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左派分钱,右派攒钱”
01/01/05    朱学勤    新世纪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2682

德国议会里的党派席位,还是按照法国革命的做法:左派在左,右派在右,极左、极右排在最远两翼。有中国学者问:发言时间有长短规定吗?答曰:按席位多少确定长短,大党长篇大论,小党三言两语。

德国目前是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与绿党联合执政。但是总理施罗德已经认识到危机所在,正顶着骂名,力推减税、减福利的改革。社民党一旦向右转,绿党跟着就向中间移动,从左翼变成了中间派。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为中右,目前是在野党,看着在朝两党都在向中右立场靠拢,他们的在野心态自然很放松。一位联邦议员在菩提树大街与我们共进早餐,另一张餐桌上就是社民党和绿党的女议员,两拨人不打招呼。女议员离开后,基民盟议员一摊双手,故作“愁容”状:“德国议会里快没有左派了,为维持平衡,我们是否要在绿党旁边再扶持一个左派政党呢?”有同行者激赏此语,回来写长达万言的调研报告,专谈政党平衡之必要。我也持这样的观点:最好是右派在朝,左派在野。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一当家,再不能甘言饴人,左派也会变右派。

不过,只要有知识分子在,左派不会灭。尤其是搞文科的,反正不当家,乐得做左派。列宁痛恨农民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留一名言,换到这里其实更好: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的温床,他们的社会主义倾向是每日每时自发地产生的。我离开德国后,去另外几个西欧国家,外国教授是这样,中国文人也这样。在欧洲见到十五年前生离死别的朋友,讲到中国,记忆犹在,还知道头疼脑热,有共同语言,就不能说欧美当地,一说当地社会,立马左转,记忆中的文革、改革,立刻易之以工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这就把我弄糊涂了,这都是欧美左翼政党,虽从第二国际来,与第三国际有过分裂,但认祖归宗,不都与害苦中国的左翼属同一家族,是姑表亲吗?《红灯记》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李铁梅都明白这个道理,怎么他们就不明白呢?外国文人由着左性子闹,哪怕是胡说,且有宪政平台在那里挡着呢,尚不至成大害。弄不懂的是中国文人,在中国问题上反左,在欧美问题上为何就那么亲左?于是只能同情地理解:大概是移民处境使然,再加左根未断?倒是在巴黎远郊一个小农场,见到一对中国夫妇,同样是移民,但因为是自己雇用自己,不指望“福利”,却关心“减税”,反而看得明白。主妇毕业于大陆本科,改行务农了,自然就如劳动人民憨直可爱。我问她如何看待西方左右两党,答曰:“左派是分钱的,右派是攒钱的。右派攒多了,大家就选左派,赶紧来分钱;家底分完了,就选右派,赶紧攒钱呐!”

我后来听各种肤色的文人谈,白的,黑的,还有黄的,皆不如这位农妇快人快语,一语破的。左派擅长亲民话语,如此素朴之劳动者语,能不能化为理论符号,进入他们的“discourse”呢?

社会主义“话语”是在法国革命后期出现的,其精确表述是:“Fromsocietytosociety”(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很像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什么东西,能从社会中来再到社会中去?——只能是高悬在社会之上的国家。国家出场,方能从社会吸取,向社会分配,这是一个后来能“看得见的手”,而且会越长越大,直至“巨无霸”。而在英国,亚当·斯密提出另一个“看不见的手”,把社会公益视为市场经济的最终结果,就在社会内部完成,不指望上面那一个“看得见的手”。你赞成哪一个手?

凡是举起左手的知识分子,他的右手总会留着去迎接“国家”,尽管可能不自觉。而今天的德国困境证明,让这样一个“看得见的手”“Fromsocietytosociety”,是造成无数看得见的小手:每一个人把手放在别人的口袋里!更大范围鼓吹、实践的结果,是地球的西面出现福利国家,包揽社会;地球的东面出现全能国家,铲除社会;合东西两面而观之,事与愿违,就不是个东西了:“社会主义反社会”。

1972年,毛泽东曾对代表美国右翼的尼克松说:我投你共和党一票,不投民主党;1974年又对施密特说:我喜欢基民盟,不喜欢你那个社民党!真能到这个份上,也就看穿了自家阵营的五脏六腑。他的话比我们今天CCTV的“实话实说”还要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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