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险社会”中的民主运动问题
10/25/04    武振荣 邓韫璧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1126
——兼对“《中国向何处去》研讨会”的几点意见

一、有关鸡下“金鸡蛋”的寓言

有一则寓言说,中国不惜代价地养了一只母鸡,说它到一定的时候就会生产“金鸡蛋”。这则消息尽管在当时未被证实,但是谁都会知道,这样的鸡蛋在世界上可以说是无价之宝。也许是因为这只寓言中的母鸡要生产的不是普通的蛋,所以,它的产蛋期就很长很长……,一直过去了半个世纪,它才开始艰难地“产蛋”了。这篇文章中,我们认为有的时候,寓言中的事情同社会生活中的事情的确有偶合之处。寓言中的母鸡——中国的科研机构——到今年开始产蛋了。产下来的蛋确实很硬,就外型上看,却有一点象金蛋,但是到底是不是金蛋,还有待人们认定,即便是这样,生活在寓言世界中的人也应当高兴了。鸡总管是下蛋了!

上述寓言如果在我们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对应的社会事实可以追究的话,那么,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被中国人白白地养活了50年的“科学机构”开始“生产”“科学”的现象也就是上述寓言中所说的金母鸡下蛋的故事。2004年7月8日,凤凰网所发表的中科院《当代社会阶级结构研究》报告,算是它的“产物”了。在它的行为的带动下,中国社会上那些多如牛毛的“科研机构”也学习着“下蛋”了!2004年9月21日,有一个名叫“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的机构,发布了一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询问》的报告,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份报告破天荒地预言“到2010年前后,”中国的“高风险社会即将来临”。正因为这个预测报告是在“国泰民安,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下做出的,所以就被吹成为新版本的《盛世危言》。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对于中国式的吹鼓手们的话,没有兴趣研究,所以撇开《盛世危言》的话题,仅仅对未来的“中国即将进入高风险社会”这样的信息发表一点意见,特别是当这样的信息出于官方的“科学研究机构”之手笔时,其意义就显得非常特别。

其实,相同性质的预测,我们俩还生活在大陆的时候,就已经灌得满耳都是的了。在咸阳市的广场上,摇着扇子纳凉的普通市民用自己的语言在侃侃地谈论着未来的“天下大乱”;在陕西关中道的农村中,农民群众也在滔滔不绝谈论着他们之中的陈胜吴广问题。当然,这样的谈论同社会科学家们所运用的“高风险”语言是有所不同,但是谈论的话题却是一个。在普通人那里,这样的预测是凭直觉或者感觉做出的,也是简单而又单纯的,但是,在科学家那里,情况就有所不同,据说他们都掌握着大量的科学的论据或者资料,其中不乏许多来自社会调查而得到的统计学上的数据。所以,它同巫术的“黑线”、宗教的“红线”不同,这条科学的“白线”(人类学家弗雷泽语)系着一个数学上的或者物理学上的可测定的量。有鉴于此,我们中国的民运人士在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的问题时,特别是在涉及到“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时,就可以运用科学上的最省力的方式把上述的“高风险社会”的预测的成果“拿”了过来,当成我们“现成”的东西来接受,岂不更好?也就是说,在有了上述的官方的“科学结论”之后,我们就不用着去自己去对于未来社会做猜测了,可以享用现成的“科研成果”。这样以来,我们就可以不研究未来社会是什么样的问题,而把注意力集中地放在了如何在“高风险社会”中开展和发展民主运动的问题了。

二、对“中国向何处去研讨会”的一点意见

2004年10月1日,由“民联”、“民阵”、“民联阵”、“自民党”四大家发布了要在泰国召开“中国向何处去”研讨会的消息。就这则消息的内容分析,这是一次民运人士的会议,但是,十分遗憾,在这个会议的安排上,唱主角的却没有一个是民运人士,短短两天的会议,发表演讲的人有“美国智库中国问题专家学者,香港、台湾研究中国现代现状的专家学者,大陆研究政治、经济、文化和宪政的专家学者等”,如此这般,民运人士在这样的会议上有多少说话的机会呢?这样的会议就等于是民运人士“搭台”,专家学者们“唱戏”,我看不出有多少可以唱出来的好戏。《中国向何处去》的书,可以有两种意义,一个是学术上的意义;一个是政治上的,具体地说是民主运动的意义。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如果由民运人士组织的会议陷入了学术问题的圈子,那就没有多少可取之价值。因此,只有站在民运的立场和观点上来看待和研究这个问题,那就非常有价值。

上一个世纪70年代,当是还是少年的杨曦光在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时,一个后来民运中天才人物的出现,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那时,中国社会还处在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之中,中国社会的发展既可以保持共产党领导下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状,也有可能出现共产党领导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情况,所以,在这样的时刻一个青少年人所发出的具有伟大洞察力的见解,实在是难能可贵。所以到了80年代之后,当共产党“走资本主义道路”已经变成一种事实时,对于这样的事实的反省,造就了89民运的不自觉地现形。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往后的时间中中国民主的前景已经不再具有“预测”的性质了,剩下的问题是:未来中国社会到底以民主运动的形式走向民主,还是以“动乱”的方式向民主过渡?压制民主的做法会导致社会动乱——这在89风波之后已经呈现出了普通人都可以用“肉眼”观察的“事实”的情况已经说明了进行类似的研究只可能是画蛇添足。特别是官方上述有关未来中国社会要进入“高风险时期”的预测报告在公开发表之后,我们还开这样的“研讨会”,就显得非常的拙笨了。更不用说,在这样的“研讨会”上,由海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们运用学术的钥匙来开我们的心窍,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显得有点愚不可及了?以上的话的意思不过是说,30多年前,一个“预测”性的话题,在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和许多的风风雨雨的洗礼之后,已经变成了一个“实践”意义上的东西了,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还以为它保持着原来的意义,这岂不是我们的错误?

“研讨会”召开的通知既然已经发出,但在会议还没有召开之际,重新规划或者调整“研讨会”的四个专题还是可以来得及的。这四个专题分别是:1、中国宪政改革现状和前途;2、中国的维权运动与民主运动的关系;3、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问题;4、台湾现状及其独统互动对大陆的政治影响。就这样的安排来分析,两天会议,四个专题,半天一个专题,谁吃得消?所以我们认为可以砍去1和4两个专题,只留下2和3,每天进行一个专题的“研讨”,这样做也许会好一些,不至于使“研讨会”流于形式。我们其所以有这样的见解,就在于我们认为维权运动实在有研究之必要,在今天,维权运动虽然在性质上是一个民主的运动,但是却运行在半官方的层次上,并且被官方所承认或者默许,所以运作不好就有可能转化成为官方“民主”的装饰品,所以,我们坐在一起研究如何把维权运动组织在中国民主运动的架构之内,实在是当务之急;再则,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固然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最基本的主力军,但是,民运队伍中的异议言论已经造成了民主运动同中国工农的脱节现象,这种脱节现象既有言论和思想上的,又有精神和情感上的,所以进行这方面的问题研究,使中国的民主运动彻底地“脱”掉“异议者”之皮,回归到工农中间去,是中国所有民运人士的共同课题和共同任务。有鉴于此,此“研讨会”如果能够在这方面总结出有血有肉的经验,岂不是中国民运中的一桩美事!

三、民运立场和民运视角

现在中国民运队伍中被一种很不好的风气所支配,那就是我们对专家学者们的态度和看法已经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以至于许多的民运人士在认识问题时都以为最好能够站在专家学者的立场上,把自己的水平提高到专家学者的高度,殊不知这样做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十分的错误。专家学者们所在的领域是一个特别的人类智力的领域,它虽然具有开放的性质,但是在此领域之外所建立的那堵“学术之墙”却造成了它的“封闭性”,不是任何人所能够轻易地走进去,所以在这个领域内活跃的永远是智力上的“个人”,而不是“民族”、“国家”或者“人民”、“阶级”、“政党”。民主运动不同,它所要求着的东西恰恰是“专业和学术”所拒绝的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永远运行在“民族”、“国家”、“人民”、“阶级”、“政党”层面上的东西。所以由此而造成的民运人士的“专业”就与专家学者们的完全的不同。正因为如此,站在专家学者的立场上去看待民运问题,恰如雾里看花。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国民主运动这样的重大的问题上,民运人士以“业内人士”的身份行事,就成为一个基本的要求。我们这样的说法并不是要排除在民运问题上的专家学者的意见,而是提醒我们的民运人士应该认识到专家学者是我们的“参谋”,而不是我们的“将军”。在民主运动的主战场上,民运人士是“将军”,专家学者是“参谋,”“参谋”的意见是为他们所“用”,而不是他们应该照着“参谋”的意见去做。尊重专家学者的这种事情如果被误解为唯专家学者之意见为意见,那就走过头了。

根据上述的意思,如果我们把上面所说的进行了2010年中国社会前景预测的那一班子专家学者当成我们的“参谋”(虽然他们是“第四代”的参谋,但是就军事专家的眼光来看,参谋并没有严格的敌我之分),那么,我们接受他们的“意见”,把全部的精力放到有关在“高风险社会”中的民主运动的研究方面——就成为一个明智的选择。这样以来我们在研究问题时,就获得了一种自由。运用这种自由,既不浪费我们的精力,又不至于把我们引导到错误的境地,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如果我们把中国民主运动的研究目标锁定在“高风险社会”这个问题上,那么我们需要研究的主题就是民主与动乱的关系了。如果我们没有说错的话,那么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民运人士的投入最小,而收效最微。1989年,当中国的复辟者们在把学生运动当成了“动乱”时,民主的队伍中所发出的唯一的一个有价值的口号就是“民主止乱论”。就那时的情况看,提出这个口号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事实,但是,这样的一个口号所引起的思路如果没有进入一个更深刻的层次的探讨的话,那么,在一个有风险(姑且不论“高风险社会”)的社会中,民主运动应当怎样运作的问题就有可能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要知道,在我们的中国,把1989年运动当成“动乱”的思维模式实际上形成于对1966年的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有的时候,它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定性”的阶段,它有着一个明确的“历史背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中,显然地寓意着中国民主运动的丰富而又伟大的经验和深刻而又铭骨的教训。中国民主运动发展到今天,其所以一直没有走出“低谷”,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民运人士受了异议言论的影响,没有发现民主与动乱的深层关系,也没有解读出动乱中所包含的民主的因素。所以我们在反对动乱的心理的支配下,就不由自主地同专制主义者们走在一起了,这样以来我们拒绝动乱的思想就把我们引导到了拒绝民主的地步!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不可能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我们仅仅在文章中提醒民运朋友们在认识我们中国的民主运动时就必须进入“动乱”这个题目的研究。而这样的题目同专家学者所说的“高风险社会”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从孙中山革命开始到“6、4镇压”,中国的民主无不附有“动乱”这张皮,就是在未来的时间中,“高风险社会”这样的概念所包含的“动乱”先天已经事先把中国民主给包裹起来了!所以我们中国的民运人士在没有解开“动乱”这个死结时,要想最终地拿到民主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许会从事这个方面的写作,这里仅仅是想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供大家思考。借此,我们建议:如果我们民运队伍中今后要开“研讨会”的话,进行这个的专题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同时也希望今后民运队伍中少搞一些形式主义的研讨会。

2004-10-22于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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