬殊,社会的不公很严重。他相信波普哲学,所以他在美国搞了一个开放社会资金会。他认为,一个发达的社会,应该是开放的,因为只有一个开放的社会,人人才能平等,所以他1984年在匈牙利搞了一个基金会,因为他认为匈牙利的改革受到苏联的左右,改革的进展不快,他不满意。后来,我们一起搞农村组的、曾经在我们农村组当副组长的何维凌,他到美国认识了索罗斯。通过他的介绍,当时由索罗斯出资,我们组织了一个18人的代表团,1986年在匈牙利做了一次访问,我和索罗斯进行了两次会谈。87年10月,索罗斯到北京,我们在钓鱼台国宾馆接待了索罗斯,并且签署了建立“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的协议。当然这件事情,当时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大家进行了讨论,而且一致同意,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王芳给赵紫阳写了第一个报告以后,87年11月又写了第二个报告,这次的报告把基金会的情况说得更严重了,他没有任何根据地诬指“基金会是受美国情报局操纵的,是从事颠覆活动的”。

那么王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以前是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省的公安厅厅长,能当上省委书记。他为什么能当上省委书记呢?就是陈云和李先念在起作用。因为陈云和李先念,他们每年到了气候好的时候,就到杭州吃喝玩乐,王芳就鞍前马后的拍马屁,尽可能满足老人的要求。包括李先念的秘书王维澄在北京提不成副部长,后来王芳出了个主意,让王维澄在浙江省挂个名,当秘书长,提成副部长了。王芳这种溜须拍马让陈云、李先念很舒服,就把他又提到公安部当上了部长。王芳是一个很会看领导脸色办事的人。我估计,王芳连着写这两封信,不一定是王芳本人的意思,而是那样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要搞掉赵紫阳找的一个借口,只不过通过王芳的嘴说出来而已。

再一个例子,在87年1月,批判胡耀邦之后,当时中宣部理论局有个局长叫卢之超,也是非常左倾的一个人,他到处演讲,说,“现在是批了说自由化的,没有批干自由化的。”而且说“胡赵体制,批胡必批赵,不批赵就批不了胡”,而且当时他们还说,“政治上的自由化是由经济上的自由化引起的,经济上的自由化是由人民公社的解体引起的”,说“陈一谘那伙人瓦解了人民公社,早晚得把他们干掉”。我听了,也就笑笑而已。我说,中国古来哪有搞改革不死人的,死就死了,只要老百姓能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也值得。其实他们是早有预谋的。所以后来到88年邓小平搞那个物价闯关失败后,很多人就进一步倒赵了。

记者:您刚才谈到王芳前面就打过两次报告,是不是索罗斯这个事件实际上他们在“六四”之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所以说“倒赵”的行动并不只是在“六四”的时候,而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是蓄谋已久的大阴谋,“六四”事件只是阴谋的一次总暴露而已。

陈一谘先生:对,你说的太对了。87年1月,胡耀邦被逼辞去总书记之后,他们就开始搞赵紫阳,搞赵紫阳的最早的一件事情还是当时书记处研究室有一个副主任叫梅行,给邓力群写了封信,后来邓力群批给胡启立,胡启力批给赵紫阳,那信里写:“力群同志,据悉,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的福特基金会支持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与我体改所(所长陈一谘)、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关系密切,企图影响国务院最高决策,这个动向值得密切注意。梅行”。赵紫阳就批给安志文和鲍彤,他们转给我。我为这件事情报告,证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是爱国的,是为了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附上了几十页的资料,这么一弄以后,调查人员去问梅行,梅行说“我听说的”。后来问他听谁说的,他说忘了。所以他们这种陷害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接着就是“索罗斯基金会”这事儿,王芳连着写了两封信。明显的,就是要把党内的改革力量整垮。他们在整垮胡耀邦以后,又在磨刀霍霍地准备搞倒赵紫阳了。

这明显是一个阴谋。88年8月,王芳又第三次就“索罗斯基金会”的事儿写信,这次是直接送给邓小平的报告,从这一系列事实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共保守派的矛头是对着改革开放的,是针对着赵紫阳来的,“索罗斯基金会”只不过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牺牲品而已,这背后是有阴谋的。

记者:邓小平是支持改革开放的,被称为总设计师。赵紫阳这个“三所一会”是从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进行体制改革,那为什么中共会对“索罗斯基金会”进行打压呢?邓小平等老人们对赵紫阳先生以及他的“三所一会”所进行的改革持何态度呢?

陈一谘先生:应该这么说,邓小平是计划经济的坚决的改革者,因为他觉得计划经济把中国搞得很穷,但是他又是一个共产党专制制度的坚定的维护者。他并不赞成政治改革。赵紫阳给他汇报进行政治改革,邓小平是从提高效率的角度,要搞政治改革的,并不是从这种体制带来的各种根本弊端,象赵紫阳那样对政治体制改革有那样深入的思考。

至于说,陈云和李先念呢,陈云是反对“四人帮”搞的那些“穷过渡”那些东西,但陈云是相信计划经济的,而且在改革的过程中,陈云始终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就是说计划能管的就由计划管,计划管不了的才放到市场上去。姚依林就是他的这条路线的坚定的执行者。那李先念就更不一样了。李先念是在毛泽东搞文化革命中所有的副总理都被打倒了,只留下他,为什么?因为他特别“左”,毛泽东看重他。刚开始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时候,他是坚决反对的,他还一直强调“以粮为纲”,一直强调“农业学大寨”。到后来,他恨改革恨得咬牙切齿。连胡耀邦逝世,他都不愿意参加,他在湖北,他说他要去葛州坝。而且李先念多年以来,当官做老爷,不了解民间的情况。当年搞包产到户经济发展了,很多农民猪卖不出去,就出现了“卖猪难”。李先念在全国农业大会上说:“要动员农民吃猪嘛!”当时全场就哄堂大笑起来,觉得他和晋惠帝说让饥民吃“肉糜”没什么区别。

当时把89年把赵紫阳整垮的这批人,除了象邓小平这样主张经济改革、反对政治改革,还有陈云这样的主张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更有李先念这样的极左路线培养出来的反对改革的人,也有王震这种大老粗,动不动就要杀人,所以他才说那种蛮横、野蛮的话。

记者:当时赵紫阳先生看到报告后如何处理的呢?

陈一谘先生:当然,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这件事,我把报告送上去后,赵紫阳看了,就让找梅行了解情况,梅行说,他是听说的,问他听谁说的,他说他忘了,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

“索罗斯基金会”这个事儿,赵紫阳就让体改所和“索罗斯基金会”脱钩。说实话,上层那些阴谋活动,赵紫阳在当时也是无能为力,正象他在“叩访富强胡同六号”里说的政治改革他没有实力。就是说,共产党的那个利益集团,是多年形成的。他为什么说邓小平有实力呢,原因就在这里。但邓小平有实力,他却不愿意进行政治改革。赵紫阳没有实力进行了,就会被左倾主义者或者各种既得利益者找各种把柄。

记者:当时赵紫阳先生所做的巨大付出的意义所在,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已经在推进民主。现在很多人不一定能意识到,没有深刻认识他政治改革的那一部份。

陈一谘先生:实际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控制局面,就在于它控制了所有的经济资源。我在农村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为什么60年那么多农民饿死,他们不造反呢?因为他们没有了起码的生存条件,这时候他们就不得不依附于一种超经济的政治强权,所以,为什么英国学者洛克曾经讲过,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民主政治。就是说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础,而民主政治也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逐渐完善成熟起来的。所以,中国一旦从经济改革入手,一旦计划经济的口子开了之后,一党专政的体制就很难维持下去了。

记者: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要搞陷害,说明他们对此非常畏惧。

陈一谘先生:对。我为什么说胡锦涛在赵紫阳这件事上搞的是一种法西斯的倾向,就是因为他无所不用其极的控制人们各种自发的悼念活动,这只有法西斯国家才会出现。而且他所用的手段比斯大林、希特勒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我认为,他这种东西是维持不下去的,为什么我说他是共产极权的回光返照呢?他只能短期地维持,他这样做只会引起民众更大的反感,包括共产党里面有良知的、有正义感的、希望中国真正走向繁荣富强的人,都会对他不满意的。

胡锦涛上台后用意识形态导向执政,学古巴、学朝鲜、强调毛,但实际上中国这个社会已经变化得很厉害了,利益已经开始多元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利益集团需要的实用主义一定会取代胡锦涛这种意识形态导向的决策,而且意识形态导向维持不住的时候,他也会变成实用主义导向的决策。另外,我们看到中共对官方舆论空间控制得非常严。但是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社会多元化的出现,社会舆论空间在急剧地扩大,所以官方舆论空间虽然一时能控制得很厉害,但社会舆论空间的扩大是压不住的,早晚会冲开各种缺口。

时代不一样了。中共当局也不可能象毛泽东那样关起门来打狗,把你往死里整。而且,象伊拉克,象我们周边的许多国家,都开始走向民主,那中国的压力当然会很大。如果不顺应这种人心所向,顺应这种潮流,是维持不下去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说,赵紫阳用他自由的灵魂再一次唤醒国人,来共同叩击中国民主的大门。随着人们对赵紫阳纪念的深入,觉醒的人们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才要成立一个赵紫阳基金会,目的就是“纪念赵紫阳,推动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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