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论民主的话语权
01/12/05    武振荣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4556

何谓话语权

话语权虽然是一个新近才出现的词汇,但是它所以指示的客体却是一个十分古老的东西或者说是古已有之的东西。完全可以这样说,在人类有了语言的同时,就已经萌发了话语权这样的东西。但是如果说话语权一开始就服务于人对人的统治的话,那么,人统治人的这样的事情最先是“话语的统治”或者是“刀枪的统治”--似乎需要考古的方式来解决,但是有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即古代社会的历史记录、图书资料和各种挡案(这是古代话语权历史的“活化石”)都由官方垄断却是一桩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这种事实之于我们,可以看成是统治者们对话语权的“霸占”和“独吞”。就此而言,如果说民主的产生改变了这种历史的话,那么,在民主的制度中,话语权被安排在自由竞争的秩序之中的事情,就意味着一场革命和进步。从这样的事情中,我们去理解民主的话语权在中国民主化运动中的重要性,就不会对它掉以轻心了。

民主政治其实是一个包含和包括了斗争的政治,在这个政治中,所有参与政治的人之间所开展的斗争的情况,即使我们用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去解读也不会完全的错误。因此,我们在把民主的过程看成是一场围绕话语权而开展的民主派与专制派的斗争的时候,在这样的斗争中我们应当如何行动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了。但是依据我个人的看法,这个问题在我们民运队伍当中,好象并没有受到认真的对待,所以由我们中国民运人士所说出的话语好象夹杂着疲惫的音调,也缺乏说服力,感动不了中国人民。

前几天我在写作“论三篇”文章的时候,同我的朋友邓韫璧进行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讨论,在讨论中,我对小邓讲,我其所以要对一个已经死了28年的人进行发行批判,也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思考,即我们应该在围绕毛泽东的问题上争取一个话语权。也就是说,当“第4代”毛的“接班人”们在“请出”了毛的亡灵的时候,我们民运人士应该有自己的对策,而这样的对策之于我们来讲,应当有一个比胡锦涛的“招魂术”更高明的行为,那就是把他们的“老祖宗”--毛泽东曾经在1966年“揭开”了的中国共产党专政的“铁盖子”(那时叫“揭开盖子搞革命”)再揭一次。如果说在“第一次”“揭盖子”行为广大中国人民就已经发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专政”的话,那么,这个“盖子”再一次地被“揭开”的行为不就是让我们找到了中国人民反对共产党专政的斗争的全部历史了吗?对这样的历史的叙述和说明就构成了民主的话语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如果我们的民主话语中排斥了先前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共产党专制的那一段历史,那么,我们在中国可以说的话就不多了,于是,我们就有可能去重复西方曾经风行一时的“精英论”。

依照上述的思路,我发现在目前的民主阵营当中,某些人的历史观却是更多地同“精英论”保持着暧昧的关系,从而偏离了民主历史观的“人民论”的基点。由此而造成的一个现象是我们民主的话语权虽然在一个全球网络化的时代存在着和传播着,但是却没有办法在13亿的中国人民的当中扎根、发芽、成长。也正是本着这样的思路,我才说我们的民运人士没有掌握中国社会的话语权,在许多的问题上我们仅仅地立足于“否定”的位置上说话,给人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印象,我们的口中似乎只有“否定性的话语权”,即人们所常言的“说不权”。我们已经成功地说出了中国社会的“不民主”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已经说出了什么是中国的民主的问题。我们本应当立足于伟大事业的中心位置,不断地发出豪言壮语,但是我们现在却已经遇到了“边缘化”的危险,经我们之口说出的话不是软弱无力,就是佶屈聱牙,试问,这种可悲的局面还要维持到什么时候呢?在说民主的时候,我们总是以“诉苦者”的身份说什么“共产党太残酷、太反动”,好象只要他们“仁慈”一点或者“开明”一点,中国民主化运动的果子就会象熟透了的苹果一样的从树上掉了下来。

论中国共产党话语权在中国之兴衰

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中,他们曾经把自己在大陆的军事“胜利”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这样的宣传固然没有多少可以存留给后人的价值,但是在它走红的那个时刻中却不是一点的价值都没有的。我的看法是这样:在这种宣传中的话语之中包含着如下的一个意义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那就是在导致共产党有关“革命战争胜利”的因素中包括着一个共产党“革命话语权”的胜利。就以现在我们的观点来评论这样的东西,那种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中共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在当时,对于共产国际来说是一种独立的“中国语言和中国风格”(毛语),可以看成是同共产国际的“软对抗”,对于国民党来说,又是一种毛泽东认为的同“三民主义”是“亲兄弟”但又“高于”三民主义的“话语”,表现出了对于三民主义的“超越”,非常明显,这样的“话语”和三民主义比较起,它多了一个来源于西方的国际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正无论怎么说,在具有了上述的内容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主义国际”体系内和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都建立了一种自己的“话语”,并为宣传和宣扬它而发挥了话语权的巨大效应,要不然,一个在“社会大动乱”(1919-1949年)中发了“动乱财”和“国难财”的党的历史在相当多的一部分中国人的心目中被视之为正儿八经的“革命史”的情况就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在这里,如果说世界上真的有人能够把白说成是黑,那么,共产党的确作到了这一点。所以,针对这一点,你骂共产党无耻也罢,缺德也罢,反正它的话,在那个时候有人信。

谁都知道,孙中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不是职业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所以三民主义这样的东西和毛的“中国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语)比较起来,肯定是少去了许多的内容。舍去列宁主义不说,单就马克思主义来看,它是产生在已经出现了发达现象的西方社会中的一种革命主义的东西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因此,如果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信仰”在同它在联系起来时,就在精神上无意识地“实现”了我们今天人所说的“和国际社会接轨”,而这样的行为就在某种意义上把三民主义比得如同“国粹”。谁都知道,马克思和孙中山、毛泽东不同,是一个职业的思想家和职业的理论家,所以那个“爬”在了他“身上”“闹革命”的毛泽东行为就可以接受“附骥效应”的解读。对于熟悉古典的朋友们来讲,“附骥”是中国政治文学中的一个很有名的寓言,是说蚊蝇只要“附”在了好马(“骥”)的尾巴上它可以远行千里。可见,如某些民运朋友所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果真是一部“阴谋史”的话,那么,“附骥说”引申出的“附骥效应”解释也许不太违背朋友们的本意。

1949年后,中国社会在陷入了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泥潭时,共产党的话语权就同它的统治权“合二而一”,于是就开始了中国话语权的“霸权时代”。在个“霸权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真正有能力为中国产生“话语”的阶级才真正地遇到了背时的困惑,他们在困惑之余,因遭受打击而不敢说话了,于是,出现了“共产党人一声唤”的局面(我在《蒙昧时代人民史》的书稿中对此作了尽可能详细的论述)。17年之后,当1966年的人民政治造反运动勃兴起来时,“造反有理”的“话语”打破了上述的局面,在人民社会中间形成了一个新的话语权。运动失败后,人民的话语权也跟着衰落了,于是,毛个人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又一次的“独霸天下”。

80年代初,邓小平的“复辟”行为改变了毛个人上述的“话语”,消解了其中政治成分,使它具有了“经济”的内容。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话语权”才开始了全面的衰落。因为共产党一旦唱出了经济的调子,那么在经济问题上和经济领域内共产党是“外行”的事实,就不是“话语”的力量所能够改变得了的。与此相应的是,“东方红,太阳升”的时代就只好被“西方红,太阳落”的时代所替代。话语权在共产党社会中所附带的精神统治权也从此一蹶不振了!就这样的情形来看,共产党最终要被人民打倒的原因的一部分也在于它已经产生了自己打倒自己的历史。分析这样的历史,70年代末80年代初共产党所推行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对共产党制度打击之大,同1966年人民造反的“铁拳”的力量比较起来一点儿也不轻。在普通农民的看法中,共产党已经在“开历史的倒车”了。陕西地方戏新编眉户剧《杏花村》中有一句台词说得很好:“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子退到了解放前。”

话语权之于共产党虽然也曾经变成为一种“霸权”性的东西,但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和历史中的那种“必然性”没有任何的内在联系,所以,共产党统治的衰落最明显不过的是他们语言干枯,说出的话不再具有权威,也不再能够吸引人了。用粗话说,就是狗嘴里再也吐不出象牙了!因此,即就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执政为民”被如何吹嘘,它是中国社会上的三流语言或者四流、五流语言却是一个无人能够否认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说,老天爷实在是太公道了,他“收回”了共产党的话语权的行动为我们这些要求民主的中国人民的话语权的铺张准备了空间和条件。

如果说在上面的议论中,读者们认为我说的话,有些干燥的话,那么,我补充一点我亲身经历的一些事实,也许会好一点的。就在我的老家同全国其它农村地方一样地实行了“家庭责任制”的时候,我回家走了几趟,听到了社员们几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生活在关中农村的人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吃饭的时候(产生队时候,农民作息时间是统一的),男性社员们总是喜欢聚集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无形的社员“议事”的风气。当然,这样的“议事”不是“开会”,所以言论都很自由。在大家公认的看法中,这是在“片闲”(说闲话),没有人抓辫子。我记得有几个社员对邓小平的做法赞叹不已,说“邓小平就是聪明,有本事,比毛泽东伟大,”听了这话,其中的一个社员竭力反对:“伟大个屁,什么责任制?谁不知道地是个人种好?我们祖祖辈辈不都是这样过来的,50年代就出了个产生队……我一直就反对,10年前就说了邓小平现在所的话,别人给我戴帽子--这事你们大家谁不知道?同样一个话,从他口里出来,就伟大,从我口里出来就反动--世界就有这样的道理,我真是想不通…… ”此刻免不了有人插嘴:“想不通了……吃完饭慢慢想,别耽搁了吃饭……”,于是,社员们哈哈一笑。我当时对这样的话作出了如下的分析:在毛统治的时期中,毛所说的话,一般社员群众根本就不可能说出,所以,当这些话在由党支部书记“传达”时,社员们听着新鲜,对其中有些话在理解时难免产生“吃力”的感觉,好象许多人都清楚毛的有关“话语”高出他们一等,但是,在邓小平的那一套出笼时,社员们虽然很拥护,可是很多的人认为“新政策”不过是对正确的东西的回归,因此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这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的“话语”,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内容。如果说在这里一个衰落着的共产党的统治现象充分地表现在共产党再也不可能说出“高”于农民的“话语”这样的事情上面的话,那么,在论述共产党的话语权之衰落时,我说到这儿就可以的了,如果此刻有人要问我:“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执政为民’之类的东西你怎么就不说呢”?我只回答四个字:“自郐以下”。

就1989年的民主风波谈中国民主的话语权

在今天,我们中国民主的力量虽然还显得薄弱,但是,这是一种真正有发展前途的力量,我其所以这样说,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社会上的话语权已经完全地转移到我们的手里来了。目前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认识和评价这样的一种历史性的转移。这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在中国现在连公开的立足之地也没有,但是,我们却象古代历史上那些“受命于天”的人一样地在被迫与危难之中接过了中国的话语权。

也正是出于上述的考虑,我认为我们研究一下话语权中的那些最微妙和最复杂的问题,实在是很有必要。在没有正面地涉及到民主的话语权时,我们先来研究一下一般意义上的话语权。如果我们运用信息论的观点来阐明话语权,那么话语权就是:信息的产生+信息的加工+信息的传播。在中国时,我曾经读过现代著名的神学家汉斯昆的《论基督徒》的书,在这个本书中,作者对基督教的话语权作了一个十分好的描述。他说,一个在去耶利哥的路上的行人“遭劫”的报告如果是一则“新闻”的话,那么,它仅仅不过说出了一件事情(信息的生产),这样的事情在时间的长河中特别是在古代时间的长河中也许很快地就消失,不会留下什么更多的痕迹,但是若是这则报道被说成是一个“十字架的故事”(信息的加工),并且这个故事由《福音书》和使徒们所传播(信息的传播),那么到后来它发展成为一个基督教的故事就可以感动世界的了。在上述的论述中,我们发现了“话语”这样的东西由一个信息的出现,经过加工,最后变成了一个语言的“权柄”的现象,分析这个现象它预设了话语权发展的全部的过程就是我们应该考察的问题。所以,从信息论的角度去观察它,那么,话语权就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信息量无限增大,信息库无限扩展的过程。对于民主的话语权问题,我们作类似的思考就会收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民主的话语权的第一元素出于民主的“事实”,而民主的“事实”又是在民主的运动中间产生的,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中国在过去50多年的时间内并不缺乏民主的运动和民主的“事实”,缺乏的是我们对于这样的事实的研究、理解和宣传。可见我们的民主的话语权总是没有张扬开来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注意对“事实”的“加工”,也没有注意到对它的“传播”,这样的情况如果被理解成我们的民主的水平不高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找到问题的结症。譬如离我们现在的时间最近的一场民主运动就发生在1989年,但是16年过去了的时候,我们对这样的运动的理解还是非常不够的,我们在评价“6、4 惨案”这个问题上除了共产党“残暴、反动”这样的共识外,就没有多少好说的了。因此,在涉及深层次的问题上,我们就很难说到一起。运动是民主的,它发出了一个强大的民主信息--就这些,下文就没有了。一个本来需要“加工”的信息却进不了“加工的工序”,何谈它的“传播”。

当然,我们要认识上述问题的真相,就应该知道我们“加工”不了1989年的民主信息有着一种至今我们都没有认识的原因,那就是我们一直受到了“社会动乱论”的邓小平式看法的奴役,而不得自由。就表面上看,当邓小平一伙人判断1989年的运动同判断1966年一样都是“动乱”的时候,他们的所谓“反对动乱”的言行就有了个历史上的连续性,藉着这样的连续性,他们对1989年民主风波的定性同他们这些年在1966年的时候对红卫兵运动和人民造反运动的看法是前后一贯的,也没有多少动摇的余地。如果运动要进一步发展的话,有可能导致出他们这些人被“软禁”的邓小平说法就很露骨。一句话,当学生们和人民对于正在发展着的运动的前景根本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看法时,主张镇压的人们却先于人民和学生们清楚地发现了它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由此而引出的一个结果是他们的镇压行为的唯一的借口就是“中国不能够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说到这里,我可以作出一个结论:在1989年的事件中,主张镇压的“一小撮”人的口径、语言、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用“中国不需要动乱”这样的话,回答了89风波。

上述的话的意思如果是说在“镇压”的问题上邓小平等人的看法可以同1981年中国共产党的那个“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取得一致性的话,那么赵紫阳等几个“党内改革派”的失败就不是个人的问题了,如果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提不出一个可以在认识上超越和突破共产党《决议》的理论和思想的话,那么他们被怀疑为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制造中国的动乱”,就不是“老家伙们”所施加于他们的侮蔑之词了。也就是说,他们在个时刻中没有办法创造出一个可以同共产党的一贯的“话语”不同的新的“话语”,就意味着失败。在这里,赵紫阳等几个人根本就不具备毛泽东在1966年用自己个人的“造反有理”的话语权“革”了共产党对人民运动的“管、卡、压”的话语权的“命”的能力和勇气。这样的情况如果使我们发现赵紫阳本来在应当“做毛泽东第二”的时候,却被他在此之前已经形成的对毛泽东看法的那根绳锁所捆绑--他的悲剧意义就在这儿。他其所以在1989年的最关键的时刻不敢公开表态,原因在哪儿?他不怕丢掉“乌纱帽”,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那么他就是怕“乱”了,怕“乱”了共产党、“乱”了国家,而他个人在这样的“乱”中就曾经倒过台。议论到此,可以这样说,在1989年的民主风波中,赵紫阳有民主的意识、有人民的感情、有普通人的良心,但是根本就没有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的理论,更没有掌握民主的的话语权。他好象同意搞民主,但是又怕“打烂”共产党的“坛坛罐罐”。因此他由共产党的“一把手”变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就很自然。

1989年的民主风波在大学生们中间、在人民中间所出现的情况与在赵紫阳身上的情况有许多的相似之处,所以,我们研究一下,很有必要。在1989年的事件当中,大学生们和北京市民们的行为是民主的--这是没有多少问题的,但是,要为这一个民主的行为出据不同于邓小平的“动乱论”的说法和道理却又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我提出的问题--1989年的民主话语权软弱的问题。当时并不是没有民主的话语权,只是这样的话语权太软弱、太没有说服力。我们不能把话语权这样的东西同普通的话语混同起来,它事实上包含了一种仅次于思想的语言因素,又是在语言的层面上被组织起来的思想。所以,可以说成是“嘴皮子上的思想”。在一个有效的话语权所支配的地方内,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谁在说话,向什么人说,使用的是什么方式,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等等事实,而且是好象同时还要看到谁的话更有权威,能够影响更多的人那种“不可见”的事实。话语权中所出现的“事实”在许多的场合下,是一种不同于“客观事物”的“虚拟”的“事实”,因此,这样的“事实”中包含的真理是一种可能意义上的真理。可以说也是“事实”意义上的真理的“母亲”。

1989年不是没有民主的真理,而是民主的真理的“母亲”没有“生产”。就这样的意义看,民主被镇压下去了的原因除了邓小平的反动以外可以还有我们的无能。为什么这样说呢?别说是在1989年,就是在今天,你去问一问,那些在89风波出了名的人,为什么在完全有可能发动人民的条件下,运动的组织者却一直要把人民排除在外,使它仅仅地保持一个纯粹学生运动的性质呢?若不是发生了解放军进城这样的突发性事件,试问北京市民不能不或者会不会参与运动?学生运动“不犯法”这样的事情和“话语”又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版本和有一个什么样的传统呢?诸如这些情况他们能够说清楚吗?如果从另外的一个方向去思考,在“学生是爱国的”这样的话语中可以不可以逻辑地演绎出工人运动、市民运动和农民运动就不是爱国的,那么,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话的意思不就是可以表现为“让一部分人(学生)先有民主吗?”?好了,说到这里,89民主风波中的“不民主”的因素就被我们寻找到了,原来在决定命运攸关的问题上,我们的民主的话语权中却包含着与民主的东西相差十万八千里的专制主义的成分--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应当检讨和批判的东西。说穿了,我们的民主的话语权缺乏我们独创的成分,在很大的程度上有一点道听途说之嫌。

把上面的意思说得明白一点,那岂不是说1989年的民主人士所享有的话语权是一种很不完全的东西,这样的话语权中已经包含了把民主运动当成是“动乱”的因素,所以邓小平们在抄起了“反对动乱”的屠刀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剧就已经酿成了。因此,在今天为止,“民主”其所以被打下去了一时爬不起来,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中国搞民主的人没有把民主的话语权发展成为一个可以打破“动乱论”这样的“铁盖子”的东西。其实,到今天为止,许多当年的“英雄”们还生活在邓小平于1981年为1966年的伟大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所划定了的“动乱”的“圈子”之中。

发展民主的话语权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许多朋友可能没有发现,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和民主派们的头上也压着一座“大山”,它就叫“文化大革命”;正是它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你写一张大字报,人家说你要“搞文化大革命”,你组织几个人的小组织,人家也说你要“搞文化大革命”,你要反对“官倒”、反对“腐败”,人家也说你要“搞文化大革命”,当然,你要反对共产党的当权派,他们就会更加有理由地把你当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了,如果你是一个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知道在那样的运动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么,你感觉到你好象并不冤枉,但是,如果你生于“文化大革命”之后,仅仅是通过看电影、看电视剧和“学习”共产党的《决议》而了解“文化大革命”的,那么人家那样说你,你必然会感觉到冤枉,反正无论怎么说,你只要不是美国人、法国人而是中国人,你一心要想实现自己的权利,在政治上自由的表现自己,那么,别人给你扣上“文化大革命”的帽子--这样的事情你尽管认为不公正,在我看来却是非常合适的。前几天,我刚刚写作了《论1966年》的文章,对人们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发表了一点看法,这里就不在涉及,我只是就这样的事情提出了如下的问题:我们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就必然地要存在对所作的事情的意义的认识或者理解的问题,在某些场合中,这种理解和认识不需要说明,因为它里边已经包含着一个“不言自明”的东西,但是在其它的情况下,它必然地包括着一个对“理解”和“认识”的说明,两相对比,在前一类的东西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自然”的话语权,而在后一类的事情上我们就遇到了本文所说的人的话语权。前一类的话语权,人们的任务是“注释”或者“翻译”,后一类的话语权就成为“言说”了。现在中国民主的事情之于我们就存在着一个“言说”的问题。就以此而论,我们说出来的话,农民爱不爱 听?市民爱不爱听?工人爱不爱听?士兵爱不爱听?基层干部爱不爱听?倒是有许多值得需要研究的地方。

如果把上述问题理解成为搞民主的人在中国就无话可说,那是曲解了我话意,象马加爵这样的人也是有话可说的,并且说出来的话,可以使在场的警察掉泪,何况我们呢?庶几,即就是我们占有“一河长”(很长)的理也说不出来,那岂不是我们今天的状况?我虽然不是语言学家,对语言这门学问知之甚少,但我起码知道语言的一部分来源于事实,一部分来源于对事实的理解和陈述。因此,在社会生活中特别在在政治生活中人们对同一件事的不同的理解却是常识上的事情,尽管是这样,我们的有关民主的话语权问题恰恰是出在了“常识”而非“知识”的层面上。就这个意义来批评我们自己,我们在民主上的缺乏并不意味着读外国民主的书籍少,也不是对书本上的民主理论了解得少或者理解的不够深刻,而是对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民主的所作所为了解的不多,理解得肤皮潦草。我们也已经建立了民主的“收藏夹”,里面的确也“收藏”了不少的民主的东西,但是能管用的却寥寥无几。我们中国在30多年以前,就出现了民主的“样板”运动,但是,这样的运动没有进入我们的民主的“收藏夹”却是一个事实,因为我们许多人把它看成了一个“整人的运动”,非但不承认它的民主性,相反在我们的主观意识中,还是把反对它放到了重要的位置上。所以,在发生了民主的地方,不光是共产党在衡量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引出“文化大革命”,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也在作这样的衡量。三量两量,能够适合我们民主的尺度的东西就没有多少了。

说民主的“收藏夹”不可以收藏专制主义的东西,这的确是千真万确的道理,但是这样的道理如果被我们演绎成为它不能够收藏那些有“专制瑕疵”的民主的东西,那就是千错万错的了。就理论上讲,民主和专制可以被说成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上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也绝对寻找不到这样的民主。就拿1989年的事情来说吧,民主同共产党的“第一把手”--赵紫阳有关系,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因此一个很好的民主“收藏夹”就必须要收藏各种各样的民主。就上述的现象来看,我们在说到民主的时候,往往会说出那些与专制的东西有着藕断丝连关系的民主就不足为奇。民主的话语绝对不会纯粹到连专制这样的一丝瑕疵也没有有的地步。正因为有如此的看法,我才认为目前发展民主的话语权之于我们来说,在于我们主要应该则重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那些构成为我们中国民主的最主要的运动和事情归纳到我们的话语中去,使它变成我们的话语权中的一个组织性的因素。

今年7月份,在讨论高光俊那部影响面很大的书《如何推翻中共》时,我和邓韫璧一连写作了8篇文章,系统地表述了我俩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说实在的,我俩对民运中出了象高光俊这样的敢想、敢说的青年人表示欢迎,也把他的书看成是我们民运队伍中的很好的“宣传品”,可以同当年的邹容的《革命军》相媲美,特别是在一些人反对把目前的民主定位在“革命”的水平线上的时候,本书的作者旗帜鲜明地表示了立场,认为中国目前的民主运动是“一场革命”的看法我俩完全赞成,但是,在说到“革命”同中国历史上的那些“传统的革命”的异同时,我们俩同高光俊之间就发生了分歧,我俩认为我们中国的民主运动是历史的“继承”,而不是我们民运人士们的独创,因此,我们所“继承”下来的“革命”同“传统的革命”就有了很大的区别;看不到这样的区别,认为我们应该同孙中山一样地拿起武器,象毛泽东那样的钻到“深山老林、江河湖泊”中去组织“民军”打游击,那是我俩不能同意的问题。我俩认为被我们“继承”下来的“民主革命”同历史上的其它的东西一样,也存在着一个发展的问题。我们所处的时间、地点、环境都是“传统的革命”所没有的或者所不具备的,因此,我们的“革命”就必然地会表现出与“传统革命”不同的性质;这样的性质又决定了我们的“革命行为”不可能停留在传统的“流血革命”的阶段上,恰恰我们的全部的努力都可以说是要全力以赴地使我们在脱离“流血革命”之后去进行一场“不流血的革命”--而这样的“革命”在1966年,中国人民已经“搞出了样板”,只是我们撇弃了它而已。

如果我们对于中国的民主的现象和民主的历史有着一个十分明确的认识,又如果我们把这样的认识组织在民主的话语之中去,那么,我们在推进中国民主化运动这样的革命性质的事业上的正确做法就是千方百计地想着要发动全国各地的人民,使人民在各自的地区中用开展民主运动的方法(如最近发生的四川汉源的农民抗争运动)自下而上地一级一级的打倒共产党当权派,从县一级一直“打”到中央,那时“推翻中共”的任务不就是完成了吗?我们不能够从1966年人民“炮打”共产党的立场上后退,而只能由此前进!可见,在我们民主派的阵营内容,虽然有人发出了“革命”的呼声,但是这样的呼声呼叫的是“老式的革命”而不是“新革命”的事情又使人泄气!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我向朋友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海外民运人士能干什么?我虽然不认为我就能够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我们最能够干成的事情是发展民主的话语权。在专制的中国,要干这样的事情是很有困难的,但是我们立足于国际社会民主的大环境之中,若不能够有效地发展民主话语权,在未来的中国民主化运动中我们能够说的话就肯定不多了!

只要我们利用现在的机会很好地发展了民主的话语权,“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的,就是中国的人民大众”,如果说我们的“上帝”不再是“客户”意义上的“上帝”(毛泽东在延安就创造了这样的“上帝”)而是“全能的”、“主权的”、和拥有“最终权力”的“上帝”,那么我们的事业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就是任何的力量所不可能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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