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爱的宗教代替恨的宗教
★ 1.中国没有爱 ★

有人说,信神是迷信。其实,不信神会陷入更大的迷信和罪性中。譬如:把受造者当创造者来崇拜,或者把次价值当最高价值来崇拜就会陷入更大的迷信。这有三种情况:

(1)人类崇拜。如自我崇拜、假先知崇拜(“个人迷信”、“理性的自负”)、多数崇拜(多数等于正义)、力量崇拜、祖先崇拜等等。

(2)精神偶像崇拜,如对民族、祖国、社团、政党等“大义名份”的崇拜、图腾崇拜。

(3)对自然物质的崇拜,如金钱崇拜、利益崇拜,寄情山水、拜泥菩萨、对动植物、非生物的崇拜或关于万物成神的观念等。

这些都是被造的,不是创造者;不是绝对者,而是相对者。相对者也有价值,但不具有最高价值。对科学、理性的崇拜也是一种迷信,而这类崇拜最后集中表现为自我崇拜、自高自大,在儒家则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在政客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种自我崇拜的迷信中,知识分子之间就容易进入到战争状态——由于都相信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因此学术辩论完全被绝对者之间的战争和仇恨所取代。真可谓:知识令人仇恨令人分裂,唯有上帝的爱心造就人。

我们这个民族在长期苦难的折磨下,已丧失了爱的体验和爱的能力。笼罩在屈原的楚辞中的是放逐者的自恋和曾经辉煌的回忆;诸子的经典透露的是恨不得将对方置之于死地的独霸之气;韩愈等八大家的文章,企图用滔滔不绝的气势来威吓读者;《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毒辣的权术和深邃的阴谋居然被当作人生的最高准则……这些文化资源,什么因子都有,唯独缺乏爱的因子。

“爱”这个字在中国人口中是一个很难说出的字。“I love you”在英语世界中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感情流露,夫妻间、父母子女间、朋友间,都可以用这句话表达内心的感情。在中国,用中文说“我爱你”是很少听到的,夫妻间不多用,父母子女间也不用,朋友间更没有听过。在中国,“爱”这个字常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比如“热爱祖国”、“热爱党”等,是一种政治立场的宣告或“投机取巧”。中国人羞于启口说“爱”,因为中国文化里没有爱。外国夫妻昵称“蜜糖”“打铃”,中国人称自己的配偶时却冒出“杀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狠话就无限上纲,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么这般的狠毒、下流?李敖说过:“中国几千年来连创造出个像样的爱情故事的能力都没有,更不要谈其他的爱了。”

中国文化是一种以仇恨为中心的文化。“有仇不报非君子”、“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斩草不除根,春来又发生”等名句,表明中国文化是典型的“复仇文化”。普通百姓交往,一旦反目成仇,便会终生为敌。陌生人之间,遇到纠纷,一方若是吃了亏,另一方很可能纠集人马,杀个回马枪,复仇而后快。中国历史充满了暴力、血腥和屠杀,人们已习以为常、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复仇情结”已结晶为部分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好像残暴是勇敢、坚强的同义词。谁残暴,谁够狠,谁就是真的男人,真的英雄;否则就是人所不齿的懦夫。中国文化缺乏爱只有仇恨的原因是:

1)没有平等就没有爱。中国文化里没有平等,所以中国的文化里就没有爱。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这里的爱人并不是发自内心的真爱,而是一种对别人的同情。“仁”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是上者对下者的一种怜悯、同情和恩赐,是一种“恻隐之心”。当爱被理解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同情或关心时,托克维尔指出,“哪怕在这种同情与关心中真正包含有想把另一部分人拯救出苦海的善心,也不能排除关心中的蔑视和同情中的轻视”。

中国人不是文人相轻,而是人人相轻,只要想轻视别人,总有相轻的理由。比如北京人轻视外地人,上海人轻视外地人,城里人轻视农村人,南方人轻视北方人,有钱人轻视穷人,开车的轻视走路的,走路的轻视扫路的,吃饭的轻视做饭的……就是不会相互尊重。学校统计分数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然后依分数排名,根据排名挑座位,于是坐前面的就轻视坐后面的,老师还说“你们坐前面的不要到后面去玩啊!”估计中国人爱轻视别人的坏毛病就是那时候养成的。

老庄批判儒家,说它的仁是虚假的,违背了人的天性;墨子批判儒家是亲疏贵贱的爱,不是真爱。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仁”、“义”、“礼”、“信”等,实质是“吃人”。托克维尔讲得好:“在人心的所有恶中,专制最欢迎利己主义。只要被统治者不互相爱护,专制者也容易原谅被治者不爱他。专制者不会请被统治者来帮助他治理国家,只要被治者不想染指国家的领导工作,他就心满意足了。”托克维尔还指出:“专制使人们把互不关心视为一种公德。”

世界上可能在也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具“传种”和“养儿防老”的“种危机意识”了。在中国文化中,孩子不是作为独立的人来尊重的,而是被当做种的延续的工具来被“喜爱”和需要的。“基因的自私”在东方社会获得了文化上的全面胜利。这种胜利粉碎了生命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尊严。中国的文化是以老者为本位,父慈只是手段,子孝才是目的。生儿育女不是为了子女本身的利益,而是为了孝敬上一代,使上一代的精神和肉体永远延续下去。“爱子”与“杀子”的关系正如礼与法、德与刑的关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制造上一代的复制品,扼杀下一代的独立性。所以,才有“易子而食”“卖儿卖女”、“弃婴溺婴”“割股疗亲”的事。武则天为了皇权,把自己亲生的四个儿子杀了两个,逼疯一个,她的爱在哪里?明朝的“清官”海瑞居家九娶而易妻,离开北京的时候,使用30名轿夫,到德州后,增加到一百多名。他出门祭祀海神,说要访问民情,行的是扰民事情,连百姓家的柴火都被征用光了。海瑞的女儿接受了仆人喂食,海瑞大怒说∶“女子怎么能够接受仆人的喂食?你不是我的女儿!你必须死,才算得上是我的女儿!”家人想让孩子吃喝,海瑞不许,七天之后,年仅五岁的女儿活活饿死了。海瑞严格遵循儒家等级伦理道德,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女儿。他从来就不懂得什么叫“爱”。他是专制机器上一颗忠贞的螺丝钉。前几年,浙江省出现了中学生杀死母亲案,青海省出现了母亲打死子女案。

在等级社会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中国的“人本文化”,不但实现不了以人为本,反而否定了人。“蚁民”、“草民”的说法,从根本上否定“民”的人格。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死个人跟死只蚂蚁没什么区别,怎么会“爱人”?农民子弟孙志刚到广州去打工,上街没带《暂住证》,就被活活打死了。他没有人权,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他被当成了人吗?中国每年光煤矿事故,就死伤数以万计的民工,谁为他们呼吁过?2003年在成都,一个叫李思怡的3岁小女孩饿死在家里。新华社说6月4日警方抓走了其母亲,其母曾请求警方通知亲属照顾,但警方未成功通知。6月21日警方发现李思怡已经死亡多日。

中国历代王朝的交替依据“易姓革命”原理,被引证的史实是“马上得天下”、“枪杆子里出政权”,结论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既然盗人之国者能为人君,万民也就依样画葫芦,无人不盗、无所不偷,因而诞生了中国的强盗文化。远在春秋时代,被孔子教训“盗亦有道”的盗跖,当时已率领数万徒众横行天下,生食人肝,势敌诸侯。汉代不但绿林、赤眉、黄巾为乱,亦出现专门捕人而食的饿贼。宋代《水浒传》中的梁山泊更成为江湖世界的英雄表征。中国社会自十九世纪起即兵匪不分,两者唯一不同的是,兵公然掠夺,匪暗地抢窃。民国以后,中国到了“无山不贼、无湖不匪”的地步,再加上兵匪、学匪,不仅东北马贼跋扈,连大都市的巴士内都须要两位配枪的随车士兵才能保护乘客安全,称之为“土匪仔国家”,实当之不愧。按朱新繁《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一书所称,1930年代的匪贼总数,依推测约有二千万人。又按戴玄之《红枪会》一书所记,自中华民国建国以来,中国没有一地不出现匪贼,也从来没有一年无匪贼的抢掠。在土匪仔国家成长,又饱受强盗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即使非人人皆盗贼,至少人人皆有贼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了1950年代中期,才平定了盘据河南省的土匪。可自改革开放以来,不但强盗杀人、六害七害应有尽有,车匪路霸到处出没,甚至流出海外,活跃于全球各地。今日的中国,已从革命输出国变成土匪输出国。在日本,凶恶犯罪的外国人中,一半以上是中国人;窃盗犯中,中国人更高达90以上。21世纪世界各国最忧心的,已由“中国威胁论”变成了“中国人威胁论”。

“妥协”这个词不见于古籍,说明老祖宗们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中国的政治文化是建立在“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基本假设上,君臣之间、君民之间、臣民之间只能是绝对专制与绝对臣服的关系。倘有争端,则一定是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冰炭不容,你死我活。胜利一方,一定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斩尽杀绝,斩草除根,车裂大辟,去势敲膑,灭族弃市,食肉寝皮,“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人”。曹操云:“宁使我负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负我”;慈禧太后的名言是“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要让他一辈子不痛快”。一名太监下棋时说了一句:“奴才杀了老佛爷的这匹马”,竟被拖出去活活打死。鲁迅立志以杂文医治国民劣根性,却又专门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倡“打落水狗”,帮着制造出一种在文革时达到高峰的烈性传染病来;那时亿万群众奋起痛打落水狗,斗得天翻地覆。嘉禾县委、县政府以“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就影响他一辈子”的标语,强制拆迁,“株连”公职人员,完全是慈禧的翻版。

2)唯利是图没有爱。中国古汉语中的“爱”的本意是小气。《孟子》中有“百姓皆以王为爱也”,即指小气。这个爱字,反映了私心、计算;怎么划算,就怎么做。爱有益处,就爱;遇了风浪,就“识时务者为俊杰”,溜了,不爱了。战国时,苏秦去秦国游说失败,穷困潦倒回来,妻子嫂子都不答理;他一气之下,苦学一番,到六国去游说,大胜,挂六国的相印回来,他嫂子跪着挪到他面前。苏秦问嫂子:“何前踞而后恭?”嫂子直言不讳:“因为子位高而多金啊”!这个故事,说明中国文化中的爱的本质:爱的是条件、是利益,不是爱人。古语云: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道出了中国人的本质。唯利是图,必然争权夺利、必然坑蒙拐骗、你偷我抢、杀来杀去。

2002年9月13日晚,被告人陈正平来到“正武”面食店,将所携带的剧毒鼠药“毒鼠强”投放到该店食品原料内,造成300多人中毒,42人死亡。2002年5月7日,中国北方航空公司6136航班2138号飞机在大连海域失事。国务院“5•7”空难处理领导小组宣布,张丕林先后购买七份航空意外险,张丕林人为在飞机上纵火制造的空难。他是想自己空难死后,用111条无辜的性命换取自家人获得一笔丰厚的航空意外保险金。2004年7月21日,四川乐山市发生一起爆炸案,拥有亿元财产的县政协副主席、四川明达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葛明君[因缺乏爱心欺负农民]被炸身亡。

有人落水上千人围观无人搭救,还有人乘人之危漫天要价;有人要跳楼自杀,“观众”里竟有人催促“快跳”;女婴被弃街头或有人倒卧路旁,人来人往却无人理睬;列车或长途客车上女乘客被歹徒当众轮奸,全车人装聋作哑;企业主只求赚钱全然不管工人死活,有的外企“入境随俗”也被“同化”了;救死扶伤的医院也常常草菅人命……

老舍跳太平湖,他的妻子儿女推了最后一掌;高行建书稿被焚,是他告密的前任妻子点的火。写了《人啊,人》一书而成名的大陆名作家戴厚英女士,竟然被熟人为了一点小钱而残忍地杀死了。著名诗人顾城砍了妻子一斧头后,人没死,在抽搐挣扎之际,顾城又砍了第二斧、第三斧…。汽车撞人后,把半死的受伤者扔到山沟里,任其死掉。这些事,别说爱了,连良心、人性都没有。

资源的有限性和欲望的无限性的矛盾、推崇祖先的忠孝文化,是产生仇恨的原因。一些中国人恨自己的亲戚、同胞胜于恨敌人。归根结底,是人的罪性导致了人际间矛盾和冲突,是罪性产生了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邪恶。如果人的罪性得不到处理和改变,仅仅制度上的变革是于事无补的。

3)不信神的人没有爱。西方社会相信:上帝会宽恕每一个犯罪的羔羊。何况上帝还要进行末日审判,一个人在世界末日来临时的待遇是升天堂还是下地狱,是上帝说了算,因而尘世的法律没有必要制定得严酷,要轻刑化,因为上帝的末日裁判是最高的,也是最终的,同时也是最公正的。近来,西方社会普遍地改善了囚犯的待遇,实行开放性的监狱管理。不少国家已经取消死刑,英国在1837年仅仅保留了“叛国罪”一例死刑,而今早已全面废除死刑。香港1993年全面废除了死刑,澳门也废除了死刑。美国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被谋杀者家属宽容罪犯”,这个组织的三千名成员,大部分都有家属死于暴力,但是他们发起了一个“反对将罪犯处死”的运动,因为他们认为复仇本身是一种罪恶。这对于认同“杀人偿命”原则的中国人,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上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就意味着,人没有权利去讨恶报冤,有上帝作最后的审判。这样,伸冤的权利交给上帝。就不会出现冤冤相报,世世代代仇恨不解的情况了。耶稣说:“爱你的仇敌”,“不要以恶报恶”,“反要以善胜恶”。孔子却说:“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意:用恩德来报答别人的恩德,用应该得到的惩罚来回报别人的恶行)。

这就对比出了上帝的观念与人的观念是多么不相同!基督讲的是“宽恕”,孔子讲的是“直”。中国的“直”,就是公平的意思;中国人以为一报还一报就是公平。一个西方人临死,会对牧师说:“我宽恕以前得罪我的人”。而一个中国人死前,会对儿子说:“记住,谁是害了咱的仇人”。报了这仇,就算拉平了,也就“直”了。国内流行的金庸小说,经常表现这样的思想:“此仇不报,誓不为人”。西方人可以打一架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在我们的文化中,没有上帝,人自己为自己伸冤,就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共戴天”、“父仇子报”、“活着就要报仇”等说法。冤冤相报何时了?杀来杀去有何益?

1998年情人节,武汉长进大桥一阵天崩地裂的巨响,很多人以为大桥跨了。原来发生了汽车爆炸,死了几十人。经过半年调查警方得出结论:肇事者系江西一农村青年,因不满情人的分手决定,遂预谋了最后的情人节聚会,以惊天动地的方式了结此生。2001年石家庄连环炸楼案也是婚姻破裂导致的特大恶性案件。马加爵连环杀人是变态报复,河南平舆一青年在两年内连杀17个与自己素不相识的学生就是以杀人为英雄、以杀人为乐了。可见:“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毛泽东思想是多么的荒谬!

《爱的真谛》歌唱道:“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们时常把爱放在聚会的那一刻,把爱放在感情最激动的那一刻。我们只把爱停留在最感性的层面,那爱是不会恒久的。爱应该是最具有持久、充满恩慈、公义的爱。布什总统在清华演讲时提到“911”事件时,眼里满含着泪,但清华学子们,没人注意到这些;在对话的时候,没人问候一句“911”事件的遇难者,他们没有把别人的苦难当成自己的苦难。在纪念“911”一周年时,布什在纪念大会上,读出一个个遇难者的名字,一直读了近两个小时,他不是给出个总数七千或八千就算了。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都有着独立的生命,每个人都是不可忽略不可替代的。他读的时候,充满了爱,这是来自上帝的爱。

孔子提倡“仁”,并指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但推己及人的处世观,强调的是“己”,而不是公义。国人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斗。为国家、为民族、为真理的拼搏精神,远低于为自己、为家人、为朋友谋私的斗勇[如刘备公报私仇伐东吴]。千古暴君秦始皇,搞相互监督、鼓励上告,整天想把反对势力消灭在未萌状态,到处斩草除根;死时又杀了太子,终于把江山斗垮了。慈禧太后心狠手辣、斗垮了辅政大臣,又害死了东宫太后,临死前又把光绪帝弄死,最后葬送了大清国。如果慈禧有点博爱之心,顺从一下民意,今天的中国肯定还是叫大清国。可惜专制仇恨毁掉了中国。

鲁迅塑造的人物阿Q,被称为中国人的灵魂。阿Q听说革命风潮来了,开始作自己翻身享福的白日梦,他躺在破庙里,首先想到的是杀人。而且,第一个要杀的不仅是恶霸老爷,还包括跟他一样的穷苦农民小D。阿Q这样一个流浪汉式的农民,从来没有当过官,他怎么会知道有了权就可以杀人、管人、支配人呢?并且想的那么凶狠?——阿Q是从文化中学到的,被历史上残酷的文化培育出来的。

一个造假药的女人导致了19人死亡被警方逮捕后,面对公众的质问没有丝毫的犯罪感。因为,她的父辈教过她“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惟独没有教过“爱”。她打小看见的就是掠夺、倾轧,父子相残,婆媳斗法,趋炎附势,官吏打着“惩恶扬善”的旗号,实际上不过是“黑吃黑”。

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宣称到达天国之路,是用爱铺成的,是用善维护的。唯有共产主义邪教,用斗争、杀戮和仇恨作为它的教义,要用红血和白骨作为它的人间“天国”——共产主义大厦的建筑材料。中共从阶级斗争的血海中爬出来,集世上最阴毒、最残忍、最邪恶之大成。“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成了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中共执政后,把斗争哲学贯彻到了一切领域甚至意识形态领域中(所谓思想斗争),不惜动用大量资源占领“舆论阵地”,使得连文化思想领域也成了硝烟四起的“文化思想战线”。几十年来,党用斗争哲学成功地改造了整个民族。这种斗争的特点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余地”,彻底否认斗争目的是达成“双赢”或“双活”的妥协,而是全面压倒对方、迫使对方屈服,为此可以使用一切合法或非法手段,将对方逼入困境,在全社会面前使对方丢丑(所谓“揭露反动本质”),将对方斗倒斗臭甚至斩尽杀绝。文革中,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在检阅时,毛皇帝说“文质彬彬,要武嘛!”于是她改名为要武,她与人作杀人比赛,有一红卫兵打死了六人,她就打死八个人。她觉得这很积极。毛泽东临咽气前还教导全国人民:“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八亿人民,不斗行吗”?《农夫和蛇》、《东郭先生和狼》成了人人必颂的圣诗,而“合二而一”、“和稀泥”、“折衷主义”、“妥协”等字眼都和“可耻”、“投降”、“丧失立场”、“动摇”等辱词紧紧联系在一起。共产党人不相信善良,不相信真诚,不相信平等,不相信妥协,不相信折衷,不相信调和,不相信“人有不忍人之心”,不相信“得饶人处且饶人”,不相信“温良恭俭让”。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一个充满邪恶、阴谋、敌意、包围、遏制、颠覆、侵略、征服、“糖衣炮弹”与“和平演变”的世界,他们用以对付外界的手段也就是这一套。因此,他们只相信实力,相信颠覆,相信征服,相信围堵封杀,相信弱肉强食,相信文攻武吓,相信“武装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

以马克思为指导的文化是反叛文化、更是暴力文化。无产阶级世界观,不过是某些穷人的偏见,披着“解放全人类、“大公无私”等外衣,骨子里却是懒惰、嫉妒、贪婪、残暴、仇恨和造反。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中国现在的穷人很多,有1.83亿人失业,如果再出一个毛泽东或洪秀全,中国还有平安吗?

当一个社会对人们爱的天性构成压抑,人们心中的永恒的正义之歌会唤起他们的叹息和哭泣,并最终成为反抗的力量之源。很多农村人心中充满了恨,他们盼望陈胜、吴广领头来发泄他们心头的恨。这是一个充满干柴的火药桶,弄得不好就会炸毁中国,彻底地毁掉中国的经济。这绝非危言耸听!要没有这种趋势,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中国资金流入到国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官僚子弟要移居他国呢?贫困的农村很可能是中国的暴力革命之源,这会使中国走上新一轮的专制。所以,温家宝要阻止黄宗羲定律愈演愈烈,阻止中国的下沉,但他又有什么好办法呢?

★ 2.爱的宗教 ★

心理学家弗罗姆说:“爱是人类生存问题的唯一满意的解答,…爱就是重视人,就是关心别人内心的要求。”爱可以化解一切仇恨,爱可以征服一切罪恶,爱可以使我们民族生活在一个新天新地。爱心可以使一个人遵守公德、主持正义、维护良知。博爱之心使人向善,它是医治罪恶的唯一良方。所以,用爱的宗教代替仇恨的宗教,抛弃宣扬仇恨的马列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保证。

人与世界,存在着三个维度。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上个世纪初,我们在人与自然的维度引进了西方的“科学”,在人与社会的维度引进了西方的“民主”,但是在人与自我的维度,却没有引进西方的“信仰”。终极信仰的匮乏限制了我们对于生命的敬畏、对于苦难的悲悯。我们没有任何的精神依赖,心灵充斥着黑暗。任何人想要跳过这个心灵的黑暗去推进博爱教育,都无异于白日做梦。爱唤醒了我们身上最温柔、最宽容、最善良、最纯洁、最灿烂、最坚强的部分,即使我们对于整个世界已经绝望,但是只要与爱同在,我们就有了继续活下去、存在下去的勇气。一个好的世界,不是一个舒适的安乐窝,而是一个铸造爱心美魂的场所。爱是人类在意识到自身有限性之后才会拥有的能力。洞悉了人是如何的可悲,如何的可怜,洞悉了自身的缺陷和悲剧意味,爱,才会油然而生。

爱心是道德的本质。基督教是爱的宗教。神对摩西说:“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与你们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也做过寄居的。”

《新约》比之《旧约》,强调爱,强调通过爱的精神来布道,来扩大信徒,而不是暴力征服的宗教。《新约》圣经中,耶稣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念:爱你的敌人。这个理念将基督教和犹太教区别了开来,并且使基督教超越了单一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伊斯兰教的教义,在许多地方承袭了犹太━━基督教义。不同处是,基督教宣扬爱,它宣扬征服)。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又听见这样的教训说:‘爱你的朋友,恨你的仇敌。’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并且为迫害你们的仇敌祷告。这样,你们才可以作天父的儿女。因为天父使太阳照好人,也同样照坏人;降雨给行善的,也给行恶的。假如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上帝又何必奖赏你们呢?连恶棍也会这样做的。假如你们只向朋友打招呼,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就连异教徒也会这样做的。你们要完全,正象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这表明,基督教是提倡公正、公平的平等之爱而反对因私枉法的。

爱,是基督教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是对恶的唯一深刻的否定,而其它形式对恶的抵抗不过是对恶的投降,因为“以恶抗恶”、“以暴抗暴”不过是对恶的复制。

(1)人是爱的存在,不是利益的存在。基督教的爱是超越了家庭和血缘关系的爱,是一种普世的爱。基督教讲“爱人如己”,“人”不仅包括家庭,也包括邻人、陌生人、甚至仇人。这是一种平等的、普遍的爱。为了贯彻这种普世的爱,耶稣甚至当着众人的面否认了他的生母。他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在这里,亲子间个别的和私人的联系被否定了,这是因为上帝的爱是无私的、平等的。真正的自爱是爱自己的灵魂,爱自己的人格,也就是爱自己的天赐生命,愿意自己的生命像基督那样发出应有的神性的光彩。使徒保罗继承了耶稣的“爱”,并进一步地发挥。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能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

中国人认为人是利益的存在,所以才有“不报复吃亏”的逻辑。动物受到攻击有疼痛感,它反射性地要“反咬一口”。这种报复逻辑,是“以暴抗暴”的理论前提。如果人的本质是爱,报复行动因伤害了人的本质而带来新的痛苦。

“幸灾乐祸”是动物的思维水准,是等级制度的必然结果。等级中的人看到他人倒霉、不如自己,就以为自己升了级,所以兴高采烈甚至落井下石。中国人是最缺乏同情心的民族。一个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经常处于不幸状态的人习惯于在别人的不幸中找到幸福的感觉,这是中国的精神胜利法。把杀人当做艺术来欣赏,不仅是因生活单调而寻找“悲剧刺激”;更是因“死”使“活”感到“相对幸福”。在今天,让犯人游街示众,有选择地看“公审大会”,仍然是“加强法制建设”的内容之一。人们蜂拥而至不是为了去寻求公正和保卫权利,而是去“看热闹”,去“自鸣得意”。由于长期的暴虐熏陶和生活的不幸,人们道德麻木,对生命尊严普遍漠视。“对犯人的同情”(对一切不幸的人的同情)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

(2)对恶的真正否定和超越是:不象恶那样存在。耶稣说:“不要与恶人作对,要以善胜恶”。新约路加福音廿三章道,当被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他心中有的不是报复与仇恨,而是饶恕与赦免。“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的爱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你杀了我,我还爱你!一位二战时期的日本战俘获释后讲了一个故事:俘虏营里经常有一位美国少女去探望和照顾日本士兵,战俘问她:“为甚么对日本俘虏那么好?”她说:“二战爆发时,我的双亲以宣教士身分在菲律宾工作,被日军逮捕后以间谍罪名处死。在临终前三十分钟,他们没有为自己做甚么,只恳切地为将要处决他们的日本士兵祷告。”战俘茫然不解,回国后读了圣经终于理解了那位美国姑娘及她的父母的心情,正是耶稣,使那位美国少女用爱心去关心杀害她父母亲的仇人。这位日本人后来成了基督徒且到处传播主的福音,他“由战争的信徒变为耶稣基督的信徒。”

如果个人的退让,能拯救人,那么当然退让最好。如果教训责备争斗能挽救人,那么当然是挺身斗争,有时,爱的方式比惩罚责备的方式反而更有力量和果效。保罗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表示悔改]堆在他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保罗告诉我们,爱是凡事包容,不计算人的恶。我们要因着主的爱及他的命令,让我们彼此先饶恕人吧!爱不是说教,而是通过在恶面前受难去行动。软弱是对暴力最深刻的克服,它通过示范让行恶者惭愧,因惭愧而脱离罪性。16世纪俄国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圣徒叫樊尚。有一天,他走在路上,迎面走过来一个酒鬼冲着他就打了一拳,把他打倒在地。当时他跪在地上,看着打他的酒鬼,抱着他的腿说:“兄弟我哪里得罪你了吗?如果得罪了你,请你原谅我”。

中国人奴性很重,对于压迫忍受的能力特强,等到忍无可忍起来反抗时,往往就背离了基本的正义和理性,见人就杀、有火就放。以血还血,血会流得更多;以暴易暴,得胜的仍然是残暴。想用革命手段实现人间天堂,但却被革命的暴力充溢了整个社会;想用流氓手段挫败敌人,自己最终也变成了流氓。以黑暗对付黑暗,结果黑暗侵蚀了自己的心灵和肉体,心灵变得无比的阴暗,成了浑身是毒、百毒不浸的老毒物。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众多叛逆者走过的路,也是众多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3)“敌人意识”往往把暴力区分为“正义的暴力”和“非正义的暴力”两种,从而为暴力行动辩护。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类的“自我中心”的本性,任何使用暴力的人都会把自己行使的暴力看成“正义的暴力”。因此,基督认为:唯一的正义就是不使用暴力。如果人人都不使用暴力,那么暴力就根本不会发生。但“敌人意识”会反驳:那怎么可能呢?总有坏人。基督的回答是:和平的不可能,就是因为你们先认为它不可能,才变得不可能;坏人就是你自己,爱需要从每个人做起。

基督教把爱作为所有信条中的支配原则,并提出了爱欲、友爱、忠爱、神爱的四个层面的概念系列。

(1)爱欲指灵魂对至善的追求,上帝是神圣爱欲的典范。上帝是爱的源泉、是爱的终点、更是爱的顶点。宇宙因上帝的爱而存在,基督的福音保证所有人的爱都是向善的。

(2)友爱指平等的爱,即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博爱,是一种亲密的仁爱之情。

(3)忠爱指对上帝的服从,基督徒认为人是上帝的副本,必须绝对的服从上帝。上帝的命令是神圣的,只能遵从不能违反,这是社会秩序的保证。忠爱是一种意志的承诺,是一种自愿的献身;绝不是逼上梁山的勉强行为。人类全心全意地爱上帝是以爱人体现出来,这就引伸出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的动力。这样,基督教就完善地处理好了人神、人人之间彼此相爱的问题。

(4)神爱指上帝的爱,上帝以自发的、无限的爱创造万事万物;没有神爱就没有一切。神爱是神圣的精神、是上帝的精神、是上帝本人。神爱创造了善。奥古斯丁认为:对人的爱是至高的德性、至上的理想以及一切道德的基础。神爱的是他创造的人,而不是人的罪,只有脱离罪恶悔改重生的人才能蒙神的悦纳。为了爱大家,就要惩罚在罪恶之中沉溺不知悔改的人,以免他伤害别人,或以敬效尤。基督教把人对上帝的爱与普遍地满足人的需要联系起来,对人类文明的创造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护士的鼻祖南丁格尔(1820-1910)生于意大利中部历史名城佛罗伦萨的一个富有家庭,后来随家迁居英国。她曾就读于法国巴黎大学,精通英、法、意、德诸国语言。1837年的一天,南丁格尔感到了上帝的召唤,要她完成爱的使命。1844年,她从英国出发,对法、德、比、意等各国的医院进行了考察。1850年不顾家人的反对,她毅然前往德国的凯撒斯韦特接受护理训练。1853年受聘担任伦敦患病妇女护理会的监督。1854年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她率领38名护士亲赴前线,在4所战地医院服务。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使伤病员的死亡率下降到了2.2.1860年她在伦敦圣汤姆斯医院开办南丁格尔护理训练学校,这是现代护理教育的开端。1901年,因操劳过度双目失明。1907年,英王颁发命令,授予南丁格尔功绩勋章。1912年,国际护士理事会倡议以南丁格尔的生日5月12日为国际护士节。英国10英镑纸币上印有她的半身像。南丁格尔制定的护士行业誓词:“余谨于上帝及公众前宣誓,愿吾一生纯洁忠诚服务,勿为有损无益之事,……。”

1864年8月22日出席日内瓦会议的16国家中有12个接受并且签署了为改善战场上的伤病员状况的《日内瓦条约》。该条约由瑞士的慈善家吉恩•亨利•敦安特倡导发起,它号召在战争期间对伤病员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且保证医疗服务人员的中性地位。为纪念敦安特,一个白色的背景上的红十字即颠倒的瑞士的旗帜被选择作为标志。敦安特(HenryDnnant,1828-1910)是瑞士的银行家、慈善家,也是“复苏教会”的成员。他在1850年代协助成立日内瓦基督教青年会(YMCA),他虔信上帝。1901年他得到第一届的诺贝尔和平奖,此时他已破产、身无分文。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红十字会。

特蕾莎修女1910年8月26日生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人。1928年派调印度加尔各答洛瑞图修道院,担任当地学校的老师,教授地理及历史。1948年因深感受印度贫民的苦況,走出修道院济世救人。1950年获教皇特准,成立了“仁爱传教修女会”。1995年的统计,全世界有137个国家有仁爱修女会的组织,537间安养所,有四亿多的资产,有七千多名正式会员,宣誓终其一生要全心全意地为“最穷”的人(poorestofthepoor)服务。她没有留给自己一分钱,她的目的,不仅仅是为穷人和鳏寡孤独者提供衣食住处和医疗服务,而是要在服务的过程中,给这些人带去爱心,让他们感到自己有尊严、感到自己被人爱!为此,她先变成了穷人,穿上穷人的衣服,一头扎进贫民窟、难民营和各种各样的传染病人之中,五十年如一日;她的追随者们为了让服侍的对象觉得有尊严,也仿效她的榜样,过着穷人的生活,以便成为穷人的朋友。她兴办的机构把食物、衣服、住房、药品、医护、教育等等送到千百万穷人、孤儿、灾民、病人、以及被遗弃者身边和手上……

可是,她住的地方,唯一的电器是一部电话;她没有秘书,没有任何公关人员,更没有任何宣传品。她穿的衣服,一共只有三套,而且自己洗换;她只穿凉鞋没有袜子。有一次戴安娜王妃访问印度,去见特蕾莎,她突然发现特蕾莎的脚上没有穿鞋。戴安娜事后跟别人讲:“我跟她握手的时候发现她没有穿鞋,我脚上穿了一双白色的高跟鞋,我真羞愧呀!”

1964年,罗马教皇赠给她一辆白色林肯牌轿车,她将车作为抽彩义卖奖品,用所得款项建了一座麻风病医院。她说:“痛苦、羞辱、疾病、失败――都只不过是耶稣的亲吻。”而受苦的人,被她看作耶稣的化身。“有什么会比他(耶稣)成为一个严重麻疯病人更为丑陋呢?然而这就是耶稣。……耶稣就在那人里面”。“我们可以在残缺的躯体和被遗弃的儿童中,得见基督”。她说:“我亲爱的病人,当我从你身上看到基督,你对我是加倍的珍贵。对我来说,能够照顾你,是多么大的荣幸。”

她在世界各地开办麻疯病收容诊疗中心、艾滋病收容所、“垂死者之家”、救济中心等机构,数目将近一千个。她亲吻那些艾滋病患者的脸庞,为他们筹集医疗资金。她给柬埔寨内战中被炸掉双腿的难民送去轮椅,也送去生活的希望。她细心地从病人腐烂的伤口中捡出蛆虫、亲切地抚摸麻疯病人的残肢。

在特蕾莎创立的“垂死者之家”里,被服务的人都是病危而且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服务人员都是义务劳动者,称义工;绝大多数的义工来自欧洲,也有来自日本、新加坡和台湾的义工;有的义工是学生,有的是医生,有的是银行家;甚至美国加州州长也在此服务过一个月,他和大家一样服务病人,做各种杂事。特蕾莎最大的贡献是她将关怀和爱带到人类最黑暗的角落,她们感动了多少人,多少人因此变得更加善良。

她说:“我不赞同做大事,在我看来,个人才是重要的。要爱一个人,我们就必须与他紧密接触。假如我们要凑足一定的人数,才开始工作,我们就会在数目中迷失,无法全面照顾和尊重个人。我只相信个别的接触,每一个人对我而言就是基督,他是那时那刻世上的惟一的一个人,因为基督只有一位。就让我们成为神慈爱的活见证:面容中有慈爱、目光中有慈爱、笑容中有慈爱、亲切问安中有慈爱。在贫民窟中,我们对穷苦大众而言,就是神恩慈的光。我们对小孩子、贫困者,和所有受苦和孤单的人,都要常常展露笑容。让他们不但得到你的关怀,也感受得到你的爱心。让我们见面时彼此微笑致意。微笑是爱的开端。如果我們帶着一張苦瓜脸去他們(穷人)那里服务,只会让他们感到更加沮丧。”

1979年,诺贝尔委员会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她,授奖公报说:“她的事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天赋价值。那些最孤独的人、处境最悲惨的人,得到了她真诚的关怀和照料。这种情操发自她对人的尊重,完全没有居高施舍的姿态。”公报还说:“她个人成功地弥合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鸿沟,她以尊重人类尊严的观念在两者之间建设了一座桥梁”。1979年12月10日,她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大会上的演说到:“基督忍受了极大的痛苦来爱我们,爱使他受难。……上帝赐给我们每个人的礼物是要我们互相爱戴。……不为大而爱,只为琐细而爱。从细微的小事中体现博大的爱。……我来接受这项奖金,是代表世界上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一向克己的她还向诺贝尔委员会请求取消照例要举行的授奖宴会。诺贝尔委员会当然答应了这一请求,并且把省下来的7100美元赠予了她领导的仁爱修会。与此同时,瑞典全国掀起了向仁爱会捐款的热潮。自此以后,她的事业得到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支持。印度总理甘地夫人为了向她表示崇高的敬意与谢忱,特别优待她终生免费搭乘印航飞机和火车。

1992年,美国哥伦布骑士团将“喜乐与希望”奖牌授予她,获奖后她立即打听在哪里可出售奖牌,以便将出售所得和奖金一起交给修女会,用于救助穷人。同年,她又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教育奖。1990年代南斯拉夫爆发科索沃内战,她亲自走进战区去营救战火中的妇女和儿童,双方一听说特蕾莎修女在战区里面,都立刻停火,她把一些可怜的女人和小孩儿带走后,双方才又打起来了。联合国调停好几次,南斯拉夫的内战始终没有停火,她进去以后双方却能立刻自动停火,伟大的特蕾莎在战区里享有崇高的威信。

1997年6月她在美国接受了美国政府颁赠的国会自由奖章。同年9月5日因心脏病发,逝世于加尔各答,享年八十七岁。特[德]蕾莎逝世在印度,她的祖国塞尔维亚希望她能够归葬,印度总理特别为此打电话给塞尔维亚领导人,让她安葬在印度。特蕾莎出殡的那一天,她的遗体被12个印度人抬起来,在抬起来前有人提出要不要给她穿上鞋子,后来决定不穿,因为她一生不穿鞋,所以死后也不穿。身上盖的是印度的国旗,印度为她举行国葬,就在她的遗体被抬起来时,在场的印度人统统下跪,包括印度总理。她的遗体抬过大街时,两边大楼上的印度人全下楼来,没有人敢站得比她高,统统跪在地上。所有的印度人都跪在地上。从新加坡到英国,从新西兰到美国,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纷纷发表讲话,为这位“仁慈天使”的逝世感到悲痛;联合国都教科文组织专门发表声明向她致敬,罗马教廷专门举行弥撒为她追思;菲律宾红衣主教梅辛称她为“代表和平、代表牺牲、代表欢乐”的象征,甚至印度最大的清真寺的伊斯兰教长布哈里也说,她是一位“永生的伟大的圣人”!2003年10月19日罗马教皇追封她为罗马教廷最高荣耀之一的真福品聖人。

★ 3.神是人的故乡,回到基督的怀抱 ★

徐光启认为西方最好的是信仰,是基督教文明。洪秀全的堂弟洪仁轩在写《咨政新篇》时说,“西方科技器物不是上宝,只是中宝而已,上宝是人们敬畏上帝,革邪心,守仁义,然后这个国家就太平,才有科技发展”。今日韩国的基督徒占人口近一半,有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国民党从孙中山,经蒋介石、蒋经国,到李登辉,都是基督徒。李登辉提出,一个好的国家领导人,第一是要有信仰;第二是为国著想,不惜放弃权力。“政权和平转移可说是空前的创举,不仅是在台湾,即使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头一遭”。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是1865年从英国传到台湾的。长老教会不主张超越尘世的纯信仰,而主张入世,参与现实中争取人权的奋斗。长老教会不仅一直明确地反对国民党独裁,而且其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更是有目共睹。该教会1971年发表政治宣言,主张把台湾的主权交给台湾人民。1975年,长老教会发表《人权宣言》,“坚决主张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17百万住民(当时人口)决定......为达成台湾人民独立及自由的意愿,我们促请政府于此国际情势危机之际,面对现实,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

“把恨埋葬,让爱散布,让包容、宽恕开化。”这是台湾民主运动人士施明德先生的一句名言。施明德先生为了台湾的民主,坐了25年的监牢。施明德先生深知:“一个受怨恨支配的人,不会有明天;一个让仇恨控制的社会,不会有硕景。”

如果离开了以“爱”为中心的圣经文化和基督教信仰,到头来终归是梦断神州。君不见:以有五千年文字史而自豪的中国人,在“礼崩乐坏”不堪回首之时,即使从ABC式的“您好”“请”、“谢谢”、“对不起”开始学起,也收效甚微。“五讲、四美、三热爱”后来只剩下另当别论的“三讲”,新编《三字经》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缺乏爱与宽容的土壤,结不出自由与民主的果子,即使有,也不过是假民主之名行专政之恶罢了。

当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六亿中国人民实际上在这个人造神的面前跪下了;当1979年邓小平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十二亿中国人又在拜物教的洪流中趴下了。如果中国人满足于只有生存而无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仍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奴隶。中国人为什么不能真正的站起来?为什么不能凭着爱心去过一种崭新的有灵性的生活?

要获得这种真正站起来的崭新的幸福,我们首先得在上帝面前谦卑的跪下,去真心实意的忏悔,去请求上帝的饶恕和原谅,从此真正回到上帝的义路上来。我们需要上帝,犹如万物需要阳光雨露。上帝是人类精神世界追寻源头的终极,是操劳的人心得以休息的盘石,是受伤的情感得以慰藉的灵丹,是人类思想航船的最终的风平浪静的港口,是人的精神活动所仰望的高峰。上帝是人类最高主义——人道主义的价值体系最高的化身。

人生的一切幸福,都是由爱而来。爱是救人[个人]之道,更是救世[众人]之道;还是是救己之道,救家之道,救国之道。基督耶稣爱人,甚至爱敌人、爱最低贱的人,不把人划分为等级。这构成了永久和平与正义制度的基础。爱是社会安定团结的真正基石,明智的领导人应当敞开大门,让神的仆人们把这块基石安放在神州的每一个角落。神就是爱。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这永不止息的爱!

中国引入基督教的好处有:

(1)压制迷信。农村有不少费钱的迷信活动,至于佛教寺庙的盈利,大家都是明了的。基督教的教堂,可以根据居民人数和财力修建,即使是在民居中设置礼拜堂也没关系。它活动过程很干净,没有乌烟瘴气、没有昂贵的活动项目。

(2)改变落后的民风。中国不好的传统如丧事的大操大办、拒绝火葬、以及更深层次上的缺乏宽容和仁爱等,如果引入基督教,这些问题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且基督教跟道教、佛教相比,是积极入世的宗教,对积极上进的民风的养成有好处。其“真理唯一”的神学论证,比东方式的玄学,也更能够培养人的思维。

(3)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友爱、祥和关系的建立与扩展。

(4)基督教分权有助于民主化进程。

(5)便于跟西方基督教国家沟通。


author:关键    source:维真论坛   last updated:10/04/04    visited: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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