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愤青
11/27/04    武振荣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2486

一、

青年问题在中国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我们对它 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在写作了《论民运与愤青》的文章之后,我总感觉到话还没有说完,所以就有了这一篇文章的写作动机。在我的思想和思路中,丝毫都不怀疑象在西方那样的发达社会中青年问题也许是一般的社会问题,绝没有在中国显得这样如此的重要,但是我一定得说明,在中国这样的有望发达而至今都没有发达起来的社会中,青年问题却是头等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中国民主化运动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动员中国青年人全心全意地投入民主运动,并在这样的运动中把自己改变成为民主的青年(“民青”),也就是说,中国民主化运动在不远的将来若不能够有效的吸引中国青年人的兴趣和热情,不至于使中国的青年人保持象今天的心态——以“愤青”自居,那么它的希望就会微乎其微。

我既然这样的看待问题,那么,我认为对于中国社会现在不断谈论和讨论的愤青问题提出我自己的见解,亮出我自己的观点,就是一个有意义的和一件很值得去做的事情。依据我个人的看法,如果我们要对这个问题发表出有价值的意见,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对中国青年问题首先做一个全面的历史的回顾,只有这样的回顾,我们才能够看清楚这个问题的全部的真相。目前中国许多网站针对愤青问题所进行的公开讨论其所以价值不大,原因就在于参与讨论的人没有看到这个问题背后的“历史意义”,大家也都是就事论事地把它当成一个“时髦”的问题,甚至有的人认为,就连“愤青”这个词也是一个“赶时髦”的提法。

我也承认,“愤青”一词的确是一个时髦的东西,是我们生活的社会中的流行文化的一种产品。但是,我断言:这个词一旦流行开来却不会和其它的东西一样很快的过时,它很可能有一个相当长的流行期。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在“知青”(“知识青年”)这个词的流行期刚刚完结时的时候“愤青”这个词就流行起来了,所以,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历史的“衔接”的问题。用不着问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的本意是什么?或者进而追问这个词是外来的亦或是中国独创的?——这些问题似乎都不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词是对于在中国流行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的“知青”一词的“替代”,而这样的被“替换”了的青年人的状态又十分要好的被“愤”字所定义。《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愤”字条目的排列,就有以下的内容:“愤愤:很生气的样子”;“愤恨:愤慨痛恨”;“愤慨:气愤”;“愤懑:气愤”;“愤怒:因极度不满而情绪激动”;“愤然:形容气愤发怒的样子;”“愤世嫉俗:对不合理的社会和习俗表示愤恨憎恶”(《现代汉语词典》第373页)。按照以上的意思,我们就会发现:“愤青”这个词好就好在了它可以把以上“愤”字条目中的任何一项或者同时的几项甚至是全部的各项都包括在内,而这样的一个词在被运用来表述1989年“6、4”之后的中国青年人的现状时却是再准确不过的事实和再好不过的现象了。

二、

我在《论“红楼梦”中的政治》一文中说到,中国的知识青年问题最早可以在《红楼梦》中找到线索,在随后的文章中,我又说到《红楼梦》中的知识青年们亦可以接受“愤青”的解读。在这篇文章中,我依然坚持这样的观点,并依照同一个思路写作这篇文章。

从18 世纪中国社会出现了“不发达”的问题到今天,它还没有走出“不发达”的状态,而“不发达社会”状况却又充分的表现在社会分化的路线不是沿着生产阶级的方向前进,而是以文化和知识的不同程度的占有为特征所形成的独特的社会层次。在西方发达社会中,经济产生和经济运动引发出了社会的阶级分化,使社会的传统结构在经济力量的冲击下出现了新的改革,产生出了我们以前所说的“资产阶级”问题。就这个问题着眼,我们把这样的社会叫“资产阶级社会”也不会犯很大的错误。但是同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在我们中国,所以我们在用西方的阶级革命的观点在解释我们中国的革命现象时,就犯了错误。在中国我们叫它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在今天也还不过是一个社会的“嫩苗苗”,在50年前,它是什么?在一百年前或者二百年前它是什么样子,谁能够说得清楚呢?

正因为中国不存在“资产阶级的革命”,所以,我认为对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解释和说明,都是与“革命的事实”不符合的。也正是能够寻找一种我认为符合“革命事实”的理论,我才提出了1911——1949年中国“革命战争和革命运动”的“知青说”。其实,最早看清楚了中国革命的知青性质的人是毛泽东,但是他个人的那一张“马列主义”之“皮”却决定了他不能够做出有孛于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论的结论。所以他在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定性为“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提出了中国革命的“知识青年问题”,并把它“溶化”在毛主义的“无产阶级阶级革命”之中了。可见他尽管在30年代末就成功地提出了“知识青年革命”的问题,但是他还是用“无产阶级革命”的“外衣”包裹了它。于是一个颇有价值的问题在一个非价值的东西的包裹下,也就削减了价值成分。

1966年,当毛泽东发现已经实行了“17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有“17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政”一说)共产党专政的社会,在“腐化变质”中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时,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行为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这样的一场“革命”首先发生在学校,并且在学校中形成了浪潮的现象又导致一代红卫兵充当了运动的“急先锋”,从而掀起了令全世界震惊的六六运动(指取掉了“共产党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运动)的“第一个浪潮”。所以,我认为六六运动首先是在广大中国青少年人社会中形成规模和气候,然后被社会的各个阶级和各界所“克隆”。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想要评价红卫兵运动,我只是说它是中国知青运动的“顶峰”一事就可以了,从这样的“顶峰”运动之后,知青的“历史篇章”就不再红火了,剩下来的篇章就由愤青来写了!

三、

我们若还要对中国的知识青年问题有一个综观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1989年的“6、4事件”看成是分水岭。在此之前的我们用传统的“知青”的词称呼它,此后,我们就叫它愤青。为什么这样呢?原因如下: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上一个世纪30——70年代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性质的社会,与这个社会性质相关的是农民的识字率比较底,由此而产生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识字的人,特别是识字的青年人就无形地在社会上占有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在中国这个传统的尊重文化人的社会中,这样的一种社会地位就意味着一种社会的荣耀和社会的特权。因此,给予这些人一种不同于一般农民的称谓实质上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所以我们在知识青年这个词流行之前,对于“秀才”、“举人”这样的词还保持着记忆的话,那么革命——我指的是国民党的革命和共产党的革命——就不过是“革”了这个词的“命”。所以,我们在“知青”这个词中完全可以发现传统社会中的“读书人”的使命。在顾炎武的时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语言,表达的是知识青年们的观念和情感,而根本不是中国社会的大众(农民)的情绪和精神。

其次,我们还应当明白孙中山革命在中国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用一种对民族的的使命感启发了当时中国社会上的知识青年,而毛泽东的革命做为对此的“继承”也不过是给它成功的“赋予”了知青们很钟情的一种乌托邦式的革命理念和革命的理想。从此之后,在我们的中国就产生出了“革命的知识青年”这样的“新生事物”。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有一种历史的价值可言的话,就非此莫属了。就这样的意义来看,从毛泽东的《论五四运动》、《论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的发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无疑是中国知识青年的最红火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广大知识青年因感觉到自己“肩负历史使命”自然而然地就产生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和骄傲”。于是,一个朦胧地为民族、为国家、为社会提供“幸福”的观念造成了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的行为模式和思想模式。

最后,民主革命其所以在我们中国收效甚微,一个主要的原因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这就是说,本身充当了革命的“急先锋”的人们没有在革命中为自己的利益和权益的未来设置出比较固定的“阶级基础”,所以,由他们推进的革命,仅仅是为了“别人”和“他人”,而没有自己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权利”的落脚点。这种革命对于他们而言,是“大公无私”的,具有道德和精神上的“崇高”内容,但是呢?由此而会引导出的“别人”和“他人”利益、权益的非稳固性的建设“后果”却是他们始料不及的。一种仅仅是为了“别人”和“他人”的革命在发生了革命者的自身的问题的时候,革命的意义就开始了流失。因为从革命的道德来说,革命者年不能够为“自己谋利益”。可见,在这样的革命成功之后, 革命者却没有一个可以有效地维护自己权利的立足点,所以在革命后的社会中,革命者失去了法律意义上的“自我保护”的屏障,于是,革命者也就根本谈不上对于“别人”或者“他人”的权利和权益的保障了。这样,革命之后的社会在沿着不保障任何人的生命、权利和权益的方向前进时,就造成了极端专制的现象。而在西方阶级社会中,阶级革命的成果也同样有着一个阶级的保持和阶级的保守。

正因为形成了上述的看法,我和民运中的许多朋友们的看法不一样,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失败,并不是上了某某的当,中了某某的阴谋诡计,它失败的原因要在它自身内去寻找。

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以中国的青少年人特有的方式向中国乃至全世界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经过“17年”时间的“考验”之后,被证明是“失败”的唯一根据是社会为人民所提供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假民主”,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民主”。正是因为这样,在争取“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彻底胜利”的动机的支配下,才产生了伟大的震惊全世界的红卫兵“造反”。在这里我不可能就这么重大的历史问题发表评论,但是我指出红卫运动提出了“中国要进行第二次民主革命”的“事实”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今天,我们中国的民主化运动说到底实际上也不过是在“兑现”“第二次民主革命”的意义。就此来看,六六运动虽然是一个全民的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的知青特性和特点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

四、

红卫兵运动是一场失败了的政治运动,所以,我们如果对它做出“胜利”的解释,那才是上了毛泽东的当。今天当我们能够有机会为红卫兵运动提供一种民主的解读时,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运动之后,中国的知识青年时代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就在这样的变化之中,当60——7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把“豪情满怀的革命的知青”正在造就成为另外的一种人的时候,我们对目前中国社会的愤青问题的理解就有了一个历史的头绪。即使这样,我们在分析时候还是发现了“知青历史”一个回光返照的现象。因为在当时的农村中,这些知青们总还是一些特殊的人群,所以,他们即就是被“下放”到了农村,在农村的生活中,他们也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特殊的人”。和“农村人”比较起来,他们总是“城里的人”,同当时农村中的没有文化的大多数人比较起来,他们是有文化的“知识青年”,所以,他们尽管感觉到“革命”已经把他们变成了“农民”,但是“农民”之皮和“知识青年”之心的矛盾使他们把自己看成是“特殊农民”。问题的性质还在于他们不但是这样看待自己的,这个时期的农民群众也是如此这般的看待他们的。

这里也就是说,当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发现了“革命化”了的中国知识青年的命运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我们对80年代的“后革命时代”的中国青年人的情况的分析,就不至于迷失方向。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发源于城市的一个政治运动,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那种传统的“农民革命”的文化的终结和新的中国城市文化的兴起。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同时也发生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变革,那么这种变革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初级教育的普及,在这样的普及中,中国基础社会中的识字率的提高,使得知识青年这样的阶层的“知识”一下子就“掉了价”,于是,社会虽然还照样的流传着“知青”这个词,但是它的意义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愤青的时代——请允许我这样说——就这样地取代了知青的时代!

在所谓的知青的时代,作为一个知识青年是光荣的——这不光是知青们自己的感觉,而且是社会的共识,所以,我有理由说,当一切在都附和着一个革命的情愫的话,那么就不会产生所谓的愤青问题。问题就在于当社会急剧变革当中所产生出的变化,已经把一个革命的目标涂画得模糊不清时,革命的知识青年阶层的解体就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了。所以仅就表面的现象来看,愤青是20世纪90年代后的社会之产物,但是就这个现象产生的社会和文化的基础来看,它却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问题。

同人们的理解不同,我认为解体前的知识青年运动在伟大的“89 运动”中表现出了一种非凡的积极性。“6、4 镇压”的行为彻底地打垮了这种积极性,一种过度的挫折彻底地压垮了知识青年们,使他们在失败之后的很久的时间内爬不起来。愤青的时代就由此而酝酿成的 。愤青不认为自己在社会上是一个光荣的团体,非但不是这样甚至他们还认为自己是社会上的“渣滓”或者“废物”,如果说这里有一个青年人以此自居而深感自己无能的问题的存在的话,那么,愤青问题的实质是青年人对于自己生活在社会边缘的愤懑。他们认为社会在边缘化自己,而自己对于这样的边缘化的后果又不想负责。但是把这样的情况同“得过且过”的情形混为一谈,却是不对的,它有一个“愤”字在表明着态度。正是这一个“愤”字造成了他们的“不入流”行为。如果说“89”之后,中国社会可悲地进入了“坏死的时代”,那么愤青却有幸逃出了它,在出现了大面积的社会和人物的“坏死”的情形下,对于社会状况的愤懑,却使他们立足于“软对抗”的境地。特别是今年,以“快闪族”名义发起的“搞怪活动”,“校漂族现象”,同性恋组织,博克族现象,书写着抗议性文字的文化衫以及社会上出现的“哭吧”等等都说明愤青文化正在压抑中寻求表现。

把1966年红卫兵运动 的失败同1989年大学生运动的失败做一个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期间的根本的不同。在红卫兵那里,失败是不经意的,是缓慢的,又是在表面上“胜利”的假象下面发生的,所以,这是一种“适度的挫折”,这样的“挫折”用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的话说“若不是完全挫折了我们,使我们丧胆,则反而有一种相反的效果,而以一种超乎寻常的伟大豪迈之灌注于我们心中”(《人性论》)。但是,1989年的失败却不是这样,它是一种可以完全地致人于崩溃境地的挫折,也是在人没有做好任何准备的突然的时间中以过量和过分的打击施加于人的。因此,它有着彻底打垮人的特点。在这样的事情面前,并不是所有的压迫都可以引起反抗的,恰恰是在人类的历史上,许多的过度的压迫导致出的人们对于压迫的无条件的忍受的事情乃才是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的正常事件,而这样的事件在今天也还是没有进入我们的研究的领域。关于这一点,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做了最好的说明,他说到基督教在早期所遭受的打击和压迫的历史的时候强调,那种打击和压迫是“时断时续”的,没有前后一贯的性质,也没有从头到尾的计划,这样基督教才有幸在遭受挫折的情况下发达起来了。相反,如果那种迫害是有计划的、前后一贯的或者始终如一的,那么基督教在历史上同那许多中途消灭了的宗教就会一样,在某一个时刻中消亡。

流行马克思主义有一句著名的话,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其实这样的话的价值是有条件的,是要给人一个反抗的精神,没有历史上的实在意义可言,是一个叫人反抗的教条。所以,我们某些民运人士在不分场合的使用它时,就显得很盲目。在今天,我们仍然处在反抗有理和造反有理的时代的事实告戒我们,如果原封不动的运用它,就有可能造成我们的事业方向的迷失。在今天我们一定要认识过度的压迫已经“压垮”了中国知识青年这样的“事实”;正是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们中国才产生了愤青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出,由愤青所引出的问题是如此重要:一百多年以来一直象磁铁一样地吸引着中国知识青年的民主的价值已经大打折扣,使民主的图象在数以千万计的中国青年人中变得模糊不堪。在这里,我们要创造一个运动或者一项具体的事业也许容易,但是我们要创造一种价值——一种能够紧紧吸引知识青年们的价值——却就不容易了。

法律和民主的东西都是一样,它要能够起作用就“必须被信仰”,一个不被“信仰”的法律同受到蔑视的民主一样,都是“形同虚设。”因此,我们如果想把愤青变成为热爱民主的“民青”,绝不是简单的瞎说一通就可以奏效的。而在我写这里篇文章的时候,中国的官方就有人写出了变“愤青为奋青”的文章,依据这些“作家们”的思想,这样的工作简单到了如同加工一个民用的螺丝杆一样。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愤青的问题表现出了中国青年人对于前途和理想的大面积的失望,这样的失望在中国造成的消极影响,不是很简单的解决方式就可以奏效的。所以想在一个瞬间里,就改变一切,真是谈何容易啊!

五、

我认为,我们要能够有价值的认识近50多年以来的中国社会诸多问题,就必须有一个历史的眼光和历史的头脑,要不然,我们就有可能患政治的近视眼病,只看见眼前的一寸的事物而看不见长远的事物。比如,在遇到愤青的问题时,我们就不可能寻找到更深刻的问题之根源,只能够满足于肤浅的见解。

在这里我们若还看到了愤青问题之产生既是传统的民主革命精神消解的一种结果,又是专制社会的过度压迫的后果,于是,我们在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应当对于创造新的民主观念、民主理论以及民主的思想的事情有一个高度的重视。在21世纪的今天,传统的民主的构建和古典民主理论体系已“过时”了,新的生活和新的时代要求着我们要创造出新的民主。而在我个人的看法中,这样的“新的民主”无非是我们中国人民在以往的时间中已经实践过了的但还没有来得及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的东西,而不是要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对于旧民主的教条做出新的解释(共产党的第四代接班人就是这样)。正是有着这样的认识,我才相信在未来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中,愤青可以变成为民青。我认为,在今天被人们称之为愤青的人群才是我们中国民运人士的新的民主理论和新的民主思想的最可能的积极接受者!

如果说青年人对于过去的东西的没有多少的可以值得留恋的话,那么与此相应的是他们对于未来的东西却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急切的盼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对有待发展的中国民主的东西在愤青中间可以很快的打开局面一事抱有希望。我个人绝对不相信专制主义的东西最后的能够抓住青年人,因此,我也就不相信共产党人有能力能够解决愤青问题,但是我个人却认为如果民主的发展能够推出新意,就有可能重新的吸引青年人,使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民主化的伟大运动中成长为一代新人。

以上的意思无非是说,由我们传给愤青的民主或者由我们中国民运人士所提供给他们的民主若还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些货色的话,这样的东西就根本不可能打起来他们的兴趣,正如我前面说到的那样,恰恰是这些“老掉牙”了的东西引起了他们对于民主的“反感”,在“反感”中产生的逆反心理又反过来助长了他们对民主的离心行为。认识到了这里一点,我们在寻求解决愤青的问题的钥匙时,就不会象官方的那些人一样的重操所谓的“政治教育”的老调,就可能去想新的办法和方法。这些办法和方法若还不具有推陈出新的性质,我们的工作就不会奏效!

2004-11-27于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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