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与 "愤青"
11/13/04    武振荣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3792

一、   何谓“愤青”

我在写作《论“红楼梦”中的政治》一文时,就想到要运用“愤青”这个词来谈论问题,但是,又考虑到这个词若不加以解释会造成阅读的不便,所以,为了保证议论的畅通,就没有使用它。但是在的看法和思考中,《红楼梦》中的知识青年更具有“愤青”的特点,所以在那篇文章写完之后,我立即投入这篇文章的写作。出于上述的考虑,我愿意把这篇文章当作《论红楼梦中的政治》的姊妹篇写了出来,以飨读者。

当一个知识青年的群体在对现有的价值表示厌倦,以反叛的精神欲求脱离这种价值,但他们自己又没有能力创造新的价值或者又不准备选择或者接受另一种价值,从而使自己处于价值的“缺位”状态时,这样的群体我们就叫它“愤青”。依据中国社会科学家中的“权威人士”的说法,“愤青”这个词汇“社会学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解释”(周孝正语),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使用它去说明特定的社会问题。李明水也说:“这个概念原先是形容出于反叛的青少年,之后又被用于形容那些没有找到生活方向的知青,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概念的意义对象也在逐渐变化。”

围绕这个词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流行的问题,我寻找了有关的资料,发现2003年9月3日“大洋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领其风骚,以后“愤青”这个词就开始流行。此文提到了美国的某位社会学家把布什总统当“愤青”看待的事情,以“析布什的‘愤青’心态”为标题,围绕着“愤怒影响着世界”的问题大发议论。对于这样的文章,我当然不准备发表评论,但是“愤青”这个词被运用于描述现在中国社会的知识青年问题的做法倒是引起了我的注意。考虑到这个词汇所描述的对象,早在18世纪的《红楼梦》一书的人物中就已经有了“影子”,所以在今天,由我们中国人来谈论“愤青”问题实在是很有意思。

二、   民运人士的“愤青”背景

现在中国民运队伍的主要成员人可以分成两代:即1979民主墙的一代和1989学运的一代。这两代人虽然对于民主有一个大体上的认同,但是出身、教育和生活背景以及经历的不同,总还是造成了差异。舍去差异不论,我们在分析民运人士的共同点时,发现他们都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愤青”的背景。把这样的情况同目前中国社会上的“愤青”问题联系起来观察,我才决心要写作这篇文章。

在上面我对“愤青”一词所下的定义中有价值的“缺位”一项,就此一项来看,选择了民主和民主的价值这样的行动的后果是我们民运人士很快地就走出“愤青”的社会圈子,即就是这样我们也不可能否认,在“历史”上我们有着“愤青”的生活和社会实践,也有着短时期的“愤青”情感、“愤青”体验和长时间的“愤青”情结。所以,我认为最有可能抓住和解决中国社会的“愤青”问题的人要数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有能力把这些人数众多的社会上最富有活力的群体组织到中国民主的队伍中去。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最主要的还在于我们要用“愤青”这面镜子去照我们自己的面貌,并由此而认识我们自己和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愤青”问题。

1988年,我写作《红楼梦分析》一部书稿时就指出,《红楼梦》中的问题是18世纪的知识青年出路 问题。如果我们认为那个建立在青年人兴趣上的大观院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学校”,那么,在“社会学校中”知识青年们的理想的“发达”和走出“社会学校”围墙之后的理想的破灭,就构成了《红楼梦》的主要价值。如果这样的看法不太错误的话,而后的两个多世纪知识青年问题依然没有改变的现实,就形成了《红楼梦》的“跨世纪”的影响。分析这样的事情,我们就会发现,知识青年们的政治愤怒和社会的愤怒都根源于社会和政治的不作为状态中,如果说这个时期社会就业政策和政治利益的分配方式不能够满足于知识青年的要求和希望,这样的情况就有可能导致产生出持续的愤怒型的群体情绪,而这样的群体情绪又如果发展成为一个面积较大的社会情绪的话。那么社会就会很快地步入“高风险时期”。而“高风险社会”却能够为“愤青”的活动提供最理想的舞台。

如果在这里容许我们使用比喻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在把“愤青”看成是“鱼”,把“高风险社会”看成是“水”,就十分的恰当。这样,我们对于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革命问题的看法,就有可能产生某种突破。于是,我们在认识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革命问题时,就会建立起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也就会随之摆脱陈旧的思想和理论的束缚,甚至会摆脱陈旧的语式和语言,把问题放置到科学的研究框架之中去。“愤青”问题产生于社会本当解决而又不能解决的困境之中,当然这里有着一个政治当权派的责任,特别是在社会出现了改革,而改革又打不破既得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阶级的禁锢时,社会“愤怒”和社会“愤懑”就会首先表现在青年人当中。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愤青”问题。

被世界各地广泛谈论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问题”,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可以接受“愤青”的解读。在学校教育中,这一代人被说成是“未来的无产阶级社会中的接班人,是当然意义上的未来理想社会中的主人翁,”但是,在事实上,当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只能够做学校党团组织的奴隶的时候,只能够听从学校党团组织的摆布时,愤怒的发泄便造成了震惊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解读这个运动,中国的广大知识青年在政治愤怒的支配下,由共产党社会和共产党制度中的奴隶一下子变成了毛泽东个人的“兵”的现象,就叫红卫兵现象;在这个现象中,解放——我指的政治解放——仅仅发生在红卫兵生活的基层单位(而不是发生在“国家”一级的单位)的事实就造成了中国社会的最伟大的民主和最有价值的自由。如果说这样的东西的上面因覆盖着一张“毛泽东之皮”而不好辨认的话,那么,对六六运动(即人民社会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意义的辨认和辩识就造成了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

民主墙运动是六六运动中不甘失败的“愤青”们对于六六运动的反思;反思中不但反思的形式——民主墙——是大字报运动的遗留物,而且反思的主要的内容也是针对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是对毛所说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种质疑、非难和批评。当然,这样的行为的发展是可以最终地“揭掉”1966年人民政治造反运动的“毛泽东之皮”的,从而把人民自己的运动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区别开来,使人民撇开毛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为自己的运动大胆的“树碑立传“。但是十分遗憾,当这样的时刻在即将要到来时,民主墙运动就被邓小平所扼杀,中国人民又一次地失去了认识民主(不只是从理论上认识民主,更重要的是通过自己直接参与民主的行为和行动认识民主)的机会。于是,反对被毛定义的“文化大革命”(毛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马列主义的,防修、反修的,是无产阶级的”)的行为就被许多的人混同于反对1966年的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的那个行为了。庶几,中国社会民主运动和自由运动的脉气就被一刀割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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