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中央保持和不保持一致的“维权”活动
08/26/04    艾德伟    正义党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676

Ai Dewei话说“维权”,即“维护基本人权”,或“维护正当权益”。

也就是说,当基本人权受到侵犯和剥夺的时候,当正当的权益受到侵犯和剥夺的时候,就有了“维权”活动的产生。

进一步说,“维权”活动产生的基础是人权或权益遭受了侵犯和剥夺,除此之外,并没有、也不应该有其他原因成为“维权”活动产生的原因。

目前,在中国,尤其是在首都北京、各省的省府和主要城市,“维权”活动的主要形式是--上访、投诉和集体请愿抗议。我们看到这样几类被广泛报导也引起广泛注意的“维权”活动:强迫拆迁、司法不公、欠发工资、福利受损、揭发贪腐而遭受打击迫害、等等。无疑,这些都是属于“维护基本人权”和“维护正当权益”的“维权”活动,这些“维权”活动产生的原因都是基本人权受到了侵犯和剥夺,都是正当的权益受到了侵犯和剥夺。

但是,我们是否发现,以上提到的被广泛报导和引起广泛注意的“维权”活动似乎有相当大的选择性。为什么说这些“维权”活动有相当大的选择性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其他一些同样的,甚至更加严重的基本人权或正当权益受到侵犯和剥夺的时候出现同样或类似的“维权”活动。

这些按照常理推断应该有而没有出现的“维权”活动,我必须首推法轮功。1999年开始,法轮功被中共政府定为“邪教”之后,法轮功信徒在中国信仰自由的基本人权和他们正常工作、生活的正当权益无疑群体性地受到了严重侵犯和剥夺,如果说法轮功信徒不能自己走出来“维权”,因为法轮功信徒自己走出来“维权”就意味着被逮捕判刑劳教的话,为什么我们没有见到法轮功信徒不练习法轮功的亲属上访、投诉或者“上楼喊冤”呢?

再说天主教和基督教地下教会的信徒,多少人遭受到了人权和权益的侵犯和剥夺,有多少人或者他们的亲属上访了?投诉了?“上楼喊冤”了?

忠于达赖的西藏人呢?反对中共中央政府在新疆掠夺资源的维吾尔人呢?眼看着骨肉相亲的北朝鲜同胞被抓去送回北朝鲜受折磨和受死的中国朝鲜族人呢?政治异议人士呢?为什么都没有他们的上访、投诉和“上楼喊冤”呢?

为什么,为什么还有那么许许多多按照常理推断应该出现的“维权”活动,却没有出现呢?

很明显,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受到了广泛报导和引起广泛注意的“维权”活动,基本上都是和中共中央的政策保持一致的,而那些我们按照常理推断认为应该出现而没有出现的“维权”活动,都是和中共中央的政策相冲突的。

因此,我们就这样来看,目前那些受到了广泛报导和引起广泛注意的“维权”活动,可能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中共中央发动的“维权”活动,这种“维权”活动虽然也从整体上伤害共产党的执政形象,但是这种“维权”活动所针对的“罪恶”并非共产党整体,而是针对地方政府的某些特定的官僚、官僚集团或与官僚勾结的商人。中央政府只要有所准备并且正面干预,比如总书记或总理作一个批示等,这种“维权”活动还能给中央政府带来“亲民”的执政形象,同时也使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和打击敢于抵制中央政府号令的人占据主动地位。

另一种情况是中国的老百姓“维权”只敢在中央政府允许的范围之内,超出这个范围的,无论基本人权或正当权益遭受再大的侵犯和剥夺,中国的老百姓都是不敢这样站出来公开“维权”的。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相信,当有这样一天,中央政府宣布“越级上访违法”(现在是少数地方政府有过这样的说法,或者没有这样说,却以“扰乱正常秩序”等罪名依“法”惩办“维权”人士),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维权”活动是否就会消失呢?

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并非只是臆测,我所知道的“七九民运”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大字报”在中国是“合法”的,在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贴大字报都是“合法”的。但是,“七九民运”客观上帮助了邓小平稳定了政治地位,排除了华国锋等“凡是”派的干扰之后,“大字报”突然有一天变成“违法”的了,北京西单的“民主墙”随即就被取缔了,“七九民运”也就被镇压了,“七九民运”的重要人物统统都去坐了牢。虽然这不能算作是“邓小平理论”的一部分,至少这也能算是“邓小平思想策略”的一个重要实践,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中共的“第四代”领导人就不会效仿呢?

由于目前在中国受到广泛报导和引起广泛注意的“维权”活动只有可能是上面说的两种情况,之一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们无法不把这样的“维权”活动和过去的“七九民运”相比较。这倒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关心、注意和支持目前这些受到广泛报导和引起广泛注意的“维权”活动,我要说的是,把自由、民主和人权作为理念和原则的中国民主人士,千万不要把今天那些受到广泛报导和引起广泛注意的“维权”活动的价值和地位给弄错了或者弄颠倒了。

假如有人同意我说邓小平利用了“七九民运”,而“七九民运”没有很好地利用邓小平的话,那么我们对今天在中国出现的,实际上中共中央政府正在利用的“维权”活动,应该有什么不同的策略考虑呢?我们是否看到在海外的某些“人权组织”或“民主人士”同中共中央在“维权”问题上“配合”有余而“利用”不足呢?重蹈覆辙是谁都想避免的,然而重蹈覆辙之后往往并没有机会再作挽回了。剩下的问题,请允许我就留给各位精英去探索和思考吧。


This article is archived on 05/22/2005 from: http://cdjp.org/gb/article.php/1917 It may or may not be still active at its original address. Pictures may not show correctly on the archived pages.