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邓小平决裂之谜
01/21/05    郑若思    天下论坛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30966

在围绕“六四”真相的种种谜团之中,赵紫阳—邓小平同盟的决裂到底发生在何时,可说是谜中之谜。很多人认为,1989年5月16日下午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时的一席谈话是压弯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关于赵的谈话,《人民日报》的报道是这样的:

人民日报,1989年5月17日)赵紫阳同志对戈尔巴乔夫同志说,经过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今天上午实现了你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直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在前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全党同志都认为,从党的事业出发,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这次高级会晤,也就意味著中苏两党关系的自然恢复。中苏两党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我们为此感到高兴。

这句话后来被中共说成是泄露了党的机密,成为赵在政治上“犯严重错误”的一条重要依据。十几年来,普遍的看法是:赵听信智囊团的馊主意,趁会见戈氏之机,将邓推到前面,暗示自己不能与学生对话,乃是“老佛爷”没有恩准之故,终造成赵邓同盟的决裂。

5月16日在八九六四的历史上也可称之为分水岭。5月13日高自联发起绝食之后,北京的声援基本上局限在学生、知识界和新闻界,而赵与戈氏会见的详细报道公之于众后的17、18日两天,北京爆发了包括党政机关等社会各界参与的百万人大游行,市内交通完全瘫痪。笔者当天上午路过长安街,惊讶地发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游行队伍,其中还有人举着“要廉政不要‘帘政’”的标语。


虽然邓小平将学潮定性为“动乱”的四二五讲话很快就为大学生们知晓,但是即使是“四二七”游行时,学生所要否定和批判的人物还不是邓小平,而是打高尔夫球、纵容官倒儿子的赵紫阳。“四二七”游行时,不止一所大学的队伍抄录《邓小平文选》片断“一个革命的政党,不要害怕人民的声音,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作为横幅,可见邓在那时还是个“青天大老爷”一样的请愿对象。

无论赵与戈氏谈话的动机如何,从5月17日开始,直指邓小平的标语口号大幅增加是个不争的事实。那么,赵紫阳是否有预谋、有企图地把邓小平“抛出来”呢?

为赵起草谈话稿的秘书鲍彤出狱后的接受张敏采访时是这样回答的:

问:此外,您还能记得在交代中谈过别的什么问题吗?
答:还有一件事情我印象比较深,就是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在秦城监狱的时候,专案组对我说:"你为赵紫阳起草讲话稿的时候,为什么要提到邓小平?"这时候,我才知道,提邓小平还成了问题。他们说:"那不是把邓小平推到第一线去,推到学生对立面了吗?"我说:"实在是冤枉。这件事决不能加在紫阳头上。"赵紫阳在交代我写谈话稿的时候,没有说要我加这段话。当时赵紫阳向中联部长朱良了解戈尔巴乔夫的情况,让我在旁边听,他的意思是说,戈尔巴乔夫来访就意味着两国关系正常化。那可能是五月十六日,上午是邓小平见戈尔巴乔夫,下午是赵紫阳见,中午,中联部的人就来跟我谈小平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谈了些什么,因为我必须了解这些情况,他们提到,邓小平说"两党最高领导人的会面就意味着中苏两党关系的正常化",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就把它写进了下午的讲稿中,我是这样写的:"你(戈尔巴乔夫)与我们的邓小平同志会面就意味着我们两党关系的正常化。因为邓小平同志虽然已经退了,但是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议,在最重要的的问题上还是由邓小平掌舵。"大概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加这句话呢?紫阳从十三大以后,每逢他第一次会见外国党的某个领导人的时候,他总是要讲这句话,要使人家了解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从一九八七年开始他多次讲过这样的话。我这次就是把它与上午邓小平的会面连在了一起。

我从秦城监狱出来以后,才知道这个问题是在五月十七日常委会上姚依林、李鹏他们提出来的,姚依林指责赵紫阳这样说是把邓小平抛到了第一线。这实在荒唐。把小平抛到第一线的是谁?是李鹏!一九八九年四月,李鹏通过各种形式向学生传达邓小平关于学生是动乱的指示的时候就早已把邓小平抛到了第一线。还有一点我要说明,我在起草这篇东西的时候,对邓小平还是充满了尊敬,我还不知道邓小平要调兵来对付学生。赵紫阳在五月四日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之后,在五月八日的常委会上紫阳提出了如何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常委通过以后,在五月十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又通过了。五月十三日赵紫阳和杨尚昆两个人一起去见邓小平,这是赵紫阳从朝鲜回来后第一次见邓小平。他是去谈与戈尔巴乔夫会面的事情,同时也谈到五月八日常委会和五月十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就是准备怎样在法制轨道解决问题的方案。邓小平当时表示:"都同意。"

紫阳回来以后告诉我们邓小平的"都同意"三个字,我听了以后高兴极了,我觉得邓小平在改革问题上经常是支持紫阳的,这次包括人大委员长会议决定在六月二十日召开人大常委特别会议讨论学生的要求,成立廉政反腐败委员会等,邓小平都同意了,学生的要求能够满足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借这个机会全面展开,我觉得非常高兴,在这种心情下,我鲍彤会"把邓小平抛出来"?这是我作梦也没有想过的。

最近明报等媒体披露了赵于九十年代末与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谈话。赵紫阳在访谈中特意就被指为「向戈巴契夫披露邓小平乃中共总舵主,有意暴露党内矛盾」的说法做出澄清。他说:「戈尔巴乔夫到京之前,我曾在向邓小平做的有关汇报中提出『希望你与戈尔巴乔夫见面』的请求。当时邓小平回答说:『我一定会见他,还要当面跟他说,我们见面了,就是中苏最高会面,代表中苏关系新里程的开始』,邓小平还一再强调『这句话我一定要告诉他』。

但是他们会面时,邓小平不知为甚么却未向戈尔巴乔夫提到此话。之后,我还对鲍彤说,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记性不行了。于是,五月十六日我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过程中,特意告诉他『我们在十三届一中全会有正式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在最重大问题上,还要邓小平掌舵』。这一番话,本意是替邓小平把他忘记讲的话转告戈尔巴乔夫,目的是让对方(戈尔巴乔夫)回国后对此行能有个交代,至于外界如何理解,造成甚么误解,我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由于另一重要当事人邓小平已经不在人世,从赵与鲍这二人的谈话,无法断定谁的回答比较接近真相。尤其是是否由于邓忘记讲原本与赵达成协议的话,而赵主动去替邓讲。

此中真正令人疑惑的却是:中国的外事报道与其他报道一样,一向控制极严,新闻记者不可能全程跟踪首脑会谈,报道哪些内容也是要经过严格审定,对照中国大陆报章一贯的外事报道就知道了,绝大多数只有“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之类毫无信息量的套话。赵与戈氏谈些什么也许不重要,而能够如此详尽地公开报道,却是非常罕见的。假设赵紫阳把邓“抛出来”涉嫌泄露党的秘密,那么在报道这个环节上为什么能够畅通无阻?实在令人起疑。

我大胆假设两种情形:
一种是,赵与鲍合谋要把邓“抛出来”,而且由智囊团或相关人员向负责报道的记者吹了风。


另一种是,唯恐不能早日把赵除掉的人,看到赵的谈话正好是置他以于死地的枪弹,于是迫不急待地将此公之于众,彻底离间赵与邓的盟友关系。

赵与戈氏的谈话是如何被报道的?只要这个问题不清楚,就很难断定这后面到底是一只什么样的“黑手”在操纵。

我想问:那是左手,还是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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