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与“愤青”(续)
11/15/04    武振荣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4389

三、“愤青”问题:理想的动摇、信仰的危机、

文化的边缘、价值的漂移和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漂变

当知识青年在遇到了理想的动摇、信仰的危机,并且自己感觉到处身于社会文化的边缘地带,没有可以抓住的价值,且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漂变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愤青”问题。于此相反的是,当知识青年们还被某一种理想所支配或者为某一种价值所吸引时,我们就认为不存在“愤青”的问题。

可见,“愤青”是知识青年中的一种特定的时代现象,这样的现象的形成本身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非正常现象,与政治和精神的相对迟滞有关。如果说一个社会的未来不能够有力的鼓舞青年人去奋斗、去争取个人和社会的前途,那么,这样的社会就会在知识青年中造成“挫折”的感觉,这样的感觉会导致青年人沿着社会边缘化的方向滑去,以至于在一定的时候,他们会以社会的“不入流者”自居。一个社会一旦出现了“愤青”,导致社会发生改革和变革的机会就势必很小很小,于是社会的极端腐败便使社会不得不倒向革命。但是在倒向革命的过渡阶段,恰恰却是“愤青”问题影响了社会中的最活跃的政治力量,使其不能够在社会中有效的提出革命的诉求,也就是说这时青年们的理想和信仰的“大滑坡”和对于价值的冷漠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和不愿意自己充当时代的革命者。进一步的分析会表明,他们对于以前他们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的革命却有着一个蔑视的看法,不相信政治的或者社会的革命可以改变自己的处境和身世。就这样的情形来看,《红楼梦》的书和尼采的书,似乎都可以说是替“愤青”代言的作品。

但是我们若由此而把“愤青”问题当成是一个社会的负面问题,我们就会犯认识上的错误。现在,中国官方对“愤青”问题就采取了这样的看法。在最近官方发表的某些文章中,已经很露骨的把“愤青”问题当成了“麻烦的社会问题”来看待。在2004年11月9日雅虎网上发表的《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愤青’调查》的文章中,官方作者把主要出现在大学校园的“民族主义的愤青”,说成是“误国”的东西,并对之作出了尖锐的批评。这篇文章的内容我在这里并不想评论,只是说明官方已经对它表明了态度而已。此处,我提醒读者们注意:在所谓的与“爱国主义”相关的问题上,这还是很少出现的官方的批评性质的表态;在这样的表态中,几年前在中国风行一时于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被说成为始作俑者。在我看来,作为官方的文章,“民族主义的愤青”如果说可以变成为批评的对象的话,那么“政治上的愤青”、“文化上的愤青”等等问题,也就同时地在隐蔽的意义上被列为批评的对象了。事实也是这样,在目前的形势下“民族主义的愤青”已经给“第四代接班人”的外交政策制造了不少的“麻烦”,使得他们在推行自己的“无人民外交”时遭到了强而有力的抵抗,以至于使他们在“外国人”的眼目中大大的掉价。据说,在某些大学中,官方外交政策的吹鼓手们因怕学生们的反对,竟然不敢在公开的场合下讲为官方外交政策辩护的话,个别的勉强讲话者竟然是“心惊胆战”。把这样的一种现象如果推及到政治方面,那些“政治上的‘愤青’”对于现代条件下的宗法主义的“接班人”制度的反感和反对,如果遭到批评而有可能被迫倒向革命,那么,现行的共产党专制主义就有可能完全地丢失中国青年人的“阵地”,而在不久以前,他们以 这个“阵地”上的领导人自居。

分析中国社会的“愤青 ”问题1989年是一个重要的分界限:1989年以前的知识青年们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愤青”,那时所谓的“改革开放”还在某种程度上吸引着一部分青年人的注意力,相当的一部分在校青年也对它寄托了希望,以为中国社会好象走上了“正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学校园里,盛行着“知识英雄主义”的风气,许多中国大学生们都几乎不约而同的认为自己是“社会栋梁”或者“社会精英”。“6、4屠刀”的落下改变了一切,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坏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坏死”的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有普通人和知识青年们。所以在进入了21世纪的时候,某些大学生们忽然发现自己不过是“高级的社会废物”、“知识笨蛋”,社会地位的在一夜之间的漂变,就造成了标准意义上的“愤青”。在此期间,中国社会上的那些儿戏一般的“民主选举”所造成的民主价值的“掉价”,使得民主对于知识青年的传统的吸引力下降了许多许多。“民主不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看法在一部分知识青年中相当的普遍。于是,知识青年对自己的“愤懑”和对社会的“愤恨”的情绪就最后的形成了。

综上所述,如果说在西方民主社会,自由之对于青年人的无赖造成了“愤青”,那么,在中国造成“愤青”的原因却是政治的压迫和政治的专制。所以在西方,拓宽青年们享有自由的空间,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但是,在中国当民主的要求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解放”的时候,我相信中国的“愤青”问题会在中国民主化的伟大运动浪潮中被化解。

四、“愤青”问题与“高风险社会”

如果你仔细地阅读过《红楼梦》,那么就会为知识青年们的憧憬理想的描写所折服。说实在的人——所有的人——几乎都在青少年时代有着天真而美丽的理想,特别是对那些知识青年来说情形就是如此。试想,哪一个事业有成的人不是在青少年时代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呢?所以,我认为任何社会一旦出现了“愤青”,社会本身就应当很好的作出自我反省。反省中,青年人的问题其实也就是社会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其所以产生了“愤青”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自由的发展所引带出的青年人的深层困惑(西方是这样),而在在于自由的不发展、不发达和政治的专政和专制。由此而连带产生的是专制社会因无能和涣散而导致的功能与效率的下降,研究这些问题,我们对于中国社会必须尽快的实现民主化的问题,就有了一个具体问题上的应对了。

在这篇文章中,我不能够列举出80年代以降中国社会失业率以说明这样的高失业现象与“愤青”问题的关系,但是,我可以简要的指出长时期存在的大面积的失业现象在需要就业的青年人中间所产生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是巨大的,如果说对于还没有直接遇到就业问题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前在的压力的话,那么这样的压力的可怕性就在于它是被心理的放大器“放大”了的东西,从而使它更接近于精神病的特征。在现实生活这,如果“具在的压力”和“可能的压力”合成有一股,很不利于青年人的心理承担。不仅如此,这种情况还可以解读为,在此以前知识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似乎相对应,现在,知识的价值已经不能够自立了,它从社会价值中游离了出来,不在使“具有知识的人”享有社会的优势地位。可见,在这里不仅仅是知识的掉价,而且是知识青年的掉价。把这个现象同六六运动失败之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联系起来看,20世纪60——70年代的知识青年的“掉价”仅仅是在城市生活中的“掉价”,这些人在下到了农村之后“城市 知识青年”的身份倒在中国广大农民的心目中“高人一等”。所以,可以说这是“掉价”之后的“升价”,可谓“掉”中有“升”。

如果说我们对于中国的青年问题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那么,我们就对未来的社会的“高风险时期”有一个充分的估计。而在导致“高风险”出现的各种问题之中,“愤青”问题是第一等重要的问题。如果现在中国社会不能够有效的解决自身的问题,社会和政治的当权派不是本着解决社会问题的积极态度而工作,而是任社会和政治的腐败继续泛滥,那么,这样的社会就有可能亦步亦趋地走向崩溃。政治大面积的腐败,在“愤青”心理和精神上所造成的用政治的方法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现实的情况是非常可怕的,这一切若又同社会道德的大滑坡相表里,就没有可以和平扭转局面的方法和手段了。所以,我认为当中国民主化的这条光明大道在被暴力堵死之后,专制社会的命运本身就决定了社会的悲剧性质的结局,而“愤青”不过是这个结局出现的前兆。

对于任何社会来讲,最大的危险是使青年人受挫,特别是对于不自由的社会来说这样的问题就会更具有危险性。当青年人中间在发生了大面积的“怨愤”的情况下,社会纽带之类的东西就等于被割断了,所以这样的社会就免不了会产生意外或者意料中的危机。把这样的事情同上一个世纪50——60年代中国社会的青年人状况联系起来看,情形判然两样。所以即使在1966年出现了“政治上的大动荡”,这样的“大动荡”很容易导致社会的“大动乱”,但是并没有出现社会“大动乱”的事实,值得我们永远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的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遭到了人民造反的毁灭打击的时刻,社会没有出现任何的解体的迹象。其所以是这样,原因故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我认为其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原因是与参与造反的广大青少年人怀抱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时一定不要犯人云亦云的错误,我们得需分析问题的每一个细节,寻找出真正有益于我们的经验教训。当政治造反运动在1969年之后开始了自我的消解的时候,知识青年们才有了自己被造反后的政治排挤出局的感觉。久而久之,这样的感觉在真切到自己“跨掉”了的时刻,就造成了中国“愤青”问题滋生的土壤。

以上的议论无非是说“愤青”问题虽然在上一个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才被发现,但是,它的产生的时间的历史却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分析这样的印象,如果我们发现它于自由、民主在中国的失败有关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研究对策的问题。

五、民运的对策:变“愤青”为“民青”(民主青年)

在今年的9月,我在写作《尽快地培养我们民主的“快闪族”》(已在民主正义党网站上发表)的文章时,就看到了“愤青”问题的迫切性。那时,我从一则偶然的发生在成都市的“搞怪运动”看到了中国“愤青”的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表演”,在这样的“表演”中“搞怪”行为要“搞怪”的对象不只是“愤青”自己,而是这个不允许公民自由表现的专制社会。所以,我当时就已经意识到民运人士一定要对诸如此类的新鲜问题保持一种高度的警觉和高度的兴趣。我认为这样的“搞怪活动”实质上是对专制社会的一种公开批评。批评中, 这些以“快闪族”名义所搞出的“快闪活动”说出了一个关键词:“我不喜欢!”别看就这么一句话,它以群体活动的方式“说”出已经是一种是公开的抗议了。为了表示他们的抗议的胜利,他们打出了表示胜利的手势——竖起了两个指头。也正是在这样的寻求情感“表演”和“表达”的企图中,我看出了这些心头积满了“愤怨”的知识青年们寻求发泄的强烈欲望。在一个不允许正常交流存在的社会中,以宣泄的方式表示内心的情绪,已经有着自由的内涵了。所以,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到了我们的民运人士应该利用这种方式,在半合法和合法的场合中,以各种可以利用的组织形式开展我们的民主运动。

在今天的情况下,民主能不能抓住中国人民,就要看民主不能不抓住中国的青年人,不能不抓住中国的青年人,又主要的看民主不能不抓住“愤青”。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对于“愤青”问题没有兴趣,不研究,象中国社会上的官方的知识分子一样地看待他们,认为他们是一些“误国”的青年,那么,我们的民主运动的未来的希望就会十分渺茫。

就历史的经验来看,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较量”中,共产党其所以取得了胜利,抓住了当时中国的知识青年是一个最为主要的因素。住在了延安土窑洞的那些貌似于“土包子”的共产党人其实并不“土”,他们成功的用“煤油灯”的“灯火”点燃了知识青年们的希望之“火”的事情的确值得我们认真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真正的“大动乱时代”(1919——1949年),共产党人在“动乱”中能够把一套属于自己的乌托邦观念灌输给本身处于绝望状态的知识青年们,使这些人由本来的“愤青”变成为“共青”——这就是他们就他们胜利、的“法宝”。今天当共产党制度、共产党社会和共产党专政在把数以千万记的中国现代青年又要“塑造”成为“不满于自己、不满于社会、不满于现实、不满于生活”的内心充满“怨愤”“愤懑”的青年时,表明了共产党的“气数已尽”,即就是这样,当我们在没有办法把这些青年人聚集在民主的旗帜下面,把他们塑造成为“民主的青年”(为对比起见,我称它为“民青”)时,我们的事业也将是一筹莫展。

在这一篇文章中,我并没有讨论如何变“愤青”为“民青”的问题,只是提出了这样的工作应该由我们民运人士来做的问题。但愿我所提出的问题能够引起民运朋友们的注意。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愤青”在未来的民主化运动中将一定要扮演“急先锋”的角色,这样的事情决不是我们民运人士的一相情愿,它是由近一、二百年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一般进程所决定的,在18世纪,这一决定以“梦”的形式出现在我们民族的“梦境”(《红楼梦》)之中,待到我们中国民主化的“梦想成真”的时候,中国民主的青年使命也许就有可能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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