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红楼梦》的读法
02/13/05    武振荣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5787

一、写实与写虚

把《红楼梦》当成一部实现主义的作品来读,这样的读法肯定是有问题的。我其所以这样说,原因在于《红楼梦》出世时中国社会上根本没有出现实现主义的文学思潮,作者曹雪芹(这是20世纪初的考证学所得出和一种成果,我本人在写作红学论文时接受这种成果)也没有丝毫的实现主义的文学观念,因此,我认为把一个在18世纪中国纯粹文学环境中产生出的作品,用跟它风马牛不相及的西方文学观念去解释,只能表明我们的幼稚。当然,分析这种文学批评上的幼稚病产生的原因,不是本文要论证的问题,但是我可以简要地指出这种情况的产生与18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思想和批评理论处于“不发达”状况有关。就此而言,为了提高中国18世纪文学的世界地位,用西方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去解读它也就成为一个赶时髦的做法了。

职此之故,当我们中国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批评理论在日趋成熟的时候,走出当年的幼稚病时期,对中国作品实行中国风格和中国思想的批评,就有可能超越“时髦”而获得一种文学上的“真实”。有鉴于此,我从1987年写作《红楼梦分析》的书稿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正是顺着这样的思路,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认为写一篇《红楼梦》读法的文章很有必要。

正确的读法是把《红楼梦》既当作一本“写实”的书,又把他当成是“写虚”的书,“虚实相兼,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才是本色意义上的《红楼梦》。但是,在早期红学史中,当涉及到“写实”问题有的红学家就认为《石头记》是一部真实生活的记录,以至于对《红楼梦》中的“实录其事”的话作了一个十分机械的解释,好象它是一种作家的日记。一个名叫“脂砚斋”的神秘“批家”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他看来,书中的几乎每一个句子都“真有其事”(脂砚斋批语),就连凤姐点戏时所点的哪一出戏,“脂砚斋”也煞有介事的说“当真如此”,好象他个人曾经就坐在点戏的凤姐的身边。从考证的意义上说,“脂砚斋”是一个重要的有意义的人物,从文学批评的角度上讲,他却是一个真正的门外汉了,连文学中的生活与现实生活的界限也划不清楚,还说得上是什么“批家”。《红楼梦》是一部“写实”的作品固然如此,但是“实”之中又出了个“虚”的“大观院社会”却又是传统的“写实”作品所不能够比拟的。所以,你如果认为“娘娘省亲”非得要盖一座园子不可,那你就上《红楼梦》的了“障眼法”的圈套,认为“省亲”后的大观院因为闲着而住去了一伙围绕在宝玉身边的“亲戚娃”也是“有据可查”的,于是,黛玉住在舅家,宝钗住姨家,湘云住在姨奶家,一住就是几年的现象都被你认为是“正常”现象,不是作者的“虚构”和“创造”,那你就是《红楼梦》的最糟糕的读者,就会变成“脂砚斋第二”了。

其实,大观院不是18世纪的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园子,而一个“园子型的社会”——这就是问题的实质,作者的天才就在演示和描述这种园子生活的时候突然地给爆发出来了,以至于到了最后的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书未写完时,他“泪尽而逝”了。分析这种生活,它具有西方文学上的浪漫主义的特征,是用不着否定的,但是,这种特征同西方式浪漫主义的文学心态和文学思想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正因为如此,在这样的作品中的理想主义的翅膀总是举不起来,不能象大鹏展翅一样地翱翔在六合之外,老是拖着一个“现实生活”的“尾巴”摆来摆去,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底线,好象执意要给人一个印象,它是“真实”的,而不是“理想”的。

可以把贾府看成是18世纪中国贵族生活的一种写照,这不存在争议;争议在于这个写照所写出的事物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在下面的议论中,我将要阐述之,此处之说“写照”之中还有一个放大的理想主义的镜子,而镜子又奇迹般地折射出了班驳陆离的青少年人的理想生活的情景,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特征和特点,在中西文学还没有发生交通的情况下,这样的作品的出现与西方的文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二、不只是镜子,而还是启示录

把《红楼梦》当成是18世纪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的观点固然不错,但是,这一点如果被你绝对化了,你想在认识中国社会问题时在它里面寻找影象,那么,你就读不出《红楼梦》的意义。对于18世纪的贵族社会来说,它的确是一面镜子,你照着它,发现了中国贵族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中陷入因循守旧的泥潭而不知道进取,那你肯定肯可以对中国社会的“不发达”问题做出自己的见解。在书中贾政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反面人物”,但是他所代表的阶级和人物大都是失去了进取精神却是一个用不着怀疑的事实。就这样的事实,你做出了影响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是贵族统治者的因循守旧也完全地言之有理。贾政的确是一个小心谨慎、克己奉公的人,用自己的摸子来铸造的不成器的儿子的行为也给人以许多的思考。就这样,在没有交代原因的情况下,贾府也还是受到了灭门之灾。把这样的意义发挥一下,你做出中国的18世纪的社会一定要失败的结论,你也不妄读《红楼梦》。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就凭这一点,说你读懂了《红楼梦》那就不好了。《红楼梦》的开篇记载有一个叫“风月宝鉴”的镜子,这面镜子,你拿在正面看是一个美人的相貌(王熙凤本身就是一个美人胎),反面一看,却是可以夺人魂魄的一具骷髅。整部的《红楼梦》书,也可以如斯地去看,因此,你在把它看成是镜子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它又是一部启示录。也就是说你在读这部文学的作品时,你得要有一个类似于宗教启示的灵感,否则这部书中的伟大灵魂就不会感动你。因此,你得从你能够看见的东西和文字所指示给你的东西中,发现一种你用平常精神所捕捉不到的东西。就这样的意思你去理解语言哲学家塞尔所说过的一句话:“作家写作的是作品,文学在读者身上”,你就会知道文学是怎么回事了。

这就是说,我们在读《红楼梦》时,既要把它当成是反映论的作品,又要把它看成是启示文学,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在它之中分析互冲突的价值是怎样被协调在一本书中的。我们不是常常说《红楼梦》一书博大精深的话吗,但是真正地遇到了博大精深的问题时,我们却运用单一的方式去解读它不就是错误的了吗?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我们把《红楼梦》定义成为现实主义的作品,认为这是铁板定钉——变化不了的事情,就大错而特错。就启示文学的观点看,我们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可以寻找出文学描写字面意思之外的许多问题,并且把这些在逻辑上缺乏联系的事情组织在一个可以被理解的文学场景之中,就形成了我们阅读所能够受益的空间。于是,我们在真实的物质生活中所完全拿不到的那些价值,通过文学的方式,反倒领略了。“开卷有益”的话,不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吗?

三、不是“封建社会的彻底灭亡”,而是“不发达社会”的“不发达”状况

别说在18世纪的《红楼梦》中你找不到“中国封建社会彻底灭亡”的“现实”,就是今天的21世纪的中国,你目睹了胡锦涛如何接江泽民的班的全过程,你也不敢做出“中国封建社会彻底灭亡”的结论,因此,你在讨论红学问题时,塞进上述论题,显然是上了50年代马列主义红学的当。其实,中国封建社会这样的提法本身就是个问题,何况它什么时候灭亡,就更是个问题中之问题了,用这样充满问题的方法和方法去“介入”红学领域,不就是问题上又加上了“问题”吗?1986年,当我在朋友们的劝说下,开始研究《红楼梦》时,就对当时主流红学是持怀疑和批评态度的。我不认为1949年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灭亡”的时间,在这样的时间上,被认为是“灭亡”中的社会其实并没有完全地灭亡,它出现了《红楼梦》中的“兰桂齐发,家道复兴”的情形,到今天为止,我们中国人民还不是生活在其中啊!

正因为如此,那些把一种“激进的精神”注入《红楼梦》中的做法,表面上是“进步”的,其实呢,完全是倒退的。在这篇小文章中,我不可能就18世纪的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展开议论,所以,我们舍去“性质”而只谈“现状”就是红学批评所能够接受的。这个“现状”是什么呢?就是:社会寻求发展而又发展不足,或者说想“发达”(《红楼梦》中的词)而又“发达不起来。”在前面我已经说过,《红楼梦》是“写实”的作品,其中的“实”就是这样的东西。如果说我写作这篇文章时为止,中国发展和“发达”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个“不发达”状况的多种解读,包括红学式的解读,就不是一个随意性质的问题了。在本文中,我认为如果我的这些思考能够唤起人们的如下的追问:“为什么就发展不起来呢?”——我在红学上能够做的事情也就是这么多的了。红学好象不能够解释为什么不发达不的问题,但是却可以为不发达的状况的“写照”作出解释。在这里,思想家、社会学家提不出来的问题,天才的文学家却可以“写”出来的现象至今也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红楼梦》中的人是能够发展的,把贾宝玉这样的人送到牛津大学去深造,我想他肯定会“发达”起来,只是把他放到一个娘娘省亲后闲置的园子里,他就变成了“假”“宝玉”了。在这里面社会与人的关系,特别是社会与青少年人的关系就被作者给抓住了,但是,往往们在读它时,用了“封建社会灭亡”的这个框框去套它,却又会丧失其价值的。

综观《红楼梦》一书,“不发达”问题还可以通过四大家族的兴衰这样的问题去解读。在中古性质的社会中,社会和经济处于原始的形态决定了社会总是在周期性的一兴一衰中运动,而不能够走出这样的“兴衰周期”,因此,不管是贾家,还是薛家、王家、史家都没有表现出摆脱“兴衰周期”的任何迹象,特别是贾府,在由“烈火烹油”的生活在一下子落到了满门犯抄的地步时,书中竟没有交代原因的情形实在令人纳闷。因此,我认为当红学家们在为此而寻找原因的时候,文学上的东西就被当成了政治上的“真实的事情”而受到了论证。我自己在研究《红楼梦》时,认为寻找贾府被抄的原因没有意义,我的本意是说,这样的事情在社会还没有脱去中古性质时是经常发生的,好象是“自然”的,《红楼梦》后40回其所以要写出贾府因“抄”而衰,是受文学“故事”的意义被迫,其实,在《红楼梦》的主旨思想中,“家道中落”是没有原因的。在书中,当世界到了“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最后的境界时,又有什么原因呢?

四、大观院不是一座园子,而是一个社会

旧红学家当中有一个人曾经说,《红楼梦》写作的方式是运用了“瞒天过海”的手法,非得要在许多问题上“瞒过”读者们的眼目不可。这样的话,我看是有几分的道理的,就拿大观院来说吧,情形的确如此。我们在最初阅读《红楼梦》时,谁个不把大观院作为一个贾府的真实的园子看待呢,以为那里面发生了的事情原本就是“真实”的。所以任何人第一次读《红楼梦》,都是读不出名堂的,哪怕他是一个地道的天才,只是随着阅读的深入,情况才会有改变。

一伙女娃娃为什么非得要住在由一个男娃充当“领袖”的亲戚家的园子里,并且一住就是几年——这样的问题你能够说清楚吗?所以,你认为18世纪中国社会真有这样的“现实”,你不就是太幼稚的了吗?象林黛玉这样的幼失怙恃的孩子长期住在舅舅家,这好理解,难道薛宝钗、史湘云这样的女孩子也没有了爹妈吗?也非得住在宝玉的身边不可,世界上可能有这样傻的女子,但是能有这样傻的家长吗?在书中,贾政不是一个糊涂蛋,王夫人也很有心机,难道他们夫妇就非得要在贾府中为自己的宝贝疙瘩建造一个地地道道的“女儿国”,把一个本性带有严重“意淫”性格的少年人放进去“锻炼”不可,说毛泽东把知识青年放到农村去“锻炼”,这情有可原,说贾王夫妇让宝玉在园子去疯长,无论如何于理不通。在这个意义上,我说“脂砚斋”是一个最糟糕的批者,他竟然以为这些连傻瓜都不会相信的事情是“真有其事。”针对这样的情况,我认为《红楼梦》的读法就是要破这个“真”字,并且在“真”字破后,立一个“虚”字。

如果你认为大观院是作者“创造”的一个园子,那么,你在读这个园子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思考作者为什么要“创造”它的问题,一旦你拿住了这个问题的把柄,那么你读《红楼梦》就会在作者“瞒天过海”的手法中寻找到价值,要不然,你就中了作者的“障眼法”的圈套,而在一个大兴文字狱的时代中,这样的“障眼法”也有作者自我保护的用意的,我们在理解它时就不应当拘泥于字面意义。结论是:大观院是一个“虚拟”的园子,这个园子代表和表现了一个社会,而这样的社会恰恰是18世纪中国不发达社会的青少年的理想的展开和想象力的展示。于是,中国社会不发达问题表现在文学上就是“理想”却戴上了“现实”的面纱(理想的不发达)。如果在这里,你履行批评时立足于脂砚斋“实事求是”(这是《红楼梦》时期的中国主流思想)的立场而不知道变化,那么你一定会抱怨作者,以为他“说谎”了。其实,美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海明威说过:“最优秀的作者都是说谎者,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这一行的主要工作就是撒谎和虚构。”

只要你认为大观院是一个理想社会,而这个理想的社会是中国青年社会可以接受的,那么,它的毁灭的文学价值的和社会的意义就不是一个园子“楼倒”所能够比喻的。一个明显地拖着“现实”尾巴的青少年人的理想的破灭的事情,就“启示”了而后2个世纪的中国大事件和重大变化。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在读《红楼梦》时,好象感觉到在贾宝玉的失败之中也包括着我们的失败(包括“6、4”失败),我们就有资格谈论《红楼梦》了。清朝时期的红学家有一句名言:“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妄然。”

伟大文学作品就有这样的功能,它把这个时代中国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们所不可能认识的问题,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了,并且把它写得象“真的”一样。现在我们对文学的性质已经有了一个类似于科学的看法,认为文学作品中好象不存在“超生活”的东西,其实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文学虽然可以接受科学的解读,但是科学只能够解读出它的一部分,而不能够解读它从文学一开始就形成的那种“神秘”的成分;不信,你试一试,你能够用科学的方法说明你自己为什么写不出李白、杜甫的诗、关汉卿的戏以及曹雪芹的书吗?

五、贾宝玉——18世纪标准式的中国愤青

贾宝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任何一位《红楼梦》的读者都应该探讨的问题,所以在这篇名为“读法”的文章中,我简略地谈一下这个问题就很有必要。就作者的本意讲,贾宝玉是作为一个“异样”的人被写出来的,但是,什么是“异样”的人,这个问题不是更糊涂了吗?正因为如此,有多少个读《红楼梦》的人就有多少个贾宝玉的形象,而每一位读者的贾宝玉形象都同书上的贾宝玉形象有联系,都是书上的贾宝玉形象的“克隆”。作品中的贾宝玉在书上,而你要欣赏的那个贾宝玉却在你的心上。

有了上面的看法,我在论证贾宝玉是个什么人时,就不会同意那种“排斥异己”的办法。我认为过去的红学研究中所有寻找出来的贾宝玉,都是有一定价值,就连在《红楼梦》被作为“禁书”的时代,人们把贾宝玉看成是一个“淫秽”分子,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些好淫的人,把贾宝玉这个“情种”当作“采花高手”时,也可以在书中找大量的篇章。问题就在于伟大的作品有它的“不朽”性质,而我们作为它的读者就生活在这个“不朽”性之中。即就是这样,我还是认为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写出自己的一个贾宝玉是有意义的。我总的看法是这样,把贾宝玉看成是18世纪到今天的我们中国青少年人的一个“标本”,有着“说不尽”的意义。

尽管我有上述的看法,但是,我还是强调我反对把贾宝玉看成是“革命青年”,我认为贾宝玉这样的文学上的人绝对不是“革命青年”,但是我又同时承认“革命青年”完全有接受贾宝玉的可能和必要。事实上也是这样,“革命青年说”是20世纪初“新红学”的产物,是这个年代中的“革命青年“对自己的历史的一种潜意识的寻找的结果,同《红楼梦》这部作品所拥有的现实意义有关系。按那个时代的“革命青年”的心态来分析,他们认为贾宝玉这个对仕途经济不屑一顾,对官方的思想和学术无丝毫兴趣,喜欢读杂书,讨厌矫揉造作的社会交往和虚假礼仪、来往应酬的人,如果遇上了“革命”,不变成为“革命分子”才怪呢?所以用20世纪的眼光去看18世纪的文学上的人,情形就有可能是这样。这样的头一开,把贾宝玉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叛逆者”的马克思主义的红学尾随其后,就成为一个很自然的趋势了,于是,我们在这样的红学中就有可能发现一个和50-70年代的中国政治气候相协调的“叛逆分子”了。

问题就在于红学研究的贾宝玉应该是《红楼梦》书中的贾宝玉,因此,我们不可能用我们心中的贾宝玉来给出他的意义。如果我们持这样的态度的话,那么,贾宝玉可以说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愤青,虽然时至今日,人们对愤青这个词的的认同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说贾宝玉是属于愤青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如下特征十分的突出:他对他所生活的社会价值持蔑视的态度,并且用一种不入流的行为来对抗之,即使在家庭的巨大压力下,他也没有丝毫的改变。不但如此,他对于他的时代的青少年们所热衷的功名利禄视如粪土,对自己在这样的社会中的可能“出路”也没有作任何的打算,一心沉浸在他的怡红院中而不想着“出院”,这样的情况使人联想到我们现在的愤青,当人们在问到他们的“打算是什么”时,他们会用“他妈的”来回答,当然文学中的愤青特别是18世纪中的愤青,就不可能说那么粗野的话了。即使这样,在这篇文章中,我其所以要说宝玉是愤青,还在于他同时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他没有因此而树立起自己的价值目标,反对现实价值的方式也同时具有非价值的嫌疑,也就是说他个人的人格的构成存在着价值的缺位,也正是这样的缺位,所以才在红学的研究中出现了价值的填充问题,“革命的青年”、“知识青年”、“愤青”、“民青”(民主青年)等都是“补充后”价值。在这篇文章中,我虽然不能够说明伟大文学作品与我们的关系的问题,但是我起码可以说我们在这部伟大的著作中可以寻找到足够的精神上的“享受”。

说贾宝玉是愤青的观点是要明确这样的一个事实,即18世纪的中国社会没有能力造就新式的青年,也没有能力为青年们提供一种社会的出路,相反在压抑青年个性的问题上,社会却是绰绰有余的。这样的事情如果受到我们的重视,进入我们的研究范围,那么中国今天的青年问题有一个18世纪的渊源就可以引导我们寻找到认识它的途径。只要我们这样作了,那么,我们对中国18世纪的问题就会有一个文学方面的认识,依着这样的认识我们在讨论18世纪的中国问题时,我们就有了一个“本子”,至于说对这个“本子”的阐述应当遵循什么样的方式,那无疑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强求个一致未必就好。

六、说明

1987年,我在写作《红楼梦分析》的书稿时,把红学分成“大学”和“小学”两种,认为考证是红学的“小学”,而除考证外的红学则是“大学”,并且指出红学的现状的是:“小学发达”而“大学中落”。在进一步地分析中,我认为“大学中落”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论束缚了红学,就此我提出了红学“解放”的问题,并认为这样的问题有着迫不及待的意义。当然,在中国文学研究的“禁忌”没有完全地“弛禁”的时候,我的观点具有非正统的嫌疑就自不待言了。今天,我以为这样的问题并没有过时,本文中我所说的读法,也仅仅是指“大学”的读法,不包括“小学”的问题。

在“大学”的读法中,我主要地又是提出了“民主”的读法问题,因此,只对那些在深层次上关心红学问题的读者们演示了一种方法。无论怎么说,《红楼梦》作为中国18世纪的伟大作品,总是在一个很不精确的意义上关乎着中国民主与进步,所以任何对中国民主和进步的历史感兴趣的人都最好读一读《红楼梦》;《红楼梦》的“梦”,也就包括着民主与进步之“梦”。于是一个“饭后茶余”供人“消愁解闷”的文学作品,就具有了“超时代”内容的重大意义了,难怪作者在书中强调“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20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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