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底线――从日本《产经新闻》社论说起
01/23/05    郑若思    海纳百川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2156

日本《产经新闻》是一份为他们的“爱国者”张目的大报,也是中国传媒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好靶子。这样定位没有冤枉它--该报坚称日本的侵略战争是“大东亚战争”,支持右翼教科书编撰会、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鼓吹皇国史观、宣扬中国威胁论、主张军事大国化,是日本五大报系里铁板钉钉的“老右派”。

今天(1月23日)的《产经新闻》“主张”专栏(即该报社论),却出乎意料地为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林阳太郎作起了辩护。这篇题为“绝不容许封杀言论自由”的文章,谈到小林阳太郎(日本富士施乐复印机公司董事长、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首席委员)由于在公开场合表示“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妨碍了两国高层交往,应该停止”,而遭到日本右翼团体宣传车的骚扰,近来又有右翼份子向小林家中投掷燃烧瓶和邮寄子弹。产经新闻批判道:“这是一系列以封杀言论自由为目的的卑劣的恐怖事件。……只有保障言论自由,民主社会才得以成立,对他人的观点有所异议和不满,应该堂堂正正地展开辩论,而绝不容许以卑劣的手段封杀他人的言论。”

这样的社论如果是在左倾的《朝日新闻》或者《每日新闻》上出现,当然不值得惊异。从产经新闻一贯的观点看,小林阳太郎的言论显然与“爱国者”的“信念”格格不入,在日本爱国者看来,小林背叛了“日本人立场”、与中国打交道时完全没有一点民族尊严。但为什么产经新闻要以社论的形式,来捍卫小林的言论自由,而且还要对右翼团体的恐怖活动严加谴责呢?

产经新闻骂标榜爱国的右翼团体不是第一次了。去年右翼背景的“建国义勇军”因骚扰外务省官员和北韩侨民组织,肇事者被警方逮捕后,产经新闻就曾发表社论,痛斥右翼团体搞恐怖活动是对民主主义制度的破坏。当然,我不排除这样的可能:产经新闻想借这个机会宣示“爱国者”的言论自由也是“天赋人权”,但是即使是这样,以爱国为核心诉求的产经新闻,向以“爱国”的名义施暴的右翼分子开牙,不能不使我想起一段往事。

2001年夏天,毕业于日本东洋大学法律专业的旅日华人冯锦华用油漆在靖国神社的高丽犬石像上写了“该死”二字,用来抗议日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随后被日本警方以“损害器物”的罪名逮捕(后来判了缓刑)。

事件发生以后,包括日本华人报纸在内的中文报章,无一不把冯吹捧成英雄,国内著名的《南方周末》还把冯评成年度十大风云人物,谁也不提冯的真正罪名――不是抗议了小泉参拜,而是破坏器物。

不得不说的是,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前后,日本各地都举行了不同规模的抗议集会,在日本的华人也和反对参拜的日本民众一起上书请愿,无人因为签名请愿或者游行示威遭到警方的纠缠。显然在中文传媒看来,那些都够不上英雄壮举,于是,冯锦华这位趁夜深人静戴上手套潜入靖国神社喷涂油漆,行踪如同地下党的“英雄”竟然成了“中国青年的楷模”。

由此我想到,比起中国,日本的爱国主义确实弘扬得不够,不然,给小林阳太郎寄子弹的右翼份子也应该享受英雄的待遇,至少不该比冯英雄差到哪去。

回想起来,中国的“爱国者” 的确比日本的“爱国者”扬眉吐气。几年前,南京曾发生过市民怒砸“盛岛”事件。 “盛岛”大酒店将正觉寺遇难同胞纪念碑前的祭奠品移走,市民发现后随即冲进酒店,当时的新闻仅说“临街的大玻璃被砸碎,大堂内一片狼籍……”,没提及是否有警察前来阻止,也没对打砸行为进行评论,只是说“人们纷纷谴责酒店的不良之举。”

这几年,不管是赵薇明星被泼粪,还是痞子梁少男冒充小原正太郎,抑或中国黑客攻陷日本网站、西安大学生为一场低俗表演殴打日本留学生、亚洲杯中国球迷闹场、砸坏日本公使汽车,通通因为其中有“爱国情绪”、“民族情感”,不管怎样违背公德或法纪,中文传媒对肇事者总是毫不吝惜地网开一面,至少要肯定“情有可原”。

再回顾一下历史中与暴力相联的“爱国行动”,或曰挂上了爱国标签的暴力,如“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火烧英国代办处”直至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四、五事件)的“火烧工人民兵指挥部”(后有人指出是“国会纵火案”,但是无直接证据。平反时的文件指悼念周总理的群众出于义愤焚烧了广场东南的小楼),无一不是由于“爱国”的免罪符,而逃脱了对其程序及手段是否符合正义的质疑。

刘大生先生谈到“火烧赵家楼”时说了一段精彩的话;

――“赵家楼火”及其对“赵家楼火”的赞美,其结果与赞美者的愿望恰恰相反,不仅没有让这把火“烧尽腐恶”,反而将腐恶的种子撒遍了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并且使之发芽、生根、开花,最终形成了烧毁文明的燎原之火。当年火烧赵家楼的某些行动者、赞美者和同情者,在后来的“二七”大屠杀、“四一二”大屠杀、“七一五大屠杀”中,以及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爲了“强迫革命”和“保卫革命”而实施的苏区大屠杀中,不是元凶就是帮凶。

其实,中国的言语系统中几十年来礼赞的就是一种反秩序的超限“正义”,只要正义的外壳,不问正义的程序和手段。当“正义”是“革命”的时候,极端的、激烈的行为是英雄主义的权威注释,当“正义”摇身一变成了“爱国”,极端的、激烈的行为又成了爱国主义的权威注释。

革命拜物教脱胎出的“爱国主义”能享有的崇高地位,当然是所谓“民主国家”日本的爱国武士们望尘莫及的。我们不喜欢的《产经新闻》倒是一面镜子,提醒我们:就是穷凶极恶的日本右翼势力,也不敢无视作为手段和程序、而非口号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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