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的幽灵、胡的招魂和民运的“收藏”
09/30/04    武振荣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238

一、如何认识毛的幽灵

有一本美国作家所写的书,叫《不在案的记录》。此书是专门分析和批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他是因“水门事件”而狼狈下台的人。在这本书中,作者指出:“尼克松是个杰出的人类范本,我们有权利欣赏他,以求审视我们自己。”接着作者又说:“尼克松是一杯茶,一支烟,一片兴奋剂,他另人喜欢又含有毒素”。至于说我作为一个中国的读者,对于尼克松是不是“一杯茶,一只烟”的问题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作者强调把对尼克松的认识同美国人“以求审视”他们“自己”的行为联系起来。把这样的意义移之于我们中国,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的关系肯定要胜过尼克松与美国人关系的一百倍,因此,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在分析、批评、批判或者“欣赏”毛时,一定不要忘记“审视”我们“自己”。在《无奈楼论毛》的书稿中,我虽然努力地批判毛,但是反对把毛当成中国式的撒旦,如果那样看的话,我们中国不但失去了世界上仅此一人的毛,同时我们也因此有可能会失去人民的历史和人民的运动,而失去的这些恰恰是中国现代社会中产生了最伟大事件的最伟大时刻。这样伟大的历史时刻和伟大事件,在人类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也完全是“史无前例”的。

毛泽东是我们中国20世纪的一大出产,也是第一位和唯一的把自己的思想“输出”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美国学者詹姆斯在其名著《60年代》一书中宣称:60年代“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全世界的时代”。在这一篇不是专门论毛的文章中,我没有可能对于上述的说发表我自己的意见,但是,我可以简要地指出,一个未经我们中国人民认真研究、分析、批评、批判的毛是一个真正的幽灵。他总是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游荡……。你只要你善于研究问题,你就会在流传于城乡的民谣中发现它,民谣说:“毛泽东,象太阳,照在哪里那里亮;邓小平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江泽民,象手电,邓小平一捏他才闪……”。在工人们的抗议失业和抗议政府的游行队伍中,被高高抬起来的毛的巨幅画像下面写着这样的文字:“毛主席给我们铁饭碗,邓小平给我们瓷饭碗,江泽民给我们讨饭碗!”除了这些民间的情况而外,中共四中全会上,从江泽民手中接过了中央军权的胡锦涛,也开始向毛的亡灵乞求,公开地唱起了招魂曲。以上这些情况当然会引起我们的警惕,难道中国的工农大众真的对毛就存在着那么深厚的情感?难道以胡为首的“第四代”真的要“继承毛的路线”?

我个人对胡招毛之魂的举动不持激烈的批评态度,我反而认为他的这个举动是符合常规和常情的。问题就在于我认为中国民运人士如果不能够有效的、卓越的把毛的这个价值的洋葱一层一层的剥开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用民主的“收藏夹”“收藏”不了毛的价值,如果这样的话,一个处于漂流状态的毛的价值就成为真正的幽灵了。就词典意义解释幽灵,所谓的“幽灵”同“幽魂”,指“人死后的灵魂(迷信)”。(《现代汉语词典》1520页)。当然,词典的意义一般是文学的意义,如果我们对幽灵做一个宗教意义上的解释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幽灵是指有能力干涉人事的鬼和神。又如果我们从政治科学的角度去解释幽灵,那就可以把幽灵看成是一种漂移不定的难以捉摸的价值。关于这一点,马克思的理解是对的,他在《共产党宣言》一书的开头所写的那样的话:“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是对幽灵的社会学的一个杰出的解释。今天,我们把毛比做幽灵也同样不是完全的贬义上的用法和说法。

二、关于两个毛的辨认

可以断定:在中共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向毛的亡灵求救的行为完全是由他对于毛一知半解的情况造成的。就我的观察而言,他虽然幸运地登上了中国专制主义权力的“顶峰”,但是这并不能够同时证明他在政治和思想上有很高的悟性,也并不证明他有很高、很强的能力。在专制政治权力的暗箱操作中,平庸之辈一步登天的事情,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屡见不鲜。因此我就有理由断定,他对毛的理解并没有超出平常人的水平。所以我个人完全可以说,胡的这一种行为实在是不太高明,到了我们民运派要“收藏”毛的价值的时候,胡的这一套就会导致自身的毁灭性后果。

我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研究毛时,提出了两个毛的论点。在《六六运动论说》和《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的书稿中,做了尽可能详细的论述,此处只能涉及其大概。在说到毛的地方,我们不应当忘记在我们中国社会有两个毛需要加以区别:一个毛是制度的毛或者中国共产党整体的毛;另一个是对共产党造反和反潮流的毛。所以,在任何有关毛出场的情况下,两个毛都会同时到场。不用分析你就会发现,这两个毛不是一路货色,有的时候甚至是完全敌对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甚至是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发现了这样的现象,不管是谁碰到毛的时候,都得要认识两个毛的现象,不然的话,你就会犯当年的红卫兵和此后的邓小平所犯过的错误,以为只有一个毛泽东。用这样的观点去批评中国共产党在毛死后对毛所采取的态度,你就知道了他们为什么要把后一个毛当垃圾一样的从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惟恐他造成对党和制度的伤害。同时你也就知道了,邓小平复辟后的中国共产党只要前一个毛——被他们称之为“党的集体智慧”的毛,而“全面否定”后一个毛——被他们说成是“犯了严重错误”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毛的苦苦用心了。所谓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成语,就可以说明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虽然邓小平们发现了两个毛的现象,并且用前一个毛来取代后一个毛,但是两个毛同时存在于中国社会这样的事实和现象是任何的个人或者集团都无法完全地能够从容不迫的应付得了。当你不能够科学的、严格的、公开而又光明正大的对两个毛的现象做出高质量的批评和批判时,两个毛的东西之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幽灵。

也正是抱有上述的见解,我从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伊始,我就认定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项十分重要和非常艰巨的任务是批评毛、批判毛。我也由此而把中国民运对毛的批评、批判的水平看是衡量中国民主运动水准的一种可以读出的指数。就在那个时候,我强调政治上“彻底否定毛”的做法不但不是民主运动的正确方针,而且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路线。谁都知道,民主运动在我们中国社会的今天,无论如何都具有反对中国共产党制度和共产党体制的那一种性质,而这样的一种性质在历史上却同“文化大革命”中的毛鼓励人民造反、鼓动人民反潮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认为中国民主运动要能够最终的形成气候,接受、改造、发展、利用后一个毛的价值,是不可逾越的一步。我是这样认为的,后一个毛的价值同前一个毛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后一个毛是以个人的名义对于20世纪60年代中叶的中国共产党社会和共产党制度贸然地发起了“攻击”。最有典型意义是在1966年的8月5日,他学着中国红卫兵的样子写出了非常著名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肤浅的人认为那是“炮打”刘少奇和邓小平,其实,那是“炮打”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炮打”中国共产党,是毛站在个人的立场对于他认为已经“腐化、变质”了的中国共产党社会和制度的一种“革命性”的打击。把毛这样的打击同全国各族人民对于大大小小的各级共产党组织的“炮打”行为联系起来看,伟大的六六运动的民主自由的面貌你就会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在六六政治造反运动中,中国人民在反对共产党政治压迫的斗争中,同毛结成了统一阵线的行为虽然得到了邓小平的“彻底否定”,但是,在1989年中国社会的伟大风波中,邓小平的接班人赵紫阳试图同大学生们“结盟”的那种暧昧的行为还是与毛有着一种历史意义上的联系和关系,正因为如此,赵紫阳的这一种行为也没有逃出邓小平等“老家伙”们的眼睛(当时所谓的“八老”,除邓颖超之外,全都是六六运动中的“落水狗”),他们以大学生们和赵紫阳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为理由,以结束“动乱”(六六运动就被他们视为“动乱”)为借口进行了镇压。所以我认为,在1989年的事件中,表面上毛好象没有出场,其实,你只要分析那场运动还没有来得及展开的前景,就会发现毛的幽灵无处不在,就连镇压这样的行为(毛临死前镇压了“4、5”天安门运动,虽然没有造成重大的人员死亡事件),也藏有毛的幽灵,不用说在它的完全胜利的图象中,造反的毛的存在几乎是人人都可以感觉到的。

三、毛之魂,胡可招乎?

四中全会召开的前夕,胡的御用文人们就所谓的“执政”问题开始了招毛之魂的活动。《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执政党审视自我》的文章,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一天定为“1949年3月23日”,即毛离开西北坡的那一天。也就在这一天,毛对同行的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一向以圆滑著称的周对毛说:“我们应该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不做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在这里,我不否定上述话的真实性,但是我却要指出就在这个吉祥的日子里毛脱口说到了“李自成”却是一个有意义的但也是很不吉利的事情。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解释,人类日常中的那些不经意的脱口而出的语言,或者在正常情况下被视之为“失言”的行为,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它实际上是那些一直受意识压抑的潜意识的东西在意识控制阀们懈怠的情况下的一种产物,所以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东西却有着一个十分奥妙的意义。有鉴于此,我也不认为胡写作班子的人对精神分析学说一无所知,但是,我认为“第四代”在“大喜的日子”里用毛的口又一次说出了“李自成”,都恰好表现了他们潜意识中的“死亡”信息。“死”是“四”的谐音字,这也为“第四代”接班人的可能下场画出了一个阴暗的图象,当然分析这样的阴暗图象,把它同早年“美国大预言家杜勒斯”的共产党的“第四代、第五代”要垮台的话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更为深刻的问题了。不过我要说明的是,杜勒斯的名字,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如雷贯耳了,那时,老师告诉戴着红领巾的我——杜勒斯是个“大坏蛋”。1970年之后,当我带着自己的观点开始了中国民主化运动独立研究的时候,我才从杜勒斯的话中悟出了道理。

前不久,我在写作《论民主的两种权利》的文章时,说到我们中国人万事都讲个正宗,包括包子、水饺、羊肉泡馍这样的吃食在内。当然,政治——我指的官方的政治,讲究个正宗就不足为奇。也许是为了这个,胡在请出了制度中的毛之后,就有可能宣布自己是“嫡出”的接班人,因为邓小平做为一个从来也没有把屁股坐在“正位”上的人,是没有权利可以“交班”的。这样以来,他就为他自己出于旁门左道的权力提供一种“正宗”的说明。但是,胡的确没有注意到,两个毛总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在请出了制度的毛的时候那个非制度、反制度的毛也肯定会借尸还魂。因为在不认识毛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对于毛的“一分为二”的幽灵式本质一无所知的情况中,任何的人行为都会同时地招来两个毛,而两个毛所引出的混乱在毛死亡的前夕中国人已经领教了不少。就此我断言,胡招毛之魂的行为实在是愚蠢至极。

我以为胡温辈招毛之魂的行为如果梢有闪失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招来不测的后果,到那时他们连哭都来不及了。毛在临死前,已经对他身后的接班人们的前途和命运作出了政治上极为不利的判决:“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我死后”“资产阶级右派要复辟”、“要反案”,“人民群众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文化大革命”要来“第二次、第三次”等等东西都会纷至沓来,显然这些东西是目前的中国共产党难以应付和难以对付的,闹不好它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新的政治运动的导火索。十分明显,制度性的毛,即第一个毛,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一贯的政治灌输的结果,是一种政治上强迫与人的东西,同中国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十分脆弱和十分软弱的,与此相反的是第二个毛——对制度造反的毛,却是中国人民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伟大运动中的一种创造,它不仅仅只关乎毛个人的因素,在完全的意义上,是由两种不同的因素做成的:一半是毛的东西;另一半是人民的东西。明白了这个毛的构成上的奥妙,那么胡的招魂行为的危险性就可以充分地于以估计了。目前,在我们中国,一个“不招”自来的“文化大革命”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何况有人“招”。我在2004年8月28日的中国雅虎网站上的《外滩画报》上看到,有人写着:“看看自己的周围,就能体会文化大革命的极端的重要性”。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以为,一旦我们中国人把那个至今未曾剥离出的人民造反价值的毛的皮完全地剥掉时,伟大人民运动的价值就会如水晶一般地呈现在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的面前,未来的中国民主化也只能出现在这样的前景之中。

胡在招毛之魂的时候,绝对没有意识到上述复杂的情况,所以他以为只要能够走在毛那条“万里执政路漫漫”的路上,自己就可以受到毛的幽灵的庇护,殊不知,这只能是“搬起来石头砸自己的脚”(毛语)。一个制度性的毛的价值,只有在中国社会中的“一小撮”人的圈子里才可以体会得到和可以护持的了,但是,一个非制度、反潮流的毛的价值,却是中国“亿万人民”过去曾经与之打过交道的东西,所以只有人民政治发展的程度有了一定的提高,那么,可以肯定,人民有能力可以消化或者“收藏”毛的价值。

四、玩一个“黑、白猫(毛)”的游戏看看

毛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唯一的一位哲学家,所以在他活着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还生活在一个破碎的哲学的环境之中,至他死后,这种破碎的哲学也就不复存在了,于是邓小平一个“不读书,不看报”的家伙就变成了党内外的唯一的权威了。如果说共产党的权威总是需要一种理论意义上的维持的话,那么邓的“痰盂边谈话”(他有一边吐痰一边谈话的习惯,不要把他同罗斯福的“炉边谈话”混为一谈)就变成了党的唯一的“理论武器”了。这样的东西在经过了党内“笔杆子”加工之后,就变成了“邓小平理论”;而这个“理论”在以封建主义的家法传了下去的时候,就衍生出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执政为民”。在这样的一个理论和思想衰变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共产党的衰败过程,可见,胡在对付这种衰变过程所产生的压力时,所采取的向毛的幽灵求助的方法多多少少地使人看见了“复辟倒退”者黔驴技穷的困境。

胡把自己打扮成共产党“正宗”的接班人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在1966年的伟大运动之后,中国社会就已经失去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毛以个人的方法所重新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已经是一个在政治上“受了严重的内伤和外伤”的小集团。党已经失去了它的集体的精神。在这样的条件下,毛运用个人的政治方法要把一种“继续革命精神”强加给党,从此开始了毛对党的“奴役”的战斗。如果说毛在这样做时,不得不沿着那个实际上被他和林彪“结束”了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前进的话,一个毛又被分成了两半:一半是精神上的继续主张走造反、反潮流路线的毛;另一半是消解造反精神,实行政治上的共产党“一元化专政”的毛。正是这个两个毛在不停的斗争中,专制社会才陷入了一片“混乱”。在这里,我们如果对于此间出现的“混乱”有一个深刻的研究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他是一种接近于民主的“混乱”,是专制政治变化成为民主政治的前奏曲。依据这样的思想,我们分析中国社会的半个多世纪的政治问题时,就不至于迷失方向。当前,我们如果站在这样的“大政治”面前看待问题时,就会看破“第四代”人的那些拙笨做法所包括的危险了。与此相关的是,造反的毛却是一个在大众精神的层次上和中国人民曾经有过“密切结合”的历史的东西,更不用说,这种“结合”存在于中国民主话运动开端的年头上。因此,我认为,我们的人民如果能够成功的实现政治上辨别是非的任务的话,人民的历史和人民运动的历史的伟大意义就一定会被发现,那时,历史上的伟大运动的精神就会在今天的人民的努力之下象火山爆发一样的再一次令世界吃惊!

在不久前写作的《非民主制度性民主价值的失却和寻找》的文章中,我建议应该建立民主的“收藏夹”的问题,把那些所有的中国社会分散或者零散的民主价值收集起来,特别是要把那些在过去的时间内激励过我们民族的基本的伟大的价值“收藏”在内,并且以此而完成目前的中国民主的基本的历史建设和理论建设。就这样的意义而言,我以为完成中国的民主化任务同时又是一桩我们中国人民求诸于己和求助于内的运动。这样我们在检讨中国民主化运动的得与失时,就不会犯把所有问题都转化成为专制派“反动的问题”了。当我们的中国人民不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有效而又团结的组织起来时,我们一味地抱怨“反动派独裁、残酷”又有什么值得可称道之处呢?

现在,我们中国民主派的民主“收藏夹”里没有1966——1969年这“三年”时间中的民主,所以我们民主的“本子”就同邓小平的“民主”比较接近,以至于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在某些场合中,竟被邓小平的民主所蒙蔽。同邓小平的民主比较起来,我们的民主也只可能多出一点点,所以,在邓小平开刀杀人之后,我们的民主同他的民主在分离之后,就显得特别的孤单和软弱。在一个需要人民造反的年头里,我们垂下了1966年造反的旗帜。正因为这是我们的错误之所在,所以我认为大骂江泽民不改革,胡锦涛不开放都无济于事,没有人民和民运人士勇敢而又伟大的争取民主的斗争而奢谈民主,那我们充其量算是“口头民主派”。魏京生先生在最近发表的《放弃对胡温特征的幻想》的文章很有见地,民运人士只有“一如既往地以反对派的姿态”参与未来在中国民主化运动的伟大斗争,中国才有希望!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如果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就有资格、有能力同胡锦涛玩毛的游戏了;在这样的游戏中,我们就是用毛对共产党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定性,用毛的“走资派还在走”,“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等等去同“第四代”“共产党当权派”去较量,我们也是有“赢”的把握的。如果我们具有更高的创造能力,我们也可以利用毛对共产党社会所做的“同旧社会差不多”的定义去号召人民。总之一句话,世界上难道还有民运人士“专门清理垃圾的方式吗?”美国一位很有名的政治家曾经说过的“没有专门的共和党清理垃圾的方式”的话,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

200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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