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论《红楼梦》中的政治
11/09/04    武振荣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3374

言情小说中的政治

在清末的红学家中,就有的人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所以他们就用谈论政治作品的方式来谈论《红楼梦》。比如,把薛宝钗比做为曹阿瞒,把贾府中的人物之间的斗争,比做为“曹、刘战争”。后来,到毛泽东那里,他就直接的把《红楼梦》做为政治小说来看,并且强迫他手下的那一班子赳赳武夫们阅读。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到毛死亡前,《红楼梦》在中国已经变成了铁板定案的政治小说了。在上一个世纪的60、70年代,不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修正主义可以在《红楼梦》中找到“根据”,甚至连毛的接班人林彪的“复辟倒退”行为都可以在《红楼梦》中寻找到相应的描写。即就是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中,这样的风气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人们还是在薛宝钗管理大观院的行为中寻找出了中国农村的“土地承包制”的起源。正因为有这些情况存在于前,本文的作者才声称,我虽然写论述《红楼梦》中的政治的文章,但是,我并不认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我是在承认《红楼梦》是言情小说的前提下提笔写作的。

如上所言,人们便禁不住要问:言情小说中有没有政治?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样的政治?这就是本文要议论的问题。

对于上述的问题第一点,我回答,言情小说中有政治;对于第二点,我指出它是知识青年的政治。

关于知识青年的政治

在我写作《红楼梦分析》书稿的1988年,中国社会红学界对于《红楼梦》一书的阶级属性的研究,存在着以下的观点:有的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市民阶级(相当于资产阶级)的作品,有的则认为他是一部反映地主阶级利益,并集中地代表了地主阶级倾向的东西,还有的人认为它是一部具有中国贵族阶级属性的作品,也有的人认为它是纯粹的中国式的市井小说,反映的是市井小民的情绪和兴趣,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人们对《红楼梦》的阶级属性的看法存在着很大分歧。我同意上述诸多的观点不同,认为《红楼梦》是中国的知识青年的一部文化作品,集中地反映了知识青年的问题,并且是一部纯粹的为知识青年文化创建了里程碑的作品。

在这手稿的前半部,我运用许多的篇幅论证产生了《红楼梦》的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最为重要和最和紧要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形成和出现了知识青年阶层。这种事情的出现和这样的局面的形成,与同一时期的西方社会产生了市民阶级的情况一样重大,只是我们中国的事情没有得到中国学者们的认真的对待和认真的研究而已。我这么说丝毫都不否认“知识青年”这个词出现于中国的20世纪初的“事实”,但是,这个学术上的名词的晚出,并不影响知识青年这个“实体”出现和形成于18世纪——即产生了《红楼梦》的世纪——的“客观事实”。所以我就有理由把《红楼梦》作为知识青年的文化的“结晶”来看待。到今天为止,我就一直坚持着这样的观点。

18世纪的中国社会没有发生产业革命,也没有发生于此有关的市民阶级或者中产阶级的革命,但是它的确发生了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而且这种革命是以伟大而又不朽的《红楼梦》的出世为代表的。至于说,这场文化和文学上的革命对于后来的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显然不是本文议论的问题,即使这样,我还是可以简要地指出,这种革命直接地或者间接地孕育了而后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革命。所以在论述到中国革命的时候,我总是注意到知识青年这样的一条线索。在另外的文章中,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定义为由中国的知识青年(不是知识分子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在这样性质的革命中,农民阶级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阶级不可能承担起现代阶级的民主革命的意义,而一个知识青年的阶层也不可能使这样的革命运行在特定的社会阶级水平之上。于是,一个公然主张阶级革命的革命,其所以最终地丧失了阶级的意义,原因也在这里。在我对中国革命的有关研究中,我认为西方社会上的那种“阶级革命”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找不到相对应的内容。所以我在把中国的知识青年作为一个比较意义上的社会阶级的替代物时,就有许多需要保留的东西。因此中国革命的阶级内容一直是我特别警惕的问题,虽然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也许拿不出正面的观点,但是我对于已经流行着的“阶级论”保持着批评的态度。于此相应的是,在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我可以借鉴的研究的先例。尽管是这样,我在进行《红楼梦》的研究时,还是坚持了“知青论”的观点,并在《红楼梦分析》的手稿中展开了论证。

在上面的论述中,既然我们厘清了关于《红楼梦》的阶级属性的问题,那么知识青年的政治在书中又是怎样地表现出来呢?

知识青年理想的展开和毁灭

我不同意对《红楼梦》作出是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的讨论。原因很简单,产生了《红楼梦》的那个时代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的时代,这个时代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西方文学“入侵”,所以作者的创作行为也不可能受到任何的西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纯粹的、地地道道的中国作品。既然是这样,我就有理由反对运用西方文学批评的方式和方法解读它,无论是现实主义也罢,理想主义也罢,都不是研究〈〈红楼梦〉〉的好方式。这些西方文学思潮,同《红楼梦》没有任何的有机的联系。职此之故,所有想给它赋予现实主义或者理想主义内容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在建立了这样的看法之后,我就免不了要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把《红楼梦》看成是现实主义的作品的“主流红学”提出挑战,但是,这样的挑战行为并没有把我推到另一个极端,即对《红楼梦》的“写实”的性质也提出质疑。

《红楼梦》用写实的方式写出了18世纪中国知识青年的理想展开和理想的破灭,从而为中国知识青年社会的未来和知识青年们的未来命运做出一个天才的描写。这样的描写如果不是见诸于优美的文字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不知道人类生活中的那些最深奥的秘密是如何可以在天才的笔端上所表现出来的。在关系到未来中国社会的许多重大事件的问题上,《红楼梦》一书触及到了同时代的中国学者们没有预见和论述到的问题,从而使这一篇纯文学的作品带上了神秘的色彩。到今天为止,我们中国人包括外国的红学家们在辨析这种神秘色彩时也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在《红楼梦》分析的那篇文字中,我把大观院不是看成一坐普通的园子,而是把它看成是一个知识青年的社会,所以,我在分析大观院“楼起楼落”的情景时,就从中看出了,知识青年社会那种“兴”与“亡”的命运。在《红楼梦》一书产生之后的中国历史中,导致社会兴亡的势力无不是产生于知识青年的社会。导致清朝败亡的运动本身就是知识青年的运动,孙中山、黄兴的造反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也都是知识青年的造反。所以,在上一个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解读为“知识青年的革命”时,他便抓住了这个时代的“脉搏”。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的先兆,也无不是发端于知识青年之间。从1957年的“鸣放”运动到1989年的中国大学生运动,其间的诸多的运动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是知识青年的运动或者可以接受知识青年运动的解读。一位著名的红学家在分析《红楼梦》的历史命运时发现,在“横扫封、资、修的文革”中,《红楼梦》不但逃过了被批判的命运,而且闹出了“文革型的红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在研究时也感觉到有些莫名其妙。因此,在《红学30年》那篇文章中,他所做出的论证虽然并不能够令我满意,但是他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却令我肃然起敬。

即就是产生了上述的看法,我在写作《红楼梦分析》的文章的时候对于一部18世纪的文学作品如何能够触及到未来两个世纪的一系列中国社会重大事件的问题一无所知。就是在今天,对于这样的问题在提出研究时,我仍然是有很多的疑虑。尽管是这样,我还是有勇气把它提了出来,与大家共同地研究。

《红楼梦》不但是一部“写实”的作品,同时也是“写虚”的,用“写虚”的方式描绘了中国知识青年社会的“烈火喷油”式的生活场景构成了《红楼梦》的主要价值。所以,我认为它是“理想式”的作品,但是这样一个“理想式”的作品却不能够归纳在“理想主义”或者“浪漫主义”的西方文学门类之下。因为,它所写出的这副知识青年社会的生活画面却有着一个“实在”的意义,又有着一个“实录其时”的思想,如果我们对这样的现象可以做分门别类地研究的话,那么,它同当时西方社会中的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和文学作品却有具有“近似”的意义。在〈〈红楼梦〉〉中“写实”没有导向现实主义,“写虚”也没有导向浪漫主义,在“写实”和“写虚”方式的交叉运用之下,就产生了伟大的文学巨著。用中国文学批评但是话来说,这叫“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以至于阅读它的人只能是抓住一点,而不可能囊括其全部,即就是大红学家,终其一生的研究也最多不过包住了冰山的一角。

现在当我们把大观院视为知识青年的社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个社会的生活场景中发现这个新兴社会的热闹景象,如果说这样的景象连带着一个忽然间破灭的结局的话,那么文学作品的社会学意义和政治学的意义就值得我们深思。就表面的现象看,大观院是一个主仆社会,但是,你只要研究了这个社会组织的特别的形态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的更深一层的组织是由识字的具有同一文学爱好的青年男女所结成的。正因为如此,这个社会同当时产生了知识青年社会的科举制度是格格不入的,而且也不受这个时代的约束,是一个本质上自由的社会。这个社会中的青年人享有着文学研究和生活研究的自由,也象征性的为理想的生活在展示着未来。明白了这个道理,至于说这个园子型的社会在18世纪有没有真实生活的“摸子”——这一点我并不关心,我仅仅关心的是作者要立志创作这个社会。在考证的意义上,有没有“摸子”的事情的确很重要,但是,在文学作品本身的批评中,身世问题和作品问题原本是两码事。如果仔细分析,我们便会发现这个社会的生活的精髓是知识青年们自由的爱、自由的阅读、自由的写作、自由的讨论文学问题和自由的设计自己的生活。正是在这种表面看来是“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才有幸孕育了中知识青年在后来两个世纪中的非凡的命运。

在中国知识青年们的理想的社会中,自由这样的观念不是空洞无物的,而是体现在于与知识青年们的真实生活的十分接近的那个现实生活的层面之上的,所以这样的理想就不可能长上“翅膀”飞到完全“理想的境界”。人们阅读它,就很容易把它混同于真实的生活。《红楼梦》在流传的初期,所出现的几位神秘的“批家”,都犯了把文学中的生活混同于自己所熟悉的某段生活的错误,甚至他们以为书中的某人的某句话都“真有其事”。这些“批家”们根本没有认识到,《红楼梦》中的世界是“梦”中的世界,同真实的世界是两码子事,所以,他们即就是带着泪来批,也还是马嘴上套牛笼。进一步的研究便会发现大观院的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理想的发动材料具有生活中的“实事”的外表和特征,所以这就使理想蛰伏在一个压缩力很强的空间之下,而这样的理想一旦遇到了释放的可能,就难免会发生“革命现象”。就这个意义来看,把20世纪的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那么多的革命的巨大变化和《红楼梦》中的上述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我们就就是有了一个建设性的思路了。

在《红楼梦》中与知识青年的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是理想的破灭的悲惨的情景,分析这样的情景,我们对于《红楼梦》后二个多世纪中国知识青年革命的失败结局就可以产生出许多的思考。在《红楼梦》中,中国知识青年的那种没有“飞”起来的理想的破灭对于《红楼梦》之后的时代中的事件有着一个“启示”的效应,这种效应尽管是文学式,但是却有着宗教上的意义。所以我以为文学批评的精神如果可以使我们联想到此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变化的话,那么中国人理想一次又一次的突发和一次又一次的崩溃,就为我们民族的命运的悲剧性给出了一种启示。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中国专制主义的真实的写照

依据流行马克思主义红学家们的见解,《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它的价值在于它以文学的方式揭露了“中国封建主义全面崩溃”的“现实”,或者说它反映了“中国封建主义社会即将灭亡的现实。”这样的见解虽然显得霸道,但是在红学的领域内也可以构成为一家之言。我在写作《红楼梦分析》的时候肯定了上述的见解的“历史”性,但是我不承认它就是“科学意义上的红学”,因此对它采取了批评的态度。我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崩溃的现实”不但没有出现在《红楼梦》成书的18世纪,就是在19世纪、20世纪也都没有出现,所以即使在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也没有出现“全面崩溃”的迹象,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中国人也还是受那个根源于宗法官僚主义的“接班人制度”的压迫。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说它在18世纪的《红楼梦》中已经对其作出了“死亡”的判决,那不能算是认真意义上的“红学研究”。

上述研究的错误是研究者们把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事先的投放在《红楼梦》中,然后再把它“发掘出来”。所以,不能够看成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正因为如此,我在《红楼梦分析》的第一稿中,对于上述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陕西省人民出版社的一位很有权威的编辑在阅读我的书稿之后大加赞赏,但是,为了我的书能够顺利出版,他提出了修改的意见,叫我放弃对现有的红学官方思想的批评,“策略的阐述”自己的意见。我听从了他的建议,时阁8年之后才写出了“第二稿”。待我重新把书稿拿到出版社时,已经是事过境迁了,那位当年答应出版我的书的权威编辑已经退休多年,他作为一个“管不了事”的人,对我连连摇头:“现在是斯文扫地的年头,谁还敢出版高雅的学术书籍”。于是,这部书稿就被尘封。

产生了《红楼梦》的那个时代,中国社会还没有产生出可以与西方社会相对等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观念及思想,所以一个本应该由社会科学家们研究的问题,却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伟大文学家的视野和领域,一个似乎志在写作“烹茶煮饭”供人消遣的作品的作者却抓住了它。如果说〈〈红楼梦〉〉在写出了大观院“楼起楼倒”的社会悲剧的同时,又写作出了另一个园子——贾府(中国宗法官僚主义社会)的“家道复兴,兰桂齐发”的景象,而这样的一个景象正是官方红学家们所极力诋毁的东西,说它是“高鄂、程伟元写作的东西,不是曹雪琴的本意”。我认为这样的看法毫无道理,我不同意对〈〈红楼梦〉〉做出“拆卸型”的分析,从而做出《石头记》是好的,《红楼梦》不好的论断,我认为《红楼梦》120回是一个整体,所以这个“整体意义”上的“家道复兴”描写,恰恰最好不过的“暴露”18世纪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弊病,那就是腐朽和没落的东西往往会“死而不僵”。用王亚南的话来说,就是“反动的、当死的东西不能够知价地去死”的问题。官方的红学家们不认识这一点,所以就把这个最为重要的一笔的意义给抹杀了,以为贾府“复兴”是《红楼梦》中的败笔。

其实,被认为是“败笔”的那一点才非常有力地影射了而后两个多世纪时间内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弊病,就是在今天,我们中国人也还是生活在这种传统弊病的折磨之下。每念起来这一点,我们就会为《红楼梦》的伟大精神所感动,它以小说的方式所提出的中国政治问题,至今还在压迫着我们,有关这一点,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在今天,透过《红楼梦》贾府这个文学的事物我们似乎可发现共产党社会的前兆,相反,我们在共产党专制社会的现实中也可以发现贾府的影子,不宁唯是,我们在今天的情况下也还是要同现在的“贾府式”的“货色”做彻底的斗争。

“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却活着”

——《红楼梦》中对抗性死亡的信息

《红楼梦》中写出了死亡,但是这样的死亡不是正常意义上的死亡,而是典型的非正常意义上的死亡,所以是“不该死”的人的死亡。比如,黛玉死亡了,青雯死亡了,金钏死亡了,司棋死亡了,甚至连王熙凤这样的人物也死了,但是,与这种情况相关的是贾政、贾赦、贾链这样的人,却活得有滋有味——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是18世纪的中国人悲剧生活的真实写照的话,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89运动”中,我们在听到中国的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喊出了“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却死了”的口号时,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来了《红楼梦》中的事情。胡耀邦——一个中共党内的改革人物的死亡,也就是说一个“不应该死亡”的人的死亡却无形中唤起了一场民主的运动,而邓小平——一个早应该死亡的人却活得那么的长,在开刀杀人后的8年才“不知趣”的死了。如果设想这样的情况在《红楼梦》中也有一个先兆的话,那么,传达这样的不公平死亡的信息已经构成了《红楼梦》主要的价值。所以人们在阅读《红楼梦》的时候,就免不了要为这样的情形所触动。虽然,在书中,所有的不当死而死的人物都是小人物,但是,就在这些人物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这个世纪所珍贵的普通人的价值的无情毁灭的悲剧;解读这样的悲剧,它的民主性就会表现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今天去阅读这部古典作品时,也不时的被它的精神所感动。

当然,如果说写作《红楼梦》的作者有一个主观上的和我们现在社会中的作者们一般的创作的“思想”的话,那么,《红楼梦》中所传达出来的抗拒不公平死亡的信息就不会历经两个多世纪而持久不衰。因此我认为,问题恰恰在于《红楼梦》的作者没有这样的写作的思想,所以这样的作品就是现代作品所不能够比拟的。现代的作品,是主观的要传达某一种思想或者精神,其写作的动机可以用“故意”来形容,因此这样的作品的精神,是可以接受特定的解读的,而比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样的文学分析方式也就是由此而生的。但是,这样的情况,绝不适应于《红楼梦》的研究。原因很简单,《红楼梦》的创作是本着当时中国的作者们的“不涉世务”的方式开始的,可以说作者的思想和动机是完全地文学的,因此,无论书的开头或者开头的部分有没有一个“涉世”的主观意愿,书的精华部分在展开之后,已经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纯粹的文学的世界了。正因为这样,我们在分析这样的纯粹文学作品时,就必须掌握这样的一个原则,《红楼梦》中的政治问题是作者写作动机中根本没有的东西,所以它是文字、是作品中的政治。这样的一种政治是“微言大义式”的政治,是“启示意义”上的政治,不是现实主义的文学中的政治。

有了上述的看法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分析《红楼梦》中的“不当死”人物的死,其意义就非同凡响。林黛玉这个《红楼梦》中的大美人的死,岂不令人可惜,她是贾宝玉心目中的恋人,是一大观圆社会中的主人翁之一,是真正生活在理想社会中的与现实“不干净”贾府人物相对立的另一类人物。这样的人物,在一首凄惨的“丧花歌”中送掉了生命的情形真是可以感动天地的。晴雯——一个“林黛玉第二”,在大观圆中可谓个性出色的青年女子的死亡,也寓于了压制性制度摧残人命的意义,至于说金钏跳井而死,司棋触墙而亡,都已经把青年人的非正常死亡的情景给描绘出来了。这些情景如果在而后的200多年间同中国青年人的命运没有联系,那么,《红楼梦》的意义就只可能是18世纪的;问题却不是这样,在《红楼梦》流传中国以后,从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延安的知识青年运动到1956年的“鸣放”、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1989年的民主墙运动和1989年的大学生运动,哪一个运动不是以失败而告终呢?在上述的一系列的革命性质的运动中,哪一个又没有以知识青年的最大的投入和投入的最大浪费而收场呢?死亡在这里的意义,既是精神上的死亡,又是肉体上的死亡,这个双重的死亡的历史现象,不都是可以在《红楼梦》中发现吗?从这样的意义来说,我们把《红楼梦》叫做“知识青年悲剧死亡启示录”,又何尝不可呢?今天,我们捧读这本书,也不是会同作者一样地要流出“一把辛酸泪”吗?马克思曾经以为无产阶级的命运就是全人类的命运。这样的观点,今天看来显然不正确,但是,我们依照这样的思路在把中国知识青年的命运视之为中国人民的命运时,却可以获得一个重要的真理:在中国,当知识青年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中国人民的命运就同时地在他人的掌握之中!

值得说明的一点是《红楼梦》式的死亡信息虽然在归类上是悲剧,但是它却是另一种的悲剧。同《红与黑》、《罪与罚》、《卡拉马佐夫》中的主人翁的刑事犯罪式的死的悲剧不同,《红楼梦》中的死亡具有日常生活的特点,“病死”或者“寻短见”的死是其死亡的形式。所以这样的死亡的意义在一层日常生活的“包装”下,就显得意义特殊。由此而知,我们在取不掉那层生活的“包装”时,就看不到它的意义。与这样的现象相联系的是中国的知识青年的死,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死亡以及俄国十月革命、斯大林清洗中的俄国人死亡都不同,它的死亡的因似乎具有“自然”的外观,表现出一个自身的原因。所以它的压迫性就具有一种比简单的政治压迫要深刻得多的内容。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即使受压迫者处身于压迫之中,有时候好象自己获得了自由。

不发达社会中的梦魇式革命

《红楼梦》写出来的“实”不是“崩溃社会状态中”的“实,”而是不发达社会的“实”。在这样的“实”中,革命不是现实的或者活生生的发生的,而是一种梦魇性质的东西。如果我们在红学研究上弄不清楚这一点,就会犯20世纪前后那些“续红”的作家们的错误,搞出“狗尾续貂”的事情。在一部很有代表性的“续红”的作品中,贾宝玉没有出家当和尚,而是带着林妹妹“私奔”,最后逃到了日本,在日本天皇的主持下,举行了结婚典礼,然后,以革命家的身份杀回到了中国。

《红楼梦》虽然不是一部革命的作品,但是,它却奇迹般地孕育着一种革命的精神。如果说在《红楼梦》中,这样的精神不存在于压迫的环境之中,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对它做出如此这般的分析。在书中,贾府是一个极其腐败的贵族府第,“除了门前的那一对石狮子干净外,它没有一处是干净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府第上作者建立了一个理想式的大观院社会,因此在这样的行为中就产生出了梦魇式的革命。这样的革命的意义,和我们通常所熟悉的任何一种革命都不同,是一种难以言传的东西。它的意义不但有多元的性质,而且也有着一个意义的自我消解的特征,所以不是我们运用现成的一种分析方式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读出的。于此相关的是,这样的革命的意义和后来的中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的关系或者联系也是非常复杂和十分微妙的。有了这样的看法和思想之后,我们在把这部伟大著作中的思想放在中国而后发生的革命的系列事件上来分析时,就会有特别的感受和收获。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直到今天还处在不成功的阶段,阅读这部作品,我们就会获得一个特别的启发。

《红楼梦》中的革命,是这样的革命,在外表上看,它好象也是轰轰烈烈的,但是,究其实质来看,它又是十分脆弱的,就好象梦魇的事情一样,梦魇中的人好象感觉到自己遇到了生死攸关的问题,梦魇过后,一切又结束了,恢复了正常。可不是吗?一次简单的抄家行为就把一个由革命的方式所建立的理想的社会给一下子给毁了。楼是在一夜间立起来的,又是在一时间倒下去的,这样的“游戏式”的革命如果包含着一个知识青年生命的价值的话,那么解读这种价值,中国社会中的那些一次又一次的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充当主角的革命的失败,在“前兆”的意义上就同《红楼梦》中的革命有了某种联系。在《红楼梦》中,大观圆是元春省亲时落脚的园子,所以就表面看,它好象是一个“实录其事”的行为,但是,只要这个园子一旦建成,就具有了它自己的独立的生活内容和生活质量了,不在是贾府的园子,而是一个独立的社会。而这个时候中国知识青年们的兴趣也就自由自在地在其中展开了。就这样的情形来看,中国现代青年们所要求的自由,早在18世纪里已经是有了“准备”了。

分析《红楼梦》中的革命性问题,自由生活的外围,是一个被圈了起来的园子的围墙,而围墙内的生活的局限性就暴露得十分明显。自由生活不能够在这样的社会中扎根的原因,也还是在于它是“家中之家”。特别是这样的家,在由一个男主人带领一帮子女子组成时,其意义的特殊性就值得我们重视。把这个事情和这样的现象同中国以后的革命的政治意义联系起来看,政治革命在那副灯红酒绿图象中的梦魇式存在就是我所要关心的内容。到今天为止,我们中国人还处在“补”政治革命这堂“课”的时间之中的情形,就迫使我们要对《红楼梦》做出必须和必要的研究。在研究中,如果我们提不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见解,或者我们的见解还被西方的方式所左右的话,伟大著作的意义就被我们自己给“束之高阁”了。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话上面,我们在一个纯粹文学作品的当中去寻找政治问题的线索时,我们找不到从文学到现实的可见而且可行的道路,因此,我们必须在这里建立起“假设”,而“假设”意义上的东西又有多少的价值?这也不得不令人怀疑。

梦魇式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种存在,这种存在决定了它的价值和意义的“摸不准性”,正因此如此,我们对它的“捕捉”,就不能够是一次性的,我们每“捕捉”到一个意义,就会有另一个意义出来与之对立,我们还得再“捕捉”之。这样的一种现象告诉我们:一个生命力极强的古典文学作品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来说,永远是一个取之不竭的泉源。

200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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