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中国语式与时下语式
08/29/04    武振荣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384

这篇文章想讨论一下中国民主运动目前所使用的语式问题,至于说这样的讨论能不能引起大家的注意,那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依我个人的见解,中国民运队伍(主要指公开的海外民运)其所以不能够很好地应对目前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于民运人士所运用的语式存在许多问题。仅就现象看,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就有可能影响民运的未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这样一些不合时宜的语式在民运队伍中被大量地运用的事实已经造成了相当不良的后果,所以,我认为有“澄清”之必要。

在我个人看来,存在于我们队伍当中那许多的不合时宜的语式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西方语式;另一类是过时语式。前一类语式造成的不利后果,是我们民运人士日渐地脱离中国的人民大众,以至于人民大众对于我们所宣传的东西失去了兴趣;后一类语式的有害性破坏了我们对新事物和新问题的兴趣,从而使我们在民主的战场上被慢慢地边缘化,使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变成过时的面目古怪思想顽固的人物,有鉴于此,我才想到要写作这篇文章。

关于革命与改良

如果我们对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历史稍有了解的话,那么谁都知道中国社会发生革命与改良的争论是80年、90年或者100年前的事情,可是在今天,在我们中国民主运动的刊物和网站上,竟被炒成了“并在日日翻新”的东西(见高寒的《对当今中国革命与改良的探讨》一文)。在这些积极参与了这次争论的人们看来,在这样的一场争论中,每一个人中国民运人士似乎真正地面临着“革命”与“改良”的选择。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和局面,我就不能不说“不”了。在80、90年前,如果说这样的选择好象有着逼迫着我们中国人表态的意义,那么在今天,认为这种情况丝毫没有变化亦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同样要求我们表态,就没有丝毫道理可言。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所有积极参与这场争论人似乎都多少地抱定着一个古老的真理的观念--“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物”。正因为有这样的概念,他们就假设统治我们中国人的应当永远是“不新鲜”的“旧事物”,我们中国人也应当永远地受它的奴役!这样,“一百年一贯制”的东西就应当是我们中国民主派必须把握的原则。

在这里我要斗胆声明,我没有感觉到我们中国目前的民主运动已经面临着革命与改良的选择,我不把人们所争论中的革命与改良看承是“客观事物”,而在有保留的条件下,我认为它不过是“客观事物”的主观的“意向”,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人为的观念,和社会学以及常识意义上的“客观事物”没有任何的内在的关系。因此,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样的“客观事物”原来不完全是“客观”的。正因为如此,我才有幸发现人们对“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的真理被做了如下的错误的转译:“太阳底下没有新观念”。这样,错误完全不是出在古老真理的本身内,而是它被不正确转译方式给完全地歪曲了。其所以出现了上述的情况,我以为是专制主义的哲学观念在我们的头脑里作怪的原因,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和精神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话,我们就完全有可能用专制哲学的观点把“革命”和“改良”这样的观念所表示的事物混同于物理学上的“客观事物”,并认为对这样的“客观事物”我们只能抱有“适应”的态度,没有回避的义务。

要知道革命和改良是出现于特定人类历史上和特定中国历史上的两种不同观念,由这样两种观念所表示出和维系的事物,虽然在通常的意义上有时候也被当作“客观事物”来看待,但是它是一个参与了主观意见的建构却是一桩不容否认的事实。职是之故,随着观念的变化,那种所谓的“客观事物”的内容势必也要发生变化,庶几,一个“一百年不变”的东西就不是现代观念--特别是现代政治观念所能够容纳的。不了解这一点,以为上一个世纪初中国社会上发生的那种革命与改良的论战到今天为止还照样的不失去价值,完全是一种观念上的出偏。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问题,因此,每一个时代在组织自己的问题和策划自己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时,都可能造就出最能够代表时代特色的一系列的东西来的。用历史的观点去评价发生在一百年年前的革命和改良的争论,我们不可能否认它的价值,虽然在这篇文章中,我不可能谈论它的主要价值,至少我可以认为这样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活跃了我们民族对自己社会的认识,但是由此而推论这样的价值在今天也一成不变地存在着,那不成为笑话了吗?把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实和政治问题放置到当年争论的那个模式中去理解,以为这样的问题模式可以应对我们的新问题,那实在是混淆了社会理论和社会实践之间的不同的关系,以至于形成了如下的错觉,认为在某一种社会理论对于某一种社会实践好象负有完全的责任,殊不知社会理论本身也有它自己的建造结构,并不必然地要完全地表现在或者消化在社会实践当中。

我非常理解某些激烈反对革命的人,他们其所以觉得现在中国社会的专制之轭本身就是由革命造成的,所以认为中国目前的最好道路应当是改良。在这里,如果说他们是站在了“总结经验与教训”的立场上来反对革命的话,他们就可能感觉自己站到了一个新立场上去了,其实,这是一种错觉,殊不知在后革命时代,人们本身就对革命抱着多元化的认识,而所有的这些认识并不是都要求“否定”革命而重开改良之路。因为在后革命时代,前革命时代中的革命和改良这两类因素已经被组织到一个混合体中去了,从热形成了后革命时代中的人的政治行为的“特点”,即它在具有革命性的同时,又具有改良性,也就是在革命之中有改良,在改良之中有革命。可见忽略了上述现象的主要地方在于人们首先对革命做了极其简单的处理和理解,然后把它拿出来批判,却不知道在经过他们的这一番制作之后,革命的复杂的、深远和博大意义已经游离出了他们的方法之外了。所以就现象上看,他们好象自己对于革命启动了一场真正的批判,其实不然,他们的批判是完全不着边际的。不要说他们在有关革命的批评、批判中走在了中国民主派的前面,事实上,他们连毛泽东生前所建立的那个文化大革命的那个门槛也还没有迈过。我的看法是,历史若还在这样的意义上又“退到”了“一百年”前的出发点,那么对于一个已经革命了的社会改良应当如何下手?情况也就出乎人的想象了。

事情的焦点在于:革命和改良作为一种选择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时刻才会发生,并不是在任何时代和任何条件下都存在的东西,因此,不分时间和空间地把它当成一种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条件下都会发生的事情的思想是没有根据的。在选择的场合和机会已经丧失了的情况下,把臆想中的某些选择模式固定化,认为它具有非历史和非时代的特征完全是思想上的错觉。从历史上看,有些民族选择了革命,而另外的一些民族选择了改良这好象是一种“天命”性的东西,其实它根源于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和不同传统,有着十分深刻的非人类智慧所能够穷尽的原因,庶几,所有研究性的成果都不过是象征性的解决问题而已。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看法,我们在涉及到中国社会的革命性问题时,就不是在简单地“否定”它之后而重新走改良道路所能够奏效的了。中国社会现在面临的是“后革命问题”,这样的问题的解决所需要的恰恰是革命的“深入”而不是它的“结束”,因此主张放弃革命而重搞改良的话,非但放弃了革命,而且连改良也一起放弃了。中国民主运动发展到今天,已经早就超出了革命与改良的陈旧模式表现为持续不断的人民运动和公民运动了,这样的运动在我们民族的视野里已经展现出了完全崭新的前景,我们为什么非要用陈旧的眼光去看待它呢?现在的民主运动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改良”,所以运用革命与改良的两把尺子去衡量它是什么也发现不了。

论述到这里,我不禁又一次地想起了毛泽东,他在“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对中国共产党的传统革命所做的那新一番的审视应当给于我们民主派人物们以重大的启发,如果我们能够从他的“二次革命”的那个思路中发现中国民主运动发生的总源头,那么,超越毛对于共产党革命重新定义的那种水平,不就是我们职责内的事情吗?我们若还无视这一点,甚至连毛想要“翻新”共产党革命的企图也持“否定”的态度,我们“无异于一个相貌丑陋的女子通过打碎镜子来摆脱自己窘境一样”(哈维尔语)。

我们民运人士现在处于后革命时代,在这个时代,更加需要我们对革命和改良这样的事物做出划时代的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获得解决我们时代的最重大问题的资格,否则,我们就只配做时代旮旯处的人。

关于暴力革命与非暴力革命

上一个世纪80年代,非暴力革命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时兴了一段时间,而后消沉下去了。八九运动以后,随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外逃,非暴力革命的观念也被带到了海外。在目前的中国民主队伍中,它很时兴,许多人都表示赞同,因为至少从理论上讲,民主的秩序和程序显然包括着对暴力的摈弃和限制。其实,依我个人之见,在中国民主化运动的今天,非暴力革命不应当变成中国民主的主要方式,于此相关的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策略和方针也不应当调整到非暴力革命的方面去。在反思我们中国过去的暴力革命的历史时,非暴力革命虽然之对于我们来说不失为一种鉴戒,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非暴力革命的思想中吸取许多有益的东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应当在推进我们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时应当改弦易辙,走非暴力革命的道路。

非暴力革命的精神虽然在我们中国古老的王道观念只可以找到某些对应的因素,但是他作为一种现代革命的模式却是在于与我们民族文化很不相同的另一种文化中的产物,是产生在伟大的圣雄甘地在南非为印度人服务的时间之内,是印度古老文明和英国现代殖民主义文化斗争、融合的表现。所以一个非暴力主义的应变恰恰具有两种文明相互作用的内涵,不是任意的文化、文明斗争的必然结果。甘地服务时的南非和他的祖国印度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这是一个十分这样的线索,依着这种线索,我们去理解非暴力革命的意义,就有可能吸取其精神,而不会是摸其皮毛。

在甘地那里,非暴力主义首先是一种抗争,它是一种对暴力的抵抗,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世界上所有的暴力都是一模一样,那么,我们就犯了认识上的错误,事实是,造成非暴力抵抗的胜利和与之相关的暴力性质是有绝大关系的。我们设想,如果甘地的非暴力主义面对的不是英国殖民主义者,而是象纳粹主义或者日本法西斯主义,也就是说使用暴力的人们不是具有优良自由传统的英国人,而是那些在做恶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顾虑和良心上的、不安的杀人不眨眼的日本侵略者和德国的盖世太保们,情况又当如何呢?我设想,就不会有甘地主义。由此我们如果去理解在我们中国的“武装革命”(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的年代里甘地主义在印巴次大陆取得胜利,就不是一种意外的事件了。就这个历史的情势去理解问题,我们对于由我们中国革命的古老传统所孕育出来的中国现代民主革命的后果就不应当采取蔑视、藐视的态度,而应该积极的面对革命的遗留问题,在革命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的民主制度。在这样做时,我们虽然不需要重复过去的革命传统和方法(“暴力革命”或者“武装革命”),但是我们却绝不能站在“否定”的立场上去否定以往的革命。非但不是这样,恰恰相反,在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大业上,我们需要发扬革命精神,高扬革命的旗帜!

中国民运人士不应当选择非暴力革命的主张并不意味着中国民主运动的每一个角落都一概是这样,在我们伟大祖国的西藏,由达赖呐嘛所主张的非暴力主义却完全地符合时代潮流和我们中国民主运动的进程。为什么这样说呢?众所周知,上一个世纪50年代末,达赖呐嘛主张暴力抵抗,抵抗失败后,他在对自己行为的反思中,提出了非暴力主义。就现象上看,这一种完全符合时代潮流的做法好象同甘地的主张没有明显的关系,其实,并非是这样,达赖呐嘛所立足的那个藏传佛教传统和印度教的亲缘关系是谁都不能够否认的。所以一个历史的关系在这里也是至观重要的。把这一点同西藏民族在我们中国所处的“少数民族”地位对比地看来,这样十分明智的做法对于建构我们国家未来的民主国家的民族政策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我们中国的民主运动的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它自己的模式和道路,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不能够把它放到另外的模式去定义和理解。所以,我主张尊重民运的现有模式和现有道路,我既反对不分时空地重提走“武装革命道路”的主张,又反对旨在把民主的运动放到非暴力革命的坐标上去规划,我始终认为我们应该坚持1966年、1989年运动的道路和模式,认为它是人类历史上和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带有革命性质的民主运动,这样的运动本身就是我们亿万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也是我们中国人民对人类民主化运动的伟大奉献,尽管到目前为止,这种奉献还不为世界人民所认识,但是,我以为要不了多久,它的灿烂的光芒将照亮世界!对于这样的运动,我们能够把它放到“武装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的模式中去说明和理解吗?

关于中产阶级革命

“中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在目前在中国海外民运队伍内很吃香,究其原因,也可能与民主派人物“侨居”国外的社会背景有关,也可能与这些人“学习”民主的方式丧失创造性有关,总之一句话,这些人认为中国在实行民主化上应当搞“中产阶级民主”的言论实在算不上创新。在这篇文章中,我虽然不能详细地讨论“中产阶级革命”或者“中产阶级民主”这个话题,但是总感觉到有必要说清楚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为什么不应当是“中产阶级”的原因。正因为这样,我在理论上并否定所谓的“中产阶级革命”,我承认他的价值,并愿意和这些人一样的对现代西方社会的主要价值做出“中产阶级”的判断,即就是这样,我还是乐于用我们中国“老祖先”的话来说:“言毛嫱、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泽脂粉黛,则配其初”。这就是说,我只夸耀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革命”有多么的好,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或者益处,我们只要办那些可能的事情(如敷粉于脸上),那么,我们的境况就会比原先改善了许多。

在西方社会流行“中产阶级论”之前,社会的主流理论是“市民阶级论”或者“资产阶级论”。“中产阶级论”是对于前者的一种修正,更加准确地表述了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如果说这样的以“中产阶级”观念可以解释的现代社会有着一个结构的牢靠性或者稳定性的话,那么“中产阶级革命”或者“中产阶级民主”就最好不过地表明了社会的价值观念。问题在于当我们在研究中国的革命和民主时,到底能够从这样的理论中获得哪些有益的东西呢?在经历了失败的“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中国是不是应当再来一个“中产阶级”的革命?这样的思考固然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思考,但是我以为从这样的一种思考中若还做出中国社会需要发动一场“中产阶级的革命”的结论,却是非愚既妄。事实是,许多民主社会分配价值的方式仿佛可以接受“中产阶级”的解读,但是这同民主社会的创建却是两码子事,绝不能混为一谈。因此,我认为有关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革命”可以“置之高阁”。

中国民主革命从孙中山开创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有着一个和西方的阶级结构完全不同的中国特点,那就是它的“人民性”。中国革命在最初的表达中,被说成是“国民革命”,其后它又被宣传为“农民革命”,再后,又被表述为“群众革命”、“人民革命”或者“公民革命”。总之,在中国这个未曾经历过卓有成效的近代化过程而直接从中古状态进入到现代状态的国家里,没有产生出严格意义上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所以,用经济上的或者社会上的阶级观念解释中国的问题(如中国共产党那样)原本就是一种“错误”,如果说这样的解释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不过是对于中古传统的贫富差别和贫富斗争的象征性说明的话,那么,价值镶嵌在“错误”之中就是表现出了一种“中国特色”。今天,我们民主派就是要消化这种“中国特色”之类的东西,以求缩小它同人类普遍价值的差别。

在中国,民主的革命和民主的运动是西方的阶级运动和阶级斗争所不能够解释的,它一开始,便沿着一个“人民”的主线索不断的前进,并在前进的同时不断地扩大范围和影响,因此,我们的任务不是创造出一个阶级的革命或者阶级的民主,然后再使它向别的阶级开放。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犯了历史和现实的双层错误,因为在这样做时,我们就得先弄出一个“中产阶级”来,然后再赋予它以革命的任务。我们在这样做时,丝毫也没有思考到我们中国社会现在的阶级结构到底是怎样?恰好,我不久前,从凤凰网2004年7月8日发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关于《当代社会阶层结构研究》的报告中得知,中国现在的“社会中间阶层只占约15%”的信息。而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中间阶级的人数要占社会其它阶层的80-%左右(就收入而言)的情况下,社会才被视之为“中产阶级”的。所以,如果真正地想在中国搞一场“中产阶级的革命”,那么也许得等待半个世纪之久,不然的话,要靠这个15%的“中间阶层”(注意:一、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有组织的中产阶级;二、这个数字的水分很大)去搞“民主的革命”,黄花菜早就凉了。

在这里,如果我们把“中间阶层”理解为“中产阶级”那犯了很大的错误,在任何的一种社会结构中,我们都可以从中找出“中间阶层”,但是并不是任何的社会都可以称之为中产阶级的社会,因此,只有对于中国问题一窍不通的人,才会对中国的“中产阶级革命”抱有希望。在最近的中国网站上,我读到了《中国中产阶级真相》的文章,这篇文章所提供的议论可以扫一扫“中产阶级论”鼓吹者们的兴。文章在列举了一系列的数字之后,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问题是一个伪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不打算纠缠“中间阶层离中产阶级有多远”的问题,我只是关心这个“面目模糊”的“阶级”根本无法担当起中国民主和革命的大任。

“中产阶级革命”这样的概念排斥了占中国人口总数的44%的农业劳动者和占人口总数25-30的产业工人,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把这么多的人排斥在民主之外,什么是民主的问题,就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了?事实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主力军到今天为止还可以说是农民、工人以及市民如果说附在其上有一个知识青年和青年学生们的阶层的话,于是,便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就是中国今日民主化运动的基本力量配置。研究协调这几种基本力量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民运人士的任务和工作,舍过这一点,奢谈什么“中产阶级的民主”,谁知道他们说什么呢?我的看法是这样:作为异议人士他们持有一个“中产阶级论”并不错误,原因很简单,他们在发表言论方面不应该受任何限制,因而即使这样的言论不切合中国民主运动和中国社会之现状,我以为也是有益和有用的,只是同样的情形不能用之于民运内部,民运团体发展到今天,应该是一个运动的团体,不应该是一个清议的团体的道理再明确也不过了!

在这篇小文章中,如果我要涉及“8、9运动”的问题的话,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在那场伟大的运动中,“中产阶级民主”的思想发挥了很大的影响是一个十分遗憾的现象。参与运动的大学生们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认为只有他们才享有发动政治运动和参与政治运动的权利,以至于到最后,他们全部的努力就在于保持一个针也插不进,水也波不进的纯粹学生运动。我承认,虽然在这里有一个保持运动不被镇压的“策略”问题,但是运动的参与者的主观意识中或者潜意识的唯大学生是优的情感是非常突出的,在此情况下,他们拒绝学生之外的人介入运动的行为可以接受“中产阶级论”的解释。在“中产阶级论”当中,有一个“中产阶级很守纪律”的教条,其实这样的教条同“无产阶级很守纪律”的教条不分伯仲,但是在1989年许多的运动参与者奉它为金科玉律。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的意识中,大学生阶层处在一个高不就,低不下的社会位置中,就完全相当于发达社会的“中产阶级”。正因为存在着诸如此类的问题,伟大的运动最后走到了失败的地步就构成了我们的经验与教训。仅就这个问题言,我认为批评在民运队伍当中的“中产阶级革命”和“中产阶级民主”,也是当务之急!

关于“反共”以及“共字头”语式的问题

民运在我们中国是一个崭新的事业,但是非常遗憾,民运队伍内部的有些言论和语式却十分的陈旧和迂腐,个别的甚至可以说是迂腐不堪。其所以形成这样的一种现象,个中的原委的确是值得每一个民运人士好好思考的。我们反对的是中国的专制主义者,但是,恕我直言,他们总还是喊出了“与时具进”的口号,尽管我们并不认为一伙垂死之徒的叫嚣真的就具有“进步”的内容,但是,我们连他们喊这样的口号的用义也弄不清楚,那有点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别的不说,就说目前在民运队伍中被频频使用的“反共”之类的语式来看,我们的言论还停留在50年前的“冷战时代”,所以我不客气地说,我们在同他们展开的这场政治斗争中,其言“武器”(我不说精神“武器”,只说言论“武器”)还属于“冷兵器时代”。

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民运人士当中那些操着“冷战语式”讲话的人一般被认为是“反共”“立场最坚定”、“精神最勇敢”的人,因此可以说是民运队伍的精兵强将,相反那些民运队伍中的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的人则被视为“动摇者”或者“保皇派”,这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民主队伍的建设问题到底应当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前进?是组织、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中国的民主制度?还是靠我们那些“精兵强将”去和有6000万人的中国共产党去单独较量,就好象《三国演义》和《水浒》上所描写的英雄好汉之间的斗打一样。我认为,衡量民主的“精兵强将”的标准若还舍过组织、动员、领导人民的基点的话,那么“精”和“强”二字的意义就不好辨识了。要知道民主的“战斗”和民主的“事业”的意义是重合的和交叉的,绝对不能够把它们单独地分裂开来理解,似乎民主的“战斗”就如同军事上的战争,其间没有任何的区别,不是这样,民主的“战斗”本身就寓于着民主的“建设”意义--这是我们每一个民运人士都应该懂的常识。

有了上述是看法之后,反过来研究我们在从事民主的“战斗”时所使用的“工具”的问题,我们就不会对此掉以轻心的了,我们就有可能在选择我们的“战斗武器”时,严肃认真,也就不需要在已经过时了的“武器库”中,再去操那种“三八大盖”式的“武器”了。好了,下面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以“反共”为主代表的语式错误到底在什么地方。

50年前,“反共”这个语式的含义是十分清楚的,它是指反对共产党和共产党阵营及共产党系统的全部,也是对共产党反对“资本主义”的政策和做法的一种针锋相对的反映,是那个“冷战时代”中民主的一种普遍语式。在这个时代,这样的语式和由这样的语式所组织起来的言论系统其所以很具有战斗性,原因在于这个时代的国际共产党阵营本身被一种共产主义的精神所支配,也就是说,这个时代中的共产党体系的大员们和众多的追随者对于“共产主义一定要在全人类取得胜利”抱着“坚定的信念”。所以,“反共”这个词就恰到好处地表明了民主阵营所要反对的事物的性质。在这个简单而又分明的时代里,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泾渭分明式的存在着,从而在我们人类共同居住的地球上用人为的色彩画出了界限分明的版图就成为这个个时代的“杰作”,而一套“冷战语式”也就支配了这个时代的人类的言行。可见,在当时,这一套语式对于描述那些貌似决定“人类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好象十分有效。其实呢,它也表明了人类在认识问题和观察问题上是怎样地受“时代限制”的。无论怎么说,在那时人们不过是把套在自己情感上的那一种“紧箍咒”又套了“人类命运”的“头”罢了。问题是:在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的“趋同化”时代后,当人类认识自己的问题的角度和水平有了很大变化的时刻,冷战的时代才偃旗息鼓了!看不透这样的一个新时代代替旧时代的变化性质,我们以为冷战时代的产物具有永恒的价值,那就不配谈论冷战的问题了;勉强谈论的结果,我们也只能够是重操“冷战时代”的旧语式,使自己变成为“冷战时代”的活化石。

在我们现在海外民主的队伍中,现在许多人还操着“反共”的语式说话,非要给许多许多的非共产党事物批上共产党的“外衣”,非要把那许多许多的非共产党的东西和价值用一个印着“共字头”的包袱包了起来不可。比如,在最近很吃香的一本书中,作者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叫“中共军队”。为什么要这样叫呢?我很纳闷,是不是就因为军队受共产党的控制和领导才这样叫呢?但是连三岁的小孩子也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吃人民的粮食,是人民的税收养活的,其成员也不是来自于共产党人的子女或者亲属,而是来自人民,为什么叫他“共产党的军队”?在1949年以前,说中国存在“共军”,那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在此之后,还认为军队是“共产党的”,这不是上了共产党的圈套又是什么呢?如果这样的叫法正确的话,那么,中国的学校也是受共产党控制和领导的,依据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把中国的学校叫“共产党学校”,把国家医院也可以叫“共产党的医院”,把国营工厂叫“共产党的工厂”,国营企业叫“共产党的企业”,农村叫“共产党的农村”,把国家叫“共产党的国家”,甚至因为可以把汽车、拖拉机、电灯泡这些东西也冠以“共产党”之名,如此这样下去,留给人民和我们自己的东西还有什么呢?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正名的时代,为民主正名,为自由正名,为中国的国家、社会正名,为人民正名,为被共产党统治和歪曲了的一切事物和价值正名,使事物和价值恢复它的本来面貌。在我们这样做时,那些已经被共产党蒙上了自己“外衣”的事物和价值,我们是要努力地揭去它,怎么能够反其道而行之,去替共产党张开“外衣”呢?在21世纪的“反共行为”我们已经走到了如此愚蠢的地步,把哪些根本就不是共产党的的东西当成了共产党的东西加以“反对”,请问:世界上还有这样愚蠢的行为呢?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叫过犹不及,它的哲学意义还望大家思考。

目前我们民运人士所反对的共产党,已经不是一个走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了,它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共产党,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道路上“滑”下来的共产党来说“反共”这个词就失去了意义,我们即使努力用它作战,那好象唐吉诃德要与风车作战一样。无论怎么说“反共”这个词的本意包含着把中国共产党当成一个统一的政党看待的意思,其实呢?早从1966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已经被造反人民的“铁拳”“砸烂”之后就不存在统一政党意义上的共产党了,它的信仰已经同它政治机构丧失了原来的关系,其政治结构不在具有精神方面的内容了,它完全蜕化成为一个“非政党”的东西了,只是还保持着“政党”的外表。不了解这种变化中的东西,使用“反共”这个“武器”与它“作战”,就有意或者无意地“复原”它,把它当成了正常的政党,这就使我们自己的不是了。

其实,“反共”这种语式所提出的那种思路和思想,无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共产党。所以我以为沿着这样的路子走下去,我们就犯了政治斗争上的大忌:知己不知彼。可以简单地说,20世纪50--60年代的共产党要走共产主义的道路,70年代前后的共产党要走专制社会主义的道路,80年代以降的共产党却走的是专制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要看透这一切,我们就要从1966年的中国社会的大事变入手,以求彻底的认识它。但是众所周知,1966年事变一个最难应付的因素是毛,所以,只有我们克服了精神上和思想上的恐毛症之后,就会发现从毛宣布中国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产生之后,这个党已经堕落成为社会上的既得利益的小团体的真相,从对真相的把握中,就可以游刃有余地处理中国社会大变革所包含的诸多变化信息,我们中国民运未来也在于我们如果利用和消化这些信息。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在推进中国民主化的事业方面,我们就不会把广大中共普通党员放到“反共”这样的概念中去,去加以“反对”,就可以避免把数以千万记的普通党员当成我们的“靶子”来打。

在做了上述议论之后,如果读者们还要坚持“反共”的一套不放,那好,我们把“反共”这样的行为放到1989年的背景中去分析,我禁不住要问:“主张‘反共’的人们--你们反对不反对赵紫阳(当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反对不反对胡启立(当时是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常务,在学生运动中“开放”了新闻)?反对不反对当时已经以自己的生命的结束为代价唤起了伟大民主运动的胡耀邦(他是前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如果你的回答是:“反对”,那么你们怎么样会和民主运动联系,怎么会变成民运人士我就不得而知了?如果你回答:“不反对”,那么你们的那个“反共”的词就已经被你们自己给抛弃了!可不是吗?如果“反共”的行为把中共中央的“第一把手”或者“第三把手”之类的人物们要“除外”,那么,反对邓小平那些已经“退休”了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叫“反共”吗?何况,在那场运动中许多许多的共产党员站在民主的一边或者从良心上倒向了民主--他们--难道也是你们反对的对象吗?石磊在一篇写得很好的文章中尖锐地指出:“反共”“是一个定义不明确的概念”,使用这样“混淆”的概念去指导民运,“是中国民运受阻的致命因素”(见《混淆‘反共’是中国民运受阻的致命因素》一文)。我非常赞赏这样的观点和看法,认为他把问题提到了应有的高度,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50年来世界形势、中国形势和民主的形势可以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式的变化,可好,我们一部分民运人士却学会了以不变应万变。宇宙和万物的语言是“变化!”“变化!”我们的感觉却是“不变!”“不变!”诸位:这就是我们智慧日渐干涸,我们的面目日渐古怪,我们的行为日渐僵化的原因之一。

依据民运队伍中“反共人士”的看法,他们是要反对共产党的,但是,他们到底知道不知道,共产党在他过去所开展的政治运动中也曾经一再地强调要“缩小打击面”,在政治上的“敌人”还存在的社会中(高度发达的民主社会是一个无政治上的“敌人”的社会),任何一个讲究“策略”的政党都应当掌握一个基本的分寸:尽量缩小打击中的“敌人的”数量和由数量造成的“面积”,若连这样的基本的政治常识都不顾,把自己打扮成现代的赵子龙,好象面前的敌人越多,自己“杀”得越得劲,那岂不是辱没了自己。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中国努力要建成的民主社会,将是一个“无敌人”的社会,在向这样的社会“进军”和“迈进”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动作--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到今天为止,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如果不对“政治上的敌人”作出不同于共产党的新定义的话,我们的肩上就承担不了中国民主事业的伟大重担!目前许多民运人士为自己有可能被“边缘化”而犯难,其实呢?只有我们自己“边缘化”自己我们才有可能最后地被“边缘化”。古人云:“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日新,日日新”应该写在民运的旗帜上

如果有人认为今天的民主队伍里应该展开孙中山、章太炎和康有为、梁启超式的争论,或者有人认为中国民运应该走60年前的甘地的道路,或者有人以为“反共”的这张网就是要把6000万共产党员一网打尽,那么,本人表示不敢苟同。现在中国社会“好古之风”十分的时兴,“古建筑”、“古字画”、“古玩”、“古装”、“古戏”都非常的吃香,到今天为止这种风气已经侵入到我们民运队伍内部来了,最后竟造成了这些不好的影响,使我们没有力气摔掉有点“古老”的语式。在这个篇小文章中,我认为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说明,那就是在社会科学或者政治科学上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争论的价值,也不是说在过去的某个时候具有争论价值的问题在而后的任何场合中,都有其争论的价值。比如上一个世纪初中国知识界陷入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参与争论的人,许多都以为这样的争论会得出一个可以同自然科学相媲美的结论,结果怎么样了呢?’“八九学运”前,那样的一种争论又一次在中国的知识界复活,其影响的消极性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明白了。

在今年4月份我和邓韫璧合写的一篇文章叫《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异同辨》,在文章中我们强调,民运人士应该有自己的语式和语言,应该有独立于异议人士认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应该在异议言论的基础上去组织自己的言论,总之一句话,民运人士不应该继续以“异议者”的角色从事活动,而应该以政治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去开创局面,去发动民主的运动,去组织民主的运动,把中国社会那些零散的、分离的、地方性的民间抗议活动和自发性的维权活动组织在民主运动的网络之中,进而言,我们完全可以把中国社会现在出现和发生的那些所有的新的可利用的一切的有组织性质的因素都编织在我们民主的网络体系之中。惟其如此,我们必须要具有认识新事物的眼力和能力,必须要培养自己对新事物的兴趣。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就是本文的结束语。

2004-8-25于汉城特别市衿川区加山洞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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