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论民主的信仰
01/06/05    武振荣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2340

一、   从刘荻《炮打民主》的“大字报”说起

我刚到韩国的那一个月,发生了“刘荻案”,因此,刘荻这个名字对我印象很深,也对她因言获罪的事情深表同情,这样的同情如果说有一个同病相怜的意思在内的话,那的确是如此。我在中国也有许多的言论,但是其所以没有因言而致罪,就在于我对言论这样的东西所持的态度不同于刘荻,她属于新青年,同我不是一代人,所以对自己的言论的认识以及这些言论于发表之后在社会可能产生出什么样的影响等等问题,都有一个不同于我的估计和看法,因此就敢说,我无论如何是缺少这样的勇气的。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2年多,我对刘荻这个外柔内刚的中国新女性所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却没有在时间中消失。刘荻获释后,她也自然的有了名气,所以变成了民主网站上一个多产的作者。但是,恕我直言,她的文章我看得不多,前几天,我在检索我的一篇文章的时候,在“相关锁链”中发现了她的《炮打民主——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章,读了这篇文章后,我触发了许多的感想,而恰恰正是这些感想同我一直在思考的民主的信仰问题有关,于是,就促成了本文的写作。

如果,要我叫我们海外民运朋友们列一个中国民运人士的名单,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刘荻的名字绝对不会被漏掉,非但不会被漏掉,而且完全有可能名列前茅。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们就会发现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民运人士不信仰民主,非但不信仰而且要公开地“炮打民主”。就我对刘荻的印象而言,她不是一个骄傲的学生,笔名叫“不锈钢老鼠”就明白了她的谦虚,但是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她却模仿了曾经作过中国人民“伟大领袖”的毛泽东的笔法和文风,谁都知道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时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章,刘荻把其中的“时令部”换成了“民主”,写出了《炮打民主——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章。如果说毛的那张大字报在1966年事实上改变了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和局面,那么她的大字报是不是也有着一个“改变”民主局面的用意,我就不得而知道了?

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民主的环境和民主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出现公开反对民主的人,就这一点来看,出现了刘荻《炮打民主》的文章一点都不奇怪,何况在她的文章中,是以民主压制了自由这样的道理而立论的。无论怎么说她已经认识到了民主和自由的不同,并且在这样的认识之中也没有表现出对当今西方民主社会的盲目崇拜,其思想是活泼的,精神也是自由的。因此,纯粹就言论方面来看,她写作的这篇文章没有任何的错误,但是,把这样的言论若同我们中国民主运动的伟大事业联系起来看,情况就变了,刘荻观点的错误性就表现得十分突出。在这里,我们如果认为这样的看法和思想仅仅就是刘荻一个人的话,那么,情况也许并不重要,只是这样的类似的看法和思想在我们中国社会的一部分青年中却是广泛的存在着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澄清这方面的问题。在过去我所写作的几篇有关论述中国青年人的文章中,我把那些既反对共产党,又不相信民主的青年放在了“愤青”一栏去评论,从而把他们同传统的“知识青年”和新兴起的“民主青年”区别开来,如果说这个方法可以可以用来分析刘荻的话,那么就可以说《炮打民主》的文章表达的不是民运人士的观点,而是表现了“愤青心态”和“愤青情结”,同我们所希望的“民主青年”有很大的距离。所以我不希望这样的思想和看法在我们中国青年人中间广泛扩散,也不希望民运人士受她的影响。作为一个异议人士,刘荻是那样的坚定和可爱,她的上述言论也不失其价值,但是把她的这种言行同中国的民主运动联系起来,或者认为她也是民运人士,那就会造成价值的破坏。

二、   民主必须被信仰

民主必须要被信仰,否则民主制度就形同虚设——这是我们认识民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舍过了它而谈民主,那难免会生出许多的麻烦。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信仰民主这样的东西就不能够同信仰专制的共产主义、专制社会主义那样,要求信仰上不能够有半点的怀疑和动摇,也不能够象宗教体系上的信仰那样,被建立在人类终极问题的基础之上。民主的信仰是一种适度的信仰,它同人类的终极问题和最后利益没有任何的关系,是人类自己设计的一种制度,表现的是人类的智慧,所以同宗教就不可能一样,也同我们以前中国人所信的共产党主义不同。首先,民主制度同人设计的任何制度一样都有一个人性方面的缺欠,都有一个值得批评的人类智慧的瑕玷;再则,它 是一个在问题中保持自身的制度,所以它运行的本身就有可能意味着问题的出现和发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建立有关民主的信仰的时候,就不能够简单地模仿宗教信仰,也不能够学习过去我们中国人所信仰过的共产主义和专制社会主义方法,必须在上述的两种信仰之间找到中间性质的信仰——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信仰。

的确,在很多的情况下,民主曾经侵犯过人的自由,因此,刘荻《炮打民主》的文章中所说的那种意义,早就有人说过了,不过我因为她在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是一种出于完全的自我的“创造”,也就是说刘荻即使对于那些在历史上曾经站在某种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对民主做出过尖锐批评的诸多的大师们的著作并不熟悉的话,她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炮打”民主,也还是表现了她是一个有思想的青年,但是如果说她的思想也值得批评的话,那就是说她没有由此而认识到在人类进入到21世纪时,保持人的自由的唯一的有效的制度就是民主。在20世纪里,民主压制了自由,这的确是事实,就是在今天,民主也不会纯洁到脱离了“分赃体制”而存在的地步,那么,民主是不是就应该被“炮打”?

伟大的使徒保罗曾经对信仰做了一个最好的到今天为止也没有过时的定义:“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就这样的定义来讨论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一个人的心上没有民主的话,也就是说在他的希望和盼望中没有民主的话,那么,民主对于他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丝毫都不能够否认这人如果生活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他同样会受到民主的保护,自然,这种保护并不因为他“炮打”民主而被民主所取消。如果说这个意思可以这样的表述的话,那岂不是说民主也保护“炮打”它的人。在历史上基督教曾经不保护反对自己的人,共产主义、专制社会主义也不保护反对自己的人的情况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我们中间的某些人好象也以为民主容不得反对自己的人。但是在这问题的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不相信民主和不信仰民主,那么,这个社会即便是民主的,它一定也会蜕化变质为专制独裁。

上面的意思若的展开来论述,那么在象我们这样的专制国家中,如果没有更多的人来努力地建立民主的信仰,要保护我们中国人的自由,要实现中国的发展简直是一句空话。民主在我们中国人的手中曾经经过了一个“试错意义”上的实验的历史虽然是我们民族的一桩遗憾,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从对遗憾性的事件地分析中寻找出教训,那么科学只之于我们到底意味着是什么,不就是一清二楚的了吗?如果我们接受上一个世纪的科学的“证伪说”,那么民主的科学也允许“试错”就成为一个不证而自明的问题了。所以,本文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可以不可以象信仰科学那样的来信仰民主?如果说现代社会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已经使每一个人都不得不相信科学的话,那么,我们期待民主象科学一样地被大众所信仰,就有一个充分的理由。由这样的事情使我产生出了下面的想象:当一个因对宗教持着固执的中古信仰、坚决地反对现代医学的人在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中受伤处于昏迷状态时,赶来救治的人不是把他送进教堂或者庙宇,而是送进了医院——一个完全按照医学这门独立的科学组织起来的机构——这样的行为我们当如何评价呢?难道医院里的医生就不救治那些不相信医学只相信宗教的人吗?医院救治所有的病人的道理同民主保护所有的人的自由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就这样的意义来说,科学的恩惠泽及所有人是一点不假的。民主如果也是一种科学的话,那么建立对民主的信仰的意思就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来思考。

三、民主的信仰同宗教信仰和共产主义信仰的区别

宗教关怀有一种终极的性质,它关系着人类的终极问题,因而在本质上具有超越人类经验和人类智慧的特征,自然也要求着人类“绝对”信仰。单就这一点而言,宗教信仰的要求是一次性的、完全的、全方位的,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和松动。在18世纪法国唯物论哲学家的眼光中,如果说宗教与愚闷、无知、黑暗这样的事情被联系到一起的话,那么,把宗教从人类的生活中彻底地驱逐出去,就成为受18世纪哲学影响很深的马克思的一个基本的思想。虽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写作出许多专门批判宗教的文章,但是他的思想的基础是建立在清除包括宗教在内的“传统势力和传统观念”之上却是非常明显的事情。因此,当中国在56年前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的时候,被马克思欲清除之的那种传统的宗教“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实行了几乎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复辟”的情形就有了一个“历史的辩证法”意义在内了。在毛主义盛行的时候,一个宗教化的现象包裹了中国大陆(那时叫“赤县神州”)的现象我们仍然记忆忧新。所以,就历史而言,共产主义也罢,毛主义也罢,都被我们中国人曾经“信仰”过,在这篇文章中,我当然不可能对这样的“信仰”做出详细的批评,但是,我就此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即我们中国人一向有着对宗教的信仰,也有着对专制主义的信仰,惟独缺乏对于民主的信仰。

在上述的两类信仰中,被信仰的对象必须具有绝对意义上的善——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由这样的问题所引带出来的信仰必须是“完全”的也就十分的自然。所以在维护这样的信仰的时候,就必须地表现为一种道德的意义。就人类的道德而言,虽然有些差异,但总归是千篇一律的现象造成了信仰维护方面的趋同,那就是不容许有“异端”存在,必须保持信仰方面的纯洁。这样的信仰就不能够简单地被移到民主的方面来的。在民主的信仰之中,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就是允许甚至鼓励怀疑的信仰。也正因为这样,民主的信仰所具有的道德意义就意味着信仰上的一场革命。被人们信仰的民主,不是神,也不是一个终极的人类的产品,仅仅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必要、必须的东西。这个东西之于人类的重要性,你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个完善的事物,非但不是这样,就目前的人类已有的知识来看,民主虽然具有普遍性,但是这种普遍性中却包含着无穷的问题。因此它是唯一的一个允许人们公开批评、批判的制度。

民主是这样是一种东西,你拿它与专制的东西比较,那么,你不能不说它好,但是,你如果就民主本身来批评民主,那么,你所能够列举出来的理由,我相信一定可以甚至比批判专制主义的还要多。因为只有在民主中,人才能够体会到什么是不民主。就这样的意义来讲,在我们的中国还没有实现民主化的今天,有人要“炮打”民主,这好象有一点“先知”的味道,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对此行为的错误就不能置之不理。民主在我们中国表现的意义同已经民主化了的那些国家有所不同的问题并没有被人们注意,于是,把西方社会特定时间中发生的批评和批判民主的那种事情原封不动地搬了过来,好象民主同专制相对比,一点儿也不值得信仰那就很不好了。如果说我们中国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民主没有很好地被人民大众信仰的话,那么,中国民主化的希望不就是落空了吗?在去年我发表的《民主与第二民主》的文章中,我指出民主是一个极其形式的东西,而恰恰就是这样的东西要求着人们去信仰,如果没有人们的信仰所支撑,那么民主不就是一个“骗人的东西”?

在过去的时间内,我们中国人曾经把西方社会的民主叫“资产阶级民主”,那样的看法并不是都完全错误,如果说在民主的发展的最初阶段上资产阶级曾经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掌握着民主的发展的权利,那么,这种权利的行使有着一个非民主的趋势的事实就是我们否认不了的。就这样的意义着眼来看,民主是一个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它要克服许多的问题(包括受资产阶级控制的问题)就不会被我们理解为“虚伪”。如果说和任何的其它事情一样,民主也需要有一种历史的话,那么,民主制度有效运行的那些基本的和必要的条件或者前提就不应该被我们所忽视。如果说在这其间,我们中国的那种“第二民主”也具有一个“准备”意义上的时间和历史的话,那么,认识民主这样的民主就不会单单地表现为对外国民主的羡慕,而应该表现为对我们自己曾经“上手”了的不成功的民主的反思和研究。如果说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清我们中国民主的状况的话,岂不是说我们由此而看见了我们中国的民主之路。也许正是这样,我们只有在发现了中国民主之路并且在走上了这样的路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建立起我们对民主的信仰。

四、民主怎样才能被信仰

刘荻在《炮打民主》的文章中说道:“说穿了,民主不过是一种分赃的体制,它与专制特征的区别仅仅在于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分赃,这里一点也不美,甚至谈不上正义”。其实我们只要读过马克吐温的《镀金年代》的小说,对于美国这个民主国家的政治分赃的历史就会有一个文学式的理解,依着这样的理解可以相信刘荻的话是有道理的。事实上,上述话说得并不过分,一个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民主理论的前言》的作者写得要比这厉害得多呢,他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通常所描绘的民主政治,只不过是开玩笑。”当然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够正确理解的话,就可能会产生出许多的麻烦。所以我们若还善于动脑筋的话,就仿佛发现了民主的一个最奥妙的意义:那就是民主是一种真正能够经受住“炮打”和嘲笑的制度。人类历史上已经有了许多许多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这样的一种制度能够在“炮打”和嘲笑中保持其生命力量。这样的情况还同时的说明,在我们人类目前的观察中还没有一个能够替代民主的制度出现,所以民主虽然不是人类的“终极制度”,也不具有“终极的目的”,但是它完全没有表现出“过时”的任何迹象,别说目前是这样。再过50年,或者100年、200年民主好象也不会“过时”。

有了上述的看法之后,我们反过头来研究问题,即就是因为民主的确是一种“分赃的体制”,但是在“分赃”的时候和“分赃”的场合中,人人都想着要“参与”,这却不能够责怪民主,而只能责备人本身。人做为一种受造之物,在被造的那个瞬间就已经有了上述乐于“分赃”的毛病,在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后,这样的毛病非但未见有丝毫的好转,反而越来越泛滥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把人自身的问题用偷梁换柱的方法转移到民主上面去,并且认为这就是民主的问题,那是最不公道的看法。如果说民主是一种“有问题”的制度的话,那么这样的意义恰好是说实行民主制度的人是“有问题”的人。弄清了这个问题,我们再去研究我们如何对待民主,情况就会愈来愈明了。

民主制度是一种“普通人”的制度,这样的制度是以造就“普通人”为其目标的。民主制度虽然有着把人变好的内容,但是这样的内容在民主制度中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并不与民主的本质发生联系。同共产主义制度比较起来,民主制度没有把人类最终“造就”成共产主义者的目标,也没有为人类的未来提供一种“终极”的图画,因此,它是永远地为“普通人”设计的制度,也只要求“普通人”的服从。就这样的意义来看,我们中国人在过去了的那些“民主革命年代”,把民主当成了神来敬的做法和想法的确过头,认为民主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的问题和困惑是对民主的误解,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误解,所以当有人在用“更好的东西”来代替民主时,我们就乐意替换。可见,我们把一种人的心理意义上的“好”做为民主的目标,从而使它的“普通意义”不能够发挥,这样我们就不由自主地离开了民主。因此信仰民主这样的事情如果不安顿在“普通意义”上,宗教信仰就会趁虚而入,最终把政治问题搅合到宗教问题中去了。

谁都知道宗教信仰是一种“超凡”的信仰,和民主的信仰的“普通”性质是绝对不同的,因此,在“普通生活”和“普通事物”中建立起我们对民主的信仰,就是我们应当为之努力的目标。对普通事物或者普通制度的信仰,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人对民主制度的选择。有了这样的看法,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就可以被转移为民主化。民主化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有被卷入了这个运动的人不一定都在个人的意义上面临一个民主化的问题,这个过程允许那些根本不相信民主的人生活在民主社会和民主秩序之中,而不允许有任何的例外,但是这样的情况若还变成了另外的一种情况,即大多数人对民主丧失了信心或者表现出了冷漠,那么维系民主制度赖以运转所需要的因素就有可能趋于瓦解。民主制度中的公平、正义和美感都不是现成的,都需要人去发现和挖掘。民主对人来说尽管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但是这个客观的东西同我们所生活着的物理世界的客观事物是两码子事,是一个带着人的主观的意向所做成的客观的东西,所以取掉了这些主观的东西之后,他就变成一个干枯的数字性的东西了。在我们中国目前的那些多得无法计算清楚的“民主选票”上面,不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不被信仰的民主的遗留物吗?10多年前,我生活在中国,那时咸阳市在选举市人大代表时,选票上出现了“孙悟空”、“猪八戒”这样的名字就可以很好地说明问题。

五、问题和对策

中国民主的确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但是谁来关心这样的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来认真的思考。首先我们应该明白,中国的专制分子无心关心这些问题,道理很简单,有选举制度存在就不会有接班人制度;再则,中国的民主的问题在许多的场合下也都是由他们造成的,可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普通人在自己的生活的范围内也很难过问这些问题,专制制度是严禁人民参与政治的,所以,在中国,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有能力和有精力关心这样的问题的最佳人选了。但是谁都知道在过去的 岁月中,知识分子所受到的严重伤害使得这个阶级在失去了它的阶级地位之后,很难发挥其作用,到今天为止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以阶级的身份而是以个人的身份影响中国社会的,所以影响力是极其有限的,把这样的现象同中国革命前社会上阶级分化的事情联系起来看,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西方知识分子那种影响社会的能力和传统的事情是十分明显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关系也因为中间阶级(中产阶级)的缺位而保持着传统的社会“鸿沟”。就以上的论述来开说,我看真正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就是中国的民运人士了。

中国现在不是简单地缺少民主,而是我们的民主在遭到不成功的实践后不能够恢复元气。也就是说民主不被大多数人所信仰。现代社会有一个压迫一切人的效益问题在内,而民主这样的东西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才可能显示出效益,因此在那些民主化刚刚起步的国家中,民主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负效益,与这样的情况有关的还是当现代民主国家内的大量问题在通过自由的国际传媒而广泛被报道时,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损害了“冷战时期”所形成的民主的形象,而专制的国家对这样的事情的大肆宣扬也已经构成了统治术的一部分。其实,这都是外部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中国的内部情况,那就是中国人民在过去的时间里所认识和所实践过的那些民主如果被某些人认为是“渣滓”的东西,那么民主对于我们而言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就非常的突出了。恰恰是,我们必须对待和必须研究的民主就在这样的一种民主,因为无论怎么说它已经构成了我们民主的一部分,而不管我们对这样的部分采取什么样的看法和态度。同任何事物一样,我们也有新的民主,但是这样的新民主如果不能够同那些原有的旧民主结合起来,变成为一个民主的统一体,我们就作不成民主这样的大事业。民主的确有它的过去的历史,但是所有过去了的民主也都是当下的民主的道理我们应该懂得。

民主是一个当下的制度,但是这样的制度的力量却存在于过去的时间和岁月之中,所以,当我们在观察民主时得出了我们中国过去的文化和智慧不能够服务于民主时,我们就没有很好的理解民主,这样的事情如果可以同我们中国社会100多年前发生的“民主革命”联系起来,我们认为这样的革命也没有民主可言,也是错误的。寻找民主这样的事情上有一点象寻找“上帝”,我们非得要上升到一个高度不可。再则,民主的体系是一个兼容并蓄的东西,所以你想在一个意义上建立民主的意义,并且把对民主的信仰维系在一个意义的层面上,那么你的民主的信仰就不可能牢固。

要知道在民主的体系之中不存在统一的、统合的学说或者哲学,也没有一个标准的民主的思想,因此这样的情况就决定了民主的信仰不可能如共产主义的那样,民主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民主之神,所以这也决定了民主不可能被人们用宗教的方式所信仰,于是分析民主的信仰这样的事情就必然地面临着一个对所信之物的确定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如果被我们看成是民主信仰的一个难点,那我们就有可能抓住了事物的要害。也正是从这样的要害性问题着眼,我认为建立民主的信仰的行为就在于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建立起这样的思考问题的方式,那就是我们在寻找一种政治制度时,必须对它的利弊做一个完全的衡量,在这样的衡量行为当中,当我们发现民主是利最大而弊最小的一种制度时,我们就选择民主。当然,这样的选择同我们中国人以前“选择”共产主义的情形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那就是我们明明知道自己选择了一种“有问题”的制度。所以,同以前的我们比较起来,今天的我们的进步在于我们知道了人类政治生活中不可能存在没有问题的制度。因此,你若还要过一种政治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又要求最大的合理和减少最不合理的事情,你就只能选择民主,尽管它充满了问题或者本身就是问题。我们人类绝对没有福分拿到象共产主义那样的没有任何缺陷的制度——21世纪的人类智慧只能够处在这个水平上!

在过去的时间内,我们对人类智慧这样的东西做出了一个很不切实际的想象,认为在任何领域和任何情况下人类智慧的投入都可以收到相应的收益,所以,我们认为只要人类的智慧被运用于某一个特定的方向上,就会改变事物的本性——共产主义就是这样设计出来的,也是这样被我们接受的。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在人类的政治事务中,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政治制度的设计是不是就可取——这样的问题已经有了一个答案。相反,对比地看来“技术含量比较底”的民主制度之所以可取已,就在于人们肯定了它的普通性。就纯粹的技术观点来看待问题,当年,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林彪是共产主义的叛徒、邓小平是“还在走的走资派”都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要断定这桩公案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却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具备的,就是那些“水平很高”的人,也是不能够胜任的。因为这里不容许“法官”的存在,所以不可能对它做出公平意义上的“裁判”;比较地看来,民主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刚刚结束了的美国第44 届总统大选中,从技术上确定布什胜而里克败的事情却是任何一个普通人的智慧和知识都所能够“裁判”的事情,所以,我们中国普通人即使坐在了中国的电视机前也可以精神的方式参与这样的“裁判”,何况美国人民自己!

谁能够保证说民主的选举就不欺骗人民呢?民主政治没有做出过类似的承诺,但是,我们必须相信在民主的方式中围绕政权而展开来的骗人的东西肯定是比较少的,且又是人们能够接受的。人类生活中有各式各样的游戏,其中有许多的游戏具有欺骗人的性质,但是只要这样的欺骗性质在事先是公开的,并且所有愿意参与游戏的人都在参与上享有平等的权利,那么这样的游戏却会产生出积极的社会意义的事情有谁会否认呢?比如玩股票、抽彩票这样的行为就是如此,你在股票上发了财,或者抽彩时中了头奖,你不也是同样受到人们的青睐吗?把民主的选举同这样的事情联系起来看,你在思考民主是什么的时候,就不会眼睛望天上看了。你信仰民主,事实上是信仰你生活中已经有了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你只要尊重它,那么它就属于你,你也就属于它!如果你认为在共产主义的时候才会有民主,那么,你就等着吧。

六、民运人士必须信仰民主

说民运人士不信仰民主,那岂不是自相矛盾,但是中国海外民运队伍当中就发生了这样的自相矛盾的事情。现在,我们中间出现了一种很不好的现象,那就是一个人只要是反对共产党的,我们就认为他是民运人士,而这样的简单式的认定造成了民运队伍的混杂,从而影响了民运队伍做为团队和集体所应当发挥的作用。这样的局面不是一天或者二天内形成的,而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慢慢地促成的。所以,海外民运人士除个别的小组织的情况外,整体上的民运队伍还不成体统,这就严重地损害了民运人士对中国民主化运动的领导权。于是这样的事情相关的是,在民运人士中间也没有形成一个大体可以互相沟通的认识和思想。所以大家伙就处在了各自为战的水平上。如果说目前这样的事情只可能摆出给中国人“看”的“阵势”(就是大家常说的“作秀”),那么把民主化后的中国民主政治“雏形”也给展示开来,这怎么能够吸引中国人民对民主的兴趣和希望呢?我以为这样的事情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很好地来思考。我相信许多的民运人士在意识上不会“炮打”民主,但是在潜意识上或者在我们的行为和举动上“炮打”民主这样的事情我看是绝对不少的。

就从上面的事情来分析,民运人士对民主的信仰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的确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在民主网站和刊物上,你浏览许多文章,便可以发现我们的问题,这些问题用一句话来表达,那就是说我们的民主信仰不坚定。我们要在中国推进民主化的进程,这一点儿也不假,但是要我们说出被信仰的民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时,就可以发现我们的不足。我们在许多的情况下,把民主仅仅当成为一种未来的东西,从而割断了它同过去的民主的联系,于是我们就无意识地重复了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那一种错误——“在白纸上绘画绣花”。如果民主的建设真的是如同绘画绣花之类的事情,那么,我们的确可以象毛泽东所说的那样,画世界上“最好的画”,绣世界上“最好的花”,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回事,民主的建设是需要基础的,所以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不能够把民主制度同自己本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思想等等用价值的方式联系起来,那么民主对于它而言就等于是空中楼阁。

把一个民族的民主制度的建设比作为一项社会建筑工程,这样的工程的地基的奠定就只能够是民族的“本土”。不明白这样的道理,我们还停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个水平上以为某些民族的文化不适应民主,不能够接受民主的制度,那岂不是我们自己的错误。就在今天,这样的错误在我们民运队伍中不是随处可见吗?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如果陷入了100多年前许多西方知识分子所犯过的那种错误当中去而不能够自拔,你不就是把自己放到了当年的马克思所处的那个位置上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把哈维尔的一句话送给你就再好也不过了,那话说“明明不是上帝的人偏要去扮演上帝的角色”就难免会“导致残酷的后果”。马克思虽然是19世纪的人,但是马克思的这样的思想来源于18世纪,因此,就这样的情况来看,马克思犯了“扮演上帝”的错误也许情有可原,但是我们生活在21 世纪的人却要重复他的错误就说不过去了。明白了这一点还不够,还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其所以能够在上一个世纪成功的进入到我们中国,除了大家都说到的那些原因之外,我所要说的是它“借”了是我们中国人一心要学习西方民主的那股“东风”。今天,当我们坐下来要认真地清理这些当年的“陈年老帐”时,教训如何变成为经验的事情,不就是对我们的一种考验吗?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民主能不能解决问题——这乃是民主信仰的核心部分,围绕这样的核心部分展开研究,就是我们当尽之义务。如果我们认为民主能够解决问题,这样的认识的另一头必然会牵扯到民主在过去的时间内有没有解决问题?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么原因由是什么?也正是在这样的一连串的问题和问题的追寻中,才有可能寻找到我们信仰民主的道路。“我信民主”——这仅仅是一句话,这话要能够真正表达出一种民主的信仰的话,就只能通过我们对于民主的不断地学习才能够做到。庶几,我们应该认识到学习民主的过程同时也是确立民主信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坚强我们的民主信仰的最好的办法不是别的,而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学习民主的事情之对于我们来说,有两种的方式:一种是拾人牙慧,吃人家嚼过的馍;另一种办法是发挥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把我们的民族在近100多年的时间内的“学习民主”的全部的历史和过程加以研究,从中寻找出我们真正的经验与教训。前一种的学习,用鲁迅的话说就叫“拿来主义”,这样的主义我们已经搞得很多的了,我们已经先后从西方“拿来”了马克思主义;从俄国“拿来”了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难道现在还要“拿来”一个什么主义吗?不,我们再不能作这样的傻事了,我们应该附下身去观察我们民族土地上的花花草草,去仔细地辨认和精心地去呵护那些民主的苗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最终地建设成我们民族的民主花园!

2005年1月6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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