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
08/31/04    周晓    东西南北论坛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158

在主张中国民主革命的人士中,彭明和高光俊先生明确提出孙中山式“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 的组织方针。对此,本人非议如下:

一.

“一个领袖”意味着在革命期,在组织的最高层就培养着一个独裁者。该组织的其他成员会在这种组织架构中潜移默化地养成对该独裁者的奴性。这客观上反倒为建立另一个独裁体制做了组织准备。这明显与民主革命目标:推翻专制体制,建立民主体制相左。

次之,在当今科学文化知识高度扩张,个人的知识及其由此而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因而,依赖一个人的知识和智慧是不可能完成中国民主革命这一伟大社会目标的。

再者,“一个领袖”意味着大家把独裁的主动权交给了这位领袖,他可以独裁或不独裁。然而,从历史上看,一个个“一个领袖”不约而同选择了独裁,近期中国的蒋介石和毛泽东也没有例外(美国的华盛顿是一例外)。因此,从统计角度,中国的“一个领袖”成为非独裁者的机率太低。

高光俊先生对数千年中国历史归纳所作出的结论是:“一个领袖”的成功率是100%。这个结论是客观的。笔者认为,问题在于中国民主革命的目标是什么。数千年中国历史中,“一个领袖”们所建立的体制皆为专制体制,无一例外。这个现象也应是客观的。中国民主革命人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中国的民主体制,因此,从对中国历史统计角度看出去,高光俊先生所提倡的“一个领袖”所达到的目标,建立起另一个专制体制的可能性远比建立起一个民主体制大得多。

所以,要想从专制到民主,而不是专制到专制,“一个领袖”的组织方针不可接受。我们应该强调群体领导。

二.

“一个政党”当作组织方针提出意味着强烈强调党天然已有的排他性。在一九二七年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党,同第一大党国民党并存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由此形成了实现多党制约的民主体制的可喜的社会基础条件。然而,蒋介石在“一个政党”的方针指导下,用消灭肉体的方式对付中国共产党这个当时的第二大政党,并在实现了国民党一党专政。而当时未被消灭的现今的中国共产党也以“一个政党”为指导,把中国国民党驱逐于中国大陆本土,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它的“四项基本原则”仍然体现着这个“一个政党”指导原则。事实上,“一个政党”方针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实施“一党专制”的依据。

“一个政党”是日后产生“一党专制”的温床。因此,民主革命人对有着相似理念的组织应强调的是多党竞争,而不是在本组织内强调“一个政党”。

三.

“一个主义”是在强调这个组织的“一个领袖”的思想体系。因为从事在中国民主革命的人的目标是要建立民主体制,所以“主义”是局限在民主和民主相关的思想。孙中山在世界上已有一百多年民主体制后提出他的“三民主义”,并让其成为国民党的“一个主义”已经是错误,现在的民主革命人还在提另一个“一个主义”更是错误。

如果从美国人角度看“三民主义”,他们会认为孙中山抄袭他们林肯的。实际“三民主义”并无创意。实际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把世界上公认的民主思想翻译成当时他认为中国人能听懂的语言。把被翻译人的思想说成是翻译人本身的思想是不公正的。不过,这不是笔者的要点。

主义是个外来词汇。国外开创民主体制先河的那些人有着各自有所不同的成套的民主思想或思想体系,翻译成中文称民主主义。可是在孙中山生存的那个时代,那些主义中公认的部分已经融汇于民主国家的宪法。公民的行为不直接靠某人的民主的主义指导,而是靠民主的体制规范。所以,在世界上已有二百多年民主体制的现今,没有必要再来一次把翻译过来的、早已成熟的、并熔化为制度的他人民主思想变为自己的主义后当做旗帜来打。

微积分、电磁学、有机化学等来自外国,中国人可以接受,而民主体制或称宪政体制来自外国,中国人就不能接受?如果是因为要满足狭隘的民族自尊心而才要强造一个中国人的民主主义,着实大可不必。因为人们可以把民主体制及其相关的民主宪法当作整体人类发展的产物来享用,就象人们在学习和应用牛顿定理那样大言不惭。

所以,对于现已非常成熟的宪政问题,不要再另立一个抄袭性的中国人的民主主义,对宪政体制应报基本上移植的态度。

总体而言,“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提法不但现在是错误的,就是孙中山那个时代也是错误的。我们要强调的是群体的领导、多党的竞争和宪政的移植。

周 晓  2004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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