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09/20/04    朱学渊    多维网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370

拜读贵网《中国学者汉城重申高句丽属中国历史》一文,对中国历史学者孙进己、孙泓等的“大中国主义思想”,深感震惊。

尽管,中国北方诸族是在史前期从中原出走的,在经济、文化、政治上,它们与中原地区保持着持续的相互作用;但是历代中原皇朝对东北亚地区的控制,却是松散的,或不连续的。现代中国的幅员是基于满清皇朝的统一活动,而不是自古天然形成的。隋唐年间“高句丽”的疆域大部在现代中国的辽东地区,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且高句丽、新罗、百济是全体朝鲜人民认同的故国(即如,齐、鲁、晋、楚皆中国一样)。孙进己教授说“高句丽[历史]属于中国历史”,将极大地伤害朝鲜人民的感情,而且会激起一切有常识人士的反对。

几千年来,国与国的边界发生过许多变化,中、朝两国的现存边界也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我们绝不可以今日之现状,去改变过去的历史。当然,要以过去的历史,来改变今日的现状,也是不明智的。我认为孙进己教授完全不代表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也不可能有这种违背历史的想法,孙进己教授的言论已经在损害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为一个政治观念独立的知识分子,我也曾经对中国北方民族,特别是东北亚民族的历史作过一些研究。若干年前,在《Magyar人的远东祖源》一文中,我提出匈牙利民族(Magyar人)与女真─满族同源的假设,并以语言数据予以求证,该文最后一节是唐朝对高句丽的战争。为广大读者了解这段历史,谨节录此节文字,敬请《多维新闻网》予以刊布。

朱学渊:唐朝对高句丽战争

西方的史学家往往把亚洲北方游牧民族的持续西迁活动,归结为中华帝国的强盛和罗马帝国的虚弱。其实,古代的中国也只是时而强大,时而衰弱。北方少数民族为了追求良好的生存环境,一次次成功地入侵中原,统治中国,而且最后融入了中华民族,万里长城并没有完成它的使命。然而,倒的确是因为强盛的唐帝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将一个后世极有作为,但当时还处于较落后状态的靺鞨族的一部分部落,逼上了西迁不归之路。本文在语言和姓氏诸方面论证了Magyar人和中国北方诸族的血缘关系以后,还将以史实证明,对唐战争的失败是Magyar人的祖先出走的原因。

隋朝(五八一---六一八年),和唐朝(六一八---九○七年)是两个姻亲家族先后统治中国的皇朝,隋朝的亡国之君杨广(五六九---六一八),就是唐代的开国帝王李渊(五六六---六三五)的姨表兄弟。杨李这两个北方军人世家长期与异族的相处和通婚,使他们的后代身上都有相当多的胡人血统。或许是由于这种特殊的种族和血缘的认同感,隋唐两朝政权对异族文化和人材都表现出很高的宽容精神。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职业军人的家族背景,又使得他们在追求军事成就上表现出特殊的进取心。

然而,隋唐两朝的诸多扩张领土的军事活动中,唯有“辽东战争”进行得极不顺利。就是因为隋炀帝杨广的一意孤行屡征高丽不果的人祸,触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断送了原本是兴旺发达的隋皇朝的命脉。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在当政十八年后,恃国力强盛,置前朝之先鉴于不顾,开始了另一场缠斗不休的征东战争。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以二十多年的时间和大量的人命牺牲,去换取极为有限和极不稳定的空间,是得不偿失的。

这场漫长的战争,实际上是唐帝国对高句丽─靺鞨军事联盟之间的战争。在这个联盟中,已具备国家和政府组织形态的高句丽王朝,显然在政治上居主导地位。处于被利用的次等地位的靺鞨部落,在政治上被别人包办,然而却不知进退地从事着军事上的蛮干。在长达一代人的抗唐战争中,既耗尽了唐帝国的精力,也给自己引来了灭顶之灾。

在唐初连续的征东战事中,以第一次(贞观十九年,六四五)的期待最高,声势最隆。那时候,统一中国的唐太宗,又因解决突厥和收服西域,而踌躇满志,威望如日中天。开国元勋们,如李勣(五九四---六六九)等正年富力强,阅历丰富。后起之秀,若农家之子薛仁贵(六一四---六八三)虽初出茅庐,却已显露头角,正在军中任下级军官。归附的各族酋帅,如突厥族的阿史那思摩,契必何力,靺鞨族的突地稽等也都为唐太宗的恢宏气度所感召,心悦诚服,忠勇无比。在这种挟开国之盛势,集各族之英豪,内政外交诸事顺遂的大好形势下,唐太宗决定亲征高丽,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东北地区的领土问题。

唐军战前的准备相当充分,战略的算计亦极尽致密,它的安排大概可沿史载的战事进程揣度出来,即陆路大军以营州(今朝阳)为后方基地,春季开始行动,于夏水泛滥之前抢渡辽河,迅速攻取今抚顺、辽阳等要地。海路部队出山东半岛,袭取辽东半岛南端之金州地区。然后南北夹击,拔除辽东湾北岸弧形通道上的敌军据点(今鞍山、海城一带),以打通通往朝鲜半岛之最短线,力争夏季进入朝鲜半岛,隆冬前结束战争。然而,北部靺鞨部落出乎意料地介入,挫败了唐军的这一战略企图的实施,使得唐太宗败兴而归,一场本拟速决的战争就此一拖便是几十年。

《新唐书·太宗本纪》记载了这次战争的梗概:“(贞观)十八年(公元六四四)七月甲午,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兵及契丹、奚以伐高丽。十一月甲午,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李勣、马周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十六总兵官,以伐高丽。(贞观)十九年(六四五)二月庚戌,(太宗)如洛阳宫,以伐高丽。四月癸卯,誓师于幽州,大飨军。癸亥,李(世)勣克盖牟城(今抚顺)。五月已巳,平壤道行军总管程名振克沙卑城(今金县)。丁丑,军马首山(今辽阳市郊)。甲申,克辽东城(今鞍山)。六月丁酉,克白崖城(今鞍山本溪间)已未,大败高丽于安市城(今海城南)东南山,左武卫将军王君愕死之。九月癸未,班师。”

对于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史籍上也做了许多生动的记载。唐军将领负伤乃至牺牲者比比皆是,士卒填于沟壑者则更不可数计。唐太宗也亲临前线,救死扶伤,激励士气。如突厥贵族阿史那思摩于贞观十七年(六四三)率部内附后,“授右武卫将军,从征辽东,为流矢所中,太宗亲为之吮血……,未几,卒于京师。”又如“帝征高丽,诏(契必)何力为前军总管。次白崖城,中贼槊,创甚,帝自为傅药。”决战是在安市城外进行,正当唐军兵临城下时,情况发出突变,“高丽北部辱萨高延寿,南部辱萨高惠真引兵及□众十五万来援。”而在双方的激战中“常以靺鞨锐兵居前”。显然是靺鞨军的高昂士气和优良箭术,使唐军饱受重创。最后“(高)延寿等度势穷,即举众降”时,太宗对高丽部众宽大有余,“酋长三千五百人,悉官之,许内徙,余众三万纵还之。”而惟独对逞勇好斗的靺鞨部众恨之入骨,竟“诛靺鞨三千余人”。接着唐军又围城休整达三月之久,仍无力再战,遂于九月撤军,征东战事半途而废。归途中,大雪纷飞,将士们饥寒交迫,衣衫褴缕,唐太宗与将士同甘共苦,但情绪极为沮丧。以后的东征也都不顺心,四年后太宗在抑郁中死去。

唐军首战不胜的根本原因在于靺鞨部队的介入,而在战前唐朝对靺鞨毫无防范。甚至于唐太宗向新罗使者阐明他解决朝鲜半岛三国之争的策略时,还曾说过:“我以偏兵率契丹、靺鞨入辽东,而国可纾一岁,一策也……”然而,内附和可资利用的靺鞨、契丹部多居辽西营州和燕州地区,偏远的嫩江、扶余、粟末、长白等地的契丹、靺鞨诸部则并不在唐朝的掌控之列。在战争中,外交又未能与军事并进,“远交近攻”的古训被置诸脑后,乃至于发生了北部靺鞨与高丽结盟抗唐的严重后果。《新唐书·黑水靺鞨传》对此前后始末说得一清二楚:

“武德五年(六二二),渠长阿固郎始来。太宗贞观二年(六二八)乃臣附,所献有常,以其地为燕州。帝伐高丽,其北部反,与高丽合。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每战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执惠真,收靺鞨三千余,悉坑之。”

就此,北方的靺鞨族就成了唐军不共戴天的死敌,从以后唐朝的各次征东战事中,不断地用兵于“扶余道”的史实,我们推测当时与唐军为敌最力者,乃是聚居于扶余、嫩江地区的靺鞨泊咄和安车骨两强部。

在以后的二十年中,唐朝和高丽之间的战事无休无止,胜负却始终未能决出。除掉唐军将帅的指挥失误以外,游击战也困住了唐军。庸懦的高宗比起他的父亲来,实在乏善可陈,年号一个一个地换着,却也唤不出一个好运气来。若要逐次地叙述高宗时代的征东战事,简直是浪费篇幅,就连《高宗本纪》也将历次战事的将帅任命和事态发展记载得极为疏略,以致我们还得从史卷的字里行间去搜证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顺序。

连续二十年的抗唐战争,对于高丽和靺鞨人民来说也是一条不尽的隧道,英雄主义的斗争精神早已在黑暗中磨灭殆尽。为权臣所挟持的傀儡国王,还不得不与唐帝国私相授授。老迈而顽固的独裁者泉盖苏文却一味地好战,而他的儿子们早已等着争夺他死后将遗下的权位。高句丽王朝气数将尽了。

乾封元年(公元六六六),高句丽国大难临头,盖苏文一死,内哄即起。继任“莫离支”(相当于兵部尚书或总理大臣)的长子泉男生被两个弟弟男建和男产陷害,出走国内城(今集安),并遗子泉献诚入唐求助。同年六月壬寅,唐高宗任命契□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率庞同善、高侃(契丹族聚居的营州都督)、薛仁贵和李谨行(燕州靺鞨部酋长突地稽之子)等出辽东接应。九月薛仁贵小胜高丽军于新城(今抚顺北)。泉男生率其靺鞨、契丹部众前来会合。唐军进次金山(今开原西北东西辽河交汇处),威胁扶余地区。十二月已酉,高龄八十的李勭釷任命为辽东行军大总管,统率征东战局,战事进入高潮。

乾封二年(六六七),九月辛末,李勣率唐军击败敌军,占领高丽西陲重镇新城,由契□何力留守,主持北线战事。迹象表明,此次唐军已不以速胜为战略,而以攻取扶余嫩江地区,痛击靺鞨强部为首期目标。

总章元年(六六八)二月,薛仁贵(时年五十四,极精明)率两千精兵攻克扶余城(今四平),扶余地区三、四十城纳款输诚。唐军进入北部靺鞨、契丹混居地区。在西线失利的危急态势下,泉男建率大军倾巢而出,史载:“时高丽兵十五万屯辽水,引靺鞨兵数万据南苏城(今开原东西丰境内)。”并袭击新城,薛仁贵率部回救,但在金山地区受阻。薛仁贵避其锋芒,出其不意东取南苏、木底(今新宾)、苍岩(今通化)等三城,歼敌五万,消灭大批有生力量,进据东部靺鞨粟末、白山部之腹地。高丽败象已露,靺鞨社会大受震动,史载:“……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今敦化北山区)。”又载:“白山本臣高丽,王师取平壤,其众多入唐……”失尽了辽东、扶余,朝鲜半岛已无屏障,兼之有生力量在外线被歼,靺鞨外援更无指望,都城平壤也只是危城一座,契□何力率军于今安东新义州一带渡江,“悉师围平壤”,九月五日平壤城破,高丽国亡。

而我们所关心的唐军的死敌,Magyar人的祖先,靺鞨安车骨、泊咄两部人民的命运,则更是凄惨,《新唐书·高丽传》的记载是:“泉男建以兵五万袭扶余,勣破之萨贺水上,斩首五千级,俘口三万,器械牛马称之。”对我们来说,究竟是谁指挥了这次战役,已是无从考据了。李勣和泉男建分别是双方的主帅,凡事都可以和他们扯在一起。然而那条“萨贺水”在何处,则十分重要。按其音,应该就是后来的宋瓦江,现代的松花江,也就是安车骨、泊咄两靺鞨强部的聚居地区。

当时的真相大概是,唐军在占领扶余地区以后,又以穷追猛打之势进抵嫩江─松花江流域,以图一举肃清靺鞨强敌之后方基地。在薛仁贵率主力唐军东进后,朝鲜半岛告急,高丽部队已无心恋战,急于回救平壤,扶余、嫩江地区的靺鞨部队已成孤军,最后被唐军聚歼于萨贺水地区。本着唐朝一贯的“以夷制夷”的治边政策,唐军中的少数民族部队,如高侃所率的营州契丹─奚族,和李谨行所率的燕州靺鞨族,似乎也参与了这场“除恶务尽”的扫汤行动。他们在战场上大显身手,战胜后则纵兵虏掠,所谓“俘口三万,器械牛马称之”,似已不是来自农业地区的中原部队之所为。此时,与高丽方面结盟的靺鞨、契丹─奚族部落的内部已相当空虚,无力抵抗,于是一场牵动满蒙广大地区的大逃亡开始了,这也就史书所说的:“泊咄,安车骨等皆奔散,寝微无闻焉。”

作为后来欧洲的Magyar人,他们在告别了东方社会以后,先是逃亡,转而漫游,在无垠的欧亚草原上,消磨了二百多个寒暑,和十代人的生息,融入了许多不同血缘的族落,也终于忘却了自己祖先的业绩。他们本可以和平地游牧于水草丰盛的南俄草原,大概是肇于九世纪中叶蒙古高原的动乱,后续而来的逃亡者,又抢去他们的牧场,将他们推入了欧洲民族的熔炉。就此开始了他们作为西方民族的新篇章。

原载,朱学渊《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北京,中华书局,2004,修订版

作为后来欧洲的Magyar人,他们在告别了东方社会以后,先是逃亡,转而漫游,在无垠的欧亚草原上,消磨了二百多个寒暑,和十代人的生息,融入了许多不同血缘的族落,也终于忘却了自己祖先的业绩。他们本可以和平地游牧于水草丰盛的南俄草原,大概是肇于九世纪中叶蒙古高原的动乱,后续而来的逃亡者,又抢去他们的牧场,将他们推入了欧洲民族的熔炉。就此开始了他们作为西方民族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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