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论民主观点中的派性问题(传输有中断)
01/26/05    武振荣    民主,派性,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410
对一则著名的有关派性寓言之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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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杰斐逊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他同当时著名的思想家富兰克林的一次有关人的派性问题的谈话。在谈话中,富兰克林以他那特有的哲学家的智慧和幽默讲述了一个“两个人”“分成两派”的故事。杰斐逊对这个“用寓言的方式发表的”故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从而在民主的立场上为后人如何认识派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为了使读者们对这个寓言故事有一种全面的了解,我把它抄录如下:

在英吉利海峡的埃迪斯顿有一坐灯塔,它建立在海峡中央的一块岩石上,冬季风浪猛烈,绝对进不去,在较暖和的季节到来前无法探望两个灯塔看守人,因此秋季就要给他们送去过冬所需物资,好让他们使灯光久不熄灭。春天第一个可以通行的日子,一条船给他们送去新的给养。船夫在门口遇到一个灯塔看守人,就上去跟他答话“朋友你好吗?”“很好。”“你的同伴呢?”“我不知道。”“不知道?他在吗?”“我说不上来。”“你今天没有见到他吗?”“没有。”“你什么时候见到他的?”“去年冬天到现在一直没见过。”“你把他杀了吗?”“哪里。”大家以为他肯定把他的同伴害死了,要把他抓起来,可是他叫他们上楼去亲眼看看。他们上去了,发现另一个看守好端端地在那里。原来两个看守人在灯塔里住下就发生口角,分裂成两派,楼下的工作分给一个人做,楼上的各种分给另一个人做,从那时起,两人从未讲过话,也从未见过面。(引自《杰斐逊选集》中译本第78页)

如果人们要列出一张现代民主主义创始人或者先行者的名单,那么上述两位伟大的人物——杰斐逊和富兰克林——一定会排在前头的,正因为如此,一个由杰斐逊转述的富兰克林的寓言故事的意义对我们来讲就是非常有价值的。在今天,我们虽然生活在现代的社会中,但是古典民主论之于我们就好象古典文学之于现代文学爱好者一样,有一个“取之不尽”的意义。所以,我在把这则著名的寓言故事提了出来与朋友一同分享时,感到无比高兴,我也同时希望朋友们和我一样,能够努力寻找出这则民主寓言故事中所包含的丰富意义。

派性问题——中国民主化道路上的绊脚石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那么我认为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道理上有两颗绊脚石:一个叫“动乱”,另一个叫“派性”。不要小看这两颗绊脚石,它使得许多走上了民主之路的人一不小心就会被绊倒。要不然,民主现在已经被人类的发展证明了是一种最成功的制度时,我们中国为什么还过不了民主化这一关呢?共产党反动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把中国不能够实现民主化的事情仅仅归结为这一点,那么,我看中国的民主化也许还需要50年或者100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主如果不被理解为中国人民的努力奋斗和全力以赴的争取,而仅仅理解为共产党的“开放”的话,那么在100年的时间内我们也不会发现有什么希望。此刻,联想起邓小平死前所说的保证共产党统治“100年不变”的话,我们有何感想呢?有鉴于此,我才提出了研究派性的问题。因为,现在对于我们来讲多党制的问题、宪法政治的问题以及公开政治、开放政治等等问题,都不存在许多的理论上的疑惑,惟独在“动乱”、“派性”这样的问题上,我们的认识还是很模糊的。问题又在于,如果“动乱”和“派性”这样的问题在民主的成分中居于次要的位置,那么,我们的民族也许可以迈开民主的步伐,只是派性是民主问题中的最主要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要求民主的人们要迈开前进的脚步是有困难的。在另外的文章中,我可能会专门地论及“动乱”,这篇文章只讨论“派性”的问题。

如果你对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人称“地球村”上的所有的国家的政治做一个鸟瞰,那么,你就会发现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分裂成两派”(上述寓言中的话),所有的专制国家却都出现了全体人民“团结得如同一个人”一样的表面现象,只有一派。这样的发现如果你不认为我是故弄玄虚的话,那么,你就会说我实际上是说了个多党制国家和一党制国家的区别。好了,议论至此,我们暂且不需要争论,只要是承认这样的一种事实就可以的了,即派性政治可以和多党制对等,而那些没有出现公开的派性分化的政治,也就是往往我们所说的一派政治可以和专制划等号。这样的意思如果还需要发挥的话,那么,一个国家是民主的或者是专制的,它的外在的表现和内在的实质不是可以用派性这样的东西区分开来吗?在民主的国家,公民生活在派性之中的情形不是可以和在非民主国家中人民生活在一个在道德上、政治上极力排斥派性的情形相对照吗?就这样的意义来看,派性这个东西和民主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密,以至于我们在需要民主的时候就不能够拒绝人的派性。面对这个问题,当一个国家在出现了公开的全民范围内的派性分化和派性对抗时,我们就断定这个国家存在着民主,那就没有错误!“在团结一致的情况下,专制总是可行的,并且专制总能战胜对民主的追求”(见2005年1月26日中国民主正义党网站,石磊“答上海一大学生的来信”)。明白了这个道理。读者们在回过头去衡量我们中国过去的岁月时,哪些阶段出现了民主?不就是一清二楚的了吗?

可见,我写作这篇文章有一个目的,就是想通过对于派性这样的东西的分析,重新地呼唤起我们民族对于民主的回忆和理解。如果说在过去的岁月,我们中国人民通过自己身上的“派性”而拿到了民主,那么,丧失民主的时间也恰恰是因为我们要“洗干净”自己身上的派性。到今天为止,别说是普通中国人,就是被叫做“民运分子”的人,在说到我们以往的那段派性的生活时,也由不得表现出口诛笔伐的激情,但是这种激情能不能维持到中国民主化成功的那一刻,我倒是怀疑的,因为依着这样的激情你一定认为民主生活中的人没有派性。事实上,我跟你的结论正好相反,我认为民主的制度恰恰是在法律上保护公民的派性的制度,并且使国家权力在派性斗争和派性争纷中处于中立的位置。只要回忆一下我们从电视上看到的刚结束不久的美国第55届总统大选,美国人民被“分裂成两派”的情形,不就是对富兰克林上述寓言中所说的“两个人”“分裂成两派”的故事的“展开”吗?在这则寓言中,民主的两党制(多党制)的意思,用“两个人”的寓言给说了出来,其意义该是多么的微妙和深刻啊!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同一个现象,出现在美国,我们就认为是民主的,但是它出现在我们中国,我们就叫它“派性”——这就是我在写作本文时所要研究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人们如果用“近花不香远花”的话来解释它,也许有道理,只是我们的认识若还长期停留在这样的水平上,就太使人失望了。现在全世界民主化的大潮流如此地有利于我们中国的民主运动,但是,我们的民主运动到今天为止还是步履艰难,原因究竟何在?不是值得我们研究吗?我看,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对“动乱”和“派性”这样的东西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式的看法;这种看法不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东西,它是被维系在我们民族对1966年伟大事件的回忆上面的,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活生生”的东西。因此,每当中国出现了民主化的重大转机的时候,就有人吆喝:“不要派性”、“小心动乱!”在我们许多人的意识深处:一个家庭有派性,这个家庭就破落,一个单位有派性,这个单位就搞不好,同样,一个国家有派性,这个国家好象也就有祸害似的。可见,被叫做绊脚石的东西不是存在于我们所走的物质的道路上,而是存在于我们的精神的道路上的,所以,要“踢开”它就比踢一块物质的石头要困难一些。

如何对待派性——民主与专制的分水岭

如果我们用富兰克林的“两个人”的寓言来分析我们中国人的问题,那么同样是中国人,我们把它分成为两部分来看会发现什么样的问题?一部分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一部分是生活在海外的民运人士。前一部分人是13亿,后一部分人就算有1、2万吧,猛一看,你就会发现,后一类人是派性中的人,也只有那么一点点人却分成了10多个党,几十个小的政治圈子,而前一类人却被共产党的一“派”的烂包袱被包了起来——这就是民主和专制的区别。这样的区别意义如果被我们明白了,那么在存在着公开派性的政治中,我们就可以发现民主,相反在那些视派性为洪水猛兽的国家和社会中,我们发现的只是一个“永远高举着的”专制主义的“拳头”(孟德斯鸠语)。

看清楚了上述的现象之后,我们就可以用如何对待和处理派性的这样的问题来给民主和专制划一条界限,即所有的专制,不管它是古代的或者现代的,不管它是外国的或者中国的,都要它压制派性,把派性看成是破坏人的道德的腐蚀剂、破坏社会安宁的涣散剂,那么这样的政治就可以说是专制的;与此相反的是,只要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承认人的派性的存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并且用制度的方式保护人的派性因素的产物,那么,这样的制度我们就可以说它是民主的。民主的制度尽管是一个多因素的极其复杂的东西,有着千头万绪的复杂关系,但是有一点,所有的这一切都可以在人的派性的中寻找到源头。在人类古代的政治中,并不是不存在派性,而是这样的派性是政治和道德压制和反对着的东西,因此如果说民主政治有一种十分清楚的现代性质的话,那么,就可以说是放松或者放弃了上述的压制,承认政治生活应该允许表现人的派性,并且承认所有因派性而产生的事物和制度有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如果我们认为多党制这个东西是民主政治的基础,那么多党制的源头如果不是人的派性之水,那么,它就有枯竭之虞。

到今天为止,我们大家已经知道了民主是一种科学的构造,也是一个科学的体系,但是,我们对这样的东西要给出一种理论上的说明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认识到民主的科学是建立在对人的一系列的假设之上的,民主的科学必须作出在政治上人人平等的假设(这与政治事实不符合),这样的假设又必须要推导出另一个假设,即平等中的人都有一个不同于别人的个性,而这样的个性又必然要求同等的表现权利,表现的结果是人的派性的冲突和斗争就没有个停止,这样民主的制度如果需要维持的话,那么,它事实上就变成了一个处理人的派性的制度,这样的制度要能够有效的话,它就只能够迁就人的派性,使人的派性这股传统的“祸水”在进入人为的设计的“渠道”之后慢慢地变成“水利”意义上的“资源”。我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写作的一本书稿中指出,人的“本性”好比是“水”,对于这样的“水”,存在着“专制”的和“民主”的两种“治水”方法:前一种方法好象是“白圭治水”,又堵又截,甚至要把水引到别的国家为害于临国;后一种方法是“大禹”的方法,因势利导,变水害为有利于天下的水利。

在华盛顿当总统的时候,美国还没有形成多党制,华盛顿对他的政府内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党派斗争的现象表示了最大的厌恶,所以他当时象20世纪的中国的毛泽东那样地强调美国的革命家应该克服派性,实现政治上的团结,只是当民主的政治的发展已经把人的政治表现集中地变成了一个谁也不希望的派性纠纷时,多党制的问题才被最后地被提到了民主的先哲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宪法的体制保证不了“政治上统一”的事情已经变化成为一个如何运用宪法维护已经形成的派性政治的问题,于是,派性在宪法不能不保护人的自由和价值的情况下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为一个受保护的东西。在这里,人的自由的胜利实际上已经表现为是人的派性的胜利;脱离了这个意义,你就理解不了什么是多党制。今天当我们海外民运人士在振振有辞地宣传中国要实行多党制时,我们对政治上的人的派性持着前毛泽东时代就很普遍的那种看法和观点,认为派性是中国祸事的根子,岂不是自相矛盾!

派性:产生意义上的轻如鸿毛和守持意义上的重于泰山

在上述由杰斐逊所转述的富兰克林的寓意中,没有交代“两个人”“分裂成两派”的原因,只是说他们发生了“口角”,但是如果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追问:到底是什么样的“口角”引起了他们的分裂,结果会怎么样呢?在这里,如果我们的追问是有道理的,那么,富兰克林没有涉及到什么样的“口角”的问题是不是就粗心大意呢?我的看法是这样,“口角”没有被涉及,这非但是富兰克林这个伟大的哲学家的粗心大意,而是出于他对人事、人性和政治的深刻的洞察,在他的洞察中,分派的原因——“口角”其所以略去不说,就在于他可能意识到了这些原因可以放到“无原因”的框架中去理解,所以,他有可能认为这样的事情如果用“无原因”去解释也不会错误。派性这样的东西发生在“两个人”的世界的比喻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在有人的地方和场合就必然地存在着人的派性,因此,派性存在的原因和“无原因”是同一个东西,没有分辨的必要。依据这样的道理,我们在人类的最基本的单位家庭——依血缘关系(这是人类中最亲密的关系)组织起来的集体中发现派性,就是最好的证明。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人们能不能给一个“无原因”的东西规定一种意义?也就是说,民主的理论能不能接受一个“无原因”的人的派性。

议论至此,我可以告诉读者们我个人对派性的看法之形成不是一个单纯理论的过程,而是我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对我自己身上曾经出现的派性的反思的结果。我青少年时代和我同时代的人一样,也是派性政治的积极参与者,但是,我和别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对派性这样的东西的意义的探索和思考实际上就从1968年就开始了。如果你认为我在这样的时间上就开始思考派性,也许感到我是一个非常善于思考的人,其实不然,导致我思考派性的问题原来是因为我受到了派性的巨大的压力,正是这样的压力被迫我思考派性问题。那时,我所在的那所小小的中学也分成了两派,不同观点的同学们之间的政治隔阂如果发展到寓言中所说的“一个冬天”都“不见面、不说话”的程度那才好哩,我们是整体见面,天天吵架。

寓言毕竟是寓言,生活中的派性不是“不见面”,不说话,不往来,而是又见面,又说话,又斗争,因此学校的生活已经变成了派性斗争的场所了。不幸的是在这样的斗争中,我所在的一派——“于阡中学中学生造反司令部”(简称“中造司”)——变成了斗争中的失败者;而正是这种失败把我从毛泽东、林彪的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神话”中给解放出来了。到1968年处,我用参军的方法来“逃避”“文化大革命”时,内心深处说出了这样的话:你毛泽东、林彪的“文化大革命”是胜利了,我们“中造司”的“文化大革命”和我武振荣的“文化大革命”是“彻底的失败了”!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观点的失败,不是一个小问题,它是整个的人的失败。所以对于我们这一派的同学们来讲,也好象意味着政治上从此就完蛋了。因此,失败对于我的压力是如此的巨大读者们是不难想象的。面对这样的局面我就思考,我为什么参加了“中造司”?是什么原因决定了我当初要做出这一选择?不做这样的思考还罢,一旦做了,我倒发现自己完全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在决定我采取什么观点的事情上,不是理智,也不是慎重,更不是深思熟虑支配了我,而是偏好、任性、轻率、粗心大意左右了我的选择,可不是起吗?我记得1967年的春季,同学们之间已经出现了派性分化的迹象,一次完全偶然的事件的发生,把我们学校的同学分成了两派性。我清楚地记得,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名叫张剑的同学从县城农业技术学校来到我们学校,做了一次有关“兴平县上的政治形势的报告”,报告后,拥护报告的同学就组织成了“中造司”,反对的同学就变成了而后的“兴造司”成员。在决定我们政治命运的重大问题上,我们的同学们就是这样的行为的,但是有谁能够否认就是在这样的行为基础上建立了“比生命还要贵重”的我们的观点哩。这是我在青少年时代的一种真实经历的事情,这样的事情的意义在那个时代没有被我们这一代人解读出来,固然是一种遗憾,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把它放在“动乱”而不是民主的架构中去观察,不就是我们的更大的错误的吗?现在来看,那时我们的选择是完全自由的,正因为是完全自由的,所以那个“派性的观点”就是我们作为人的本性的一种“自然”的流露或者“自然”的表现,不需要出示什么理由的。就这个现象来看,富兰克林没有给两个人的“口角”以任何的说明,原因也可能是他认为这样的说明是画蛇添足。

议论至此,我认为在那个后来被称之为“肃清派性流毒”的行为中,我们其所以听从了毛泽东错误的教导,其中的一个没有受到重视的原因是我们在那个时候说不出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派性的理由,也不能够在毛泽东的“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的面前为派性提出理论上的辩护,所以当毛泽东、林彪在把我们“身上”原来就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说成是“资产阶级派性”时,我们就傻了眼,说不出个所以然。这也就是说,我们在说不出为什么要保持派性理由的时候却可以说出我们应该抛弃派性的理由。可见在派性问题上,需要改变的是我们对于派性的看法和知识,而不是派性这样的事物的本身。现在看来我们不仅仅是放弃了派性,而更主要是我们也由此而放弃了民主和自由。这篇文章的写作的目的也在于如果说中国民主化的运动是一种有历史的运动,认识民主的事情也有一个历史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从当年失败了的地方爬了起来,不就是意味着我们中国民主的希望吗?民主这东西与我们现代的人特别是与我们中国人来说,有着这么的意义,它虽然是一个当下的东西,但是它是过去时间上和未来时间上的一致的存在物,所以我们要能够成功地抓住当下的民主,就必须要同时地抓住过去和未来时间上的民主。

在派性问题上我们中国人的经验与教训

我们对前面所引证的寓言的意义如果有一个深刻的理解的话,就可以这样的说,大凡在“两个人”存在的地方就有派性;这样的派性若推论到极端处,就会表现出如寓言所说的情形:一个冬天,在只有两个人生活的岛上两个人却没有见过一面,以至于在旁人的怀疑里,他们之中好象是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这样的意义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中国人也曾经多少地遇到过,所以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就完全的陌生。1967年,当中国正值派性的“高发期”的时候,毛泽东发表了“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的所谓“最高指示”,为当时人们从理论上说不清楚的派性问题提供了一种“权威”性的说明。这样的说明对于人们理解为什么一个“文化大革命”产生出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三大派组织的情况的确很有帮助。在“17年”(1949-1966年)的共产党一党专政中,一个运动只能够产生一个派别、一类组织的是传统的一元化思想,所以在面对一个多元化的政治局面时,它就完全地“过时”了。于是,毛的上述的“最高指示”就有了说明运动的那种功能。进一步的分析明白,毛的说明显然是一个多元化的东西,同富兰克林的两个人的寓言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在当时的中国不能说就没有价值。

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富兰克林的两个人的寓言和毛泽东的“左、中、右三派”的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上的功能,那就是要把人为什么要分派的问题当成一个“自然”的现象看待,用不着去寻找原因。正因这样,所以人们对于在当前条件下,人的派性的公开化的表现就只能够承认,给它一种“正常”、“自然”、“应当”或者“本来如此”的解释。依着这样的解释,中国人在由一贯的一元化政治进入到“多元化”政治时,就不得不接受一种多元化的思想和多元化的观念。于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代中,7亿中国人(除了社会上已经被划为“五类分之”的可怜人外)都身不由己地被卷进了“派性组织”,变成了“派性组织”中的一员——这就是中国社会近50多年以来的最典型事件和最有意义的事情。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一个正常的人被社会公认为是有派性的人,而那些没有派性的人才被视之为不正常的人。就从这个意义来说,如果把我们中国人民在这一段时间内的实践意义上的价值否定掉,你设想未来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不发生“派性的冲突”,那么,你对民主的理解难免差池太大。如果你要对民主做一种变通式的理解的话,那么只有在公开存在着派性的场合中才会有民主就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民主这个东西有时候和派性一起出现,一起兴起,也一起的消亡。

但是正如我一再指出的那样,毛泽东不是一个成功的思想家,在1966年的中国事变中,他虽然用“人分三派”的说法为当时的中国人民运动做了一个辩护,可是,这样的辩护并没有持续到底,在中途他就变卦了,作出了把人的派性叫“资产阶级派性”的非常错误的事情,从而又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的斗争。也正是在这样的“反对”行为的支配下,毛才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这就是我说的毛泽东的错误,同中国共产党《决议》中说的完全不同)。在此之前,他对一个民主的现象做出了多少具有民主意义的判断,在判断中,人民反对共产党当权派,组织自治的组织,从事政治造反都被认为是“革命”的,现在他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把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派性作怪的产物”,并且公开提出了由已经形成的多元化局面向一元化过渡的主张,重新提出了共产党的一元化的专制。要说毛泽东的错误的话,那么,就错在了这里,不在于他发动了1966年的政治运动。邓小平认为毛的错误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是有失公正的。首先,谁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部署和发动的,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本身在内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20世纪80 年代我写作的《六六运动论说》和《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对此做出了详细的说明),因此,把这样的“错误”归结在毛一个人的身上是不符合事实的;其次,毛不过是在运动的性质发生了重要转变的那个时刻,对运动才施加了个人的压力,结果使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变化成为人民的政治运动。不认识这一点,在邓小平死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内,我们还是受他的看法的蒙蔽,我们何谈是中国的民运人士。在那个时候,中国人民有“炮打共产党当权派”的自由,有结成自治组织的自由,有在政治上开展竞争的自由,有在政治上自我表现的自由,有出版自己的组织的刊物的自由,有写大字报和散发传单的自由,有游行、示威、罢工等自由,不都是事实吗?这一切若不被民主的收藏夹收藏的话,那么,我们是怎样认识民主的事情不就是成为一个问题的了吗?

问题就在于:当毛泽东要把1966年的人民运动做为他个人的运动收藏在他个人的收藏夹内的时候,就产生了真正的“毛泽东的错误”,批评和批判这样的错误,才是中国民运人士应该尽的本分,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应该把1966年的价值从毛泽东的收藏夹中给拿了出来,从而使1966年的价值完璧归赵!现在,我们就只能够从毛错误的地方开始,总结我们的经验与教训。如果说“人分三派”的毛的观点并不错误,那么错误就在于他没有坚持这样的观点,到1969年的时候他放弃这样的观点,又要强迫“左、中、由”三派的人重新回到一元化的一个派别的历史之中。可见在民主问题上,毛是一个极不成熟的人,他即使在一个偶然的时间内拿到了民主,但是,他最后地又把他当成了垃圾一样地给扔掉了!现在,我们在清楚了毛的错误之后,把那个我们当年已经扔掉了的民主的东西重新地拣了回来,是民主发展和建设的要求,也是改变我们在民主方面的贫乏和缺乏的必要的行为。

派性与多元化、多党制

本文是通过一个寓言故事的叙述开始的,那么,分析以下什么是寓言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根据词典意义,寓言是:“用假托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拟人手法来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的文学作品,带有讽刺或者劝戒的性质。”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在“两个人”的寓言中可以得到多元化、多党制的“劝戒”就是有意义的事情了,如果说这里也有一个“讽刺”的意义的在内的话,那么,无视“两个人”分成了两派的事情,要用团结的方式把他们闹成一派就是被“讽刺”的对象。就这样的情形来认识问题,我们分析毛泽东的有关派性的前后议论,就会发现它一会儿有“劝戒”的性质,一会儿就又变成了永远需要人们“讽刺”的对象。就逻辑意义来讲,毛泽东在已经知道了“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的道理,为什么却要搞左派“领导一切和统治一切”呢?如果左派“领导一切和统治一切”的行为有有效的,那么,“人群”中的“左、中、右”三分说法不就是胡说八道吗?事实上,毛在1967年初的时候承认派性的行为是对的,同年年底他反对派性的行为又完全地错误了,但是这样的错误又没有坚持到底,临到他死亡的那一刻,意识到“共产主义也有路线斗争”的思维好象又想把他从后门里扔出去了的价值想拣回来,可惜,这个时候已经要到马克思那里快报道了。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说毛是一个可怜的人不是开玩笑,他总是以为自己手里拿了些价值,却没有发现这些价值用他自己的方式是保存不住。1966年人民对共产党造反的行为的确是伟大的价值,在这种价值的创造阶段,毛站在了人民一边,但是在1969年4月,他恢复了共产党的统治并对之进行了“一元化”的强化时就已经远离了价值。

无论怎么说,毛在1967年第一个把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广泛地分派的事情提到了理论的“高度”上来,尽管在这个“高度”上,毛和人民都没有能够做出有价值的、可以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的解读,但是,人民社会中间发生的如此广泛的派性分化的事情的确是中国社会上“史无前例”的。如果说这样的分化限于某个阶级或者某个阶层或者社会的某个角落(如城市),那么,就并不希奇(20世纪开始,中国社会的城市部分和知识分子阶级都已经发生了派性的分化),也并不稀罕,只是它在变成了一个“全社会现象”和“全民现象”才具有了非常的价值,可以说是,中国民主历史上的一个第一等重要的事实。舍过了这个事实,我们要实现中国的多元化和多党制岂不是缘木求鱼!在这个意义上,你说中国民主有一个现代的版本,那么你解读这个版本的意义被你“拿来”(拿来主义)一百本、一万本外国的民主的书本要好得多。

我在中国的时候,身边也多少围聚了一批“民青”(即“民主青年”,是相对于“知青”和“愤青”的提法),常常和我谈论民主,但是在谈论中,我给大家出了一个题目,那就是如何撇开外国的民主的“本本”来讨论问题。我的意见是,你作为中国人,说人家西方的民主如何好如何好,就好象是“说毛嫱、西施之美,无优吾面,”但是中国的民主即使不成熟,你研究它,想法子改进它,就好象你“用”了“泽脂粉黛,”你的面目比原先好看得多了(“则倍其初”)。目前,我们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和选择。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在说到西方的民主时,一套又一套,在说到我们的中国的民主时,就只会唱“社会动乱”的调子了,其结果把民主动员人民“起来”的那一段历史,就当成了“错误”史(动乱)来批判。

民众的派性或者说是普通人的派性是民主的曙光和多党制的源头,这就是需要我们理会的问题;不理会这样的问题,我们把民主念上一千遍、一万遍,也不一定就能够使我们得到民主。要说到现代的民主,就不能够脱离人民广泛的参与问题,而人民的广泛地参与的前提是人民对于政治和政治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在没有兴趣的情况下,就谈不上人民的参与,但是,兴趣这样的东西如果不是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中被培养着的话,那么,人民对民主兴趣的转移或者衰退就会造成民主的衰败,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派性就有了用武之地。因为,在人际关系最密切的家庭中都产生着的派性(不被认为是好东西)的事情如果扩大到政治的生活中,那么由派性而引起的派性对抗和派性斗争就有可能变成为政治进步的一种根本的动力。正因为是这样,“派性缠身”的人才变得“头上生角,身上长刺”。“头上的角”可以抵制别人的欺负,“身上的刺”就可以避免别人的狎呢,这样自由之于人就由“空谈”变成了一个“手上”之物了。奴隶就是一些头上没有角,身上没有刺的人,所以别人在打你的时候,他一动也不敢动,别人在他的伤口上摸了几下,他就感激得涕泪交流。再则,奴隶也是没有派性的,他本身就是主人的一部分。可见在目前的环境中,我们中国人因为没有角,就不能够“抵制”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没有刺,胡锦涛、温家宝摸了一下我们,说他们“爱民”,我们就承认“胡温新政”。但是,假设中国人民象1966年的大造反时期那样地举起拳头,高喊着“打倒当权派”的口号,他们这些刘少奇、邓小平的徒子徒孙们能够“坐稳江山”吗?

“两个人”的寓言的又一个“寓意”是“两个人”的平等关系,如果那两个灯塔看守人中有一个是班长、一个是班长手下的兵,那么,寓言就失去意义了,作者的智慧就在于设想他们俩的关系是彻底平等的,谁也不领导谁,因此,“两个人”因“口角”分成了两派的寓言就寓意深远。在这里,人的价值没有一个更好的判断的标准可以把握,于是派性这样一种在专制政治中被视为非道德的东西竟然变成了人的平等关系的唯一的标准。从这样的意义你即就是认为人“堕落”了,但是“堕落”的地线接住了所有的人的现象却造成了政治上人与人的平等。1966年,我只有17岁,那时,我和我的同学们认为林彪、周恩来这样的人是我们的“战友”(原因很简单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毛的“兵”)固然是一种政治上的错觉,但是这种错觉的性质是民主的而不是专制的却值得我指出。在美国的总统大选中,布什总统与给他投票的共和党选民的关系是“战友型”的,还需要我说明吗?

把上面的意义加以整理,1966年的我们是在“试错”的意义上拿到了民主的事情,就可以说具有“奇迹”的意义。因此,在林彪“摔死”之后和周恩来的“真面目”暴露后的今天,你说我们的民主错误了,就等于说在“水门事件”后尼克松下台意味着美国人“上当受骗”——你这样的话,不就是完全地失之于肤浅吗?在民主中,人与人的平等的“战友型关系”是一个政治上的假设或者公设,而不是一个政治上的事实,因此民主政治中所出现的事实上的人与人不平等的现象恰恰是民主政治所需要维持的理由。民主本身不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就只能把它留给民主的程序去处理。民主的程序如果又表现为一个没完没了的时间表的话,那么,什么是民主的意义你就有可能找到。民主这样的东西从理论上讲,根本就不能够实现,但是,人如果不为实现民主而努力奋斗,那一定会堕落为奴隶。所以,“实现”的意义对于我们而言,不是实现“最好”的民主,而是使“最差”的民主不失去意义!

人可以没有派性吗?

第二民主(有时候叫“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有的时候叫“社会主义的民主”或者“无产阶级的民主”)就做出了人可以没有派性的设想,并且也事实上朝这个目标迈进。可见,置身于第二民主中的人根本没有理解上述的富兰克林的寓言中的意义。在回到“两个人”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讲述寓言的人根本没有作出人能不能没有派性的假设,非但不是这样,而整个的寓言故事却是围绕着“两个人”都有派性的假设做出来的。在只有两个人存在的世界中,他们之间一个冬天不见面、不说话的事情证明了他们的派性都是很“强”的,不光是这样,在这个寓言中我们还会发现作者对于他俩之间出现了的派性没有作出谁是谁非的裁判,于是,照着这样的思路,当然人们不可能接受谁的派性好,谁的派性坏的的裁判。就这样的情形来分析问题,毛泽东的错误不在于承认了人的派性这一点,而在于他认为人的派性要接受政治的或者相当于法律的裁判,以至于最后地得出了“无产阶级派性好,”应当发扬,“资产阶级派性坏”,应该克服的结论。

一旦人的派性象西红柿和苹果一样地可以分出好与坏,那么哪个社会不想要好的派性而拒绝坏的派性呢?从这个意义你去思考富兰克林的寓言为什么没有写出两个人分裂时的“口角”的原因还在于这样的“口角”如果用文字表现出来,就有可能造成读者们阅读时的误会:是不是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有理。哲学家省略了“口角”的原因就在于他有可能意识到在认识派性问题时一定要排斥派性发生时的具体的原因。于是,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无原因”的派性的假设。也正是这样的假设才启动了民主的“科学”意义。到今天为止我们在讨论中国的民主问题,而忽略了它的假设意义,民主之于我们就变成了“死科学”。在这样的意义上你理解达尔所说的“我们通常所描绘的民主政治,只不过是开玩笑”的话,的确是意味深长的。

专制主义的政治的确很严肃,它要把人改造好的目的很认真,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在过去的时间里在人民群众中也很天真,但是,把这一切在建筑在“改造”人的基础上就绝对的错误了。在“两个人”的寓言中,你其所以得不出人改造人的结论是因为寓言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之上的,即人既然是上帝的造物,那么对这样的造物就只能够承认,而不能够轻易地“改造”。“改造”人的任务是上帝的权力,任何人都能不把这样的权力攫取在自己的手中。从这样的问题研究入手,我们追根问底的结果是:人的派性是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放到人的身上去了的东西。要不然,在《圣经》上只出现了4个人的名字时候,为什么就出现了1个杀人犯,并且是哥哥杀了弟弟(《创世记》4:8节)。人是“改造”不好的——这就是一个民主的训诫。所以人只能过一种不完善的生活和执行一些有缺点的制度就是一个民主的思想。如果认为派性“不好”的话,那么,接受这“不好”的事实的思想就是表现出了民主的思路。只是到后来,人们发现“不好”的派性若被限制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制度设计中的话,就可以实现由害变利的辩证法。民主政治其所以在美国搞了200多年不见腐败,派性之水长流就是最主要的原因,所谓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就是这个道理。

民主制度在我们许多人当中已经被看成是一个制约的制度,但是,我们却没有进一步的去思考制约制度能够有效运转的前提恰恰是人的派性的“高度”发展,于此相应的是,如果制约的方法不可能激起人的派性的“发作”就会最后地流于形式。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上帝创造人时赋予的人性之恶,就变成了在政治生活中有效挽救人类不至于完全地堕落的唯一希望。就这样的意义来讲,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教训之一是:所有的道德主义方式和理想主义信念都不能够保证人类的拯救。就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们在回到一开始我就说到的“两个人”的寓言时,转述寓言的人和讲述寓言的人都没有给我们留下解释寓言的方法的事情就应该引起我们每一个人的深思。民主也需 (传输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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