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国家的真理占有问题
10/06/04    武振荣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307
——真理三论(上)

一、从古代的经筵到政治局集体学习制

清朝的满族统治者们在推行自己汉化政策的同时,实行政治上的复古。在康熙、乾隆年间恢复了汉代就有了的经筵制度,虽然这样的制度在清朝的后期没有被坚持下来,但是在所谓的“盛世”它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一样,也闹得纷纷扬扬。在未开放的北京故宫的西侧,有一处建筑名叫文华殿,就是当年经筵所在的场地。在这样的经筵上,皇帝不但亲自讲经,而且还同大臣们一切研究和讨论经上的问题。这样的学习和讨论到底能够收到什么样的实际效果,此文并不关心,我仅仅关心的是在一个实行思想和精神绝对专制主义的政治体系中,最高统治者所做出的这种“好学”的样子,实际上关乎另外一个问题,即真理的占有关系问题。在还没有正面阐述我的观点之前,我可以笼统地说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把真理的占有仪式化了。因此,在这样的“好学”的环境与气氛中,以学习的方式所得来的真理,仅仅是一项仪式性的真理,或者说它是真理之皮毛。对于这样的真理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最高统治者占有真理的仪式充其量不过是整个的统治仪式中的一环。因为在这样的统治体系中,用经筵的方式所提供的最高统治者占有真理的仪式就同祭祀天地的仪式一样,都是服从于统治的需要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指大陆)后,毛泽东——这个以好学著称的人也建立了类似于经筵的政治局学习制度。但是在晚年,毛因自己不过政治局的生活,所以政治局学习制度就名存实亡。毛死亡之后,政治局学习的制度最终又恢复了,到我写作这个篇文章的时候,它已经进行了16次,而每进行一次,电视——这个既欺骗、愚弄又提醒、启发中国人民的东西——都要做报道。在这样的报道中,你会发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学生们”象三年纪的小学生一样地坐在课堂上必恭必敬地听“大教授”们的讲课,几乎可以说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带者无知和渴望知识的表情。在全国人民的面前,这种故意作出的“谦虚”的神态,令人作呕。

     诸位,这篇文章不是专门地研究政治局学习制度的,所以我不可能把这样的一个最古老的学习仪式的简单继承和延续看成是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发明创造”,也不可能令读者们满意的知道这样的古老仪式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我只就这种现象在中国人民中间引起的反响发表一点意见。我在中国的时候,就对这样的仪式化的真理占有行为深恶痛绝。我和身边的朋友们在看待这类“电视新闻”之后,免不了要大发议论,但是就我身边的真人真事来说,批评这样的事情的最好的还要属某一位工人师傅,有一次,他在看到政治局学习会议的电视新闻时,气得跺脚直叫:“这些大老爷们,学习他妈的什么?没有学习好,就得赶快下岗,还等待什么?既然我们当工人的、当职员的学习不好,就要下岗,你们政治局委员们在没有学习好的情况 为什么不下岗呢?按照你们对我们的处分所作出的决定,你们也应该下岗,下岗以后再培训学习,这才符合改革开放的精神”。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上述那位工人师傅的评论是完全地有道理的,这样的评论所包含的民主的因素是不容否认的,它体现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但是,问题的要害不是谁占有真理的问题,而是真理的占有的仪式化问题。普通人可能以为许多人类仪式无不是古老的东西,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已经完全地远离了它,或者认为在人类生活的现代化冲击下,仪式的领域和作用已经远远地被超越或者已经远远地过时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只有看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现象,你就会发现无处不在的仪式在包围着我们,从“开国大典”或者每一年的“国庆”到超市或者一家小小的门面的开张,你都可以看到仪式的完整存在的现象,就连小学生的开学典礼中,你也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在上班和工作中,你无不遇到仪式性的东西的存在,甚至你工作的单位就有许多的职务和工作也纯粹是仪式性质的,甚至连串亲访友这样的小事情,也有一个仪式性的礼仪需要遵守,更不用说在目前尚处于专制状态的政治生活中,我们中国人受古代仪式奴役的现象比比皆是。

      有鉴于此,我认为我们中国人民对于我们政治和精神生活中那些完全有害、根本就不需要的仪式的东西的清除和清理是我们的当务之急,特别是对于那些有害于我们的政治现代化的东西,更需要我们用批判的精神和批评的方式来排除之,不然的话,我们就打不开政治现代化的局面。在我们中国,有许多东西是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生活的社会中所遇到和碰到的,所以没有一个现成的外国的“理论处方”可以指导我们去处理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人跟在外国人的屁股后面,人云亦云,或者拾别人之牙慧以充其聪明,是完全错误的或者是不必要的。一句话,我们中国人民在民主的问题上,必须要有自己的建树,而这样的建树必须以自己独立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前提。

二、什么是真理?——彼拉多的发问

《约翰福音》中所记载的彼拉多在审问耶稣时的一段对话,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彼拉多对耶稣说:“‘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而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彼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约翰福音》第18章第37——38节)。二千多年过去了,彼拉多的发问似乎还具有意义,因为,我们在许多情况下不能不遇到真理是什么的问题。

真理对于古代的人来说是一个压倒一切的问题,特别是在基督教早期的历史中,它显得异常的深沉和异常的复杂,以至于许多基督教国家的圣贤和杰出人物为此而付出了血的代价。在我们中国也是一样,占有真理的问题和统治人的权力同时捆绑在一起,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但是当人类的历史进入中世纪阶段时,西方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个人或者机构对真理的独占权的事实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从而演变出了人类真理问题上的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到最后,真理的问题被安排在世俗的个人占有的基础之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进步”。从此之后,在人类的政治关系之中,有关真理的问题就从政治领域游离出去了,民意型的政府彻底地取代了真理型的政府。在同一时间内,我们中国的情况虽然也发生了变化(比如,李贽提出了“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观点),但是这样的变化总没有促成中国的思想和精神朝向民主的新方向发展,所以,在现代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之后,这种精神上和思想上的革命就必然地会被“革命的暴力”所取代,以至于在革命胜利之后,却留下了一块没有经历过“革命之犁”耕耘的冻土地。

生活在马克思之前的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曾经说过:“国家也不能自诩占有真理”。他在一本很有名的著作中,把人类的事务和活动分为两大类:“可见世界”和“不可见世界”,他认为“国家根据公民契约掌管着可见世界,是被排除在不可见世界之外的”。“国家可以在可见的世界进行奖惩,它手中握有可以行使奖惩的权力,国家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它有权处理。国家不可能在不可见的世界里诅咒和赐福”(《论法国革命》中译本第244——245页)。如果我们站在费希特的分类的立场上,依据他的意见把真理看成是“不可见世界”的事情,那么,国家不占有真理的思想就成为民主的一条基本的原则。依着这样的原则,我们就需要对于古往今来的真理做一个彻底的清理和彻底的安排。在这样做时,我们一定得认识到民族国家兴起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和前提是它卸下了由古老国家一直肩负着的真理的“重担”,而从使它减轻了“负荷”,以有利于那些本身需要它集中精力去做的事情。于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减负”的原则却构成了政治学上进步的动力。不明白这一点,以为国家的“领导人”是在学习真理、掌握真理的基础和过程中运用权力的,从而把政治问题变化成为“哲学”上的或者“精神”上的问题,用解决哲学和精神上的问题的同一种方式去解决政治的问题,人们就会陷入荒谬的泥潭,越陷越深。其实,同世间的任何的事物一样,如果我们对真理持有一种紧张的心态,就会认为它是人世间第一重要的东西,甚至连生命这样的东西与它比较,也显得微不足道。但是,我们若持一种放松的心态去看待它,它最终也不过是人的意见而已。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讨论真理的问题时,如果回避了人对真理的态度和方式而强求其一致就有可能导致出错误。就此而言,我们要对真理的问题发表意见,就一定要就它的不同的意义和不同性质做出不同的区别或者对待,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在某些场合下,我们可以承认真理的传统价值,为给出真理高于生命的传统式价值以维护性的行为(我在准备写作的第 三篇文章即《民运人士的真理观》中,想要论述之),但是在另外的一些情况中,我们必须要把真理看成是一种人类的意见,一定要卸去传统真理上的那个一贯的桂冠,使真理不能够因其自身具有的高贵性而造成对个人自由的侵犯,特别是某些场合下,当某种真理为国家或者社会权力机关所控制时情况就更是这样。仅就后一个方面,当国家以真理占有者的名义在压迫我们时,我们视国家的真理为国家当权派的意见,并且把这种意见同我们自己的意见放在一起,用政治的戥子去衡量其轻重时,我们的做法就是民主的。于此相应的是,当我们的某些意见被当权派视为“罪恶”时,他们要用消灭“罪恶”的方法去消灭我们的意见时,我们面对的政府就是暴虐的政府,对于这样的政府我们没有服从的义务。就此去理解伟大的斯宾诺萨在不朽的《神学政治》一书中所说的“把意见当成罪恶的政府是暴虐的政府”的这句话,我们就会有深刻的理解,无论是在过去或者在现代,那些“想法子控制人心的政府,可以说是暴虐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也就是我们应该运用革命的方式所当推翻的那样一种政府,而无论它是由何人主政。

三、民族国家为什么不能够占有真理?

以国家为单位占有真理的事情,实际上是政府对真理的占有,而政府占有真理的事情又可以还原为当权派占有真理,最后,当权派占有真理的事情又往往意味着最高当权者一人(或者几人)占有真理的事情,结果国家占有真理的事情最终不过是最高当权派一人(或者几人)占有真理的事实。在国家中,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占有真理的事实就是对国家不能够占有真理的事情的最好的解释。但是同普通意义上的一人几个人占有真理的行为不同,这种特殊的个人占有真理的行为在现象上或者法律上却表现为真理的国家占有,因而,在维护真理的时候,动用国家的力量就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事情了。这样的情况一旦出现,读者们自然可以想象其后果:这几个运用国家的名义占有了真理的人,在运用国家的力量和手段以维护自己所占有的真理时,这个所谓的国家的真理不是就此而完结了吗?如果我们把真理想象成为一块黄金,或者把它当成如同钻石一样的东西,那么真理由几个人占有的事情也许并不违反自然的规律或者社会道德,可是真理这个东西恰恰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它需要成长,需要栽培、需要维护、更需要自由的竞争,所以,在这些条件和前提统统失去之后,国家占有真理的情形就完全意味着真理的死亡。如果说在这个期间真理并没有完全死亡,尚有一线气息存在的话,那么也就算是不幸中之万幸了。用这样的观点去解释从汉武帝之后的中国社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儒家学问在官场处于消亡状态,而在民间一息尚存的现象难道能不令人深思?

如果把真理这样的东西换成为利益,那么,国家占有真理的事情就有可能同国家分配利益的行为发生混淆,于是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模糊不清的有关正义的原则就有可能变化成为政治的原则,在这里不恰当地立了起来,从而造成人民精神和思想上的混乱。但是人事问题的复杂就在于,在某些时刻中,这样的混乱往往被政治行为强迫地引导到伦理的领域,并且被组织在伦理的体系之中。就这样的情形着眼,你去研究那些以国家的名义占有真理的社会,所有被认为是“反对”真理的人无不被扣上一个伦理上错误的“帽子”,而后被值之于道德亏欠的地位的现象是多么普遍啊!从清朝末年那些因变法和革命而被杀头的人,到现在中国的民运人士,不都一样地被当成是道德上的大逆不道的人吗?

在一个国家中,当真理被最高当权派所掌握,以国家的司法力量和手段所维护时,试想一想,谁还能够同它做斗争呢?依据人性的法则,在这样的国家中固然会不断有人站出来反对国家真理,但是对于反对行为的必然失败的事先估计,就有可能导致反对行为的秘密化结果,而在这样的结果成为这个国家的人的唯一的选择时,真理就被迫地离开了它繁荣所需要的自由的土壤。于是国家和公民在道德上的蜕化就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了,而这样的蜕化就当然地埋下了国家败坏、衰亡的祸根。

要知道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国家是一个权力最大、最重的单元,所以这样的权力单元对于真理权力的追求和垄断是一桩非常正常的现象,特别是那些后起的民族国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发展中国家”)在凝聚自己的力量时,把垄断真理做为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的现象就不难理解。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人民,当其现有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精神不足于满足凝聚国家的力量之所需时,就必然要有一种取代的东西,于是,思想——这个被费希特称之为“不可见世界”的不可见之物——就被“用上”了。民族国家应该在思想上或者精神上统一起来的想法和做法就会形成“不可阻挡”的势头了。就此去理解我们20世纪,世界上那么多的民族国家大都经历了一个类似的思想和精神的专制时期的现象人们就会明白历史是怎么一回事了。用这样的观点去解释20世纪60年代前后,毛泽东思想统治中国的现象,你就会发现其中错误之所在。错误不在在于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大动乱”(1911——1949年)的中国不需要国家层面上的凝聚,而是凝聚所赖以进行的力量不应当是思想的。用思想充当凝聚的材料,其凝聚起来的只能够是一个奴役的国家,而用法律的力量才可以凝聚成为民主的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取民主的形态(如美国),绝对不是一件正常的人类事件,是一种完全例外的事件,所以,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它好象是上帝的一种恩赐。因此我们在分析世界那么多的民族国家在美国之后步上了专制之途的现象时,就应当给出历史发展一种特别的意义。分析其中的意义,民主的民族国家的一条法律是:民族国家必须“让”出真理的占有权力,在国家的范围内建立起真理由市场分配的规则。在这样的国家中,检验真理的东西既不是特定的“思想”,也不是什么“实践”,而是“市场”。美国伟大的法官霍姆斯说:“对真理的最佳检验是使真理的力量在市场竞争中被接受”(引自德沃金《自由的法》中译本第279页)。我们许多的中国人只知道“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是错误的,却很少有人知道“用实践检验真理”也是错误的。关于这个一点,我们民运人士一定要有自己的看法,千万不要被邓小平所玩弄的那个鬼把戏所迷惑。要知道“实践”是根本不会说话的,勉强说出来的话,也可能是多种而不是一种。在我们中国,“实践”不是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马列主义的革命运动”的话吗?此后“实践”改口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动乱”,但是事情也没有到此就完结,我个人通过对我自己参加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所做的“回忆与理解”之后,我说它是一场失败了的中国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不也都是本着“实践”所说出的话吗?所以,就这个例子来说,“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应该最后地接受“市场的检验”,我以为总会有这么是一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会用自己的行为说出“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的问题。因为我深信:造反有理的旗帜不只是毛泽东的旗帜,在广意上,它是这个运动的“七亿”参与者的旗帜,因此,也是地地道道的民主的旗帜。只有造反有理的旗帜在中国的上空高高飘扬,中国民主的基业才能够建立稳固。否则,民主之于我们中国人,就如同水中的月,镜中的花。

四、我们中国人过去的经验与教训

我们中国人在走上民主这条道路时,所经历过的许多事情是别的民族和国家所不能够比拟的。因此,我们作为中国的民运人士回过头去认识我们自己所走过的民主道路和我们所经历过的民主的历史的时候,一定要发现它自身的价值,切忌用别人的价值模式去套它。在前毛泽东时代,我们中国人民被动地接受了毛的政治教育,在那样的教育之中,如果要寻找到教训的话,那么,毛在晚年所搞的那个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一套,是有我们回味的余地的。在毛的主观意识中,马列主义的东西虽然被他自己认为是一种“客观真理”,其实在他的潜意识中它实际上是一种统治别人的权利。因为,一旦有人“掌握”了它,实际上也就获得了统治的合法性。毛不但用此统治中国人民,而且用它统治那个共产党上层小集团。即就是这样,我们在毛的行为中也还是发现了这样的问题,即到底谁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的问题他一辈字都没有搞清楚,就这样他还批评别人“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如果我们把这问题看成是我们中国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桩公案的话,那么解读它的意义,我们对诸如真理这样的问题一定会有一个我们自己的体会。这种体会如果被我们组织到民主的体系之中,那么我们在推进中国民主化的伟大事业上就有了自己的建树。

毛的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公案告诉我们用政治的手段解决思想和精神的问题是多么的无效和多么的有害。就前一点来说,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其所以无效,原因只在于思想和精神的存在是一种异质于政治的东西,因此,用政治的方式去解决它,是犯了牛头不对马嘴的错误。道理很简单,政治权力只能够裁判政治的事件和政治的行为,不可能越出政治之外去裁判那些非政治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毛为了搞马克思主义花费了那么大的气力,搞了许多的名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团结,不要分裂”),并且为此而强调高级干部对此要“天天讲,日日讲,年年讲”,结果呢,修正主义在共产党内还是如同牛毛一样多地生长起来了。到最后,一个被毛斥之为“不读书,不看报”的人,才结束了这一场真假马列主义的大混乱。站在我们的立场上,邓小平认为毛的真假马列主义的那一套搞乱了共产党,这一点值得肯定,但是,他的这个做法发展到要在中国要禁止讨论和禁止争论的行为,却又严重地损害了社会进步所需要的动力,从而把中国社会引向一个思想和精神上极端贫困和贫穷的地步却是我们民族一场巨大的灾难。

以上的问题说到底,不是在中国引起混乱和紊乱的东西是广大中国人参与了真理的讨论和辩论,而是说这样的讨论和辩论受到了政治权力蛮横的干涉粗暴的侵犯。所以,我们的教训是:在真理的领域应当无条件地排除政治权力的裁判,完全地排斥国家权力的干涉。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对于真理的不懈追求,它就会象得不到水源的树木一样的干死。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说:“思想与意识的自由,对国家生产力影响很大。”因此,一个思想干瘪精神颓废的民族,想在经济发展上出现“奇迹”,那完全是异想天开。但是在中国的今天,这样的异想天开式的东西竟然被“第四代”以“邓小平理论”的方式给包装起来,冒充真理要强行地推销给我们中国人。

在前毛泽东时代,毛把有关中国人对真理的讨论限制在维护共产党一元化专政的范围内,不允许越雷池一步;在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们又禁止了人民讨论真理的行为,封杀了六六运动之后,人民大众广泛讨论问题的那种热情,从而把中国变成了一个无热情、无争论的颓废的国家。对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中国人民能够抱有什么样的幻想呢?事情发展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内部,其所以出现了那么大面积的腐化现象,其精神和思想上的颓废不能不算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人民之所以在“6、4屠刀”落下之后的15年还爬不起来,颓废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五、关于新时代的民主的“百花齐放”问题

在古代的周朝,学在官府,春秋时代开始了学术下移的运动,出现学在民间的现象。正是这个现象,产生了中国社会的伟大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所产生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中国人民。春秋时代,既是一个诸侯国家发生成长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天下一体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没有发生尔后出现的国家占有真理的问题,不宁唯此,真理在“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的局面中,还是发展起来了。分析其中的原因,我认为,春秋时代,在“天下为公”的大制度中建立了思想自由的市场制度是全部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但是,在经历了秦汉两个朝代之后,自由的思想市场被“官”化了,以至于它萎缩成为经筵上的残羹剩菜。在中世纪时期,宗法封建国家变成了真理的看守人,真理变成了国家的奴仆,直到现代,情况也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

根据上述的情形,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应当看到,在我们中国推动真理的非国家、非政党、非政府的变革是民主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不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民主化的前途是明朗不了的。民主在我们中国,如果被仅仅看成是一种异议言论,那么我们就不可能造成民主的“百花齐放”的局面。因为在更为广阔的意义上,民主必须要造成一种思想发动的态势;也只有思想发动,才能够形成民主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土壤。在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初,我写作的《新思想》的书稿就讲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中国的言论禁锢制度破坏了思想解放和思想自由所需要的基本的条件,使那些有可能发出的有价值的呼声变聋变哑。不宁唯此,邓小平所搞的否定毛和“文革”的“教育”,也在某种程度上诱惑了中国人,使许多的人认为他们是要搞民主的。其实他们这些在60年代的人民运动已经变成了“落水狗”的人,怎么可能接受和体谅人民在此间所获得的民主呢?于是,他们破坏了存在于人民中间的“大民主”的基础,而在一个范围十分狭小的空间中布置他们的“小自由”。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与自由才在我们中国人的非价值的寻找方式中发生了大面积的流失。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民运人士为建立中国未来的思想自由的大市场而努力奋斗,就是我们的职责和任务!

正因为我抱有上述的想法,所以才想着要对这样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下面我还想着要写作《终极真理与边际真理》、《民运队伍中的真理观》的文章作为此篇文章的姊妹篇,把它收集在《真理三论》的题目下,不知道能否如期草成。

2004年10月3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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